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11月25日（星期日）晚7：00－9：00
地点：三教107
主讲人：牛大勇教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促进会
讲座内容：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肯尼迪、赫鲁晓夫和中国的核幽灵”，主要是讲60年代中美苏三国之间就核问题所采取的一些作法。
我们先从中国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因为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来说，中国只能是一边倒：不能站在中间，站在中间可能是两边都受气，而且也不能倒向美国一边。从中国革命发展的自然进程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投靠美国，只能倒向苏联，而与苏联结盟的结果就是必然要和美国对抗。美国呢，对我们也是采取孤立政策，并且双方在北朝鲜爆发了战争。
从共产党要控制中国大陆时，美国就开始考虑怎么能够在中苏之间采取手段来分化两国。早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等就认为要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而对苏联可以比较缓和，这对后来肯尼迪政府的政策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肯尼迪接任总统后，无论是考虑对苏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时，都很重视中苏矛盾的发展，以探寻中苏分歧在美国对外政策上可以利用的方面。而中苏关系在经历了五十年代初的“蜜月期”后，56年的苏共二十大就出现了矛盾，从此，两国在理论、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后来扩大到两党关系上，从两党关系波及到国家关系。57年的时候，苏联还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但是后来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建造“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苏联便改变了作法，结果两国关系越搞越僵。
对于西方来讲，中苏之间的分歧无疑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呢？是向对美国威胁最大、实力也最大的苏联施加压力，与中国结盟，还是向对美态度一向强硬的中国进行遏制，而同比较温和的苏联缓和关系呢？美国利用分歧的结果又会如何呢？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美国决策者要慎重考虑和抉择的问题，这很复杂，不是说以有了分歧马上就可以利用，要长期观察。
就核武器而言，苏联当时已经拥有核武器了，中国则正在研制。在美国领导人的心目中，中国拥有核武器将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中国当时在意识形态上很激进，对美国很敌视，苏联还没有走到跟美国开战的地步，而中国在武器相当落后、与美国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与它打了一仗，而且打的还不错。所以，中国对侵袭可能作出反应成了肯尼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核武器到底怎么办，也要考虑苏联的态度，因为在美国看来，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肯定是受苏联的核保护的。就像现在的日本，虽然日本没有核武器，但是也没有哪个国家敢对它使用核武器，因为一旦攻击日本，美国肯定会站出来。
在1967年6、7月召开的维也纳首脑会议上，美国利用机会对苏联作出了试探。会前，美国的智囊团设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让肯尼迪在会谈时有意地把话题引到中国问题上来，探询一下苏联有没有可能和美国采取同样的立场，两国联合制止中国核力量的发展。但是会上赫鲁晓夫的表现让肯尼迪等人十分失望，肯尼迪多次试图把话题往中国问题上拉，甚至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调，都被赫鲁晓夫避开了，最终美国要试探苏联态度的设想落了空。中国政府呢，则对这次会议高度怀疑，生怕苏联在会上拿中国去作交易，包括核武器研制方面的利益，当然，事实上苏联并没有这样做。
所以，在维也纳会议上，美苏虽然都认为更多的国家掌握核武器对世界是个威胁，但是它们之间没有能够达成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但显然赫鲁晓夫还不想把中国当作筹码，拿中国同美国作交易，他确实想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他也要顾及到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对此可能的反应。如果苏联以中国利益的重大牺牲同美国缓和，肯定会损害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和威信，赫鲁晓夫当然不敢迈出这一步。
后来的情况表面，美国并没有因为没跟苏联达成协议就放弃了制止中国开发核武器的念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向政府作了一个报告，估计中国可能会在1962年到1964年期间研制成功核武器，再过两年就会拥有一定储备的由飞机运载的核炸弹，之后，中国可能会发展核导弹，但是美国看不出来苏联在这个过程中会对中国提供何种程度的援助。其结论是，中国如果获得核能力，将会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安全态势构成严重威胁，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美国要利用现有的时间从军事上、心理上和政治上作出协调行动，来对抗可能的冲击。
