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经济学的争议和经济学家的反省
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这样评价经济学家群体的分裂程度，他说：“即使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地排成一队，他们也达不成一个共识。”曼昆在《经济学原理》开篇就引用了这句名言，确实，当下经济学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争议和分歧。这些争议有些是来自于经济学家内部的“倒戈”行为。那些对传统经济学教条反感的经济学家，正在不遗余力地从经济学阵营内部发起冲击，试图以批判性的重构行为使经济学获得新生。这些有点另类的经济学家到处宣扬经济学的无能，揭经济学的“伤疤”，好像不受欢迎的牛虻。可是正是这些牛虻，刺激了原有的根深蒂固的经济学教条的神经，使主流经济学得以一步步改进。
有些争议则来自于更为广泛的公众。政府官员、社会大众、传媒和企业家们，对经济学的思想处于一种隔膜状态，在道听途说中了解到经济学的一些有趣的术语和结论，于是充满好奇又充满挑剔地审视经济学的“神秘王国”。当撒切尔夫人不顾数百位经济学家的意见而执意执行她的反潮流政策的时候，当这些政策最终证明了经济学家集体错误的时候，政府官员和公众对经济学家普遍的不信任甚至嘲讽就开始了。当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运用自己发明的公式和方法在资本市场上面临破产的时候，你还能指望公众对经济学家产生任何虔诚的信任吗？经济学家是否有用？经济学家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吗？经济学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屠龙术式的学问？面对公众的指责、质疑和嘲笑，经济学家群体面临一种异常尴尬的境况。
还有一些争议来自于社会科学界的同行们。社会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听到“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词就顿生反感，而有些半斤八两的经济学家却仍然坚持在各个场合宣传这个蹩脚的术语，这个术语除了激起社会科学界同行的集体反击和嘲讽之外毫无其它效果。经济学成为显学，也许并不是由于经济学家集体的特别勤奋与聪明，也许也不是由于经济学天生具有某种神秘的法术，而是因为社会发展趋势所提供的特别的历史机遇和经济学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张力与开放性。经济学家在学会谦虚之前，在学会心平气和地学习其它社会科学的长处之前，在学会努力从其它社会科学汲取方法论上的养分之前，是不会有任何出路的。
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仍然无视这些争议，而陶醉在一种持续了几十年的优越感中。他们还在津津乐道一些有利于经济学家群体的论据，这些论据也是由经济学家自己所发明的。比如被广泛引用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J. M. Keynes，1883-1946）的一段话：“从事实际事务的人相信他们自己完全能够免受任何智者的影响，但他们却往往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当政的狂人自以为凭空可获得政见，然而他们的狂想却往往是从数年以前某些经济学者的思想中汲取而来。”经济学家为此骄傲不已。可是凯恩斯的话却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从事实际事务的人也从其它社会科学的成果中汲取大量智慧。
经济学家该学会反省，也到了必须反省的时候了。公众对经济学的不信任已经积累到差不多爆发的程度。经济学家在各个场合的讲演已经不像以前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和盲目信仰。经济学家群体相互之间矛盾百出的结论让公众无所适从。这些现象都表明，经济学内部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元素，在这些元素未被正确对待之前，经济学不可能指望获得实质性的进步。
经济学的神秘主义
任何学问都一种竭力使自身显得神秘莫测从而使人心生敬畏的倾向。学者用大众不懂的语言彼此交流，那种建立在“私密性交流”基础上的快感是无法言传的。这种优越感促使学者们发明更多的术语，创造更多的仅仅属于一个小群体的话语体系，从而有意地把自己与大众区别开来。据说这样才能显示一门学科的重要性，才能显示没有艰苦学习就别想掌握这门学科这一真理。
经济学在其两百年的发展中已经创造了大量的术语，这些术语已经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最复杂的修辞学。当然，正如曼昆（N. G.. Mankiw）在《经济学原理》（第四版）的第二章《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中首先阐明的，每一个研究领域都必须有自己的语言和思考方式，数学家、生物学家、法学家、心理学家等，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和表达方式。当经济学家向普通公众阐述经济学理论的时候，那些有着特殊含义的术语往往使公众感到困惑。供给弹性、消费者剩余、棘轮效应、局部均衡、边际收益、机会成本、预算约束线、生产可能性曲线等等，这些术语的发明有助于经济学家用相同的语言和逻辑来交流，但对公众来说，这些语言的普及确实是非常艰难的。
