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经济学作为一个术语早在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但是直到在现代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的时代（1776年），经济学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还包裹在更为宽泛的道德哲学的范畴里面[1] ；也就是说，即使在西方大学教育体制和研究体制非常成熟的时代，经济学长久以来并没有挣脱与其他学科的血肉关联而自立门户。但是，200年来经济学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为完善和成熟的学科之一：说它完善，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所指向的对象，已经几乎涉及了人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所有的微观和宏观的层面；说它成熟，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整套的分析框架与工具，并正在向着更为精密与恢弘的体系演进。对于前一种成就，经济学界的人士会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参加到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科际对话中，可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却每每以“经济学帝国主义”或者“经济学霸权主义”相讥讽。对于后一种成就，经济学的某些研究者往往对经济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深信不疑，而他们的志愿，是将经济学发展成为完全用数学来表达的、几乎可以与物理学相比肩的一门科学。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观照经济学，有助于为经济学找到它在人类知识谱系中的确切位置，有利于确立经济学的真正的学科性质，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认识偏差。

我们目前所熟悉的经济学架构，是西方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带有浓厚西方知识生产制度色彩的一种知识架构。在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逐渐向世界的其他地方扩展渗透的同时，所有学科的研究与教育都深深打上了这种制度的烙印。这种烙印的表现就是，各个学科逐渐地相互分离，他们之间的科际界区日益明晰，学术研究在逐渐深入和精密化的同时，学者的视野却越来越局限和束缚于一个单一、逼仄和孤独的领域中，各种学科之间的对话正在逐渐演化为各个学科之间相互的隔膜与冷漠以至于对立。这种知识生产的制度与西方的工业生产的制度有惊人的相似：工业被划分为越来越细密的产业网络，人们之间表面上在细密分工的压力下加深了相互依赖的程度，但是也同时加深了彼此在知识上的隔膜与仇视，每个产业中的细胞（如厂商和技师）可能终其一生都只是谙熟知识领域中极其渺小的一个部分，这是现代工业分工的奇迹，也是分工的悲剧。就知识生产的现代体系而言，这种在工业分工生产的思想引导下的专业分工，它给学术研究造成的影响似乎更深，也更加不容易被人们所觉察。就是在经济学一个学科之内，分工所造成的学者之间的话语隔膜与范式冲突就已经足够令人瞠目，这种专业化的知识生产制度使得经济学日益成为一种孤独的学科，成为象牙塔中的自我欣赏。经济学家们已经从整体上淡出了思想家的视野，而成为被一种貌似科学的烦琐方法（尽管其结论可能极其简单肤浅）所捆缚、被自己画地为牢式的学术信仰所囚禁、从而丧失复杂与多元思想能力的经济学“技师”。我们确实看到，经济学家中的思想家越来越罕见了，当其他学科在不断以精深的思想探索本学科的多元的学术维度的时候，经济学家却从整体上（主流上）偏好于分析技巧上的繁复精巧，这从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所钟情的经济学家类型以及最权威的经济学刊物所钟情的论文类型可以明确感受到这种不良的趋势。而那些有着独特思想和深刻理念的经济学家，在与主流经济学进行的显得有些悲壮的抗争中，确实会强烈感受到它的强大而专制的力量。

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次讨论会中，听到德国的一位经济学者所作的一个报告，题目是《经济学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Economics）。这个题目与我所思考的问题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知识的生产，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所描述的现代经济学的独特发展趋势和特征似乎可以找到答案。经济学家们所习惯的独特的话语系统中，包含着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陌生的貌似高深的数学语言以及许多由经济学家所创造出来的晦涩的术语系统，这些话语系统构成一种“市场准入”障碍，加大了其他学科进入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甚至也加大了经济学的不同分支之间相互沟通的成本。尽管这些话语系统所表述的思想也许非常浅显和普通，但是形式上的包装所造成的“市场准入”成本，使得经济学成为一种难以接近的似乎深不可测的学问。这种思想深度与学科范式的悖论，是导致经济学充满信息不充分（incomplete information）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就极易导致经济学研究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谓经济学研究中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就是在一个学者进入经济学主流的群体后，会有一种来自这个学术群体内部的压力和他自身想维持现有位置的动力，这两种力量使得他会有一种激励去努力生产不具备思想深度和学术价值，但是却充满隐晦的术语体系和貌似高深的数学语言的经济学知识。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指的是，在进入经济学的主流群体之前，越是缺乏独特与深刻思想的经济学研究者，就会越是有动力以各种形式上的包装寻求经济学主流的认同与接纳。这些人中有四流的数学专业的经济学研究者，也有带有理科和工程学背景的研究者，对于他们来说，迅速熟悉并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刊物上所充斥的各种并不高明的数学语言和术语系统并不是困难的事，他们甚至会努力凭借学科背景创造出更具“市场准入”门槛效力的数学表达和术语系统。这些故事，对于经济学家的圈子而言，都是彼此心知肚明但不便明言的事实。那种经过华丽包装的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就象“皇帝的新衣”，人人都明白其中的奥妙，却少有人出来说出真相，因为担忧会被别人认为是“看不见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料的傻瓜。”于是“皇帝”可以照旧昂然地走下去，这对经济学而言，如果不是一场灾难，也至少是一种难以在短时期内弥补的损失。在一本介绍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著作中，有一幅非常幽默的插图，作者是12岁零3个月的史蒂文·塔克，画的是一个小男孩向一位正在阅读《经济学家》杂志的人介绍他的“博士论文”：

“我的博士论文是创造新综合的开拓性尝试。我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具有奥地利渊源的新古典交叠世代均衡经济周期模型，这个模型同时又包含了凯恩斯主义的价格刚性、中性特征、非自愿失业、局外人权力、递减的规模报酬、非理性预期，以及在原教旨主义不确定性世界中运行的最大化的当事人，又不断受到内生的技术冲击的打击。如果该模型产生了新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我就一带而过。”

近代以来，经济学逐渐拓展着自己的疆域，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显学。但是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有必要以恢弘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来重新审视和观照经济学研究中的趋势，反省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经济学在很多领域内，应该屏弃学科偏见，以平和和包容的心态，接纳和汲取来自政治学、法学、哲学、社会学、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思想资源，与其他学科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和有意义的整合与互动，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思想的经济学，真正为思想界贡献有价值的知识。

200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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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当时苏格兰大学的学科分类法，当时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包含了社会科学的许多门学科，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部分，而政治学这一部分，又包含当时的所称的政治经济学。参见：（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