美国决策者内部与此相反的观点也存在，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研制核武器并不可怕：中国的核力量不可能达到苏联的程度，这样小量的核武器对美国构不成威胁。他们认为可以用另外的办法来对付中国的核武器，以尽量缩小中国第一次核爆炸对美国及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冲击，并且，中国即使有了核武器，主要的威胁也不在军事上，而是在心理上。中国拥有核武器会产生心理上的优势，而其政治和军事影响都是次要的。
尽管美国可以设计其它的种种预防、对抗中国核武器的策略，但是肯尼迪一直都有一个念头，就是说能不能直接就扼杀中国的核研制。为此，美国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联合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就如何制止中国的核发展而言，该委员会认为主要应该通过条约、国际协议等手段来约束中国，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核对抗的战略也被肯尼迪政府考虑过，但当时美国就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问题存在顾虑，而主要的顾虑是这样的：一旦对中国使用了核武器，就会使苏联拥有核报复的主动权。因为在美国眼里，苏中之间还是有一个同盟条约，如果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苏联会协助中国。
美国方面认为，依赖核武器来对付中国看来并不合适，而经过多次试探美国也认识到，通过条约和谈判使中国停止核试验这条路子行不通，美国于是寄希望于国际条约。中国不参加没关系，但是如果美国能够同别的国家，特别是有核武器的主要的国家达成一个国际条约，这样对中国、对中苏可能都会有间接的影响甚至是约束。这种条约会给苏联阻挠中国的核计划提供一个合法的依据，从而促使苏联去制止中国的核研制。如果美苏之间达成了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中国人就不能以美国和苏联的核试验作为自己发展核武器的理由了。以前中国说，因为美苏发展核武器，所以我也要发展，现在如果美苏之间达成协议，中国就没有什么理由了。而且苏联和其他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也许就可以凭借这种国际条约对中国施加更多的经济、政治方面的压力。另外，美国考虑如果美苏之间能达成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这本身可能就会对中苏关系产生分化作用。因为中国对这样的条约肯定不会欢迎，而对苏联就会产生怨恨，两国可能会因为条约的存在而吵架。
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出现了1963年又一次的美苏核禁试会谈，不仅是美苏，英国也加进来了。三个大国凑到一起，举行莫斯科会谈。而正好是在这个时候，中苏论战开始升级了。从1963年1月开始，我们公开在报纸上批评拥护苏共立场的法共、意共及美国共产党；而苏联则替他们说话，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对这些批评进行了反击，这样中苏论战就升级了，中苏矛盾更加激化。赫鲁晓夫这时候也充分表现出他在政治问题上的变化无常的特点。他突然打定了一个主意，就是在6月7日接受了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兰关于同苏联一起举行一个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三方高层会谈的建议。建议当时是秘密的，而苏联接受了这个秘密建议。
苏美英三国有限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从7月中旬开始。会议开始之前，肯尼迪指示美国代表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作出一切必要努力去阻止中国的核发展。他说：“在和苏联的谈判中，就中国核发展的问题，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也就是说给谈判代表以无限的自由核讨价还价的权力。7月15日开始的会谈中，美国方面的代表是哈里曼。哈里曼是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担任了美国的国务卿，主要是代表罗斯福斡旋美苏关系。有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老狐狸”，说他特别机智、主意多，也比较滑。尽管在会议中哈里曼不止一次地向赫鲁晓夫提出中国问题，花了很多时间来劝说赫鲁晓夫同他讨论中国问题，当然主要就是制止中国核发展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很少透露他的想法，顶多表示说，中国要成为核国家是很久以后的事情，现在用不着讨论，目前只有美苏两个国家可以积累核武器，中国还做不到，中国没有力量积累核武器。