并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有白居易一样的抱负，试图把自己的学问（在白居易就是诗歌）还原成通俗的语言与目不识丁的老太婆交流。虽然经济学家的术语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有用的思考方式，但是就连曼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新语言有一种似乎不必要的神秘”。经济学的神秘主义可能是经济学发展史中不可避免的一种趋势，或者更进一步说，这种神秘主义或许是所有学科发展史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没有这些特殊的、界定清晰的、有着准确含义的科学术语，经济学家和其它科学家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率的沟通，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逻辑推演。从这一点来看，指责经济学家滥用术语是不够公允的。
现代经济学，由于使用了更为复杂和难于理解的数学，而在语言修辞的道路上比其它社会科学走得更远，与公众的疏离也更加严重。作为专业的经济学研究者，当我面对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家杂志的时候，也经常被其中劈头盖脸无所不在的数学公式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可以想象，作为公众，即使她或他受到良好的教育，也难以理解这些杂志上的经济学论文究竟在谈论什么。数学是一种必要的工具，它有利于用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来进行逻辑的推演，也使得一门学科更具有知识上的累积性和可验证性。这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经济学家对数学的滥用已经起到了相反的效果。那些对现实的复杂的真实世界及其历史毫无知识的所谓经济学家（他们往往是由数学系或物理系等学科转来的），正在用越来越多的数学技巧来掩盖他们的无知，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欺骗那些对数学不熟悉的读者。他们有更多地使用数学方法的激励，但是他们往往忘记了，在任何一个学科里面（除了纯数学），数学只是作为一个工具来被使用的。经济学所面临的课题，比任何纯科学领域所面临的课题都更复杂，如果不认识到数学的局限性，而盲目地信仰数学和滥用数学，那么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我在这里不可能展开来探讨经济学中的数学的作用以及局限性，这是经济学方法论中最难以解释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经济学家的社会使命，考虑到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功能，我们就不能纵容自己只是陷在经济学术语和繁杂的数学中自我安慰和自我陶醉。在很多时候，经济学都要向大众说话，这要求经济学家要以公众懂得的语言，在政府官员、选民、新闻媒体中解释经济学理论及其社会效应。经济学家应该在公众的视野内抛弃那种神秘主义的传统习惯，把经济学理论还原为一种普通的、大众可以理解的知识。实际上，几乎所有经济学理论都不过是一些普通常识（common sense）的翻版和复杂化而已，而且，就像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850）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所说的，“必须承认，经济学构成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况，因为在这门学科中，相对于其它任何学科而言，普通常识比我们能够积累的科学知识要走得远多了”。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宣称他或她的理论难以用普通的语言加以说明和解释，或者他或她的理论难以还原为日常生活的常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或她的理论的真实性。
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第四版）的第一章里向我们描述了贯穿全书的“十大经济学原理”，这些原理与我们的普通常识如此接近，以致于任何受过初等教育的人都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自己获得这样的结论。比如：“人们面临权衡取舍”，“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等等。无论经济学理论的证明过程如何高深，但它总可以用这样简明的浅显的语言描述出来。对于初涉经济学的人而言，这样的经济学教育意味着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进入经济学殿堂，而不被刻意布置的那些没有必要的钟鼎器皿和幔帐弄得不知所措，也不会被那种神秘主义的表述方法所蒙蔽。
经济学的帝国主义
我又要谈到这个令我感到可笑和困惑的词汇。尽管曼昆并没有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到“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这种说法，但是他还是对经济学在从治理污染、解决交通到投票问题等如此广泛的领域里发挥作用而感到由衷自豪。经济学似乎无所不能，经济学这门学科似乎成了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
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它的强大还是意味着它的霸道？从“帝国主义”的辞源上来说，它似乎永远不可能是一个褒义的词汇，它的准确含义应该是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不恰当地侵占其他人或者集团的领地。经济学被冠以“帝国主义”这样的字眼，显然并非出自其它社会科学的善意。实际上，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并不很久，据考证，直到1903年，剑桥大学才设立了经济学的荣誉学位，而在此之前经济学是作为历史和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一部分来讲授的。马歇尔、凯恩斯等人为提升现代经济学的地位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当一个学科开始占据显学地位的时候，这个学科就会自然地将一整套术语和思维方式普遍化，这对其它领域的社会科学家而言无疑造成了巨大的不可回避的影响。
