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元旦，拙著《中国站起来》出版。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本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书，有的人见我书中还谈到国家利益问题，更是不能容忍，那意思好像国家利益就是统治集团的利益，只有统治集团才会、才应该关心国家利益。他们纷纷将我命名为民族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甚至不断有人用充满困惑的眼光问我：你的思想是怎样发展到这一步的？似乎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慨。
这个问题要从两面讲，一面是我对社会内部不同阶层文化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领悟，另一面才是对于国际社会强国与弱国之间、文化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领悟。我首先关注的，恰好是第一个方面。所以，在我表现出民族主义倾向之前，我其实颇有点像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那种状态，对中国社会的强权及其文化权力保持批判的锋芒。不过我实在不愿意自称自由主义者，我宁愿将我这种倾向命名为底层主义倾向，因为我是站在底层立场，对强势群体的文化权力予以质疑。底层主义倾向只是我杜撰的一个词，翻译成学界流行词，就是民粹主义倾向。
一年以来人们已经给我扣上了好些“主义”的帽子，我这里又自称有民粹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倾向，真是找死啊。最近不断有贤达人士声称，必须高度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的倾向，好像这两个主义都是洪水猛兽，比殖民强权、甚至比他们天天诅咒的专制集权更加十恶不赦。那世界上什么主义才是利国利民的好东西呢？当然是那些诅咒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所要推广的主义啰，那才是春风雨露，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啊。
我为什么瞧不起母亲的宗教信仰
我母亲是江西省鄱阳湖北岸山区最普通、最善良的一位乡村女性，一生喜欢拜菩萨。我刚刚记事时，正赶上“文革”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乡村的所有文化习俗都在破除之列。母亲当然不敢在生产队长的眼皮底下拜菩萨，于是多次结伴到十几里路之外的荒丘野谷求神拜佛，那个地方原有一座蛇王庙，后来庙宇被毁，但是据说灵验依旧。
我十来岁的时候，因为患有龙身疮，跟着母亲和其他香客一起去蛇王庙求过仙丹。我发现那不过是树底下随意码放的几块砖头，根本没有菩萨塑像之类，当然更没有庙宇。因为庙宇在政治运动中被拆除，香客们就到那个废墟上举行他们的宗教仪式。
后来读书生涯中，那些研究中国宗教的精英学者告诉我，中国是儒道释三教并立互补的国家，我据此将我母亲的宗教，理解为佛教。因为她自己把自己的宗教行为，称为拜菩萨，而“菩萨”，不就是佛经中翻译过来的词语吗？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鄱阳湖北岸的乡村地区，重建寺庙的风气渐趋热烈。我们村里很穷，建不起大庙，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领头募捐，在村西头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庙。我母亲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头。母亲总是说，她拜菩萨的时候，家里老老小小每个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个。母亲的拜菩萨因此跟我产生了命运的关联。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遇上母亲邀伴到村西小庙烧香。我前去为她们拍照片。她们的仪式完毕以后，我进庙拍摄神龛里的菩萨塑像。
出乎意料的是，那菩萨竟然是一段五官模糊、一尺来长的木头。
我问母亲这是什么神？
母亲说，这是老嘎嘎。
老嘎嘎是我们那里对老爷爷的尊称，意思相当于可敬的老人。母亲只知道老嘎嘎是我们村里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究竟什么身份，究竟是如何成神的，我母亲没法说清楚。
母亲补充说，这尊菩萨不是老嘎嘎的肉身菩萨，而是从香火堂捡来的韦陀菩萨。咱们村的香火堂，原先是祖堂兼神庙。除了供奉祖先牌位，还供奉三将军(张飞)和老嘎嘎，以及这尊韦陀菩萨。我估计还同时供奉着观音菩萨或者弥勒菩萨，否则这尊韦驮菩萨就不会出现，他只能做佛教诸佛菩萨的护法使者，而不应该做三将军和老嘎嘎的护法使者。这些复杂的问题，我母亲不甚清楚。
“文革”时期，三将军和老嘎嘎的神位被砸烂，这位韦陀菩萨也被人丢在什么阴暗潮湿的角落，寂寞十几年。直到那年建庙，人们才找到这尊韦陀菩萨，当作老嘎嘎的肉身，供奉在这里。面目模糊即系木质腐烂所致。
那一天我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改变我一生的文化立场，因为心灵的变化总是慢慢完成的。
