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月以来，大部分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骚乱和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的整体表现，用“颠倒黑白，居心叵测”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很多曾笃信西方媒体“公正客观、自由独立”的中国人，被一篇篇明显指鹿为马、张冠李戴的西方报道所震惊，所激怒，进而警醒。试图恶意丑化中国形象的某些西方媒体，这一次反而是自曝其丑，现了原形。其实一直以来，西方媒体都是戴着有色眼镜来描划、评述中国的。北京奥运会，只不过把这些平时散布于媒体角角落落，渗透于对华报道字里行间的“傲慢与偏见”，汇聚集中起来罢了。如果认为这一轮“妖魔化中国”的狂潮，仅仅是针对北京奥运会一时一事的偶发现象，那就没有看清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本质，更无助于我们应对将要面临的更长期、更艰巨的考验。
打个简单形象的比喻，其实西方媒体一直是透过“红”，“黄”，“绿”三种有色眼镜来审视、报道和评判中国的。
红色的有色眼镜，在这里指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象征喜庆的颜色符号，而是那带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共产主义红色”。如果没有在西方国家生活过一段时间，普通中国人根本不能理解那深深渗透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仇视和厌恶。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填写美国入关的登记卡时，就专有一栏是询问入访者，是否曾加入过“共产党”或者“纳粹”等极端组织。将“共产党”与“纳粹”等同，在美国普通老百姓的脑海中，几乎是约定俗成的常识、无需证明的真理。这种“原罪”意识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在涉及任何外交争端或国际事务时，只要媒体在报道时加上“共产主义”这一修饰词，就如同盖棺定论一般，不需要再纠缠道义责任和谁对谁错了。美、苏两大集团争霸半个世纪的“冷战”虽然结束了，但西方国家与“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舆论冷战”却从未结束。中国，作为现存的唯一以“共产主义”为发展目标的大国，自然成了靶子，自己想躲都躲不开。更何况，媒体从业人员，无论在任何国家或社会制度中，都自觉不自觉地肩负着道德守卫者和意识形态维护者的职责。这一层“反共”的红色滤光镜，在西方媒体和其从业人员中，戴得更紧，颜色也更深。几年前，美国著名的皮尤调查机构就曾发现，在以职业为划分标准的民意调查中，尤以美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对于中国的整体印象最负面，甚至超过以“反共”著称的国会议员群体。隔着这层媒体的“红色滤光镜”，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从未真正的“和平”过、也从未“崛起”过。每次回到北京，在赞叹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荣景时，总有朋友小声提醒，“别总是关注北京、上海的高楼大厦，也应当让老外看看我们的落后地区。”朋友的良苦用心是好的；可殊不知，国外的主流媒体几乎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们沿海开放城市一个正脸；凡是报道中国，必配上破败、肮脏、落后、垃圾堆一般的黑白照片。对于绝大多数根本没到过中国的西方受众来说，丑化“红色”中国是自然的；如果媒体把中国说得特别好，他们反倒不信。
西方媒体戴上的“黄色”眼镜，虽然有少量种族偏见的因素存在，但更多是源于对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黄色”文明的误解、恐惧、甚至是敌意。以前曾泛滥西方甚广的“黄祸”论，既是这种现代“中国恐惧症”的历史根源，也是它现今的存在基础。应该承认，那些带有过分种族主义的言论和行为，在现代西方的文明社会中，已经基本上被主流民意所排斥和拒绝。所以，虽然那些针对“黄种人”、特别是中国人的偏见并未清除，但是在西方社会并没有广泛的民意调动力。真正令西方，特别是令美国的主流大众所惴惴不安、心存疑惧的，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所信奉的“入世”情结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无神论思想”。其实，我们很多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误解、误判，都源于对于美国整个社会宗教情结的误读和低估。这是一个超过80%的成年人都笃信上帝存在的“宗教”国家；这是一个货币上印着“上帝保佑美国”，总统手按圣经宣誓就职的“传教士”政权。本•拉登所领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把美国的基督教运动也“原教旨主义”化了。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基地组织”与美国的拼杀，虽然你死我活，势如水火，但在同是宗教信奉者的双方看来，儒家文明中的“现世精神”更是等而下之、不可理喻的异教徒了。这一层“黄色滤光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达赖集团在西方媒体、公众舆论中，以佛教领袖自居时所享有的话语公信力和民意煽动力。中国政府的言论、解释、告白，因为没有宗教信仰作为背景依托，在西方听众的耳朵里，仿佛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无须否认，西方各种政治势力、利益集团，早就瞅准了北京奥运会这一机会，来挟持、要胁、甚至羞辱中国的。宗教在这里也仅仅是外衣，骨子里还是“颜色革命”的沿续。但是，正是利用了这一层跨文化传统、跨宗教信仰的隔膜，在西方媒体的刻意勾划、渲染下，达赖喇嘛反而坐上了光亮圣洁的“神坛”，俨然成了信仰的化身。这一层“黄色滤光镜”，比那些常常挂在政客嘴边的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指摘，更能左右普通老百姓的道义评判。