然而在100年前，社会科学界所反感和抨击的并不是什么“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而是“历史学的帝国主义”，这个历史非常耐人寻味。门格尔教授非常生动地在其《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的序言中写道：“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
门格尔的描述很像一个世纪之后很多社会科学家对经济学的抱怨。与当年的“历史学的帝国主义”一样，经济学也在成为显学之后用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思考方式向其它领域开始“殖民行动”。我认识一位伦理学教授，他对中国一些经济学家谈论道德问题很感兴趣，但是对经济学家谈论道德问题的很多结论感到恼火。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在谈论伦理学问题时经常不得要领却自鸣得意。经济学家当然有权利谈论道德伦理问题，就像伦理学家有权利谈论经济问题一样。但是，当经济学家以经济学的视角谈论道德问题的时候，应该怀着一种谦逊的态度，他或她应该认识到，伦理学家们在道德问题上已经讨论了几个世纪，在这几个世纪中道德问题曾经被无数个智慧深邃的头脑所思考过；作为经济学家，如果对这些伦理思想史上的前辈的贡献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领悟，就很难有资格谈论如此深邃的命题，就像伦理学家很难在价格理论上发表什么值得尊重的意见一样。那个伦理学教授对经济学家们的那种横冲直撞的勇气很是钦佩，但是他对于经济学家谈论道德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肤浅和盲目仍然不能忍受。
经济学家的傲慢已经引起了其它学科的学者的反感。这当然不是说，经济学不应该或没有权利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术语思考其它领域的问题，而是说，当经济学家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个学科已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也不要以经济学的单一眼光独断地判别这个学科已有的成就。这样的独断几乎没有不显得肤浅可笑的。即使在相当实际的领域，经济学也不是唯一的有力量的学问，也不是起决定力量的学问。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就曾提到他在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期间所得到的宝贵领悟，那就是：即使在他向总统提供一种正确的经济政策的时候，总统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更多地咨询政治学家、大众传媒专家、公关顾问和法律专家。
同时，经济学家应该明确的一个真理就是：经济学在其200年的发展过程中，从其它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汲取了大量的智慧和思想资源，如今这些智慧已经完美地融入到经济学中。均衡、弹性这些术语明显来自于物理学的影响，而现代经济学从社会学（如最近流行的社会资本理论和组织理论）、政治学（如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法学（如法和经济学这个新兴领域）等社会科学那里得到的资源更多。很难想象，一个经济学者，如果没有深厚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的知识，他或她还有多大可能性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曼昆似乎对这个道理深有领悟。在开始讲述经济学的原理之前，他引用了凯恩斯的一段话作为对即将开始经济学学习的学子的告诫：
“经济学研究似乎并不需要任何极高的特殊天赋。与更高深的哲学或者纯科学相比，经济学不是一门极其容易的学科吗？它是一门容易的学科，但是这个学科中很少有人能出类拔萃！这个悖论的解释也许在于杰出的经济学家应该同时具有各种罕见的天赋。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了解符号并将其表达出来。他必须根据一般性来深入思考特殊性，并在思绪奔放的同时触及抽象与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着眼未来而研究现在。他必须考虑到人性或人类制度的每一部分。他必须同时保持坚定而客观的情绪，要像艺术家一样超然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一样脚踏实地。”
这无疑是对未来经济学家的最好的告诫，使他们从一开始就要避免那种对经济学方法的盲目崇拜，杜绝那种蔑视其它学科的“帝国主义”倾向，而以谦逊的姿态从其它所有学科那里汲取有价值的学术养分。
经济学的虚幻主义
网络上充斥着很多关于经济学的笑话，这些笑话有很多非常经典，对经济学充满了善意的嘲讽，甚至包含着一些颇有针对性的规劝。
有一则比较老的笑话是这样的：几个学者被困孤岛，岛上只有一个罐头可供充饥，而身边没有任何工具，几个学者开始就如何开启罐头发表看法。当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以各自的学术智慧尝试了若干方案并失败之后，经济学家慢条斯理地提供了他的高见，他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假定手里有一把起子……”。
另一则经典的笑话是这样的：甲和乙坐着氢气球在天空翱翔，不知道自己究竟飘到什么所在。他们看到地上有一个学者模样的人正在散步，于是问道：“请问先生，我们在什么地方？”那个学者模样的人抬起头，看着他们，迅速而平静地回答：“你们在气球上。”甲对乙说：“这个人肯定是一个经济学家”。乙问其故。甲说：“经济学家往往有三个特点：一是反应绝对迅速；二是回答绝对正确；三是回答绝对是废话。”
