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5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第35期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文章从理顺党政关系，建设民主政权入手，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今天重温这篇文章，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党的领导，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以党治国”思想的主要表现

抗日战争中期，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邓小平认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在这个政权形式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也可以说是执政党。由于对党的领导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在一些人中产生了“以党治国”的思想。邓小平指出，“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这也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最近虽有不少转变，但彻底纠正这种错误观念，还需要一个教育与斗争的过程。”“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其主要表现是：

1.在党与人民的关系上，实行包办代替。“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时，宋哲元用了自己的权力——军队、监狱、警察、大刀、水龙去对付革命的学生，试问我们能说当时的优势是在宋哲元手上吗？这当然是说不通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以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Q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2.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党权高于一切”。“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有的消极不敢讲话，有的脱离我们以至反对我们，进步分子则反为我忧虑。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3.在党员与群众的关系上，“党员高于一切”。“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由于奉行“党权高于一切”，“结果党的各级指导机关日趋麻木，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结果党员‘因党而骄’，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非党员，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甚有少数党员自成一帮，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于是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从各方面来破坏党。”

二、“以党治国”思想产生的根源

为什么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头脑中会有“以党治国”的思想，而且顽固地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又指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会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消失。身处新时代的人们，身上仍然存有旧时代的痕迹。因此，分析“以党治国”思想产生的根源，就需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邓小平着重指出了两个方面的原因。

1.皇权专制传统的影响。邓小平指出：“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在中国历史上，自从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来，一直实行的是皇权专制独裁统治，人民被剥夺了民主权利，自然也就难以养成民主的习惯，更谈不上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五四运动”虽然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但由于实际掌权的是各派军阀，只是把皇权专制变成了军阀专制，因而民权、民主仍然只是一张画饼。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共产党人，难免受到专制思想的影响，这是毫不奇怪的。

2.国民党一党专政思想的影响。邓小平指出：“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中国近代以来，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国民党，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曾经起过革命的进步作用。但是，自从蒋介石上台以后，极力推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正如周恩来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他愈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无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法，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进一步说，连党权也不是，还是军权高于一切，特务高于一切吧！”（《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47，149页）抗日战争时期，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由于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双方人员交往多，信息流通快，使得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思想，对共产党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党对政权的领导主要是指导与监督

邓小平反对“以党治国”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治国不需要政党。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作为执政党，党可以领导政权和国家，问题是如何领导。围绕执政党如何执政的问题，邓小平从正面作出了回答。他指出：“然则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呢？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思想，来自他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与他对东西方政党政治成败得失的研究有关。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提出的基本思想，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就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指示，重申反对以党代政，强调实行党政分开，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著名论点。今天，我们要完成好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战略任务，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非常有必要深入学习研究邓小平关于党政关系的重要思想，结合新的实际，加以继承和发展。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大业不断推向前进。

（2008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