那一天我只意识到自己有两个发现，第一，我发现我母亲不是佛教徒，可是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母亲既然拜菩萨那就肯定是佛教徒。母亲虽然年轻时拜过观音菩萨，可是自我记事以来，她没有一次有机会祭拜观音菩萨，所拜全是诸如老嘎嘎、土地神、蛇王等等民间神祗，这些神祗跟佛教八辈子不沾边。
第二，我发现我对父亲母亲的精神世界和宗教信仰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而且也从来不想了解。不但不想了解，我在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按照书文上的说教在批判他们的信仰。我跟鲁迅和毛泽东一样，一直把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们的信仰，看作迷信。我从书本上学的东西越多，越认为自己很有学问，就越加坚决地否定父老乡亲们的信仰和习俗。鲁迅小说《祥林嫂》中，叙事人对祥林嫂捐门槛是那样蔑视、鄙视；《孤独者》中，主人公魏连殳对于村里人的葬礼仪式，更是怀着刻骨仇恨。我像鲁迅笔下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一样，常常针对底层群体的宗教信仰，骂他们愚昧无知，骂他们封建迷信。
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骂的是他们的下人，诸如阿Q、闰土、祥林嫂之类，这些每天给他们挑水、种地、舂米的劳动者；我骂的是我的父母，那每天挑水、种地、舂米将我养大成人的人。
很显然，我发现的这两个问题，乃是我的两个错误。
迷信：我母亲对自己信仰的命名
我年轻的时候，先是在高校学习“汉语言文学”，后来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我自以为很有文化，回到村里老是居高临下地打量村里的习俗和仪式，对母亲烧香拜佛也颇不以为然，甚至曾经想对母亲的宗教信仰产生某种影响和引导。
那时候我想引导母亲皈依基督教，尽管我自己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文化上对基督教怀有莫名其妙的好感。
我们村有一位前辈读书人，比我父亲略长几岁，民国时期就是赣北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领袖，担任过赣北基督教会副委员长。1957年当了右派之后，一心在生产队长监督下劳动改造，从来不谈上帝或者撒旦之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是赶上了他的好时代。经过官方允许，他把自己的家变成了耶稣堂。每到周日，附近村里到他家做礼拜的老弱病残女，络绎不绝。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不知道那些老弱病残女跟上帝究竟有没有交流，倒是这些教徒之间具有的相互交流非常宝贵，他们借此具有了群体认同，缓解了内心的痛苦。
那一两年之内，我多次劝我母亲参加那位伯父大人的礼拜活动。那几年我们家处于最贫困的时期，我的父母内心压力非常大。父亲从不表达这些压力，母亲则常常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忧患感。我几乎担心母亲某一天会精神崩溃。我希望母亲在一个基督教群体中得到一点精神的解脱，至少能借助那种群体交往释放一些压力。
可是母亲对我的劝说一直是笑而不答。
终于有一天，我记得是某个炎热的夏天，母亲笑滋滋地、然而是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我不能去，我信迷信，这么大年纪了，不能改信。”
我久久惊讶于从母亲口中说出的“迷信”一词。她的信仰和她对信仰的命名反差太大了，以至于给我的震撼不是瞬间性的，而是必将持续终生。
母亲七岁那年，娘家的房子被日本飞机投弹炸掉了，从此无家可归。外公在外地谋生，从此不再回乡。外婆既无田地，也没住房，靠给地主富农打散工养大我的母亲和舅舅。母亲长大以后，辞掉了一家富贵子弟的婚事，她对外婆说：他家那么富有，我们家这么穷，我们拿什么做礼物，跟他们结亲往来？他来半斤，我们对得起八两吗？再说，我是穷人的女儿，到他家只能坐一辈子矮凳，何苦来？不如嫁个跟我们一样的穷人家，心里放松。
母亲选择了嫁给我父亲。我父亲无依无靠，也无田地也无房子。母亲嫁过来后一直借住在别人家里，两年内搬家七次。母亲第一次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是土改工作队分给她的。所以母亲一生最感激毛主席。除了爷娘，毛主席就是她最亲的人。我母亲来北京探亲的时候，到哪里玩她都不乐意，她舍不得我花钱。只有毛主席纪念堂，是她主动提出要去看的。排队的时候，她看见有卖花的，又提出要买花送给毛主席。母亲一辈子都踏踏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办事。只有一件事，她不愿意听从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号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萨，遭到我母亲内心的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对毛主席颇有点阳奉阴违。
在毛主席的恩德和威名面前，母亲无条件接受毛主席的教化，一步步后退，一步步放弃自己的文化，信奉毛主席的文化。可是退到最后，退到拜菩萨这件事情上，我母亲无法再退了，这是她的底线，即使因此违背毛主席指示，她也必须坚持这个底线。也就是说，毛主席要求她放弃的其他一切，她都心甘情愿地放弃，觉得那些东西确实不正当，应该放弃。唯有拜菩萨，她觉得这是正当的信仰，毛主席要她放弃这么正当的信仰，她不想服从。