这些笑话都很有代表性，这说明，在公众的眼里，经济学是一门常常运用不合理的假定来展开逻辑推演但常常得到无聊答案的一门学问，而经济学家是常常玩弄不真实的假定来制造经济学模型的“屠龙术”表演者。
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运用不真实的假定来进行逻辑推论并不是经济学独有的方法，而是几乎一切依赖抽象逻辑而不是经验观察的科学的共有方法。比如在物理学中，一个研究自由落体运动的物理学家，完全可以假定物体是在一个真空中坠落地面，虽然我们知道在地球上制造一个真空世界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件。物理学家的这一显然不真实的假定并不影响他的结论的正确性。再如，当我们研究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时候，点和线的定义是一切推论的基础，但关于点和线的假定是难以想象：点是一个无体积、无面积的东西，而线是一个没有始点和终点、没有体积和面积的东西。这些定义显然是高度不真实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难以画出也难以展示这样一种点或者线。但是这个不真实的假定并不影响所有几何学的推论的正确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运用一些并不真实的基本假定来作为经济学推论的基础是无可非议的。这样的假定有几个好处：第一，由于这些假定是非真实的，它可以忽略掉很多琐屑的无关紧要的事物，而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最关键的变量和事物上；第二，正因为这些假定是非真实的，因此经济学中的各个变量更具可操作性，因而更能够揭示事物的一般本质特征；第三，当我们对一些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拓展和改进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放松以前的比较苛刻的假定而发展原有的模型，从而使经济学理论更加接近真实世界，这样经济学理论就可以一步一步得到发展。
确实，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一些最基本的假定已经成为所有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和起点，而不断放松这些假定，从而使经济学更加逼近真实世界的情形，成为经济学说发展史上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比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假定：“理性人假定”。在理性人假定中，作为微观决策主体的人被假定具有充分的理性，可以充分运用自己现有的资源禀赋并充分了解自己面临的各种约束，从而通过取舍权衡作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这个假定到底合不合理？很显然，在真实世界中，并不是每个人在每个时候都是这样理性的，但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在很多情形下假定人是理性的，并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任何消费行为、厂商行为都必须在这个也许并不是十分真实的假定上来研究。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放松这个假定，从而使经济学跨入到一些新的发展领域，近年以来，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成果开始涌现，这些成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经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
一旦经济学开始放弃原有的苛刻的假定，经济学就有可能开创一个崭新的天地。当经济学家放弃原有的充分信息的假定的时候，建立在不完美信息基础上的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就诞生了，这对我们理解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善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视角；当经济学家放弃原有的完全竞争假定的时候，不完全竞争理论（垄断理论）就产生了；当经济学家放弃既定的制度框架这一假定的时候，制度经济学这一新兴的学科就得到空前的发展。甚至我们可以说，经济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和抛弃原有的不合理的假定有关的。
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曾经对经济学中的不真实的假定辩护。在弗里德曼看来，衡量一个经济学理论优劣的标准，并不是看这个理论的假定是否真实，而是看这个理论是否具有正确的预测能力。预测能力好的经济学模型，尽管其假定有可能是非常不真实的，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好的经济学模型。这个观点曾经在经济学方法论领域引起巨大的争议。无疑地，这个说法是一种纯粹美国式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经济学中假定的真实性如何，有时对经济学理论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在很多时候，经济学家误解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在经济学中滥用一些不真实的假定，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经济学研究，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经济学本身的声誉，也影响了经济学的“实用主义目的”。也就是说，即使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说，经济学滥用不真实的假定所引起的经济学理论的不适用，也阻碍了公众对经济学效能的信任和理解，当然也阻碍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
