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美两国在解冻关系的初期谈判中，对作为“第三方”的日本各有战略考量。美国的战略利益是维护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势力均衡，维持美日关系比改善美中关系更重要。中国的战略需要是免遭任何强权威胁，同西方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防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尼克松的谈判策略是给中国造成对美苏日的“三怕”。毛泽东则摊牌：中国根本不怕美苏日来华大打，已准备应付最坏局面。折冲樽俎之下，美中的共识是反对任何国家谋求亚太霸权，反对日本向本岛以外扩展军事力量、染指台湾和朝鲜半岛、插手“台独”活动。但对怎样防止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美中双方认识不同。美国承诺将阻止日本奉行损害中国的政策，但坚持认为现行的美日关系能制约日本扩张军力，而听任日本自立则将使其出现致命的民族主义。中国对废除美日安保体系的态度在疑虑中悄然变化。
【关 键 词】美国外交/美中日关系/亚太战略/军国主义/日本海外扩张
1972年中日建交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从民间到政府之间一系列互动的结果，而且是在冷战的大格局下，美、日、中、苏多方联动、交相作用的产物。甚至越南、朝、韩、台湾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起了一定作用。
围绕1970年代的国际冷战格局，亚太地区有关各方出于各自的利益，展开博弈。其中最有戏剧性的莫过于：日中关系缓和系美中缓和所促动，日本却抢在美国之前迅速与中国建交。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和中国的邻邦，也是中美两国领导层在解冻双边关系时必须顾及的重要对象。因此，在美中试图解冻关系的谈判中，日本问题处于什么地位?有什么影响?美中双方是从什么角度对这个“第三方”问题进行考量、交涉、探底和承诺的?本文以此为视点，按照国际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仔细研读美中双方有关会谈和决策的原始记录，力图根据常人可见的第一手历史文本，发覆被忽视或误传的历史细节，期望就此问题引出立论严谨、言必有据的学术切磋和讨论。
一、各方的战略利益与需求
美国认为，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根本战略利益是维护美国主导下的势力均衡，而可能破坏这种均衡的强国是苏联、中国、日本。②
尼克松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需求大致包括：顺应国内长期不断增长的政治压力，拉中国联手抵制苏联的全球扩张，避免中苏重新联手反美，或美中之间由于误算而发生武装冲突。从越南战争中体面地脱身，在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和印度支那地区)适度地实行军事收缩，同时抵制苏联推行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构建美国主导的“后越战时代”亚洲安全体系。于是，确保日本继续担当“被监护的盟友”的角色，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维持战略收缩后的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环节。③
中国的战略需求大致包括：改变在“文革”中因极端过激而导致的四面出击、腹背受敌的对外困境，摆脱“反帝反修(反美反苏)”两线作战的危局。以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的苏联为最大威胁，转取“联美抗苏”的方针。通过改善对美关系，打破外交孤立局面，建立同西方国家及日本的正常外交关系，进一步确保自己免遭世界强权势力的威胁。④而美国辅助决策层还估计中国想争当亚洲的统治者，使其他亚洲国家顺从中国。⑤
日本这时的对外战略需求大致有：为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减低以损害日本利益为代价而追随美国的程度，收回战后被美国占领的地区(如冲绳)的主权。在改善日苏关系过程中，增强谈判北方四岛等问题的地位。在美国准备“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从亚洲适当收缩力量，提出由亚洲盟友来分摊负担和责任的“尼克松主义”的大趋势下，日本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国际角色。在国内朝野各党派和团体对华友好的潮流冲击下，需要调整对华关系。为此，佐藤荣作总理大臣已经向中方表达了愿意在尼克松之前就访问北京的意向。⑥可见，恢复日中邦交已成大势所趋，只是时机的把握与利益的取舍问题。
二、美中对日本问题的战略考量
美国决策者意识到，中国想利用美国作为对付苏联和日本的杠杆。⑦但在美国看来，除了解冻对华关系之外，还有一些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保持现有的美日关系”。美国辅助决策层的一些人甚至认为这比改善美中关系更重要。⑧毫无疑问，日本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盟友，美日同盟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重要保障，也是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关键一环。美国在不得不从印度支那脱身并随之缩减在亚洲的军事力量之后，尤其需要让中国缓和对外政策，接受美日关系的现状，融入以这种关系为支柱的亚太安全体系，成为在美国设计和主导的亚太势力均衡机制上运行的新成员。
因此，对美国而言，就“日本问题”劝导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一些地区维持某种程度的军事存在，甚至维持对日本等国的“核保护伞”，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底线。而中国一直感到日本的崛起构成了对中国的挑战，担心日本经济膨胀后会重振军事力量，走对外军事扩张的老路。这种担心使美国有可能说服中国放弃对《美日安保条约》的否定态度。⑨
