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话题的由来
话题不是从眼前发生的事情中来，而是源于一项记忆。
大约两年前的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一次所谓“成人仪式”，当时的情景大约是这样的：一名大三女生身穿淡黄色“汉服”，在孔子像前行古代女子笄年之礼，依据“朱子家训”规制的礼仪，从迎宾、置醴、醮子到笄者揖谢共 36个步骤逐步进行，一丝不苟。据说“古香古色的服饰，端庄肃穆的神情，从容大方的步态，伴着清新高雅的乐曲，整个过程一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自若。”
我听说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极力倡导国学的一部分行为（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是错用）。不想此行一出，马上遭到了人们的耻笑，有人称：“祭祀祖先就要用古文祭辞，让人听得一头雾水；传承国学就要身穿汉服，让人看得不伦不类、啼笑皆非；成人仪式就要举行古礼，让人觉得时空错乱、借尸还魂。”有人甚至据此情绪化地将中国人民大学称之为“垃圾大学”。
事情不大，与我后来听说的许多光怪陆离的大学景象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总是盘桓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尽管我没有到现场，也经常想象到当时那种情景，那种氛围，那种让人难以恭敬的滑稽感。
2007年4月初，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了“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哈佛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京大学、密歇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大学。除了日本东京大学之外，其余9所全部来自美国。据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课题组负责人介绍，这10所大学是从参与评选的1207所大学中产生的，它们代表着世界大学的顶尖水平。这些“大学学科齐全，并且每个学科影响力都很大。这和平时所见所闻的一些情况不符合。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大家一般认为它学科比较单一，以理工为主，但从原始数据和评价结果来看，它的学科体系齐全，且每个学科的排名都比较靠前。
那么，经常让我们引以为骄傲、被我们作为招牌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哪里呢？很不幸，北京大学在第192位，清华大学在196位。更加让人郁闷的是，我国没有一所大学进入排行榜前100名；在前400名中，我国大陆地区占8所：除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外，分别是浙江大学（248位）、上海交通大学（252位）、复旦大学（257位）、南京大学（271位）、中国科技大学（273位）和吉林大学（382位）。
我很想找到因为搞“成人仪式”而深深留在记忆之中的中国人民大学，可是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从提供的数据看，这个最近一些年因为倡扬国学弄出很大动静来的大学显然没有进入400位以内，至于是排在第800位还是第1800位，第18000位，或者第180000位，不得而知。这样，这个让人尊敬的大学在我心里就大大地打了折扣，不像以往那样高大了，这很让人难过。
如果事情仅此而已，还不至于引出今天的话题——利用国家教育经费搞个“不伦不类”的“成人仪式”有什么可说的呢？之所以想说一说这件事，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别的原因是：我听到了太多人们对于我国大学教育的诟病。
2.呜呼！大学哉！
不好意思，我首先得跟读者交代清楚：我虽然也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废除高考制度以后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不是正宗的大学生。不正宗大学生和正宗大学生感受世界的方式应当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尽管不好意思，我还是能够说出对当时大学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一群不打算好好教书的老师带着一大帮不打算好好读书的学生，就像从街头漾漾地走过来的一群身份可疑的人那样成天去“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在工厂、农村消磨的时间比在教室里呆的时间还要长。即使是在教室里，从事的勾当也基本上与读书学习无关，而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搞“评法批儒”，召开批判大会，即挖掘盗墓，对古人鞭尸。
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基本上没有文化的大学生在批判大会上呐呐地控诉说：“孔老二（那个年代对孔子的称呼）是头头道道（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坏哩，刚一上台就杀害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少正卵（应为少正卯）同志，真是生（是）可忍，熟（孰）不可忍！”
当时场面很严肃，没有人笑。
那时候我二十多岁，文革以前对大学那种崇敬心理还残存在脑子里，当现实以这种卡夫卡式的幽默展现在眼前的时候，说实在的，我有一种被抛到变形时空隧道的感觉，不知道要被扭曲成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将要被莫名其妙的力推向哪里。“这就是大学吗？”我一千次一万次问自己。这当然是大学，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学，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最高学府。
后来我从最高学府毕业了，没想到因为这个经历又遇到了很大的艰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工农兵学员”都是一个让人鄙视的名字，似乎所有“工农兵学员”都是那位批判 “孔老二诛杀少正卵同志”的人，似乎我们这些人应当为大学成为那个样子承担责任。从此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道理：你住进了不合格的屋子，屋子管理部门追究的竟然不是建筑部门的责任，而是居住者的责任！屋子不合格是因为居住者不合格才造成的！
