保守派知识分子是反智主义者吗？简短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无论学术水平、还是学识渊博程度和历史素养方面，保守派思想家如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里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格特鲁德·海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威尔弗雷德·麦克雷（Wilfred M. McClay）等都是一流的。但是，更详细的答案就模糊不清了。在遭遇社会动荡时，保守派知识分子往往指控其他知识分子如社会主义者、自由派、非宗教人士是罪魁祸首。他们认为政治动荡的根源是不明智的思想家提出的错误观念，控告教育体制灌输颠覆思想。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伯克谴责律师和作家传播了危险的思想，他称为“支持‘人的权利’的教授”（该术语引自《人的权利》托马斯·潘恩1791年写的支持法国大革命的著作---译注）。
耶鲁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戴维·杰勒恩特（David Gelernter）的新书《美国精简版：帝国学界如何把我们的文化搞得分崩离析（奥巴马支持者引导下出现的）》(Encounter出版）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该提议的机会：当今美国保守派把知识分子和教师当作替罪羊吗？如果是，他们应该是纯正的美国血统。
1951年，小威廉·伯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以他的猛烈攻击教授们不信上帝却信社会主义的《上帝与耶鲁人》一书一举成名。过去和现在的美国右翼知识分子通常都瞧不起对政治混乱的经济或社会分析。比如，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不在于社会条件而是因为受到了邪恶教授和叛逆作家的蛊惑。
或者，请考虑一下女权主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真如某些保守派所说抛弃了家庭吗？这与男人丢下工作和女人取而代之的战争现实有关吗？或者因为靠一个人挣工资不够养家糊口吗？理查德·维沃（Richard M. Weaver）在1948年的书《思想的后果》中写到“应该避免的是依靠经济变化的肤浅解释。”该书已经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原始文本之一，他宣称“经济理由是产生理由的理由，最终的理由在于世界图景，因为在这个图景中，女性遭到贬低，把她放在与男性平等的水平上与其说是提升倒不如说是降级，因为她更容易受到经济状况的制约。”
除了怀疑对社会议题进行的经济分析之外，美国保守派还担忧知识分子是精英主义者。出身高贵的伯克利的名言是，他宁可让波士顿公用电话薄上的头两千人掌权，也不愿意让哈佛大学那帮教授管理我们。在伯克利看来，随意挑选的一群波士顿人也比受到良好教育的自由派教授更聪明。这个立场表现出了美国人心态的若干特征：他们推崇平等、正经的宗教、公事公办、实用性、自我帮助，所有这些都被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国的反智主义》(1963)中分析过。在嘲笑知识分子是脱离民众的精英主义者这点上，伯克利并不孤独，他们采取的这种态度能很容易滑入到对知识和教育本身进行整体批判的深渊。除了对基督教的真理造成破坏之外，学校教育还带来了什么呢？
这种心态在1925年的斯科普斯审判案（Scopes trial又称猴子审判）中达到高潮，田纳西州中学老师斯科普斯因为讲授进化论而受到指控。原告代理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认为该案是宗教和知识分子的对决，他给知识分子起了个绰号“科学苏维埃”。他说，“这个不负责任的自命的知识分子寡头集团”把科学和理性主义强加在拥有坚定宗教信仰的民众身上。“父母有权利对他们花钱请的老师说不，老师不该剥夺孩子对上帝的信仰，不能让孩子们从学校回到家后就变成怀疑论者、不虔诚者、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
在霍夫斯塔特看来，猴子审判“极大地加快了反智主义的脉搏。20世纪，知识分子和专家第一次被当成敌人来批判。”霍夫斯塔特写于1960年代初期，他注意到对当今许多人来说，进化论争议“就像荷马时代一样遥远。”
但是，如今不同了。田纳西州刚刚通过了保护想挑战进化论和全球变暖观点的老师的法律。正如法案的支持者之一所说，讲解进化论是“极端片面的”。换句话说，它是被作为真理来讲授的。从前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实际上，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在保守派看来，传统的道德和宗教正在衰落，性生活似乎不再受到任何约束和限制。男人可以和男人结婚。那下一步呢？人兽结婚吗？如果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在加剧，保守派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很少提到超级消费主义或广告或僵化的阶级结构，这些是先进资本主义的副产品。相反，他们只关注受教育者尤其是教授们的危险观点。
与此相对应，许多保守派政客公然夸耀其超脱世俗名利作为美德的证据。通常，他们的偏狭性并不值得夸耀。当今美国盛行反智主义。保守派欢呼的是，乔治·布什对他在耶鲁大学平均成绩是C的事实感到骄傲。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已经试图擦亮自己的反智主义招牌，指责哈佛出身的奥巴马“在哈佛花费时间太多”，他解释说“仅仅读书”或者“在教授休息室”讨论学不到什么东西。不过，罗姆尼在哈佛花费时间比奥巴马还多，而且已经将三个儿子送到哈佛上学。