力保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说服以至威慑中国不得用武力解放台湾，也是美国实行对华关系正常化时要贯彻的一个原则。坚持这个原则的原因，除了对国内政治的考虑之外，也是由于不愿因放弃协防台湾的承诺而让日本和其他的美国盟友感到不安。特别是在美国已经决定“归还”冲绳之后，日本对紧邻冲绳的台湾地区的任何变化都更为敏感。⑩而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设法把日本力量的扩展控制在一个能让中国放心并能保持亚太区域的势力平衡的框架中。
在启动中美关系“解冻”之初，美国的担心还在于：佐藤政府面对各方各派的压力，对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正在犹犹豫豫。如果这时传出美中就关系正常化展开了秘密谈判的消息，将会引起日本政府的严重不安，并可能激发日本和其他国家决心不再被动地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争先恐后地尽快奔向北京，去建立正常邦交。还会有更多国家转变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致使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11)
在中国看来，美国在亚洲的政治主导和军事存在，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美军基地和武装设施，更是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中国当然不愿接受。但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判定对自己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强邻。苏联正在全球进行势力扩张，并利用印支战争、对日谈判、南亚次大陆的印巴危机，等等，向亚洲扩张力量，把亚洲变成同美国争夺霸权的角斗场。加之对中国采取了大军压境的态势，所以苏联是一个更危险的超级大国。(12)而中国自己的力量，并不足以实现让苏联和美国“从亚洲滚出去”的宏愿。(13)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选择了“联美抗苏”。(14)
由于近代以来长期处于日本的侵略祸害之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惨重的民族牺牲，中国领导人确实极为担心日本复活军国主义，重新武装，再度向海外军事扩张。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已成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钢产量将超过美国。(15)随着日本经济在美国扶持下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忧虑也快速增长：经济膨胀必将导致军事扩张，这是列宁主义有关帝国主义普遍发展规律的经典论断，已一再被各种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况且有各种迹象显示，日本正在台湾和韩国加紧活动，这更使中国疑虑它很可能重走先侵入台湾和朝鲜半岛，再侵略中国的老路。(16)
然而，在1950～1960年代，中国立足于从“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来看待复杂的国际关系，一直把支持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作为最优先的战略选择，因此在美日关系问题上，寄希望于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支持日本人民和在野党派进行废除《美日安保条约》、撤销美军基地的各种运动，宁愿让日本彻底摆脱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在对日关系上，中国也一直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反动政府”的“反动政策”的斗争。在中国看来，日本军国主义是在美国扶持下一步步复活，走向重新武装的。如果日本通过人民的斗争获得独立自主，应该更加中立，更容易和平共处。所以中国当时不愿接受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和美国控制的日美安保体系。(17)
就这样，美中双方决策层带着对日本问题的不同考量，走向为解冻双边关系而角力的谈判桌。
三、谈判的目标与策略
美国通过谈判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服中国接受美国在亚洲保持一定力量和美日之间现行的安保关系。
在1971年7月1日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讨论谈判方案时，尼克松提出，基辛格拟采取的立场总体上显得“还不够强硬，太过于主动让步”。他希望基辛格“不要表示愿意放弃美国对台湾的大部分支持，直至有必要时才这样做”。关于日本问题，尼克松指出：“重要的是更清楚地向中国人强调日本未来发展取向的威胁。基辛格应该宣称，中国人必须承认有若干国家担心着亚洲，特别是担心美国离开后日本的角色。”很显然，日本“有能力、有资源、并知道如何以极快的方式重建其军力，美国完全撒手或在亚洲地区误用军力，就会导致复活日本的好战性，对所有国家都非常危险”。(18)
尼克松提出的谈判策略是要给中国人造成三怕：一怕美国总统在南越战局万一继续僵持下去时，可能采取的行动；二怕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三怕苏联对中国侧翼的威胁。(19)他在为基辛格准备的简报集封面上批示道：“在日本问题上，要(给中国)施加更多的惧怕。”(20)