由此看来，经济学中的虚幻主义“传统”并不是理所当然、永久不变的。当一个经济学家为了构造漂亮的经济学模型而不得不使用假定的时候，这些假定必须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必须是严谨的，而不仅仅是为了论证的方便而滥用不真实的假定。同时，在运用不真实的假定的时候，也应该说明这些假定一旦被放松而对经济学理论的结论所造成的影响。
通常，经济学家往往为了构建数学模型和计量模型的方便，而舍弃掉那些在技术上难以处理的变量，这些变量也许在这个经济学问题中占有及其重要的位置。但仅仅是因为它们不好处理（unmanageable），很多经济学家就把它们坚定地舍弃了。这妨碍了经济学认识真理的能力。所以，在一个经济学学生初入经济学之门的时候，应该使他们对经济学中的虚幻主义有足够的警惕，这样才不会使他们误入歧途。要使他们努力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不是自我陶醉于建立在不真实假定之上的“虚幻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
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问这个问题的人从经济学诞生的时候起就络绎不绝，一直问了两个世纪。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作为学术论坛上最耀眼的词汇被经常引用，一旦某个学科被称为科学，立即身价倍增；而一旦某个学科不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立即灰头土脸，威信扫地，似乎在所有学术同行前面都抬不起头来。
对科学的这种崇拜曾经受到哈耶克的无情的嘲弄。他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指出，近代以来，对“科学”这一术语的盲目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各门学科都以冠以“科学”二字为荣，如历史科学、经济科学等等。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各门学科都在努力跟物理学这些所谓的“硬科学”攀“表亲”。这种倾向的一个流弊就是，很多学科的研究者认为不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如何，都要成为像物理学这样精确的公理化的科学。一时间，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的趋势遂汹涌澎湃，不可遏止。
但就像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所提出的，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由于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的不同，其研究方法有着巨大的差异。一个物理学家为了研究自由落体运动可以无数次将物体从高空抛下，但一个经济学家却很难为了研究通货膨胀的经济效果而随意改变一国的货币发行量，他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权利和自由。因此，经济现象的不可实验性成为经济学家搜集经验证据的最大的阻碍。通过总量数据和通过直接观察而间接地获得数据就成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当然现代的行为经济学等学科也可以通过实验室的方法而获得系统的数据）。
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盲目模仿和崇拜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消极后果。但到底什么是科学？严格来讲，科学并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科学是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某个领域的知识不断更新和革命的过程。那些在现代学术论坛上牢固树立起科学地位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在它们的发展史中，曾经出现过无数可笑、愚昧甚至罪恶的错误，这些错误使这些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历尽磨难。科学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永远没有错误的无可辩驳的真理，而是一种永远在发展、永远被新的认识所更新和取代的知识体系。也可以这样说，科学，正是因为它的可更新性和可否定性，才使自己成为一门科学。一种知识，假若不可被更新、不可被否定，那么这些知识或者是宗教信仰，或者是巫术。