后来官方文件为我们做了解脱，说把房子造成那个样子是“四人帮”的责任，那四个人“可坏哩”。尽管这样，我们这些居住过不合格房子的人在具体的人生历程中，仍旧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很不轻松，我们是带着内疚心理和隐秘的精神伤痛走到今天的——改革了，开放了，拨乱反正了，教育战线与其他战线一样红旗猎猎凯歌飞扬，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终于轮到我们的下一代走进国家最高学府了，我们是多么高兴啊！我们是多么感激党和政府啊！
然而我们又不断听说房子还是有问题——此说事关重大，不敢贸然，我引用一些资料以作说明：
首先是关于当代大学生的，即问题的微观部分。有人给做了这样的归纳：1、当代大学生普遍信仰缺失。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信仰缺失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情，大学教育基本上扼杀了大学生所有自由的天分，表面看上去很宽松，实际上有很多必须遵从的强制性规定。调查表明，在当代大学生中，纸醉金迷者有之，虚无主义者有之，“为肉体而生存”者有之。2、大学教育呈现出严重的功利思想目的，很多大学生都成为了奉行“付出即应当得到”原则的功利主义者。比如，目前大学生就业问题严峻，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一开始就把教育学生追寻生存之道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教学生如何做一个对社会和他人负责的有良知的人，一些人被培养成了赚钱的机器。国外商学院培养的是企业领袖，我们的商学院培养的是富翁，这里面有巨大的区别。3、在一部分当代大学生中间，脑子里充塞着浓厚的投机意识，为了拿到奖学金不择手段，为了入党而大宴群朋，为了在社团里得到升迁而拉票……在本应当明净的校园里，权力斗争无处不在。4、一部分当代大学生缺乏团结精神，没有良好的协作意识，在组织活动中往往人心涣散，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社会交往能力低下，人际关系紧张。5、精神压抑、人情冷漠，导致在大学生中间自杀和他杀事件时有发生。
其次是关于大学教育现状的，即问题的宏观部分。我仍旧引用资料予以说明（资料来自网上，遗憾的是没有查找到作者姓名，谨致歉意），这篇名为《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击中了谁的软肋？》的文章称——
早在1985年，清华大学就首先提出“要逐步把学校建成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1986年，北京大学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把“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作为发展目标。1993年，清华大学提出有限期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并把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总体的办学思路。1994年7月，北京大学首次确定了把“创建一流大学”作为学校的整体建设目标。1995年，江泽民在为复旦大学90 周年校庆题词中号召，“面向新世纪，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这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概念首次出现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1998年5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的“为了实现现代化，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根据讲话中“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1998年12月24日，教育部实施被称为“985工程”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重点建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即所谓“2+7”。北大和清华在3年内各获得中央政府18亿元人民币拨款，复旦大学获得12亿元，上海交大等其他6所高校获得6亿元以上数额不等的拨款。然而，这9所高校在获得巨额的拨款后，主要做的就是盖大楼、办公司，特别是清华大学，因此大楼盖了不少，公司办了不少，但其他方面的成果却凡善可陈，以至于有人调侃地认为“虽然清华大学好像没有在科技方面搞出什么出名的东西，也没有培养出什么国际级的大师，更没有培养问鼎诺贝尔奖的得主成绩，但是在开公司、赚钱方面确实是世界级的大师。鉴于这一杰出贡献，应授予清华大学校长诺贝尔经济奖！如果没有获得，全国人民也应该授予他一个比诺贝尔将还厚重的奖！”
文章作者痛心地说：“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教育的管理者以及大学校长们总是以为‘办大学就是盖大楼’，但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虽然梅校长的警世名言早已经说了，但现今的管理者与校长们却依然在寻求大楼之大、电梯之大以及面积之大。因此，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击中了教育管理者与大学校长们的软肋，现在是该他们惊醒的时候了。如果再继续追求大楼，那终将导致‘国将不国’也！”
问题是不是说得有些过于严重了？作为对比，我们看一下《世界一流的大学都在做什么？》（作者邓海建，谨致谢意）——
它们肯定不是在忙着盖大楼。哈佛、或者麻省理工等等，我们还真说不上这些世界一流的大学究竟在干什么，但有一点，他们的校舍校门看起来一应地似乎年久失修，比不上我们的气派豪华、动辄百万的出手阔绰，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博士有一段十分尖刻但并非离谱的说话：“中国大学是食堂比图书馆和实验室好——中国大学里的那些好食堂跟国外大学的食堂相比，办的还是挺不错的。”我们的大学，既然出不了梅贻琦校长曾经说过的那种大师，也就只能转而求其次，寻求大楼之大、电梯之大、面积之大了。
它们肯定也不是抄袭论文或者创收。当年“王铭铭剽窃事件”震惊全国，后来又有法学院长朱苏力招生舞弊事件、“美联储首席经济学家”周春生事件等等。世界上怕是没有哪一所“一流大学”会有如此之多的剽窃舞弊，世界上更是没有哪一所“一流大学”在被揭出了这么多的学术失范后依然话语暧昧。至于人家麻省理工学院因为发现有一个副教授伪造实验数据，就把他给开除了，在我们的学界怕是可以算“正常误差”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比较死脑筋，没几家会像我们般聪明地与朝市显学攀亲，譬如上“北京大学完美女性高级研修班”，最后还发给你钢印毕业证呢；譬如大学的招牌争着当“驰名商标”的，都较着劲儿比谁兑换货币的能力强。