西方媒体戴着的“绿色眼镜”，往往紧盯着中国经济领域的一举一动，既把中国描划成贪婪无道、四处抢夺能源矿产的“新殖民者”(比如，英国<经济学人>周刊3月15日一期的封面文章)，又把中国当作西方经济衰退，油价上涨，制造业工人失业，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等等问题的“新替罪羊”；一方面指摘中国在所谓的苏丹达富尔“种族屠杀”问题上利益熏心，反过来又谴责中国在金融市场上放开不够，操纵货币，“不按经济规则办事”。中国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为美国降低通货膨胀可以，买美国的电脑、石油企业则不行；中国大批量的提供廉价消费品、让西方消费者“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可以，但大量消耗能源、想要过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则不行；美国参众议员可以就汇率问题大放厥词，中国学者却不能探讨如何更好地利用我们自己的外汇储备。中国的经济政策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不够“资本主义”不道德，太多“资本主义”也不道德。在这一副媒体“绿色眼镜”后面，不能掩盖的恰恰是西方诸强对于中国迅速崛起的警觉、失落、和嫉恨。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媒体和记者，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对中国在环境治理、能源利用、健康医疗等方面存在的“绿色”问题而仗义执言。这种“绿色眼镜”，中国是应该欢迎的。因为，从本质上说、从长远来看，这种建设性的批评对于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是有利无害的。但问题是，当把这层“绿色滤光镜”的外面再罩上一层“红色滤光镜”时，观众再看到的就是漆黑一片了。而西方读者、听众、观众所接受到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罩在了一层“红色眼镜”之下，失真扭曲就是必然的了。
可别小瞧了这三套平时不易察觉，但关键时又无处不在的媒体有色眼镜。它们涵盖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媒体对华报道中，或单一存在，或混合使用，直接影响着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形象。而且巧合的是，在以上的三种有色眼镜下，平时不共戴天的西方的极左派自由人士和极右派保守人士，却罕见地找到了共同语言，成为了一个“眼镜同盟战线”里面的战友。以此次西藏事件为例，极左派打着“宗教自由”“保护人权”的旗号冲锋陷阵，极右派则思谋着“地缘政治”，“大国博弈”，“遏制中国威胁”等战略因素，暗中出钱出力。一时间，红、黄、绿合流一处，普通的老百姓难免不“目迷五色”，晕头转向了。很多时候，西方政客的所谓对华“强硬姿态”，也多是为了在国内媒体“三色滤光镜”的透视下，照起来好看。
中国还并不完美，在经济、政治、环境、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有很多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并不讳言。当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励精图治地想要急起直追，试图在二、三十年的时间段内完成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经历二、三百年才完善的现代化、城市化、民主化等多种进程，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和团体就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进行善意、平等、有建设性的交流和探讨。批评中国可以，客观指出中国的问题，我们更欢迎。象在这次西方媒体一边倒的“反华辱华”喧嚣中，<华盛顿邮报>的吉尔•德鲁 (Jill Drew)， <经济学人> 的吉姆斯•迈尔斯(James Miles)，就秉承着新闻从业者客观、真实、严谨的职业操守， 对拉萨发生的事件作了准确、真实、第一手的目击报道，还原了事实的真相。对于这些促进东西方相互理解、交流的新闻从业人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是敞开双臂欢迎的。但是，对于那些惟恐中国不乱，戴着三色眼镜来肆意丑化、诋毁中国的记者和政客，需要奉劝提醒一句：中国不再是那个“友邦一惊诧”，就唯唯诺诺的孱弱民族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更不是满足任何人、任何集团政治野心的垫脚石。
摘除、打碎这一层层罩在西方媒体上的有色眼镜并不容易；可以想见，在即将到来的北京奥运会期间，这些“红眼病”、“黄眼病”、“绿眼病”还会轮番发作。但纵观历史，哪个真正的大国不是在别人的嘲笑、讥讽、甚至诅咒中，逆势崛起的呢？而真正大国复兴的标志之一，恰恰是其国民身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笑骂由人的那一份平常心。
(发表于《了望东方周刊》2008年5月1-8日合刊；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