波普尔在其著作中把经济学的这一性质称为“可证伪性”。一个知识体系，只有具有可证伪性的时候，才可以称为一门科学。而可证伪性，意味着一门科学永远处于一种被新的知识和理论“证伪”的命运，这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必然出路。因此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科学历史上曾经有那么多的革命，“日心说”对“地心说”的革命、“氧化说”对“燃素说”的革命等，都是这种证伪的最好说明，而爱因斯坦对牛顿的理论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证伪。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经济学具有一门科学的主要特征，即它是一种可以被证伪的知识体系，在这个知识体系中，人类对自身经济行为和其他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状态中。经济学说史上的无数次革命，如边际主义革命、凯恩斯革命、理性预期革命等，都反映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艰辛发展历程。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能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久不变的真理，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应该在科学的意义上被反思、被检验、甚至被证伪、被放弃。
但是在理解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性质的时候，很多人有着深刻的误解。误解之一就是经济学既然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家的使命就是发现关于人类行动的永远不变的真理。这个观点已经在前面解释和批驳过了。另外一个误解就是经济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应该像物理学那样成为一种“硬科学”，而不是像社会学那样成为一门“软科学”。为了把经济学打扮成一门科学的样子，为了像哈耶克所批评的那样跟物理学等科学“表亲”套近乎，经济学家开始不遗余力地在其经济学论文中使用更多的数学语言，并试图像物理学等硬科学一样建立起一套公理化体系。在这样做的时候，经济学家群体显示出一种巨大的骄傲感，一种俯临其他社会科学的快感。当历史学和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还在运用人类的自然语言进行描述和论证的时候，经济学家却在更多地使用越来越复杂的数学语言进行逻辑推演，这让经济学家群体更加强化了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角色。
我上面已经论述了经济学家滥用数学带来的消极后果。经济学家这种对科学的误解，这种唯科学主义（scientism）使经济学家并不关注经济学理论本身和论证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而只关心论证形式的“科学化”（也即数学化），结果陷入里昂惕夫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所深切批评的“数学形式主义”。经济学家的唯科学主义，已经使经济学家群体越来越远离经济学的科学精神，而使经济学有堕落为一种伪科学的危险。
还是熊比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说得好：说一门学科是科学，并不是抬高或贬低这个学科，科学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系统化了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同经济学一样，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都应该是广义上的科学的一个分支，与这些领域相比，经济学并不具有跟科学更紧密的血缘关系，并不具有天然的更优越的地位。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努力运用各种科学手段，揭示人类行为内部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性，而不是仅仅从形式上强调经济学的公理化与数学化。
经济学的未来命运
我的评论已经远远超出了曼昆《经济学原理》所探讨的范围。不过，建立在这些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对经济学的重新理解，确实是曼昆这部教材能够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曼昆是一个成长于经济学剧烈变动时期的学者，他敏感地感受到了经济学内部的争议和经济学的困惑，并且直面这些争议和困惑，对他的经济学教材作出了适当的调整。
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他试图向那些初次进入经济学殿堂的学子直率地说明经济学当下面临的困境，也同时承认经济学在某些领域和层面上的局限性。他并没有把经济学描述为万能的带有帝国主义意味的学科，而是把经济学置于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去理解，让这些初涉经济学的学子有更广阔的知识训练和更开放的学术胸襟。
与一般枯燥的经济学教材不同，曼昆试图恢复经济学的鲜活性，试图把读者再一次拉到一些生动的场景中去理解经济学。为此，在他的新版《经济学原理》中，曼昆搜集了大量的鲜活案例，使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亲切氛围中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时学会运用经济学原理理解日常生活。
曼昆也在试图鼓励学生用更具有包容性的视角看待其他领域的学术资源和学术成就，教这些学生在面对其他学科的时候更谦虚，更有主动汲取其他学科精华的意识。在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一些最新进展的时候，他着重介绍了与政治学有关的公共选择理论，与信息有关的信息经济学，与心理学有关的行为经济学，以及与社会学有关的对禁毒等社会问题的探讨。
曼昆的用意是明显的：他在提醒经济学学生，要像凯恩斯所要求的那样，成为一个视野广阔的出类拔萃的经济学者，而不是成为一个狭隘的、封闭的、骄傲的“伪经济学家”。
2006年9月12日于燕园未名湖东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