里克·桑托罗姆（Rick Santorum）也攻击奥巴马，这次是作为渴望人人上大学的“势利小人”。这个拥有三个高级学位，父亲是拥有博士学位的执业心理学家的人说，他知道奥巴马为什么想让人人都得到高等教育：这样一来，学生们就能接受自由派教授的思想“灌输”了。
自由派是如何掌控高等教育并把美国引入歧途呢？保守派的标准解释直截了当：从乔治·华盛顿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美国都一直进展顺利，但是到了1960年代进入地狱，至今没有恢复元气。激进分子占据了大学并传播其流毒，这是戴维·杰勒恩特的新书的主旨。
杰勒恩特认为，爱国主义和家庭曾经繁荣，后来爱国主义崩溃解体，核心家庭遭到破坏。未婚女性生孩子的比例从60年代的5%一直在增加，至今没有停止，今天这个比例已经达到41%。对孩子们来说，这是坏消息，因为他们承受了单亲家庭的所有痛苦。如何解释传统爱国主义和传统家庭衰落这两个现象呢？很简单，罪魁祸首就是知识分子。杰勒恩特写到“爱国主义被打得遍体鳞伤，家庭岌岌可危。这是美国知识分子的伟大时代。”知识分子是如何产生单亲家庭呢？再次，很简单，简单到他根本就不用解释，而且再没有谈及这个话题。
他确实试图解释的是知识分子如何给传统的名牌大学“爆炸性的左派钩子”。曾经有个时期，这些名牌大学是由仁慈宽厚的特权者管理，通常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他们认为自己扮演文明和提升的角色。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被“后宗教的、全球主义者知识分子”（PORGI）挤出去了，灌输学生的使命由新人完成。这些被空洞的左派理论武装起来的家伙把学生变成了脑袋空空如也的傻瓜。这些傻瓜惟命是从，“就像盛水的桶那样忠实和尽职。”
杰勒恩特突出显示美国犹太人作为“碳14”的角色，这是一种用以追踪重大文化变革及其在高等教育的后果的方法。60年代之前，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特权阶层把犹太人排除在名牌大学之外。但是到了1970年代，犹太人已经打进学生社团、教授群、和管理层。结果，原因再次很简单，犹太人是左派和激进分子。“自然，我们期待名牌大学中犹太人数量的增加”将让这些学校具备这些品质。“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大学已经变得更加盛气凌人和挑衅好斗，完全成了左派的天下。
杰勒恩特是犹太人，一个非犹太人不大可能轻率地认为令人讨厌的左派犹太人已经占领了名牌大学。但是杰勒恩特的热情并没有受到事实的节制。除了引用犹太新保守主义者如诺曼·波德霍维茨（Norman Podhoretz）作为来源之外，杰勒恩特并没有提供一个例子说明他在写什么。这些咄咄逼人的左派犹太人教授是谁？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认知心理学家）？ 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曾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 马萨·诺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 或许亚伦·德萧维奇（Alan Dershowitz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
而且，整个公式构想仍然模糊不清。说大学有一种“更加盛气凌人和挑衅好斗的口气”是什么意思呢？整个大学吗？管理层吗？还是学生？人们可能想到1948年犹太人创办的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将是证实杰勒恩特论证的最佳例子。它声音很大吗？是左派吗？杰勒恩特没有提。
他有别的事要做。在1950年代时，“美国为自己感到自豪是恰当的，因为经济欣欣向荣。”接着犹太人和左派占了上风，这些后宗教的、全球主义者知识分子。民权分子和反战运动人物进入杰勒恩特的论述中吗？没有，或者只是在他们被后宗教的、全球主义者知识分子创造的程度上是如此。“知识分子和名牌学校的学生共同发起了和平运动。”他们“抓住了当权者”，历史书这样写，大学课程这样教。到了1990年代，左派知识分子控制了教育岗位，培养了一代脑子空空如也的傻瓜，他们选择了一个脑子空空如也的傻瓜总统奥巴马。
用他那常见的口气，杰勒恩特写到，
“国民中充斥着这样的傻瓜，表面上受到教育，但实际上非常无知，就像宠物狗一样被训练成优秀的自由派。从前信教的保守派也被傀儡自由派傻瓜所替代。政治化的学校是单行道，人们都变得左倾。美国大学成了从前的苏联大学的怪异回声。无论什么议题，这些学校总是告诉学生美国错了。现在美国大学讲的内容是，无论什么议题，美国都错了。”
当然，杰勒恩特没有为保守派提出的这个熟悉的指控提供任何信息。他没有提供信息或者说没有提供新信息。引人注目的是，其言论根本不靠谱。总体上说，文科在衰落，商科和与商科有关的专业蒸蒸日上。据我的经验，多数学生很少关注头发花白的左派教授的观点，他们想要的是工作。《纽约客》最近的一篇报道是有关斯坦福大学的创业精神的，报道题目是“发财大学”。这似乎是对名牌大学的更准确解读，而不是杰勒恩特的大学在培养青年先锋队的信念。连斯坦福的校长也哀叹，太多的学生选择商学院，一心只想着发财。
杰勒恩特最喜欢的话题是他看不起的奥巴马。他重复了常常被翻阅的“自由派媒体的罪恶：茶叶党版本”的熟悉的指控。他猛烈攻击媒体对奥巴马“阿谀奉承毕恭毕敬”，特别引用了“媒体对耶利米·赖特牧师（Jeremiah Wright）的反美仇恨言论无动于衷，对奥巴马与死不改悔的恐怖分子比尔·埃尔斯（Bill Ayers）的关系的本质和意义漠不关心。”更少党派偏见的人或许认为这些话题是令人作呕的宣传。不用说，杰勒恩特只字不提媒体与乔治·布什的关系，也不提它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事实。