可是，即使是在这件敢于违背毛主席指示的重大事情上，母亲也无法给自己的信仰命名，无法在话语权上维护自己信仰和文化的正当性。她只能接受毛主席和整个精英群体出于歧视而给予的命名——迷信，她一面坚贞地维护这种信仰的正当性，一面用精英群体、强势圈子的话语权对自己信仰的正当性予以否定。
为什么在毛泽东和我母亲之间，就一个拜菩萨问题存在着这么大的分歧？为什么我母亲在坚决捍卫信仰正当性的同时，却接受了禁止她信仰的那种力量对于她的信仰的歧视性命名？此间是不是存在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如果底层人在最为坚贞、决不妥协的信仰问题上，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被支配的命运，那么，他们的整个命运中，还有一点不被支配的成分吗？
课堂上为什么不讲我母亲的宗教
还有，我作为父母的儿子，他们费尽一切努力，供我读了一肚子饱书。我在父母面前敢于以饱学之士自居，可是我却既不愿意理解和尊重父母的精神世界，也不屑于了解一下他们心中的神灵。相反，在我母亲与精英群体之间因为宗教信仰问题产生分歧时，我实际上不是站在母亲一边，而是站在精英群体一边的。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我不但错解了母亲的信仰，而且敢于背叛并批判她的信仰？
我的错误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那几年我不断追问的问题。实际上我是在为我的错误寻找客观原因。
关于对我母亲宗教身份的错误理解，这跟我的教育资源有关。我从上小学开始，课堂上应该学什么，既不是我自己的安排，也不是我父母的安排，甚至也不是我老师的安排，而一直是由政府安排的。每个时代、每个社会的教育权力，都由政府掌握，教育资源的安排，也只能由政府决定。
什么是政府？政府就是由政治精英小圈子，联合文化精英小圈子，共同组成的一个统治圈子。这个统治圈子在划定教育资源时，只对精英小圈子的文化感兴趣，一心要确定精英小圈子文化的权威性，让它成为衡定万物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确立，只有精英群体小圈子的文化具有正当性，其他群体的文化都不具有正当性，都在被改造、被同化、被消灭之列。统治圈子用这种文化权力的普及，来巩固政治权力和权威。
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有中国文化精英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效性和正当性提出质疑。到了民国时期，这种质疑发展为果断的否定和坚决的抛弃，他们一心要凭借那些用枪炮打垮中国的种族的文化来作为统治万民的工具。
五千年来积累的一切中国文化，从孔孟老庄，到管仲商鞅；从观音弥勒，到妈祖关张，都顷刻间失去了正当性，都被列为封建迷信，都在“被改造、被同化、被消灭之列”。
我母亲信奉的神灵，无论是观音菩萨，还是关羽张飞，还是土地神，还是老嘎嘎，都被定性为“封建迷信”，课堂上哪有时间讲我母亲的宗教啊？
教育的过程，就是让被统治阶级的子弟，学习统治阶级的文化、知识、价值观、生活方式，训练他们用统治阶级的立场、角度看问题，训练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训练他们按照统治阶级的需求实行社会控制和教化，自觉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当然，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中那些教化有成的学子，也有一定的回报，那就是把你纳入统治集团的边缘圈子，让你衣食无忧，还给你各种荣誉称号，让你享有常人所不具有的尊荣。
一个熟练掌握了统治阶级的知识和价值观的人，只有进入统治集团的边缘圈子之后，才能更好地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更好地为统治集团服务。
所以，任何社会的统治集团，它的核心圈子通常不会改变，但是它的边缘圈子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流动性，理论上必须让所有的被统治者子弟，通过艰苦的学习和磨练，都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的边缘圈子，这样才能充分焕发被统治阶级的创造力，才能引导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通过服务于统治阶级而不是反对统治阶级而得到财富、地位与荣誉。
这个由统治集团通过实施教化从被统治集团中遴选出来的边缘圈子，通常有个集体名称，叫作士，也可以叫作官吏，现代社会则常常称之为知识分子。
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主动培养有用之才的文明自觉，并创造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制度。这套制度不但最有利于统治集团小圈子的利益，同时也为被统治集团大圈子中的杰出人物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有限实现了社会流通——也就是才智之士从大圈子到小圈子边缘群体的流通。
这一套完备的培养、遴选制度，被西方人学得出神入化，发展为今天流行全世界的现代教育制度和公务员制度。
现代教育的经济含义就是：好好学习怎样为我(实施教育的主体)打工，好好为我挣钱，等挣得多了，你那一份也会增多。
这就是学校的含义，这就是课堂的含义。在这样的课堂上，怎么可能讲到我母亲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呢？
我为什么背叛了母亲的文化与宗教
谁让我背叛了母亲的宗教信仰