相比之下，中国方面对谈判目标和策略都更有弹性。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中国要同美国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的目标是要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必须最终从台湾撤走一切军事力量，并且不能让日本军事力量染指台湾，也不能支持在日本和美国等地发生的“台独”运动。当然，毛泽东知道，尼克松政府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下，不可能一下子就从台湾彻底撤出军事力量，所以对美国撤军未提时限，并反复强调，尼克松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21)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尼克松来北京，就是中国外交战略上的成功，就能改变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大格局，而且总会解决一些问题的。(22)
中国领导层是在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大背景下接受尼克松主动访华之请的。中方判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联要利用中美矛盾，中国也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只要实现中美高峰会谈，即已达成了利用美苏矛盾的战略目标，具体成果是次要的。当时虽然中国周边战云飞渡，但中国领导层认为，美苏的反华大战不至于轻易发生，日本也不愿为美国反华打头阵。(23)所以中国面对美国在谈判中以“苏联威胁”或“日本威胁”相要挟时，表现得心中有底，应对得体。一是表示不怕列强一起来华大打；二是向美方讲清，中国也在试图同苏联、日本改善关系，而且“我们一点儿也不反对美苏之间的关系改善”。(24)
但是，中国对美日关系还是正在探索和认识之中，对美日安保关系所起的作用，疑虑重重，矛盾纠结。如果美国撤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控制，解除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独立发展的日本会是和平友好国家呢?还是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另一方面，美日关系维持现状，日本似乎也在复活军国主义，构成对中国的威胁。这种疑虑和两难，也导致中国在对美谈判中采取不断探底而又对结果保有弹性的策略。
四、第一回合高峰会谈相互探底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秘密来华谈判。周恩来总理在7月9日下午的第一次会谈中，为了在日本问题上向美国施加压力，主动把话题从印度支那战争引向了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责难。他指出：“日本公开宣称过，朝鲜、台湾和越南是他们的安全线。难道这是对和平的态度吗?这不是威胁吗?我们不怕!”(25)会谈伊始就先表明“我们不怕”日本的威胁，似乎是洞穿了尼克松想让中国人“三怕”的谈判策略。
但标志这次中美关系“破冰”的首次高层会谈记录显示，中国对美日关系究竟应如何定位，还是有些把握不定。为了探寻美国对日政策的底线，周恩来一方面批评美国，指出根据尼克松总统和佐藤首相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制定的日本第四次防卫计划，将使日本从经济膨胀走向军事扩张；另一方面又告诫美国：“25年后美国不可能再拥有霸权地位。日本却已强大了。如果你们现在就从远东撤走全部外国军队，你们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日本，让它在远东替你们打头阵，控制亚洲各国。”(26)这番话在逻辑上似乎又是认为美军应该暂不撤出日本，以抑制日本变强。
基辛格按照原定策略，抓住中国对日本的担心来解释美国与中国在对日问题上有利益重合：“我们与日本的防卫关系，使日本不能追求侵略政策。如果日本建构自己的军事机器，如果它感到我们的离弃，它就会这样做。如果它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它很容易做到。那么我觉得，你所担心的事就真会变成现实。”
“美国大可从日本撤出，让日本重新武装起来，然后让日本和中国在太平洋上相互制衡。这可不是我们的政策。严重武装起来的日本很容易重新实行1930年代的政策。”
“我真的认为贵我双方在日本问题上的利益是非常相同的。我们都不想看到日本重新严重武装。我们在那里的几个基地都是纯粹防御性的，能延迟他们重新武装。……所以，我们不会利用日本反对贵国；那么做，对我们两国都是非常危险的。”(27)
对基辛格的这番解释，周恩来只是原则性地表示：“关于日本，我们在有些问题上有共同点，另有一些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28)
1971年7月9日的会谈持续到深夜11点多，周恩来随即就去向毛泽东汇报。当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显然中方察觉美国在以“日本威胁”为由，压中国接受美国的现有地位和现行政策。毛泽东嘱咐周恩来：“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29)
虽然中国并无足够的力量和理由迫使或说服美国撤出日本和东亚，但毛泽东立足于不怕出现美、苏、日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坏局面而进行谈判的态度，恰好与尼克松想让中国“三怕”的策略针锋相对。
五、中美双方就日本问题摊牌
于是，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就从历史到现实，大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指责美国鼓励和支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很可能在美国军队撤出亚洲一些地方及台湾之前，日本的军事力量就进去了。他按照毛泽东交代的方针，宣称已经准备好应付美国、苏联、日本从不同方向一起打进来瓜分中国，办法就是“挖防空洞”，“以持久的人民战争抵抗之”。(30)