在哈里曼看来，赫鲁晓夫很轻视中国的核发展和核力量，美国却不这样认为，美国很重视这个问题。国务卿腊斯克在接到哈里曼的报告后，立即给哈签发了一个由肯尼迪亲自签署的信件，信上说：“我们仍然确信中国问题比赫鲁晓夫在第一次会议上所说的要严重，而不像他所说的那么轻松，你应该私下迫使赫鲁晓夫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同意只有美苏两家应给拥有大量的核武库，但是，像中共那样的人，即使手中没有大量的核力量，对我们大家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你应该设法诱出赫鲁晓夫对于限制或防止中国核发展的手段的看法。一定要迫使他把看法谈出来，而且要明确地问他，是愿意苏联采取行动，还是接受美国的行动以达此目的。”而且，肯尼迪还特别指示，如果苏联约束中国的核发展，美国也准备约束法国的核发展。因为法国当时也不顾英美的压力去研制核武器，要自己发展核武器，成为一个核国家。美国考虑到苏联有可能提出来说，你让我限制中国，那你怎么不限制法国呀，法国也是个资本主义强国、是个欧洲大国，它拥有核武器在欧洲具有很大份量，而且，法国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约组织是对抗的。美国想就这个问题同苏联作个交易：苏联限制中国，美国限制法国。其实法国它也限制不了，法国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尽管肯尼迪有这样的指示，想作这样的交易，苏联方面对于磋商中国问题仍然没有兴趣，甚至可以说是毫无兴趣，以至哈里曼根本没有机会提出进一步的建议。美国官员事后检查会场记录时非常遗憾地发现，在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的记录当中，竟找不到美苏两家联手来对付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任何方案，谈判最后达成的协议竟是：苏方不要求美方强迫法国就范，美方也不得要求苏方公然迫使中国遵守这个条约。
7月25日，三方草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苏美英三国在一定程度上禁止核试验，而不是全面的禁止，三国可以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以外的地方进行核试验，比如说在地下。事实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核试验都是在地下进行，即都是在地下爆炸，而不在空中，这样三国也能达到它们发展核武器的目的。
那么，对于苏美英这三家之间的谈判以及他们达成的协议，中国方面究竟是怎么看的呢？中国当时非常担心，甚至基本上断定美国和苏联之间肯定有猫腻，肯定拿中国作交易。我们对于苏联答应同美国进行谈判，而且最后订立这么一个条约感到非常愤恨，认为这个条约本身就是针对中国的，它限制了中国的核发展。如果我们再去研制、发展核武器，在国际上都将是非法的，而且肯定要受到别国谴责，人家都在禁止，你却在搞核试验、发展核力量，别国会谴责我们。而且这样一来就只有苏美英几个大国可以有核武器，由他们来主宰世界的命运，我们中国就没有核武器。大家也知道中国政府对于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就是认为没有它是不行的，没有它就撑不起中国的实力来，因此我们砸锅卖铁也得去搞核试验。当时陈毅元帅对负责核试验的聂荣臻说，我们就是勒紧裤带，也得把原子弹研制成功。中国把它当作国力强盛的一个象征，不仅是象征，而且是一个很起作用的顶梁柱。
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带头羊，同美国谈这个问题，等于是出卖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利益。喜欢诗的同学可能记得毛泽东有一个词，这个词是调侃性的，冷嘲热讽地骂苏联：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意思就是说你们想限制世界人民、限制革命的发展，都是妄想，像放屁一样；“天地翻覆”，就是说一定要把核试验搞下去。这是中国的决心和力量，也是中国对会议的猜忌。当然，会议的实际情况和我们想的是有些出入，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立场也还是能够支撑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的一个正确的抉择。
美国想要通过这个会议拉苏联采取行动对付中国的意图并没有达到，下一步美国想怎么办呢？一位在斯坦福大学的华裔教授认为，肯尼迪所要采取的行动不仅仅是政治行动：因为1963年6月中国已经处在核试验的前夕了，还有一年中国就爆炸核武器了；而肯尼迪也很明白，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才能阻止中国成为第五个核大国，所以他指出当时美国很可能采取的一个军事行动就是空袭中国西部的核设施。因为当时美国的侦察能力已经能够拍摄到中国的核基地在什么地方，尽管中国一再击落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但还有很多击落不了的。而且据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回忆，美国当时实际上已经讨论过是不是美苏可以联合起来，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拔除手术。主要的突袭手段有两种，一种是由一架苏联轰炸机和一架美国轰炸机联合飞过中国核设施上空，各投一枚炸弹，如果美国投的是炸弹，苏联也象征性地投一枚，这个方法叫做“亚联合行动”。
现在看来，美国的军方，特别是空军方面，的确是研究过各种行动方案。具体的细节美国现在还没有解密，但是从已经公布的档案里看得出来，他们有过派飞机来轰炸中国的核设施的方案。而且认为在行动中应该争取到苏联的合作，或者联合行动，或者一定程度的合作，或者默认，都可以。可是这种行动方案的设计还远远没有达到决策的程度，还没有到觉得的地步。就比如说我们学校现在要改革，我们也会有很多设计，但如果最后没有出台，就不能说是决策。从已经解密的档案材料来看，这一方案没有达到决策的程度，而且也没有向苏联提出过（苏联解体后，各种档案都在解密，但从苏联的记录中并没有看到这个计划），所以美苏联合行动来拔除中国的核设施的计划流产了。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肯尼迪政府更倾向于用政治手段阻挠和遏制中国的核发展。
