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并取得巨大成功，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这次外交成功的主要经验在于：因势乘便，借力发力，审时度势，捕捉良机。会前先行布局，选准重点对象，与友邦提前订立君子协定。会间迎难克险，折冲樽俎，求同存异。万隆会议之成功经验对推动当今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955年4月18-24日，来自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齐聚印尼万隆，举行了万隆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由亚非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自主召开的大规模国际盛会。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共同抵制新老殖民主义。这实际上也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一次重要探索。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率领下参加了万隆会议，并在会议内外展开活跃的外交，使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广大参会国所接受，对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发挥了重要影响。60多年过去了，虽然学界不乏对万隆会议的追忆与分析，但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与变革的新环境下，仍有必要系统梳理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主要历史事实，总结中国与外部世界围绕这次独特的盛会展开互动的历史经验，分析其对推动当今国际体系变革的启示。
1 战后国际格局演变与万隆会议的召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主要大国和强国分成两大集团，原有的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交战双方分别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从属国卷入战争，以不同号召、从不同角度把这些地区的人民及政治力量动员起来，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战后形成的冷战对峙的两大阵营，又争相以各种方式把广大“中间地带”引为自己的奥援。这就使得亚非拉国家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空前高涨，各被压迫民族纷纷把斗争矛头对准长期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政权，出现了一波接一波不断高涨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在这个声势浩大的世界潮流中，中国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呼应并鼓舞了广大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这就形成一个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格局：在世界超级大国和两极阵营之外,存在着一个由中小贫弱国家组成的广袤地区和国际力量。在共同的反帝、反殖、争取本国利益的大潮中，许多中小贫弱国家感到民族独立仍面临威胁，甚至还没有实现独立。“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取而代之”。共同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利益让亚非人民感到迫切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进行抵制大国强国主宰世界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这表明新兴国家群体按自己的利益和愿望，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时代来临了。它们自主召开国际会议，磋商天下大事的时机日益成熟。在此潮流推动下，一些原本被视为“弱势”的亚非国家,开始着手筹备史无前例的亚非团结合作会议。1953年8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设想。1954年5月,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缅甸五国总理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同年12月，五国总理再次发表联合倡议，决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1955年4月18至24日，万隆会议胜利召开，共29个国家的340名代表出席会议，5个国家派代表团列席会议。万隆会议对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的各项问题达成了协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决议和宣言，肯定了亚非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万隆会议还通过了旨在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关系的经济合作和文化合作的决议。
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到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再到1919年的凡尔赛会议、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和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所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国际会议，均由大国与强国发起和主导，弱小国家一直被排除在外。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自己讨论亚非事务的国际会议，使国情各异的亚非发展中各国增加彼此了解，谋求共识与友谊。会议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并以各项决议表达了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万隆会议开创了亚非国家独立自主讨论和解决自身重大问题的先例，推动第三世界形成，进而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促进新独立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推动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从此，“万隆精神”成为凝聚广大亚非国家的新纽带。
2 中国政府参与万隆会议的历史经验
中国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召开亚非会议，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及时化解矛盾，对会议的成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许多国家的代表团进行广泛交往，增进彼此了解和互信，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具体而言，中国参与万隆会议的主要成功经验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捕捉机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原本打算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改善民生。1949年年底，毛泽东首次出国即访问苏联。他见到斯大林时说的第一句话就表达了新中国的迫切愿望：“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的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但是朝鲜战争打乱了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初衷。从1953年实现朝鲜停战到1954年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切为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而突破美国遏制、重建国际和平环境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这个时候万隆会议的酝酿和召开，适应了中国内政外交开创新局面的迫切需要。面对美国及其追随国的持续敌视和遏制，中国需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打破孤立，广交朋友,反对战争，争取和平。