这样摊牌到底，就使对手很难再有威胁的余地。基辛格看来缺乏思想准备，暂时回避了直接应对。他把话题绕开一段时间后，还是端出了美国在日本问题上的底线：“我们将反对在台湾有任何日本的军事存在。”“我们不鼓励且确实反对日本的任何军事扩张。的确，我相信在大国关系领域，我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很平行的。”“就美国而言，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本届政府不可能、其他任何一届政府也不可能实行你所描述的那种美国、苏联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合作。”尼克松事后看到这段话的记录时，在一旁重重地划了双线。(31)
在这两天的谈判中，经周恩来不断施压，美国政府还公开否定了国防部长莱尔德(Melwin R. Laird)刚刚在东京发表的鼓励日本扩大防卫甚至拥有核武器的言论。(32)
到7月11号下午举行最后会谈时，中国从美国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关日本问题重要保证：美国不允许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台湾和插手“台独”运动，不支持日本向本岛以外进行军事扩张。但是，美国坚持了《美日安保条约》的必要性，不肯从日本撤除军事存在和核保护伞，也不认可中方关于日本经济迅速增长必然会导致军国主义复活的观点。周恩来对此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表示，中国鼓励日本的反对党成员们努力确保日本不复活军国主义，支持日本人民反对和废除《美日安保条约》的斗争。(33)
这种立场，实际近乎即使日本有机会自行发展军事力量，中国也坚决要求美国撤军了。
基辛格对此强调：“我说过了，你讲的来自日本的危险并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的军队从日本撤走，只会增加你担心的这种危险。”周恩来重申：“你知道的，我们并不怕这个，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了。不管日本变得多大，我们已经和它打过交道了。如果他们想给我们制造麻烦，那就来吧。日本人民战后25年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34)看来中方还是把反军国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民身上。
在第一回合的中美高层解冻谈判中，双方就这样交换了对日本问题的意见，相互摸底，初步弄清了分歧点与共同点。
基辛格认为自己不辱使命，即一方面已向中国表示，在对日问题上，美中的利益非常一致，如果日本出现了军事扩张，美国将予反对。另一方面也向中国说明，美国不会因为要改善对华关系，就放弃美日联盟以及美国同东亚其他国家的联盟关系。(35)在给尼克松的长篇报告中，他对这次破冰之旅总结道：“我们现在启动的进程将给世界传去巨大的震波。它将使苏联惊恐，坠入刻骨仇恨。它将使日本动摇，松开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它将在台湾引发暴力动荡。”他认为在震动世界之后，美国下一步的工作包括：“对于日本，我们的任务是向其澄清，我们不会把在亚洲对她的忠诚转给中国。”(36)
在美国要缓和对华关系的大方向下，中国在心理上施压并非没有效果。曾公然鼓励日本扩大防卫甚至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这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为了美中关系正常化，需要调整同亚洲各国特别是同日本的政治军事关系。中国媒体持续地强调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是在显示对中国的敌意，所以美国政府各部门和有关人士都应及时、充分地研究有关问题，减轻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并使之正常化。但他也提出：“从台湾撤出美国军事存在的这种可能性，使我们在日本特别是冲绳的基地几乎不可或缺。”所以“最重要的是保持我们国家和日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37)
尼克松对首次高层秘密接触的结果非常满意，认为这种对华的主动行动达成了多重效果：“我们在做中国的文章以挤压俄国人，有助于我们在越南解脱，把日本人保持在我们阵营，在博弈中再得一球。也许还可以为某种对华关系趟出条路来。”(38)
六、中国的对日立场有部分悄然变化
显然，美国在努力使中方认识到，让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依附美国，比让日本脱离美国的限制和保护，在大局上更有利、更明智。而且，台湾和东亚如果因美国的撤出而成为“真空”地区，苏联或日本就有机会来填补这个“真空”。所以，美国撤出印支地区并在东亚适度收缩后，仍将在亚洲安全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希望中国在这个前提下实现对美和对外关系的正常化，建立合作关系。
听到基辛格对美国政策的反复解释后，中国领导人显然在考虑：美国在日本是否起了限制日本军事扩张的作用?今后是否还需要美国继续发挥这种作用?中国此前的有关立场似乎在将信将疑中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中国的一个冷战策略是利用美日间的矛盾，推动日本人民反美。例如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政治限制、安保条约，冲绳“返还”等问题，都是中国用以结成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抓手。在1971年纪念“九一八事变”时，《人民日报》沿用这个策略，发表社论宣称：“美帝国主义并不希望一个独立、富强的日本出现在亚洲。它口口声声把日本称作‘密切的伙伴’，实际上它是翻脸不认人的。”“它随时都会牺牲‘伙伴’的利益，以邻为壑。”日本应当走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要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取消美国的军事基地，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39)
对此，基辛格1971年10月第二次访华时提醒中国，试图给日美关系制造麻烦是有风险的，可能导致日本出现“致命的民族主义”。(40)他强调：“目前的美日关系对日本是有所约束的；相反，任日本自立，是个短视的政策。”(41)