苏联方面的意图如何呢？根据曾在第一线、同苏联领导多方面接触的哈里曼分析，显然苏联的态度也受制于它同中国的论战，特别是苏联要考虑怎样维护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赫鲁晓夫不能同美国公然携手去打击另一个共产党大国或者压迫这个共产党国家来加入核条约，如果他这样做的话，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马上就没有了。所以它只是想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包括苏联的盟国来拥护苏联同英美达成的条约。越多的国家拥护它，中国就会越孤立：因为中国绝对不会拥护这个条约，这样就会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这样的环境对苏有利。特别要是让中国不拥护的态度显露在那些比较关心禁止核试验的欠发达、不发达国家面前，使中国在第三世界当中也被孤立起来，苏联《真理报》的总编曾直言不讳地向哈里曼说过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应该说禁止核试验条约还是达到了美国所预期的效果，也就是加剧了中苏的分裂。从我刚才念给大家听的那首词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情，他对苏联的作法是非常愤恨的。从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核禁试条约达成以后这段时间，中苏两党之间的你来我往、相互攻击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核程度。中国在这一时期连续发表了九评（《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直到现在，不管是否赞同这些观点，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些文章的战斗力，它们措辞的激烈，革命的坚定性，批判的尖锐性等。美国密切注意着中苏论战的发展，同时也紧张监视着中国共产党的核计划方面的进展。但是华盛顿也很担心美国对中国发动突袭可能会使中苏两个大国重新走到一起：如果面临一个外部的帝国主义侵袭，它们可能又会团结起来，所以美国对单方面采取打击中国的计划犹豫不决。最终美国没有进行空袭，而是继续实行同苏联缓和关系、同中国强硬对抗的战略，继续等待常常会改变想法的赫鲁晓夫突然之间又改变想法，同美国联手打击中国。
中国在外交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苏美英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中国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宣布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不使用、不输出、不制造、不试验、不储存核武器。中方认为，要禁止就彻底地禁止，不能因为有些国家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不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仍然可以进行核试验，就不许别的国家在这些地方进行核试验。因此，中国政府的姿态是：要彻底地销毁现有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解散现有的一切研究、试验和生产核武器的机构，并为此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8月2日，周恩来总理把中国代表的建议交给各国首脑，希望能够得到积极的响应。当时中美有一个联系渠道，就是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会谈，这个会谈差不多两、三个月才举行一次。在8月7日举行的第116次大使会谈中，中方代表王炳南转达了中国政府拥护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的立场，而且把周恩来的信也交给了美方（因为中美当时没有外交关系，要给美国转达信息就要通过大使会谈）。中方表示希望美方能够积极相应中国的建议，如果美国方面想同中国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可以按照美国代表的安排来和他们讨论。王炳南还解释了中国政府对三国条约的态度，认为这个条约会被核大国利用来巩固自己的核垄断，这些大国有了核武器，而且在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但却不允许其它国家进行核试验、拥有核武器。这就等于核武器永远地被三大国垄断起来，它们能继续生产、运送、使用核武器并进行地下核试验；同时却束缚了其它热爱和平的国家的手脚，不让这些国家有充分的手段保护自己免遭核威胁。王指出，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核部署，使中国的东部和南部都处于核威胁之下。由此，他还奉命提出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政府联合建议设立太平洋无核区的协议草案，希望美国政府予以认真考虑。当然，中国政府在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也知道美国绝对作不到，所以就想将美国一军，表示要禁止就彻底地禁止，大家都把核武器全部销毁。当时中国什么都没有，当然就什么都不用销毁了。
现在我们通过各种材料也可以看出，肯尼迪政府自上任以来三年多的时间里，已经从多种渠道收到过中国发出的信息，希望美国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即使在莫斯科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结以后，北京仍然继续向美国表示过要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且美国参加华沙会谈的代表也向政府报告过，认为尽管北京尖刻地、公开地谴责有限禁试条约，但是中国还是愿意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的协定，只不过美国不愿意同中国谈这个问题，而是继续推行其与苏联和好、敌对中国的政策。