我为什么热衷于批判母亲的信仰？因为我已经背叛了她的文化与宗教。我为什么要背叛母亲的文化与宗教呢？
我把自己跟村里的童年伙伴做一个比较。那些生活在村里的童年伙伴，跟他们的父母、跟广大村民，保持了同样的文化和信仰。他们或许不愿意像父母一样到老嘎嘎庙里烧香磕头，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对于村里的文化与宗教持批判的、蔑视的态度。每当村里有人去世，他们都会很热心地参加魏连殳所诅咒的葬礼，也绝不会认为祥林嫂捐门槛是什么愚昧行为。
我跟这些伙伴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在小学刚刚学会了书写自己的名字和阿拉伯数字，就辍学了，我却在精英群体建构的教育体制中受到完备的教育。而整个教育体制中，只讲精英小圈子信奉的文化，不讲草民大圈子习用的文化。
一般来说，底层大圈子具有惊人的文化惰性，他们是保留传统文化的酒精瓶。今天依然在村里受到尊崇的文化，不但跟一千年前的古老文化保持着结构、气质上的一致性，甚至跟五千年前的原始文化还有密切的血缘关联。无论是祥林嫂捐门槛，还是魏连殳奶奶的淳朴葬礼，都是千年不易的古风。
而精英文化却往往富于变化。尤其在最近一百多年，所谓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精英群体的文化选择和认同，虽不无智慧，却也极为心浮气躁、变幻莫测。
而且，作为统治集团的精英群体小圈子，无论他们的文化短暂还是久长，他们都会尽力拓展他们文化的影响力，要求底层群体大圈子归顺、接受他们的文化。对于大圈子所信奉的文化，精英小圈子永远不屑于了解，仅以迷信名之。
如果底层群体大圈子表现出维护自己文化权利的自觉性，精英群体大圈子就会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等多种方式，坚决否定底层文化的正当性，否定他们的话语权，让它没有存在空间。而精英群体牢牢地掌握着话语权，话语权恰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确立唯一正当的文化权力，是为了巩固唯一正当的政治权力，进而巩固至高无上的、不容挑战和质疑的经济权力和利益。
所以，从我们的教科书中，只能读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丁、卢梭、杰弗逊、达尔文、马克思、列宁、培根、歌德、雨果、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是怎么理解人类生活的；周公、孔子、孟子、荀子、管仲、屈原、贾谊、欧阳修、周敦颐、朱熹、王阳明、蔡元培、鲁迅以及汉武帝、唐太宗等等，是怎么创造人类历史和文化的。
所有这些人物，无一例外全是精英小圈子的人物，只有他们的事迹和他们的文化才能成为我们的教育资源。
关于闰土、阿Q、祥林嫂和我的父亲母亲对于生活的理解，以及他们的文化趣味，在教育资源中不但没有正面地位，而且只能永远处于被批评、被否定、被嘲弄的负面状态。
我在体制内求学十几年，实际上是被精英小圈子洗脑十几年。洗脑越久，就越是形成了精英小圈子的立场、角度、趣味，就越是远离我村里的文化、我母亲的信仰。
顺理成章地，我成了底层群体大圈子文化的批判者，成了我母亲的文化的敌人，我天天像魏连殳那样否定着底层群体大圈子的文化正当性，否定着我母亲的信仰的正当性。
知识分子只在古人洋人的概念体系中沉浮
当今的知识界一般将“体制”看作一个值得质疑的负面事物，而把知识精英看作值得信任的正面事物。所以，当我对体制内的教育和思想表示失望时，一定会有人建议我少看体制的书，多看学者的书。那意思似乎是：体制内的书传播的是官方意识形态，肯定是糟粕，知识精英的书才有真理。
实际上几十年来我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我极力抵制体制内的思想，积极认同文化精英的思想和立场。简而言之，我就是文化精英打造出来的一件作品。
然而，当我对几十年求学生涯进行反思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文化精英的思想立场，在体制内的思想立场面前具有多大优势。实际上，与体制内思想比较起来，文化精英的思想既不更接近真理，也不更接近底层群体大圈子的权利和利益。
谁是文化精英？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就是文化精英。他们或者借助官方许可的合法渠道传播自己的学说与思想，或者以知识分子群体口口相传、电子邮件、短信等等方式产生影响。如果某位学者的什么著作或思想遭到禁止，往往以千倍万倍的速度疯狂传播，短时间内即可获得巨大影响。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潜心研究文化精英们的著作。这些著作自然各有学术渊源，所言有理有据，在逻辑上一般说得过去。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从伏尔泰到托克维尔，从凯撒到拿破仑，从罗斯福到布什再到奥巴马，从释迦牟尼到鸠摩罗什，从慧远到唐玄奘，当然，还有从孔子到王阳明，从庄子到陶渊明再到钱钟书，从屈原到鲁迅，等等等等，都在当代精英学者的著述中得到关注、阐发和弘扬。总之，当代知识精英的著述，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六合八荒尽收眼底。说它博大精深一点也不为过。
可是，这些精英们的学说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究竟有多大关系，往往值得细心辨析。知识分子以知识为业，以知识谋生，经过几十年的语言文字训练，往往被训练成了玩文字、玩概念的老手，训练成了意识形态动物。