在杰勒恩特看来，奥巴马“不是意识形态吹鼓手，他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总统是个自由派傻瓜，一说话即暴露出无知，其观点往往没有任何根据。”杰勒恩特提到了奥巴马宣称要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杰勒恩特引用常见的保守派来源，宣称关塔那摩监狱管理良好，住宿条件优越，那是“简单的事实，有详细的证据支撑。”但是奥巴马（至少最初）试图不顾事实关闭监狱。“就像在制作精良的恐怖电影中的战栗，这些潜伏人们心中的怀疑开始滋长，奥巴马实际上相信他在选举中说的话。他确实相信关塔那摩监狱是残忍的、发出恶臭的地狱。”奥巴马的观点建立在美国总是错了的左派“理论”上，他是本着无知采取的行动。
就像一波一波的战栗，这种怀疑开始滋长。杰勒恩特实际上相信他写的东西，这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并不理解关塔那摩的核心议题。它不是关于囚犯的待遇如何差（当然，杰勒恩特没有说出虐囚这个词）而是在这个没有尽头的反恐战争中，在不提出指控的情况下就把人关进监狱的伦理和法律合理性的问题。人们越来越多地怀疑杰勒恩特生活在摩尼教徒的世界，其中自由派是恶魔，保守派得到保佑。虽然他的文笔仍然像从前一样公正，“左派也有傻瓜，但是赶不上右派的傻瓜。”但人们还是越来越怀疑杰勒恩特就是真正的对象（McCoy），保守派傻瓜。应该注意的是，杰勒恩特在1993年差点被声称是左派的狂热分子寄送的邮包炸弹炸死，为此，他对左派恨之入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当今保守主义的声明，《美国精简版》是令人遗憾的，揭示了很多问题。
书名中的“精简版”似乎指的是书本身。在茶叶党人士看来，该书或许是实实在在的牛肉，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它不过是花哨的包装材料。它是常见的保守派伎俩，把知识分子当作替罪羊：左派知识分子是美国所有毛病的“根源”。充满欺诈的伊拉克战争、失业、无前途的工作、不平衡的补偿、昂贵的高等教育、负担不起的医疗保险、超级消费主义：这些问题他的书中一个也没有涉及。左倾思想家是美国问题的唯一根源，他们增加了单亲家庭的数量。
杰勒恩特是当今保守派知识分子的例子吗？或许是。一方面，美国的大众政治潮流趋向保守。另一方面，拥抱这个潮流的保守派知识分子似乎strident and empty。能够用广泛、深度和开放性发表言论的保守派是什么人，在哪里呢？思想公平的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和纽约新学院大学社会学家杰夫里·戈德法布（Jeffrey Goldfarb）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在南卡罗莱纳州要塞军事院校（Citadel）的一门课程“美国的保守派思想传统”列举了金立奇（Newt Gingrich）、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菲利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和美国步枪协会（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和安·兰德研究院（the Ayn Rand Institute）的头目等人。他们是当今保守主义能够提供的最佳人选吗？
让我们对纽约知识分子的第二代（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子女）做一个快照，来看看保守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可靠性。对比右派的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美国政治周刊《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总编辑，新保守运动的先驱欧文·克里斯托尔的儿子---译注）和约翰·波德霍维茨（John Podhoretz《纽约邮报》专栏作家，新保守主义者诺曼·波德霍维茨的儿子---译注）和左派的大卫·贝尔（David Bell，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儿子---译注）、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乔治敦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的儿子---译注）和西恩·威廉兹（Sean Wilentz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格林威治村文学书店老板艾利·威廉兹（Eli Wilentz）儿子---译注）。克里斯托尔在2008年让萨拉·佩林（Sarah Palin）成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称赞“管子工乔（Joe the Plumber）”，指出美国政策的“最近的大部分错误”源自“受到良好教育的专家精英。”波德霍维茨写了一本书，其副标题就是“乔治·布什是如何成为21世纪第一个伟大领袖的”，其中他认为布什“开创性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将成为“可预见的未来武装冲突的蓝图。”（波德霍维茨的书在亚马逊上还能买到，一分钱一本）。而贝尔、卡津和威廉兹等都是多产的历史学家，撰写了很优秀的法国和美国政治著作。简单地说，前者是意识形态吹鼓手，后者则是严肃的作家和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