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丧家狗——我读〈论语〉》之后，李零教授又出了两本小书《去圣乃得真孔子》。坦率地说，如果不是编辑约我写书评，我大约不会去读这本书。读过之后，也确实觉得，纯属浪费时间——尽管只用了一个小时就翻完了。

作者再向读者申明，不应指望学《论语》而致用，《论语》不过是“人文学术”，但是，从这本号称是“精读”论语的书中，笔者实在没有获得什么有益的“人文学术”。相反，书中倒是充斥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妄与世上无人知我的幽怨。

民间学者、民办老师乎？

问题的关键可能正在于书名所揭示的谬误：“去圣乃得真孔子”。作者说得很清楚，本书与前一阵引起广泛争议的《丧家狗》的主题一样，“一是讲圣人概念的变化，孔子为什么拒绝当圣人，子贡为什么要把他树为圣人；二是讲道统之谬，它是怎样从孔颜之道到孔孟之道，再从孔孟之道到孔朱之道，四配十二哲都是怎么捏造出来的。”对于孔子，作者要“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而纯粹把他视为“民间学者和民办老师”，

根据这样的基本立场，作者再三写道，自孔子以下的后人，几乎全部误读了孔子、《论语》，只有到了胡适先生那里，尤其是到了李零教授这里，才拨乱反正，还孔子以真面目。这个真面目又是什么呢？作者在《丧家狗》一书中说，孔子是个“知识分子”，《论语》的学术贡献也不过是保存了一点古典文化，记录了孔门师徒对现实发的一点牢骚，对古人今人发的一点议论。对此，笔者曾经进行过反驳：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是个现代现象，古代根本无所谓知识分子。

现在，李零教授延续了上本书提到的一个说法，孔子不过是位“民间学者和民办老师”。然而，把“民间”、“民办”一词用在孔子身上，是否合乎学术的严谨性？诚如作者引述学术界的定论，在《论语》中，“人”与“民”含义大不相同，所谓民，就是“氓”。在周的封建秩序下，通常是指居住于城外的“野人”。孔子的教育、学术、文化事业，好象还没有下坠到如此地步。

另一方面，在封建秩序下，有没有所谓的“民间”？很显然，在秦以后的秩序中，官府与民间的分野是十分清晰的，官掌握着全部权力，民则是绝对的无权者。但封建制度与此完全不同——当然不是指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讲的“封建社会”，而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封建”。在封建秩序下，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力关系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每个人被整合到一套复杂的封建关系网络中，分享着程度不等的治理权力，不存在皇权专制下那种绝对的、单一的权力中心。在皇权专制秩序中，官与民是天壤之别，封建等级关系下人们之间的相对关系却是渐变的。

孔子当然也有贵族身份，他的家世确实在衰落，也许已经达不到卿大夫的资格，但至少也是士。身为贵族，哪怕是没落的贵族，孔子是享有治理自己家内事务之权利与权力的，包括自由地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成立一所学校，从事学术与教育。这一事业他也享有完整的自治权，可以自由地招募学生、自由地安排教学活动。至少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周天子或者哪个诸侯或者哪个卿大夫试图干预孔子的事业。孔子的教育、学术活动完全是自由的、自治的，奥秘或许正在于孔子所生活于其中的封建秩序。有西哲曾云：专制时代的人是平等的，但无自由；封建时代的人是不平等的，但有自由。因而，他的事业既不是官办的，但也不是什么民间的——这样的词汇根本不适用描述封建时代的事务。

既然李零教授一直号召人们把《论语》当作“人文学术”来读，笔者就李零教授自己的学术用词作上面的辨析，似乎不算多余。但是，笔者发现，如果认真一点，对李零教授的文本逐页辨析，将不胜其烦，因为如同《丧家狗》一样，《去圣乃得真孔子》一书中，此类过于随意的用词、比喻，随处可见。