它们肯定也不是在锻炼哭穷的本领。中国大学教育资源配置的天平是明晃晃倾斜的，这点本身也不算太奇怪，奇怪的是很多重点大学在招生谈硬件的时候似乎永远国际领先，但一到向财政伸手的时候又似乎比非洲水平还低，这个悖论已然被一个我们无法解释的历史事实归谬了：在中国引进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一百多年来，高等教育界人才辈出的时期有两个，一是“五四”前后，一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偏偏那都是些国难当头、最为穷苦的时期。
3.“五四”？！
谢谢邓海建先生说到了“五四”。
说到“五四”就不能不说被后人称之为“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的蔡元培先生。我想，蔡元培先生这个头衔一定不是随便得来的。
蔡元培先生是20世纪初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创建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一套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以前，北大是一所官僚的、保守的北大，蔡元培就任校长之后，按现代大学的要求改革北大，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之所以被后世不断追怀，其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他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
蔡元培先生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主张“圆通广大”，“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蔡元培这些思想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来始终执着追求的理想。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也很重视平民教育、女子教育和劳动教育。他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蔡元培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论者指出，蔡元培先生之于中国，至少有三点意义：一、自蔡元培始，中国才形成了较完整的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和教育制度；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三、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在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都是国家栋梁诞生之地，国民精英麇集之所，能否诞生精英和栋梁之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所大学的教育理念，取决于这所大学校长的人格和精神高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蔡元培先生的倡导，北京大学会不会像后来那样声播海外，为国人所骄傲，很难想象会有那样多怀着救国民于水火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从那个并不高大巍峨的门洞里出来，与社会融合为一体，很难想象我们还能够读到鲁迅先生这样针砭时弊的作品……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精神，就会变得灰暗，变得像柏杨先生极而言之的那种“酱缸”状态。精神创造的源泉应当在大学。
蔡元培先生的思想也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结出的精神成果。
我们纪念“五四”，怀念“五四”，就是通过对蔡元培先生这样的人物的思想来进行缅怀的。没有具体的个人，任何历史都是空洞。从这个角度说，蔡元培先生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珍宝，弥足珍贵。
4.怎么说呢？
我们回到标题。
中国人民大学依据“朱子家训”从迎宾、置醴、醮子到笄者揖谢共36个步骤所进行的所谓“成人仪式”，是不是在进行精神创造呢？
我认为不是。
对照蔡元培先生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的坚定立场，中国人民大学做的这件事，其精神高度并不在街头摆摊算命骗钱的“大仙”之上，我甚至认为组织者思想浅薄苍白、没有文化感觉、情趣低下乏味，听之视之，令人作呕。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远离北京一千公里一个小学教育尚未普及的村落，人们也许不至于如此惊讶——由于文化不发达，自然会有一些装神弄鬼的人到那里去哄骗老百姓的钱财，问题是，这件事就发生在北京，而且是堂堂的最高学府中国人民大学，这就不能不让人想起一点什么了。
我们经常听人说，我们国家尽管经济并不宽裕，但是仍然尽可能在逐年提高对教育的投入；我们还经常听人说，我们国家的教育乱收费正在呈现出野蛮、凶恶的局面，办教育的人就像当年的大地主刘文彩那样，挖空心思寻找吸食贫苦人民血汗的方法，设计出了成千上万、匪夷所思的收费方式；我们更经常听说，高等教育里面的经济腐败、学术腐败在蔓延，这个本应干净一些的地方也正在肮脏起来……现在，我们又听说了中国人民大学装神弄鬼的故事。
我把所有这些故事都看成一个故事，它们只是一个系列的不同部分而已。
我无意谴责什么。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做法也不能说错——闭眼不见社会状况，逃避学者责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倡导国学有什么错呢？耍个猴，闹个妖，你都不能说错；倘若有哪位大学校长忽然高兴，在脑袋后面留了长长的辫子，穿上了棉袍，蹬上了官靴，出入相府豪门，招摇于街市酒肆，你也不能说错。
可我偏偏就想起了蔡元培先生，并且产生出这么一个联想——
如果把蔡元培先生比喻为一座大山，那么，我就突然在山脚下的一个农家院里看到了一只家禽，这只家禽根本不知道有那座山在，更不知道左近竟然还发生过什么“五四运动”，它悠悠然，觉得在温暖明亮的阳光下散散步，等主人撒一把豆子吃，或者到草丛里捉捉虫子，挺幸福。家禽最近有点儿高热，当时曾经怀疑得了禽流感，后来一看，不是，主要是激动，没什么大碍，家禽照样“咕咕”地在院子里散步，挺好，真的挺好，和谐，幸福。
问题是，家禽是要下蛋的，我担心那会是一些什么样的蛋。
（2008-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