这样一个重大国际会议，中国并不是发起国，也没有以“领袖”或“旗手”的姿态出头推动，而是在韬光养晦中冷静观察,审时度势，捕捉良机。获知印尼、印度、缅甸等国有意发起亚非会议后，抓住机会，顺势而为，决定利用适当的外交渠道支持和促成此事。随后，接受邀请，借力发力，最终团结多数，达成目的。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内外积极而灵活地施展外交，取得巨大成功。
（二）未雨绸缪
1954年10月和1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先后访华，都提到了亚非会议。10月，周恩来就尼赫鲁访华发表讲话，认为资本主义阵营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二是以英国、法国为首的维持现状派；三是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中国政府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这表现出中国外交战略立足于分析矛盾，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分清敌、我、友，区别对待西方阵营。在此战略方针下，周恩来向尼赫鲁表示，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周恩来还提到虽然亚非国家情况各异，但总可以找到共识。12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12月28至29日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茂物召开亚非会议的筹备会，决定了亚非会议的召开日期、参加国家以及会议目的等事项。中方紧密关注茂物会议的组织情况、各项议程以及各方对茂物会议的反应。茂物会议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热烈欢迎和支持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亚非地区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要求相互之间的和平合作。亚非会议的召开是适时的、必要的。中国人民愿意和亚非各国人民一道为促成亚非会议的召开而共同努力。”
外交部于1955年1月完成了《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提出参加会议的几项任务，包括：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反对制造战争集团，和缓国际紧张局势；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发展正常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争取与若干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工作。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代表5个发起国，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中国外交部准备了一份详细报告，分析了亚非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与参会国的双边关系，并对中国参与万隆会议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评估，制定了一系列翔实可行的方针和政策，准确把握了国际形势，为参会做了周到准备。
接到赴会邀请后，周恩来意识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到来。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他指出：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和增进友好和睦邻关系而召开的。亚非会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使得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在任何一国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不受另外一国干涉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
（三）充分运筹
在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外交部为出席此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和详细论证，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于万隆会议可能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做了认真研究。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战略总方针：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这就把目标与方法、姿态与底线都讲清楚了。实际上，早在印度尼西亚方面的邀请书到达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着手为出席这次亚非会议进行准备。还在亚非会议刚酝酿时，周恩来就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会议开幕前夕，他不是直飞万隆，而是特地绕道去缅甸同吴努等人再次会晤，因为中方了解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等人已经密集向吴努灌输了许多“荒谬的观点”，所以周恩来感到有必要在会前和吴努、尼赫鲁等人先会面，以正式达成与中立主义国家在万隆会议上合作的君子协定，为以后的会议奠定良好基础。
1955年4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外交部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该方案判断：虽然美国企图通过它在万隆会议中的“仆从国家”破坏会议，但参加万隆会议的不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还有大批“和平中立主义”和接近“和平中立主义”的国家，它们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共同愿望。因此，“我们在亚非会议中对于在亚非地区乃至于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势力的事业是有着有利条件的。”有鉴于此，《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中国在万隆会议中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在这一总方针指引下，《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对于中国代表团亚非会议中的各项问题制定了预案。后来的事实表明，会前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所制定的政策预案对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外交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四）求同存异
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总体氛围倾向于亲善和合作。绝大部分的发言者都指出会议应当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但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之时，形势突然发生变化。伊拉克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挑起了意识形态争端，说communism是一种“新式的殖民主义”，公然宣称殖民主义已经日益衰亡而应该反对的倒是communism。