孔子成圣的阴谋论解释

有些人可能喜欢这种文风，并称赏其为“潇洒”。而且，李零教授显然十分陶醉于自己的随意——和油滑。其实，上一本书的副题《我读〈论语〉》，及本书书名就已经昭示了这种文风的深层依据。“我”先于《论语》。重要的不是《论语》说了什么，而是我读出了什么。摆在读者面前的两本书，所记录的不是《论语》对“我”的启示，甚至也不是“我”与《论语》的对话，而是“我”对《论语》的解释。读者从这两本书中看到的是李零教授，而不是孔子。尽管李零教授再三谴责那些批评他的人没有几个人愿意面对论语文本，而他本人则只拿那个文本说事。其实，他是拿自己的感想、比附、联想及噱头来说事。

这种态度其来有自。李零教授口口声声引述胡适，因为，胡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叙事，不再把孔子视为圣人，还原孔子为诸子之一。胡适先生如此处理孔子的历史地位，系出于自己思想的逻辑。他是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领袖，他的基本目标就是打倒孔家店。而启蒙哲学也为他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理性才是至高的标准，此处的理性，当然是自己的自然理性：评骘古人，完全依乎评估者的好恶，而可以不顾历史上的定论。事实上，启蒙者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打破历史上的一切定论，所谓“重估一切价值”是也。这种哲学与价值观可谓深入人心，因而，自胡适——其实，也许是自梁启超先生以来，孔子不是圣人，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定论。顺便说一句，启蒙哲学往往是独断的，假如有人重新把孔子奉为圣人，启蒙者就会暴跳如雷，比如李零教授。

把孔子视为诸子之一，从学术角度看，倒也合理。李零教授却从这一结论更进一步走向荒谬：李零教授关于《论语》的两本书得出的最重要的“学术”结论是：孔子之圣人身份，乃是后人的儒家信徒与皇权专制者合伙制造出来的，在利益驱动下玩弄阴谋的产物，旨在维护其特殊利益。我不想说，这样的结论是粗暴的，但“阴谋论”确实是某些心态不够正常的人解释自己所无法理解的现象的时候的本能反应，比如，中国的民族主义愤青通常就这样解释中国在国际舞台中所遇到的种种尴尬。这种阴谋论解释，还不如当年的阶级论有点学术价值。

诚然，如李零教授所说，《论语》中的对话记载了，孔子非常谦卑，有自知之明，多次拒绝弟子奉自己为圣人——大约只有神经不正常的人才会自封圣人，或要求别人奉自己为圣人。这种拒绝恰恰体现了孔子的明智与伟大。孔子被后世尊为圣人，这也是一条理由。孔子的圣人身份乃是通过他人的自发认可而得到确认的，这个他人，既包括孔门弟子，也包括士人群体，社会一般民众，乃至掌握权力的诸侯、大臣、皇帝。正因为孔子是通过这种程序得到认可的，孔子才是真圣人。

孔子成圣是历史事实

孔子的弟子们可能非常卖力地抬高孔子的地位。这很正常。诚如李零教授所说，孔子之后的诸子的弟子们，也都曾经竭力地营造其老师的声誉。自孔子之后，一直到汉代独尊儒术，在价值、学术、教育、政治等领域，出现了一种自由竞争的局面。竞争的策略之一当然是神化其创始人。但最终，孔子赢得了圣人的身份，其他诸子，或者被人遗忘，比如墨子；或者被后人谴责，如韩非；或者仅仅被视为技术专家，如兵家人物；至于老子，位置更为特殊，成了神仙。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得十分清楚：“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种历史不断累积而形成的评估，显然不是阴谋论所能解释。李零教授相信，孔子之成圣，不具有内在的理据。孔子只是个普通人，本来只是跟诸子一般无二的学者、教师，但孔门弟子持续不懈的操纵舆论，将其伪装成了圣人。

很多民众就是这样看待广告的：只要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变成真理。只要你在媒体上持续地吹嘘自己的产品，就能大赚其钱。只是，研究广告的人不会相信这种冒充的常识。假如你的产品之内在品质低劣，广告未必有效果。你或许可以骗人于一时，而不可能一直骗下去。问题的关键在于：广告观众也是具有理性、具有判断力的，而那些阴谋论者通常会把受众看成傻子。