他们一生的著述就是从逻辑到逻辑，从概念到概念，说得夸张一点，是从别人的逻辑到别人的逻辑，从别人的概念到别人的概念。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别人都是“古人”和“洋人”，因为知识分子一生所读，大多是古人和洋人的书。古人和洋人永恒的主题一般是：人民愚昧、官吏贪婪、东方黑暗、天下无道……
而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状况，中国政治跟更加广阔的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底层民众的现实境遇和精神生活，往往是用古人、洋人的概念涵盖不了的。
古人和洋人的概念、框架涵盖不了现实生活怎么办？那也得削足适履硬套。知识分子一辈子就学会了这些逻辑和概念，当他们要用这些逻辑和概念混饭的时候，社会现实敢于跑到这些逻辑和概念之外去？这不是成心跟人过不去吗？
所以，知识分子必须骂骂咧咧地砍削社会现实之足，以便塞进他的思想之履中。如果永远塞不进去，这就证明了天下无道，他就有理由永远骂骂咧咧。如果侥幸(实际上这样的侥幸永远不会出现)塞进去了，那就更加证明了人民愚昧、官吏贪婪、东方黑暗、天下无道——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都喜欢突出自己的聪明和道德，质疑甚至否定芸芸众生的聪明和道德。
至于现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具有什么样的需求和愿望，知识分子一般不太了解，也缺乏深入了解的足够动力。他们生活于社会上层，他们永远只了解社会上层——而这只是社会现实的一个小角落。
他们在用别人的逻辑、别人的概念说话时，如果说还有一点个人见识和经验，那也是他在社会上层小圈子里获得的那么一点见识和经验。就凭这么一点小圈子里的见识和经验，他们就敢于纵论天下了。虽然在序言和后记中，他们也往往承认自己只是以管窥豹、以蠡测海，但是这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谦辞，毫不影响他厘定乾坤的气魄。
可怜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就把这些管窥蠡测当作天下全貌，把这些与现实生活远隔千山万水的言论、学说当作真理，一边拜读一边做笔记，还企图用这些真理来解决现实问题。
知识分子只论海岛却看不见大海
举个关于中国宗教的具体例子，看看中国读书人的结论离事实有多遥远。
中国读书人对于中国的宗教状况有两种经典谈论，第一种是比较传统的谈论，那就是中国的宗教是儒道释三教并立且互补，几乎所有的文化精英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接受这个结论长达几十年。
第二种是比较现代的谈论，那就是中国没有宗教。这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从他们的标准作依据，对中国精神文化所作的一种判断。西方基督教在精神文化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中国精神文化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似乎不是宗教，至少跟西方基督教大相径庭，于是西方传教士和学者都说，中国没有宗教。当代中国学者几乎百分之百沿袭着西方人的这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古人的概念和判断，第二种说法来自洋人的概念和判断。
第二种说法我们姑且不论，这里谈谈我对第一种说法的质疑。
我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从来没有怀疑过第一种说法。可是，当我对我母亲的宗教和我们村里的宗教稍有了一点点了解，我就意识到古人所作的这个结论是不完整的。中国明明有如此广泛的民间宗教，为什么那些精英学者在研究中国宗教时，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呢？为什么那么多学术大师或者小师们不能把中国传统宗教的第四种资源——民间宗教也包含进来，然后再得出整体性的结论呢？
我后来读过一套马西沙、韩秉方所著《中国民间宗教史》，那里面大多数官员一谈到底层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就骂他们愚民愚妇、妖言惑众。马西沙所写，基本上都是传播十分广泛的公共宗教，它们全都是佛教或者道教的变种，也就是说与中国的主流宗教即精英社会的宗教具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实际上中国还有比这个更为民间化的宗教形态。西方人种自殖民扩张以来，他们的人类学家对南太平洋地区毛利人、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的原始社会及其宗教文化进行过颇具规模的田野调查，他们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再现了人类在原始社会一些比较普遍的宗教文化特征。
这些特征在今天的中国也有十分广泛的遗存，比如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族乡村地区，至今还有从原始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的宗教思想和宗教形态，其中最为明显的有三点，一是祖先崇拜，这是中国社会精英与底层共同的宗教文化；二是万物有灵论，乡村社会处处有神灵；三是地方神谱系，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神灵谱系。