这时候台湾也很想插一手，因为打击中国大陆最符合它的利益，台湾很想借助美国来消灭中国大陆的核基地。蒋经国在1963年9月6日访问美国，在会见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他说台湾已经侦查到了大陆的导弹发射基地和原子设施的所在地，希望与美国共同制定消除这些核基地和制止中国核发展的办法。肯尼迪在会见蒋经国时表示，中共确实对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愿意以一切合理的手段来削弱中共的力量。他问蒋台湾有没有能力空运三百到五百人到向包头这样的中国核基地，而飞机不被击落。事实上台湾的飞机是不断地被中国击落，但是蒋经国却很有把握地说，行啊，没问题。从这个谈话来看，美国是在应付台湾，因为美方也知道，台湾最高的利益就是把美国卷入到一场同中共的战争中去，但是美国为什么要为台湾打仗？这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美国打发走了蒋经国以后，也没有再理台湾的茬，而美国政府跨部门的专家继续研究中国核发展的前景和问题。
据透露，美国和苏联之间已经就中国的核发展问题交流了情报：苏联方面再63年9月向美国提出，万一中国侵略印度，或者进攻台湾海峡，苏联都不会履行《中苏同盟条约》予以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所造成的核威胁也看的越来越不严重了。美国估计，由于担心美国的核反击以及使用核武器所引起的反应，中国在核爆炸后反而会更强调自己防御和和平的立场，强调中国研制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和平，而且在外交上和政治上反而会采取更调和的姿态，所以美国至少暂时不必考虑对中国的核研制采取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直到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他都没有下定要扼杀中国核研制的决心，而其继任者约翰逊总统看来也是如此。
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在1964年4月拟就了“中共拥有核能力意义”的研究报告，这篇报告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拥有核能力，其政治效果将远胜于军事效果。美中之间核能力的巨大反差使中国极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对美方报复的担心将使中国在获得核能力后行动更加谨慎，中国将主要运用自己的核能力达到一些政治心理目的，例如：削弱一些亚洲国家的意志，刺激亚洲各国的分化，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施加政治压力，为中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获得政治支持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但是美国不需要以政策上的变更来应对这些威胁，此后美国面临的基本军事问题可能仍然是如今面临的问题。中方旨在探测美国反应底线的军事行动都是相对低水平的边界战争和革命战争，包括在亚洲一些国家支持共产党的游击战争，所以美国不需要采取预先清除中国核设施的军事行动，相反，美国在亚洲最适当的军事姿态就是以含蓄的核威胁结合显著的常规能力来对付所谓的“共产党的侵略”。另一方面，政策委员会也提醒美国要继续显示和平与防御的意图、积极宣扬自己有意邀请中国加入核谈判，而且，委员会预计苏联对中国核力量的担心将使苏美合作遏制中国成为更加心照不宣的事情。
1964年9月15日，也就是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前夕，美国已经计算到中国大概要在10月份爆炸原子弹。为此，美国总统和他的决策班子召开了一个关于中国核武器问题的会议，确定了如下的立场：第一，“我们”不赞成美国目前未收到挑衅就对中国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宁可让中国进行核试验，而不愿现在主动采取行动。如果出于其它原因，“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任何程度的军事敌对中，美国将非常密切地注意以适当的军事行动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第二，“我们”相信存在许多同苏联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包括警告中国不要进行核试验，因此，国务卿最好尽快同苏联驻美大使十分隐蔽地探讨这种可能性……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而在恰好在爆炸前两天，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解除了职务。所以，我们今天题目中的三项就分别成了：肯尼迪被刺杀了，赫鲁晓夫下台了，中国的核力量成为一个现实。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肯尼迪时期中苏之间的分歧虽然是很难愈合的，但是还没有达到分裂的程度，不像后来中苏关系变得比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都要坏。这一时期大体上中苏关系还能够维持在内部矛盾的范围内，双方都把彼此间的矛盾看成国际共运内部的矛盾，而把同美国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于中苏矛盾有心利用，但是没有把握住，一时也不知如何下手。肯尼迪想试探美苏合作限制中国的办法和途径，但是他的试探没有得到苏方的响应。应该说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吸取的教训还是很多的，像如何处理大国关系，如何使中国保持最有利的国际地位，以及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所能采取的立场，所应注意的问题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