第二天会议的气氛更加紧张。当有人再三挑起意识形态斗争排斥中国时，周恩来紧扣与会国的共同主题，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把中国同与会各国都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完全独立的共同诉求明朗化了，从而为平息纷争、增进共识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和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并对以后中国面向“中间地带”和“第三世界”的外交战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菲律宾代表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P.Romulo）认为，亚非人民的任务不是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美国等联合起来反对communism。周恩来抓住时机发表演说,严正声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他指出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处，有宗教信仰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应该相互尊重。绝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倒是正在受到美国政府公然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其发言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两天的公开发言结束之后，万隆会议进入不公开审议阶段。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这时突然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不当言论。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他又公然提出要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经过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的私下交流，到了第二天，科特拉瓦拉一改前一天语调，表示他昨天的发言只不过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无意引起一场争论，更无意把会议引向失败。周恩来化解了又一个人为障碍。随后在讨论到应该如何实现和平和制止战争的时候，又出现了不同声音。印度总理尼赫鲁主张中立的政策，不同意土耳其代表为北大西洋公约和巴基斯坦代表为马尼拉条约所做的辩护，斥责北大西洋公约是殖民主义最有力的保护者之一。土耳其副总理佐鲁却说，他的国家如果没有参加北大西洋公约就不会存在，而且不会参加万隆会议。周恩来再次不失时机重申求同存异的主导思想，指出讨论世界和平和合作的问题，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制度，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解决问题。周恩来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平息了争论，使会议重回到正确轨道。
（五）会外交往
万隆会议为与会各国提供了难得的相互接触机会。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亚非国家可以自由地交流意见。在正式议程之外，中国代表团抓住一切时机在会场之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周恩来、陈毅充分利用休会的时间，多次出席其他国家代表团举行的茶话会和鸡尾酒会，也邀请了多国的代表团餐叙。周恩来利用晚餐等时机和尼赫鲁、吴努、范文同等人会面,举行长时间的会谈。这种面对面的接触促进了亚非国家的相互了解和尊重，从陌生和误解走向友好合作。
在会外交往中，周恩来同尼赫鲁一道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和老挝王国代表团的会谈。通过会谈，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范文同和老挝王国首相克特·萨索里斯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越南和老挝将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两国关系。这使刚刚达成的日内瓦协议和印度支那的和平意向得到进一步贯彻。会议期间，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不仅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和印尼两国的友谊,而且为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榜样。这些积极主动的“会下外交”增进了中国和亚非国家代表团之间的交往渠道,扩大了共识，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精神。
（六）拓展联系
万隆会议的召开是广大亚非国家推动世界秩序变革，争取民族独立的巨大胜利，中国外交也从万隆会议开始进入新局面。万隆会议后，中国代表团成员应印尼政府的邀请进行访问，受到印尼政府和人民的热诚招待。周恩来同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发表了联合声明，增进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了解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此后，中国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提升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取得明显实效。1955年7月12日，外交部向中央提交《亚非会议后加强和开展对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意见草案》，提出要吸收万隆亚非会议的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大力开展对亚非国家的工作：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工作、宣传工作、研究工作,并为开展这些工作准备所需要的干部。从万隆会议结束的1955年4月到196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同25个亚非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64年为止同中国建交的49个国家中，亚非民族国家占30个。这对后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将中国外交的立足点放在第三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3 恰当应对美国干扰，适度利用各方矛盾
关于美国对万隆会议的政策与立场，传统的看法是：美国力图通过影响部分国家的政策立场，破坏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防止万隆会议成为亲共反美的论坛。根据已经解密的美国档案，美国对万隆会议的干涉无论在目标还是手段上都存在明显局限性。
万隆会议之前,美国就对亚非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联合趋势密切关注。1954年12月科伦坡五国发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后,美国国务院极为重视。杜勒斯认为亚非国家出现的抱团取暖的现象若不加以遏止，将养成长期将西方排除在外而定期集会的习惯。倘若如此，印度和中国因其拥有地区大国的天然优势，势必成为亚非国家的“领头羊”；而且联合国内也将形成一个与西方国家对抗的亚非集团。所以对美国而言，遏止“泛亚非主义”的发展，是其重要目标。因此，杜勒斯等人想到的第一个对策是将拟议中的万隆会议扼杀在摇篮中。
从1955年1月开始，美国国务院多次开会讨论对万隆会议的政策。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等人提出的阻挠万隆会议召开的第一个方案是发动可能参会的亲美国家，向会议发起国索要一份详细的会议议程，并要求其在美国提出明确的对策之前，不对是否参会明确表态。该方案需要在与会国家中选出一位具有足够声望和地位的人物，能够“代表自由世界有效的抵制共产党的宣传”。但美国无法从亲美的亚非国家领导人中选出一位足以和周恩来、尼赫鲁、苏加诺等人平起平坐的人物。
