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网站2008年12月27日发表声明说，国际政治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作者塞缪尔•亨廷顿24日在马萨诸塞州马莎温亚德辞世，享年81岁。亨廷顿18岁毕业于耶鲁大学，1949年即23岁时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美国政府、军事政治、战略、军民关系、比较政治和政治发展。他参与编写过17本图书，撰写超过90篇学术论文，其中1996年问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被翻译成39种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等专著均有较大影响。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说：“萨姆是那种令哈佛大学成为一所伟大学校的学者。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争论他的观点。我认为他显然是过去50年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科学家之一。”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4.18－2008.12.24）确实留给了我们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份引发极大争议的遗产提出了如何处理文明和宗教差异的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
亨廷顿认为当前世界上存在着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文明的冲突？》,《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且不论对于当代世界这种文明的分类是否妥当，可以肯定的是在和平和发展大潮中，如果排除冷战思维，那么作为一个历史和社会及民族发展的演进过程，所有现存文明从根本上说具有互补性,并不存在你死我或、谁战胜谁的问题，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抗。某些文化现象从历史上曾经一度相对抗、排斥、封闭走向了在当代各类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吸收的发展趋势。
20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显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非基于文明的对抗和冲突。当代日本的经济腾飞和政治大国的崛起得益于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优势互补。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受惠于西方文明和东亚国家和地区民族精神的结合。多元性和兼容性成为实际上已经世界各类文化发展的主潮流。世界各类文明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共同发展的机遇，又都在精神文化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和危机。现代化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能否相互协调已经成了各国共同关注的大问题。被奉为世界各国文明“典范”的美国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反传统文化”的兴起已经面临着“美国精神”的危机；90年代以来随着种族危机的加深，美利坚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白人主体文化(WASP)面临新的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相对削弱，“美国精神”又面临又一次危机。在这方面以一批未来学家和文化思想史家为先导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随即一些政治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在这个越来越多样统一的世界里,人们应当重视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与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合作的问题。文明或文化的差异、价值观念的不同、民族情绪和宗教信仰的区别不应影响包括不同社会制度在内的国家间文化或文明间相互尊重、理解、共处和合作。
在这个全球化和多样化共存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把全球化、国际化解释或理解为西方化、资本化甚至美国化是一种误导。在全球性问题上把历史上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殖民主义造成了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别，以“文明”、“民主”、“现代性”等为号召要求按美国和西方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观行事，这就在实质上推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事实上，在一个多极化和多样化的世界里，以一种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西方如此，东方也不例外。
正是在传统“美国精神”面临危机和挑战、美国霸权地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强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顿上述《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了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的论点，并引发激烈争论。有评论称“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任何一篇文章。” （亨廷顿，塞缪尔：《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前言,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亨廷顿又在1993年《外交》季刊11/12月号发表文章称：“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冷战后世界的范式”。从此评论更多。单是王缉思教授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所收录的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就有26篇。这里提出了人们应当重视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与各种文明的差异与合作的问题。文明或文化的差异、价值观念的不同、民族情绪和宗教信仰的区别不应影响包括不同社会制度在内的国家间文化或文明间相互尊重、理解、共处和合作。连亨廷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并非适用于全球”。（亨廷顿：《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适用的》,《外交》杂志1996年第11-12月号）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1997年12月)中写道:“为什么我的文章在世界上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并刺激了这么多的讨论，为什么我的著作至今已被翻译称22种不同的文字，并具有相应的影响？我认为，答案是，人门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冷战期间，人们很容易地把全球政治理解为包含了美国及其盟国、苏联及其盟国，以及在其中发生了大量冷战斗争的不结盟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这些集团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发展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而它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他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亨廷顿接着写道：“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的‘文明的对话’。（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亨廷顿在该书前言中说：“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的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力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段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然而,本书和1993年及1996年的观点相比,他相当坦率地表达了西方文明衰落论的问题。在第12章“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中”，他指出：“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许多被奎格利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亚社会相比较。自西方个人和集体消费有优先于未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建设。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败包括:1.反社会行为的增长；2.家庭的衰败；3.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4.“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5. 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的减少。西方未来健康及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付上述趋势。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它们原来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者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裔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期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亨廷顿认为，“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者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同时，亨廷顿在书中强调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是十分重要的变化，它等于承认的多元化。
事实上，在一个多极化和多样化的世界里，以一种文化或文明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个经济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政治民主化、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的命题，世界各族人民有智慧来谋求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多元种族之间的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共存共荣,同舟共进。如果处理不好这样的问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没有保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