乡村社会和许多少数民族社会，他们的节日、庆典、禁忌等等，都与这些独特的宗教文化有关。甚至可以说，这种宗教文化，其实是中国文化的母体，孔子也好，老子也好，庄子也好，屈原也好，都是从这种博大的宗教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甚至连保甲连坐的大法和诛灭九族的大刑，都是从这些文化母体中生长出来的。
跟这个文化母体比较起来，所谓儒教、道教，都只是精英人物对这个文化的某个角落的一种表述，佛教也是精英人物将一种外来文化予以改造之后，与本土文化进行融会贯通的一种命名。千百年来，佛教主要只存在于上流社会之中，底层社会虽然也敬拜释迦牟尼、观世音、弥勒佛等等，可是对于这些香客来说，不过是在原始宗教、地方宗教谱系中，增加了几个神像，跟西来的佛教了无干系。
在中国民间宗教的汪洋大海中，儒教、道教、佛教都不过是激流鼓荡、烟雾缭绕的几座仙岛。儒教的根基坚牢一些，道教佛教有时候简直若隐若现、似有还无。
可是所有的学术精英，只谈论这几座时有时无的仙岛，对于汪洋恣肆的大海，却长期视而不见，长期无法进行学术处理和学术描述。其谫陋无知，严重到无以复加。
我们长期将精英学者的这种挂一漏万、严重歪曲事实的描述，当作事物的真相。我们相信他们的学识，相信他们的公正，因而无条件接受他们做出的结论。一代一代学者就在这种远离事实真相的结论所编织的逻辑结构和概念体系中翻筋斗，永远翻不出偏见的手掌。我们谈论的永远是沧海一粟，对于海洋本身我们从来没有考察过，甚至从来不知道海洋的存在。
古代学者为什么看不见底层文化
最近一百年的中国学者，不了解中国的民间宗教还情有可原，因为今天的学者都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洛克、达尔文、托克维尔和胡适、鲁迅、陈寅恪、钱钟书为原料勾兑出来的，原料本身各有母体，勾兑物却只能像风筝一样飘摇在文化母体之外，是典型的从别人的逻辑到别人的逻辑、从别人的概念到别人的概念的鹦鹉学舌之徒。
他们无视中国社会现实、无视民间文化和宗教，是完全符合“别人的逻辑”和“别人的概念”的。因为“别人的逻辑”和“别人的概念”中，原本没有所谓“中国社会现实、中国民间文化和中国民间宗教”。
可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他们全都是从乡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他们的生活经验、思想观念、节日、庆典、仪式、禁忌，基本上跟底层民众血肉相连，无分你我。在祈雨仪式、祭祖仪式、祭山仪式、祭河仪式上，他们实际上都是老百姓的宗教领袖，为什么他们只要孔孟老庄，而不要民间宗教，甚至将追随自己的子民看作愚民愚妇、将他们的宗教看作妖魔鬼怪呢？他们原本是从大海中登上儒道释的仙岛的，可是他们登岛之后为什么全都看不见大海、甚至刻意否认大海本身的存在呢？
我对此困惑了很久。
越是困惑越需要思考，只要思考就可能有所发现。
后来我发现，不惟宗教研究如此，其他学术领域几乎全都如此。比如，一部“中国文学史”，所言必定是少数文人学士的事，跟广大的底层群体不会有关系。它写满了士大夫“郁郁涧底松”的怀才不遇，却没有“打伞不如云遮日，打扇不如自来风”的乡间旷达；它写满了“哀民生之多艰”的士大夫情怀，却没有“民”自己对于“多艰”的咏叹和抒泄。
不在视野之中，自然也不在关注、研究、言说之中，所以，底层群体生活在精英学者的知识之外。
这个结论很重要，希望大家记住：底层群体被精英学者排除在知识之外，所以底层群体信奉的知识、宗教、文化，也被精英学者排除在研究、言说之外。
这就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受精英学者教育几十年，只知道有儒释道，不知道我的母亲和村民另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什么我将我母亲的“拜菩萨”错误地理解为佛教，竟然无法及时从精英学者的著作中得到纠正。
当代中国学者中，只有极少数的、甚至是个别的学者，才会把民间文化和宗教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可是这些学者在学术体制中往往无足轻重，没有影响力，难于被人所知道。我就长时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知道他们的学科的存在。所以，他们没有机会纠正我的错误。在整个学术体制中，他们不只是被看作边缘，他们甚至像大海本身一样，根本不在主流学者的视野之中。
在我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我不过是精英学者小圈子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一个容器。精英小圈子给我装进什么，我就拥有什么。这就像政府给教材编进什么，学生就学到什么一样。每个社会的成员都是这样造就出来的。民间宗教和底层文化既然没有资格编进教材，没有资格成为国家规定的教育资源，它就永远不会进入精英群体的视野之中，因为所谓精英就是受过正统教育、掌握正统社会话语权的人。
所谓文化精英，作为社会中具有某种特定优势的一员，正是由正统体制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造就出来的。政治精英一般是社会控制群体，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规定了教育资源，以这种特定的教育资源造就一批文化精英，将社会的舆论权和话语权交托给文化精英掌握。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跟掌握朝纲的政治精英一起，联手完成社会控制，所以他们是社会最上层的社会控制集团。
文化精英跟政治精英其实是一体的。