因此，孔子之成为圣人，是因为孔子的思想具有内在价值：孔子所倡导的价值，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他的实践中所彰显的美德，在思想的市场上，具有内在的竞争优势。孔子在世上，这种内在价值就已被一些睿智之士认识到，随着历史演进，被更多人认识到。首先是学者宗之，儒门的学术、教育影响力日趋扩展。到秦汉之际，儒生又与掌握权力者互动，儒生试图以儒门学说矫正秦政之弊，而掌握权力者也意识到惟有儒家具有这种能力，而舍黄老而尊儒术，孔子也一步一步地成了圣人。

用哈耶克的话说，秦汉之际的主流意识形态由法家经黄老而归宗儒家，乃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没有人能够操纵这一过程，孔子成为圣人，是学术教育共同体、社会、权力等因素围绕着孔子思想而展开的长期互动过程的结果，孔子成为圣人乃是“行动的结果，而非设计的产物”。哈耶克曾经批评过，有些人——尤其是惟理主义者——把一切制度都视为单个心灵有意设计的产物，李零教授就是这样解释孔子成为圣人的事实的。但其实，孔子成圣乃是自发生成制度的范例。

当然，对于孔子成为圣人这样一项制度的长期效果，今人与古人的看法相异。启蒙者普遍相信，孔子成为圣人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乃至政治产生了负面效果，但因此就相信孔子成圣乃是孔门弟子阴谋的产物，未免过于幼稚：原始人经常会对世界作一种拟人化或泛灵论的解释。

孔子不是传统而是现实

另一方面，准确地理解中国过去两千多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历史，不论是文化、思想、价值、习俗、制度、法律，都必须面对孔子是圣人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汉以来的历史上，所谓的真孔子，就是作为圣人的孔子，而不作为“民间学者和民办老师”的孔子。

即使你觉得孔子根本不够格当圣人，或者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圣人，但孔子为圣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李零以及其他启蒙者自以为拨开历史迷雾，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客观的孔子。但是，真正支配历史上中国人之行为的，本就不是什么客观的孔子，而是历史上的行为者主观想象的孔子。人们对孔子的主观想象，乃是一个比客观的孔子更客观的客观事实。中国人曾经几乎普遍地深信孔子就是圣人，从儒生到不识子的农民，乃至不少皇帝，并据此而安排其生活、设计各种私人与公共制度。否认孔子为圣人，中国历史的大半就不复存在，或者无从给予恰当解释。

当然，李零教授是研究历史的，对于这一点，当不至于不清楚。推想起来，他所说的“去圣乃得真孔子”，恐怕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说。他大约想说明，对于当代中国，孔子的价值只表现为“民间学者和民办老师”的价值，而不具有圣人的价值。

然而，这样的结论仍然是轻率的。孔子在历史上是圣人，这位圣人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道德、习俗、法律、制度等等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简而言之，所谓的中国“传统”打上了深刻的孔子烙印。不论你对这种影响持作何评价，但这种影响却是无可否认的。就因为这一点，这位历史上的圣人，在今天就必然仍具有圣人的价值，即使其程度已经不如前现代时期。

道理很简单：传统本来就内在于现实之中，构成现实的有机部分。美国杰出思想人物爱德华•席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所说，一个社会不只是存在于特定时刻的共时现象，相反，社会必然是一个连续的存在。社会确实在变化，但又具有同一性。因而，传统是社会结构的一个维度，传统是存在于今天的历史性因素，如果没有传统，就没有社会，而没有社会的种种规范，人也就没有文明、文化可言。

今日中国之价值、道德、习俗、法律、制度，与历史必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性——不论你如何评价这一点，则现实中国必有孔子的因素，一如西方的诸多方面有基督教的因素一样。孔子仍然在今天部分地存在于现实中，而且是以圣人的身份。仅从时间的持续尺度来看，孔子就是圣人。如果不承认孔子的圣人地位，那现实中的很多因素就是无法理解的。比如，传统一复兴，立刻就有读儒家经典、祭孔等活动。这是因为，不少国人仍然把孔子当成圣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是老子、孙武、墨子、韩非等所能比拟。

