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而要做到彻底，就要寻根问底，就要克服某些障碍，其中之一便是所谓的“定论”。遗憾的是，目前理论界恰恰存在着未能寻根问底这种痼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取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变。人们在谈论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时指明了，它有利于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是，为什么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才是有利的呢？人们却不愿深究了。然而，问题是不应回避的。既然马克思主义者曾长期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计划经济才对发展生产有利，而市场经济带来的却是资源的浪费，那么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不但对于人们坚定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制定的方针政策的信心，从而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思维上吸取教益有重要意义。

人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时指出，由于在生产的社会化的同时，生产资料为私人所占有，便出现了个别生产企业之有计划性与全社会生产之无计划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造成了经济生活中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因而“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所做的设想便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在二十世纪初叶领导布尔什维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确立了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方针。即使实行了一段“新经济政策”，那也不过是一种“暂时退却”。当时列宁对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间，做了几次估计，最长一次也不过十年左右。斯大林从总体上秉承了列宁的思想，在三十年代初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建立起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末取得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在五十年代中期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同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虽曾改动过，但基本上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历史表明，这种体制，的确迅速消除了战争带来的经济生活的混乱状态，并且防止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常见的无序状态，对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勿庸置疑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的消极性便逐渐显露出来，它的突出表现就是抑制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的发挥，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难道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活动的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既防止了贫富之间的重大差别，又防止了混乱无序状态，岂不是一件会令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心满意足、心情舒畅，从而调动起积极性，促进生产快速发展的事吗？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但对于为什么不是这样，人们却不愿深究了，有时显得畏首畏尾、吞吞吐吐，特别是不能直面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论述了。

其实，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消极性估计过高，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估计不足相对应的是，他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论断，显得过分理想了。本来，这种理想应当以两个基本预设为前提条件：一是设定有一个全能的中央机关，可对全社会的一切需要，做出周密的安排，如对经济活动的全部信息及时捕捉，迅速地做出正确决策，并在反馈后，灵敏地做出必要的应答（人们可以联想到物理学和数学上的“拉普拉斯妖”）。一是设定全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地服从这个中央机关的各项指令，积极地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尽职尽责地工作，其中的公职人员又具有高超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人们可以联想到物理学上的绝对硬的“理想刚体”和绝对没有磨擦的“理想液体”）。对于这两个设定，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他们活动的后期，也不会赞同。从他们对哥达纲领的有名批判中可以看出，他们已认识到“过渡时期”的复杂性，特别是旧社会的遗迹，既表现为物质的、经济的方面，又表现为精神的、道德的方面，使得新社会不能立即实行那种理想的目标模式。这样，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计划经济的设想有一定的社会历史依据和正确性，他们的理论对我国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实行宏观调控的方针，仍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毕竟从总体上说带有一定程度上的空想性。对这两个设定的质疑，会使人们想到，有必要深入地研究社会的“人”，特别是人性的问题。

那么，市场经济为什么就能把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呢？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有力地揭示了它的某些消极方面（即使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这些消极方面也有所表现），但他们还是肯定了它的历史作用，认为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和权利，甚至说它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现实基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９７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会以平等的社会成员的身份，为了自身的合法利益，而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去游泳，追求效益最大化，并显示自己的才能和价值。也会为增长自己的本领而努力学习知识，掌握客观经济规律和其它规律。这种主体性的高扬，必然使社会的总能量以自然经济时代那种束缚于天然尊长的控制之下的社会总能量所远远不及的规模和强度，释放出来，也必然会超过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之被动遵从既定模式而被限制了的社会总能量。对高扬主体性的沉思，同样会使人们想到，有必要深入地研究社会的“人”，特别是人性的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普遍存在着不愿、不敢、不肯对人性问题进行客观地、深入地研究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创立之后，特别是在“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提出以后，有了很大改变。但在一些领域中，人们在研究某些社会现象的动因时，还是不想触动在人性问题上流行过多年的“定论”。应当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使他们在对已流行了二百年（如从洛克和斯宾诺莎算起）的人性论进行批判性分析中，侧重指明它的某种超社会、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性和局限性。列宁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使他们更加强调人的阶级性，激烈地批判了抽象的人性论。他们这样做，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走上了极端，把人的阶级性绝对化了，以致否定了一般人性的存在。其实，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即可看出，他们并不否定一般人性的存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６页）的论述，关于“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１９６０年版第８６页）的论述，并非单指特定阶级的人，甚至并非单指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人。在任何时代，每个人总是具有自我保存和自我发展的自我意识，在与他人交往中既表现出合作的意向，又表现出竞争的意向，并在实践中展示自己的个性特征和生活情趣。例如人在游戏和比赛中表现出的竞争性，并在竞争中求胜的心理，就既不是阶级社会中某个特定阶级的人所特有的，也不是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人所特有的，而是自古至今直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所已经、正在和必将共有的。应当正视人性中的“为己”这一具有“出发点”意义的方面，“为他”和进步人类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乃至自我牺牲精神，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并显示出了做为社会的人在思想道德上的超越性。恩格斯当年就说过：“人的心灵，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因此，他就返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２页）二十世纪初叶出现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理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心理学中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关于知、情、意的内在结构的理论，近三十年兴起的威尔逊社会生物学关于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相互关系的理论，对人性这一具有极其复杂多样内涵的结构，做了有重要价值的开掘，都揭示了类似于当年马克思所讲的“出发点”，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可见，不能设想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教育工作，会消除这个“出发点”。如果继续坚持过去曾长期流行的一种“定论”，即把“为己”这种人的天性，说成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性”，而把“大公无私”说成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性”，那在逻辑上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思想工作到位了，使“理性人”都成了“理想人”，计划经济便是最能调动和组织工人阶级的积极性的经济体制。科学分析和经验事实都已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之所以能够合理配置资源，激发人的积极性，不但可以从现阶段我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道德状况和文化教育水平中得到说明，而且可以从人性的一般特点中得到说明。由此可以设想，即使到了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所赖以存在的人性中的许多方面，还会在新的经济体制中得到体现，尽管那时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厚，道德水平极大提高，人的个性也不会消解于共性之中，人们也不会过着整齐划一、单调呆板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反，人的个性会更加色彩斑斓，人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自由快活。当然，按照唯物辩证法和辩证思维方法，我们这里讲的“说明”也不会是穷尽一切的。看来，要想使理论有个大发展，就要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那些不符合实际却又被人们长期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真正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