文化精英只有通过否定底层文化的正当性，肯定政治精英所圈定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是唯一正确的、正当的，才能得到政治精英的嘉许，才能顺利地晋升到更高级别的精英小圈子——社会控制集团之中。
底层文化的正当性危机
当我发现我母亲的信仰和神灵在我的知识谱系之外的时候，我知道它实际上是在中国精英小圈子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之外。在精英群体看来，它不但不是教育资源，它根本就不是文化。它不但不是文化，简直就是妖魔鬼怪，是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整个人文学术体系的敌人，必须天天批判之。
鲁迅的文学作品，就从各个角度对底层大圈子的文化、习俗、信仰进行了较多的批评，连村子里的一个葬礼，他和他笔下的精英人物也不可容忍，进行了彻底的诅咒式的描述和批判(见小说《孤独者》)。鲁迅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的教育资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甚至像一面鲜艳的旗帜，一直在我们的文化领空和教育领空高高飘扬。
我终于知道，阿Q、闰土、祥林嫂的生活世界，以及我的父亲母亲的生活世界，整个不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关注与研究视野之中，整个不在他们所建构的人文学术体系之中。根据他们的逻辑，所有阿叭闰土、祥林嫂都是没有文化的人。
既然他们没有文化，他们所奉行的文化逻辑，就必定受到精英群体的漠视，他们按照自己的文化逻辑所生长出来的心愿、期盼、信念、目标，必定被精英群体看作邪念，而不会受到尊重。阿Q按照他的文化信念，希望传宗接后，于是一直遭到我们嘲笑。祥林嫂按照她的宗教信仰捐门槛，以求死后不被两任丈夫争抢，于是一直被我们判定为愚昧无知。
他们的生活理想、信念、世界观、行为模式、习俗、仪式等等，都没有正当性，都是愚昧的、迷信的、错误的。
一个人既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利，他的文化权利一定会受到质疑甚至否定。即使他身上积累着千万年的文化，他们也只能被看作没有文化的人。
社会控制群体为了否定底层群体的政治权利的正当性，必须同时否定其文化权利的正当性。奥秘其实在这里。
我的父亲母亲之所以被命名为没有文化的人，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神灵、他们的精神生活的支持体系，得不到精英群体的认可，并被精英群体命名为迷信。
我之所以被命名为有文化的人，是因为我在精英群体所建构的教育制度和学术制度中，中规中矩地学习了几十年、刻苦操练了几十年，终于弄懂了精英群体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如何支配世界的，并按照他们要求的模式，参与到这个支配世界、支配下人的结构之中，尽忠职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教育，就这样造成了我与我的父亲母亲在趣味、信仰、文化、社会分层等等方面的差距，甚或对立。
在这个对立的结构中，我每天勤奋地学习亚里士多德、耶稣、释迦牟尼、但丁、培根、歌德、达尔文、孟德斯鸠、托尔斯泰、老子、孔子、庄子、李白、周敦颐、朱熹、王阳明、康有为、陈独秀、胡适、余英时等等精英人物的著作与思想，装模作样地像他们那样思考，关注他们所关注的，信奉他们所信奉的，弘扬他们所弘扬的，批判他们所批判的。最后，像他们那样，企图通过立言立功立德而实现名垂史册、万古流芳的伟大理想。
既然底层群体的文化，一直是精英群体为了树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而必须予以歧视的他者，那么，当我“批判他们所批判的”的时候，我就只能成为我的父亲母亲的敌人。
我为了投靠那些彪炳千秋的伟大人物，而甘愿成为父母的背叛者——我不但背叛他们的文化、信仰，也背叛他们的阶级立场，我因为这种过于趋炎附势的背叛而感受到了某种文化焦虑。
追随统治者是被统治者的唯一选择
当一个统治群体控制了一切生存资源之后，被统治者只有追随统治者的文化理念，接受统治者制定的游戏规则，以求获得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
你看印度、尼日利亚、肯尼亚等等亚非国家，他们的官方语言是竟然是万里之遥的英语。为什么？就因为英国曾经长期劫掠、统治这些地区，当地人为了在持枪抢劫的英国人手下讨口饭吃，只有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他们的文化，崇尚他们的习俗，甚至皈依他们的宗教。当你改造得像一个英国人的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较多的生存资料，甚至可能成为英国统治当地人群的代理人，晋升为权贵群体中的一员。
所以，每当发生外族入侵时，总有一些人得风气之先，率先跟入侵者打成一片，渐成入侵者的代理人，迅速崛起为权贵。他们在成为权贵之前，首先成为侵略者文化的接受者，推广者，帮助侵略者给本民族的同胞洗脑。当本民族开始接受这种洗脑，也就渐渐接受了他捷足先登成为权贵的事实，他的权贵身份电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在侵略者获得全面胜利之前，这些卖身投靠的人被国人称作“汉奸”(印度人投靠英国人则当称为“印奸”，法国人投降德国人则当称为“法奸”，以此类推)，如果侵略者获得全面胜利，则称谓随之改变。满族入侵中原时，归降的汉人全被称为汉奸。抗清失败，战火熄灭之后，成千上万的汉人给满族当宰相、尚书、巡抚，协助满族人统治汉族，这些人就不再是汉奸了。满汉和睦，五族共和，大家具有共同的国家认同，形成为一个整体，不存在汉奸不汉奸的问题了。