正是这一点，让李零教授很恼火。李零教授尽管承认，孔子很有一些智慧，但充其量，这些只是一位“民间学者和民办教师”的智慧，何况又是两千多年了。所以，孔子的思想根本不能解决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李零教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传统或国学“不能救国”，这当然也包括了孔子不能救国的意思。他对种种复兴儒家的努力，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所谓“去圣乃得真孔子”，其真实的含义或许就是，今人从根本上就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把孔子当成圣人。

孔子就是圣人

其实，除了一些心灵最封闭的守旧者之外，今天，大约没有什么人会像两百年前、一千年前的人们那样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义。那些时代的人们可能衷心相信附丽在孔子身上的种种神话。但是，即便是那些时代，圣人也似乎不像今人所想象的那样具有神秘色彩。孔子的思想本身就排斥宗教性质的偶像崇拜，所以，中国人其实一直是一个较弱的意义上使用圣人概念，并且也并不排斥其他圣人的地位。

今天，某些学者、民众将孔子视为圣人，恐怕是在一个更弱的意义上使用这种概念了——本来就没有什么人真的相信国学可以“救国”，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救国。人们用圣人这个词只是想表明，孔子具有伟大的智慧，这就好象人们承认佛陀、耶稣、苏格拉底具有超凡的智慧一样。对于这四人，西哲雅斯贝尔斯曾说，他们触及了人类的终极性问题，并提出了答案。他们全实现了人最大的潜能，当然可以荣膺圣人的头衔。

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说，孔子具有后人也难以企及的智慧，包括今人。这样说，并不是贬低今人。这个世界不像某些过分乐观、自信的人盲目想象的那样是直线进步的。我敢打保票，永远不可能再有谁具有巴赫、莫扎特那样的音乐天赋，中国今天、未来不可能有谁把武生演得如杨小楼那样好，把老生唱得如谭鑫培、余叔岩那样好。同样，永远不会有谁再构造出比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更伟大的哲学体系。孔子也是空前绝后的，他的思考触及了人类的终极性问题，尤其是治理领域的根本问题，并提出了健全的答案，尽管并不是很具体，没有编制出制度设计手册。今天的人们只要是认真地、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孔子就是绕不过去的，人们先得看看孔子说了些什么。

而且，面对这些问题，人们首先应当假定，孔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启蒙哲学给了现代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很多哲学、思想史教科书在叙述了孔子的思想之后，照例会有一个评价，其中少不了分析孔子思想的局限性。在音乐领域，没有哪个音乐使家会狂妄地批评巴赫或莫扎特的局限性，似乎也没有哪个认真的学者狂妄到分析耶稣或佛陀的局限性。惟独在中国现代的思想、文化领域，这样的狂妄随处可见。很多人士不愿意承认孔子的伟大，竭力地把孔子还原成凡夫俗子，仿佛只有这样，才算得到了历史的真相，才够学术，才能救中国。

但是，就像迈克尔•波拉尼、托马斯•库恩的研究所表明的，假如你不承认孔子的伟大，不承认他的思想范式的权威性，那你根本就无从进入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场域，根本不可能开始思考。现代中国政治哲学、伦理学之乏善可陈，就与启蒙了的学术界普遍地不承认中国古典思想、尤其是孔子与儒门思想之价值有直接关系。同样，现代中国制度转型之曲折反复、劳而无功，也与发挥主导力量的群体普遍地对传统持敌视态度有直接关系——敌视传统就等于罔顾现实。

孔子在历史过程中被各个力量共同地、自发地认可为圣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孔子之圣人角色，也是中国思想、文化、文明、制度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因为历史的连续性，这种圣人制度也深深地嵌入当下现实中。承认孔子的圣人地位，今人才能准确地理解孔子，理解中国的历史，理解中国的现实，及合理地想象与塑造中国的未来。

深圳晚报，200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