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许多文献在探讨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并质询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在其他的社会科学中是罕见的一种现象，因为我们很少听到有学者探讨法学或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熊彼特（Schumpeter, 1883-1950） 在他的旷世巨著《经济分析史》的第一卷的开篇中，就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答案，尽管这个答案在我看来也是语焉未详，颇有些不得要领。熊彼特认为，假如将科学解释为“使用与数理物理学相类似的方法”的学科的话，那么经济学只有很可怜的一部分带有数理、计量或者统计意义的领域可以算作科学。为了使经济学可以进入所谓科学的殿堂，熊彼特放宽了科学的定义，即认为科学从广泛的含义上来说，就是“任何一门知识，是人们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或者换句话说，“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①]这个宽泛的定义所具有的包容性，连熊彼特本人都承认，甚至可以将巫术也包含在内。尽管这种定义有过于宽泛的嫌疑，但是，将经济学定位为一种“知识”确是带有启示性的行动。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与“知识”定位并不是相互同一的，知识所涵盖的范畴的广阔程度，几乎可以将人类自有史以来所进行的全部活动的总和囊括其中，这些知识中包含着大量与我们所理解的“科学”相抵牾的性质和内容。而经济学的“知识”定位的启发意义在于，经济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这种纯粹科学的研究有着本质上的区分，而将经济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等同起来的“经济学科学主义”的倾向，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是福音，它甚至会对经济学的真正发展起到某种误导的作用。
纯粹科学具有明确的可观察性和可重复试验性。在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中，尽管有些微观的带有统计意义上的观察经常被应用到研究中来，也有经济学家从对经济现象的统计中得到某些重要的结论或者定律，但是科学却不是这些事实本身，事实并不构成科学，构成科学的是对于事实的阐释与解析，正如苹果落地并不是科学，真正的科学是对于苹果落地的万有引力解释。瑞典著名的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也在一本对于“经济学主流”的尖锐批判的论文集中谈到这个话题。1974年，缪尔达尔和哈耶克（F. A. Hayek）因为“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同时由于他们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们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的研究兴趣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转向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经济学主流中“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多有批评。他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真正重大的差别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永远也得不到常数和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即在我们的社会领域中，对事实以及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所涉及的事物，比物质的宇宙间的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而且变化多端并充满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社会学科所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的问题，而人的行为，不象自然物质一样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赖于并取决于生存其中的生活条件和组织机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人类的行为现象表现为不同的、千变万化的可变性与僵化的东西的各种组合，因而即使是在时间的某一点上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现象确实是甚至难以把它们作为事实而定义、观察和衡量的[②]。这种观点很容易被经济学说史中的许多事例所证明。（经济增长要素分析，《高级宏观经济学》，罗默）
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在时间上的知识累积性使得自然科学的进步很容易觉察到，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已经被证明为真实和科学的发现中直接获得他们在当下的研究中所需要的知识，除非在特殊的情形下，这些知识不需要经过再次同样的研究程序所证实或者证伪。但是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充满各种纷纭的难以判断的意见与观点，这些纷纭的理论产生两个主要的后果，这两个后果使得经济学的情形与纯粹自然科学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后果是，经济学知识并不是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进展的，经济学说的历史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反复，在一个阶段往往已经被证明错误或者荒谬的理论在某一个适宜的阶段又被重新发现并奉为真理。历史条件、经济形态、国家地域特征和文化传统上的路径依赖都导致完全否定或者完全肯定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危险的事情。
经济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和“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不断循环上演的事实，以及许多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学历史时都曾不厌其烦地频繁使用诸如“革命”与“反革命”的术语的现象[③]，暗示着经济学说的发展与纯粹科学的发展存在着根本的区分。现代宏观经济学从凯恩斯（J. M. Keynes, ）开始它的曲折坎坷的故事，充满对旧的谬误的革命与假革命和由此带来的新的谬误。凯恩斯主义实现了它对于根深蒂固的古典宏观经济学信仰的革命，但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种牢固不移的新信仰迅速成为过时的谈资，以希克斯（John Hicks）、汉森（Alvin Hanson）以及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发展了一整套的方法（尤其以IS-LM模型为代表），试图调和日渐遭受抨击的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分歧。然而对于象托宾（J. Tobin）这样的称自己为“永不放弃”的“老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而言，坚守《通论》（Keynes, 1936年）中所阐述的思想精髓从而反对形形色色的“古典的反革命”，仍旧是他们的使命[④]。但是新古典综合派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带来的对于“滞胀”的解释乏力，新古典综合派遭受了来自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12-）和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猛烈抨击，菲利普斯曲线和新古典综合派的严重缺陷被有力地揭示。但是宏观经济学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一些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和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s）等松散的学术联盟又在谋求对经济学的新的“革命”或“假革命”或“复辟式的反革命”。
经济学歧见纷纭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学知识的累积比我们想象的要缓慢得多并且缺乏基本的共识。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的开篇中说：“必须承认，经济学构成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形，因为在这门学科中，相对于其他任何学科而言，普通常识比我们能够累积的科学知识要走得远多了”[⑤]，这种评价让许多经济学的研究者感到沮丧和抑郁，尤其在他们发现熊彼特所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的时候。有些学者嘲讽经济学说，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认为正确的，往往就是我们凭借常识就已经知道的；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并且我们凭借常识不知道的，则往往就是将被证明是错误的。经济学中存在的共识比其他社会学科要少得多，这种情形是与自然科学无法并提的。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学的方法论、市场出清假说、就业与产出以及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的要素、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市场与国家的作用等方面，经济学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斯诺登（B. Snowdon）等人也说道：
“使公众感到不平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一个包括 n个经济学家的小组中，很可能出现至少n+1种意见。这可以追溯到凯恩斯，他常常被指责同时持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有人嘲笑说，即使历史上出现过的经济学家全都集中到一起，依然不会得到一个能够简明地反映现状的结论。”[⑥]
200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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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 导论与计划，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②]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第七章《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如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③] 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④] Tobin, J.(1996), Full Employment and Growth: Further Keynesian Essays on Polic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⑤]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导论与计划，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⑥] （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文，彼得·温纳齐克：《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各思想流派比较研究引论》，商务印书馆，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