在无法阻挠会议如期召开的情况下，美国试图利用会议约束对方在台海的行动，以缓和台海危机。杜勒斯找到两位“搅局者”：黎巴嫩驻美大使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和菲律宾总统在美私人代表卡洛斯·罗慕洛,两者均代表各自的国家出席万隆会议。1954年4月6日，杜勒斯要求马利克在万隆会议上做两件事：一是提出台湾海峡停火，二是破坏亚洲国家的抱团。4月8日，他又约见罗慕洛并指出：是否向金门、马祖甚至台湾岛发起进攻，取决于出席万隆会议的各国的态度，因此若能在万隆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在台海使用武力和敦促停火，将会阻止其对台发起进攻。杜勒斯甚至向罗慕洛提供决议案的文本草案。4月8日早上8点33分，杜勒斯给美国驻开罗、巴格达、德黑兰、卡拉奇、曼谷、东京和雅加达的使馆发出电报，要求向所在国的外交部部长或者赴万隆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转达他对亚非会议的关切，倘若会议讨论和平问题或者台湾海峡的局势，这些国家的代表可以呼吁相关方面放弃在台湾地区行使武力以及进行武力威胁。
然而，无论是马利克还是罗慕洛都没有在万隆会议上发挥太大作用。在会上首先发表敌对言论的是伊拉克的贾马利，而实际上为结盟国家定下调门的是锡兰的科特拉瓦拉。这两个人的发言都不是美国事先布置的。马利克和罗慕洛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亦偏离了美国的预期。马利克并没有如杜勒斯所指示的那样在会上发表亲美的言论，还和旺亲王、阿里一起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水”。罗慕洛虽然在会上宣读了经过美国人首肯的发言稿，却没有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表态。这是美国决策者所始料不及的。
马利克和罗慕洛没有发挥美国人所期望的作用,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他们对美国并非百分之百的忠诚。这些“友好国家”不管与美国怎么“友好”，毕竟是独立主权国家，拥有与美国平等的独立行事的权利和愿望，而且他们所代表的黎巴嫩和菲律宾，又和其他亚非国家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利益。当会议的主流向着亚非国家团结和反殖民方向发展之时，他们并不甘愿公开听命于美国。正是认识到这些亲美国家对美国的追随并非绝对，周恩来在报告对这些国家所提出的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问题进行驳斥的同时，特意交待“不必提出具体的国家名字来进行批评”，以避免制造太多没有必要的敌对对象。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受美国之托要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然而周恩来明智地避免在会议上讨论容易引起争议的台湾问题。周总理坦率地指出：“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类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周恩来所采取的“求同存异”和“避免争论”的立场，使中国代表团在会上避开了美国布下的陷阱。
最后，美国试图破坏万隆会议的企图未能如愿还由于它与其盟国之间的分歧。美国和英国是存在“特殊关系”的盟国，凡有国际重大事件，英美之间总是尽量保持步调一致。然而，出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考虑，英国对美国并不总是亦步亦趋。美国决策者很明白，英国足以影响相当一部分亚非国家的态度,因此获得英国的支持是其政策是否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在1955年1月7日开会讨论亚非会议之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向英国驻美大使梅金斯（Sir Roger Makins）打听伦敦的态度，而梅金斯无可奉告。4月7日，杜勒斯向梅金斯表示，希望英国在万隆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发挥其对某些“友好的亚洲国家”的影响力，以避免在万隆会议上“台海问题”和“泛亚洲主义”的恶化。英国最后所做的仅仅是转告有关国家，希望他们能在会上提议台海危机双方保持克制、放弃武力云云。除此之外，英国并没有为美国谋取更多的利益。
实际上，中方早就注意到英美之间立场与态度的区别，并在外交实践上对英美两国采取不同的政策。1954年10月18日，周恩来就尼赫鲁访华问题发表内部讲话：“资本主义阵营又存在三种类型的国家：（一）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他们一心一意想扩军备战,以战争来寻找出路。（二）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他们要和平，但是摇摆的，并企图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维持现状。（三）以印度为首的和平中立派。他们的确想和平，不想打仗。这些国家曾经是或现在仍然是殖民地、附属国。”中国的政策必须对他们区别对待，“对第一类型的国家，我们主要地向其人民做工作。对第二类型的国家。不但要向其人民，还要向他们的统治集团做工作，使之多向和平方面转，我们曾通过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影响维持现状派的国家和人民，第三类型的国家对和平的要求与我们是共同的。在这点上，他们与我们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要孤立美国,争取第二类国家,团结第三类国家。这样不但能推迟战争，并且可能转变战争的方向。以此明确我们的认识，就可免除‘左’或右的错误。”英美关于万隆会议的立场分歧，证明中国对这三种类型国家区别对待的政策是奏效的。
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周恩来还借万隆会议之机向美国公开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虽然中国代表团自始至终知道美国存在破坏和干涉万隆会议的企图，周恩来也未必期望如此表态就能获得美国的积极回应，但是这一表示展示和强化了新中国作为“和平追寻者”的形象。连美国国务院的情报分析者都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此举相当成功地令他国相信中国政府的和平动机，“不管周的动机是什么，但是客观上周在万隆的表现带来了冷战气候的改变，激起人们避免战争的希望，这种希望使得破坏和平变得更加的艰难”。
结 语
万隆会议的突出成就之一，是让国情各异甚至持有敌意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齐聚一堂，求同存异，促成了“万隆精神”。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同”的一面，而忽视这些国家之间“异”的一面。诚然，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共同利益与愿望，但由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他们亦具有不同利益和需求。相当一部分国家诞生于欧洲殖民帝国在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解体之时，短期内还来不及在美苏冲突中选边站队。他们对大国强国抱有一种既依存又戒惧，既想利用大国矛盾以图利，又防备惹火烧身的微妙心理。虽然这些国家的选择不会对全球均势产生决定性影响,但由于陷于冷战对立中的各方十分在意甚至担心中小国家的选边，从而使得某些国家拥有可影响大国政策的能力。“万隆精神”仅是源于这些新独立国家对反殖民和争取民族独立等最基本问题有共同的诉求,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始终保持“骑墙”的特性。这一点在万隆会议之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两大阵营继续争夺“中间地带”，但这些中间国家实际上也明哲保身，以至中国想联合“中间地带”同谋求世界霸权的“超级大国”相抗争的意图难竟全功。这也是第二次亚非会议历尽艰辛仍然难以开成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必须善于捕捉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
万隆会议召开至今,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仍须长期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外交战略，长期坚持自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本文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