这里讲的是国与国之间征服与被征服、奴役与被奴役的情况，事关国格，显得特别严重。事实上国家的边界是随时变动的，昨天的国界，可能变成今天的省界。侵略获得成功，占领成为永久，国界就消失了。博弈的双方就不再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以群体为单位了。
神州大地，六千年前可能有一万个国家，尧舜之后，有夏有商。到了周代分封时，依然多达三千余国。在强秦统一中国之前，这三千余国之间的蚕食、屠戮、火并，热热闹闹折腾了几千年。在连天烽火中，谁统治谁，往往不是以国为单位，而是以家族或氏族为单位。秦灭六国并不是整个秦国当政，而是赢政家族的统治范围由关中一隅拓展为神州全境。所以中国古人不像西方殖民者那样，以占领多少国家为目标，而是志在天下。天下本是一家，要和平都应该和平，要安康都应该安康。既然有能耐征服一国，就得再攒一把劲，把整个天下给“一”了。
于是，神州大地上就出现一个问题，究竟以谁的文化为正统？当政权的范围随着军队的足迹而扩张时，文化的覆盖力也得紧紧跟上。夏为天子，那诸侯肯定追随夏文化。商为天子，诸侯当然就得追随商文化。周为天子，诸侯别无选择，都会追随周文化。孔夫子作为商族的贵族后裔，到老年跟他的学生讨论文化理想时，竟然说“吾从周”，也就是号召学生以周文化作为统治天下的正统文化。周的政权正日渐式微，如果天下还能保持对周文化的认同，那么征战屠戮的诸侯总归还有一点约束。因为文化的密码中，包含着政治的权威，包含着身份的差异。
只要天下认同周文化，那么洛水一带的京畿，和泗水一带的鲁国，就是天下最尊贵的圣地，因为这是周文化的两个中心地带。所以，周天子虽然权力衰落，但是他的文化权威还可以延续一段时间。
周秦以来，中国果然大致保留了对周文化的继承和延续。神州大地的历史，因此而变得简单许多，无论如何征战来征战去，都是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一家人在博弈。大家都是中国人，只是有时候刘姓做天子，有时候李姓坐天下，有时候朱姓掌朝纲。龙庭上落座的那个人不可马虎，只能从天子家族中遴选，可是跪在那里争论朝政的大臣，来源却极其广泛，只要你认同天子认定的主流文化，几乎谁都可以去争取高官厚禄。
蒙古得势就跟着蒙古嚷，满清得势就跟着满清嚷，英国得势就跟着英国嚷，俄国得势就跟着俄国嚷，日本得势就跟着日本嚷，美国得势就跟着美国嚷，这就是士人的大致特征。这些人还偏偏标榜自己“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何其滑稽之甚也——其实这都是趋炎附势的东西而已。
混迹北京士林十五年，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大多认识，那些满嘴飘彩旗腹中揣恶意的东西也多少了解一些底细，“独立之人格”与金钱交易的奥秘，无意之间也有所闻知，那些母猪灌水充大象的俗物我也不是没有机会领教。这些真切的感受曾经是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可是，一旦生起觉悟心，穿透了这些俗物的那么点小肚鸡肠，十五年的经历竟然像梦幻一样飘忽。再这样混下去，那就不能叫生活，只能叫“死活”。
要想活得有主见一点，要想活得通透一点，千万不能跟着知识分子这个自恋自欺的群体瞎起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吠到太阳起山还要说自己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所吠为洋犬之声时尤其如此)。《中国站起来》和《中国的疼痛》，记录着我从那个群体中逃出来的努力。
是不是世界上就没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没有知识分子？也不是。像孔子、孟子、康有为、梁启超、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费孝通这样充满责任感和担当心的士人，代不乏人。
他们不是简单趋附统治集团，而是从统治集团的缺点、错误中寻找更加理想的政治模式和民族前途，然后为践履理想付出全部努力。统治者太重功利，垂涎于开拓疆土，他们就劝谏统治者奉行仁政。统治者因循守旧、迷恋既得利益，他们就劝谏统治者变革。统治者与底层人的命运隔膜，无力甚至无疑于照顾底层人群的利益，他们就深入民间社会作调查研究，按照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需求重建国家秩序。他们终生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为世界添加光彩。
康梁之后的中国士人，凡有责任心者，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世界强权将中国化为地狱，不做国家主义者何以体现起码的亲情、起码的人性和起码的正义之心？
他们是真正的仁人志士。他们既活在自己的伟大理想中，又活在实现理想的伟大实践中。他们的判断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他们的知识都是自己经验出来的，他们的思想都是自己实践出来的，他们才真正称得上“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就他们的功业，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向他们学习。
摩罗，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自由的歌谣》、《耻辱者手记》、《中国站起来》等。
来源: 《天涯》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