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汶川地震后的全国性救灾活动中, 我们的传媒记者们迅速跟进, 奔波于救灾一线, 表现了顽强的职业精神, 创造了近年来最好的传播效果。尤其是四川电视台的记者, 在采访中显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例如, 当被采访者感到疲惫时, 记者马上收回话筒, 向观众解释: 他太累了, 我们让他休息吧! 对于失去亲人的当事人的采访, 通常由记者出面叙述他们有哪些亲人不幸遇难, 不强求人家自己再揭心灵的创伤。

然而, 在另一些电视现场直播和平常的电视新闻中, 有的电视记者漠视被采访者处于生命垂危的状态, 从废墟中被救出来的人员, 已经极度虚弱了, 还要追着左问右问; 伤员已经上了飞机( 显然是重伤员) , 记者还要和人家“对话”; 遇难者的亲属已经涕不成声, 说不出话来, 记者的话筒仍顶着人家的嘴巴, 逼着人家说话。某位电视台记者直播时竟然进入手术室采访, 平白消耗掉一件救灾一线珍贵无菌手术衣不说, 还无知地强行对即将进行手术、已消毒完毕的医生采访, 将医生的手术衣污染,医生怒不可遏, 喊道: “你把我搞脏了! ”不得不重新消毒, 记者仍然不马上退出, 还继续问医生: 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好的病人的伤情如何?看到这种采访的情形, 我感到十分难受, 难以容忍这种没有人性的行为。

一些震区的医护人员对家人安危无暇顾及。很多记者不停追问他们: “家人去世了坚持工作, 有什么感受? ”网上有一篇文章, 标题是《向蒋敏致敬, 对记者说“不”》, 叙述了一位广播电台记者如何采访失去了父母、孩子的羌族女警察蒋敏。他问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揭人心灵创伤的问题: “当你照顾灾区的孩子时, 会不会想念自己的孩子? ”文章的作者气愤地写道:“这样刺痛人心的问题你也问得出来? 你还有没有点职业道德? 你有没有考虑过蒋敏被你采访时候的感受? 在那种悲惨的环境中她经受得起那样的刺激吗? 你以为这是在做人物专访栏目吗? 这是在抗震救灾! 在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彼此的关怀、帮助、鼓励! 不要再用那种你们新闻业界的人惯用的拙劣的手法来播报这种可歌可敬的事迹! 不要再伤害已经伤痕累累的人们的心! ”

蒋敏作为成年人和人民警察, 面对记者的提问还能挺住, 未成年人哪能经受记者这样的精神折磨啊! 映秀小学一个压在废墟下的9岁的孩子没有放弃, 唱着歌等待救援。他被救后遭到记者的频繁采访, 以致情绪失控, 十分惊恐, 在医院里大喊大叫, 拒绝所有人接近。心理专家施琪嘉教授就此呼吁: 对获救人员的采访要节制。

如果说, 震灾发生初期, 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震情本身, 那么现在我们的报道, 则要进入以安抚为主的报道阶段了。然而, 正是在这个阶段, 一些记者缺乏职业素养的问题显现了出来。除了缺乏对采访对象的同情心外, 还有缺乏基本的救灾知识的问题。例如, 俄罗斯救援队救出一名幸存者时, 记者一拥而上, 打亮闪光灯, 迫使一位俄国队员不由自主地对着镜头发出了制止性的吼声。这种强光会造成幸存者眼睛失明, 不知是记者无知, 还是抢新闻压倒了对人的爱心。

以上所有在这次救灾报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都属于新闻职业道德中“减少伤害”这个原则。人文关怀精神在职业规范中的应用, 是最基本和最普遍的。这方面, 多数国际的或行业的职业自律都有表述, 例如美国职业记者协会( SPJ) 的《职业伦理规范》提到: “对那些可能因为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的人们表示同情, 尤其面对孩子和没有经验的消息来源或采访对象时, 要特别小心。当采访受到悲伤事件影响的人们或使用其图片时, 记者要有同情心, 谨慎使用图片。要认识到采访和报道可能会对采访对象或公众引起伤害和不安, 自以为是地追逐新闻是不可取的。”

这次地震报道中, 记者们非常辛苦, 想要得到第一手资料的职业冲动也可以理解。但要明确了一条原则: 人的安危、人的情感、人的名誉, 比收集新闻更重要。任何时候,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尤其高于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本身。

我们关于震灾的报道将逐步转入以安抚心灵和灾后重建为主了, 请记者们谨记“以人为本”。对遭受地震灾害的人们, 我要说: 如果记者要求你们配合采访而你无力应对, 你们应敢于对他们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