在10月份的这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最关心并不厌其烦地要求美国澄清的核心问题，仍是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这并非过虑，也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出于山雨欲来的紧迫感。当时在国际上确实紧锣密鼓地酝酿着、传播着对台湾的种种图谋。以日本政府为例，除了见诸日本报端的“台湾地位未定”、“一中一台”等言论和对“台独”运动的支持外，在任首相佐藤荣作和前首相岸信介，这时都在暗中劝说蒋介石改取某种同中国大陆分离的路线。在台湾政要中，主张以种种方式同大陆分离者，也不乏其人。(42)
在周恩来的反复诘问下，基辛格一再保证美国“不支持、而且确实反对在台湾建立日本的军事力量、军事影响，在我们所能影响日本的范围内，我们将反对日本企图支持‘台独’运动”。(43)他重申：“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台湾有日本军队。”“这不符合《旧金山和约》，并会在太平洋地区出现一个全新的鬼怪。如果日本开始向领土以外派兵，就将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在太平洋的整个政策了。”但是，精明的基辛格只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肯说是“一个省”；只肯保证美国不支持日本的军事力量进入台湾，不肯承诺美国要反对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向台湾扩张。他解释说，这类事很难测量，很难做。周提出中美“有条件做出共同努力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基辛格对曰，对日本操之过急是有危险的，会在美国国内和美日关系上引起一系列反应，国内反对派对尼克松的一个攻击，就是说他为讨好中国而牺牲了日本。所以中国方面必须有所克制。但他确认：“美国的政策绝不是让台湾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周恩来对此予以首肯。(44)
经过这次会谈，中国的基本目标大体上达到了，即由美国承诺：不允许或不支持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台湾独立”、“台湾地位未定”等情况，不允许日本军事力量介入台湾。这里还涉及到美国必须承认台湾的领土主权在战后已从日本归还中国。周恩来特别指出，《旧金山和约》中说日本放弃了对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之外的所有的领土要求，除了这四个主要岛屿之外，日本不要求其他领土，例如南萨哈林和库页岛、琉球(包括冲绳)、台湾和南沙群岛，但并没有说明这些领土的主权归属。这个和约及尔后蒋介石政权和日本达成的和约都是有问题的。(45)这就点出中外关系史上尚保留着很重要的一笔账。
交流之下，中国对原来所持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立场有所调整，尽管口头上坚持，但实际上默许美国继续在日本驻军并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以免日本不受限制地自行扩大武装并发展核武器。对于日本经济崛起的担忧，也在美国的争辩下有所减弱。基辛格还发现，中方虽然坚持确定美军全部撤出台湾的总方向，但并未要求设定最终撤离的时间表。同样，中国在原则上要求美军最终要撤出日本和韩国，但也没有提出具体时限。他还感到吃惊的是，中方似乎“希望我们暂时在台湾保持一定军队，以免日本派军队进去”。(46)
双方为来年的尼克松访华商定了联合公报草案。其中，中方把对日本问题的立场表述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美方在公报草案中的相应措辞是：“美国非常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维持美日共同防御条约的义务”。(47)
七、中美峰会对日本问题的讨论
中方根据自己的一贯主张，在原定的联合公报草案中还有一句原则性的声明，即“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但没有具体的撤军地点和时限。尼克松总统在访华前，根据此前美中的会谈情况，判断中国并不真的相信美国应该从所有国家撤走。(48)这当然也意味着美国还可坚持在日本的军事存在。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在同毛泽东会谈时，特意提出了日本问题：“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知道我们对此有分歧，可是，是让日本中立、全无防卫好呢?还是让它暂时同美国保持某种关系好呢?”“可以肯定一点：我们不能留个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绕开一段话题后，对这个问题只是说了一句：“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韩国。”(49)
虽然毛泽东没有多谈日本问题，但对尼克松的论点显然是有保留的。周恩来在随后的一系列会谈中，多次与尼克松交换了对日本的看法。周恩来以中美两国的革命史为例，指出外国势力撤走后，不会存在所谓的“真空”，因为本国人民就起来填补了这个真空。(50)这时中国也在加紧推动中日人民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因此周恩来向尼克松表示，日本正处于十字路口，希望出现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并对中国和美国都友好的新日本。(51)
尼克松却对“人民”有不同历史观念。他提醒中国：“由于日本人是有冲动、有扩张主义历史的人民，如果对他们放手不管，作为经济上的巨人和军事上的侏儒，我想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使他们很容易受军国主义者愿望的影响。”“我们的政策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限制日本人从经济扩张走向军事扩张。但我们只能在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密切关系，他们就不会在意我们了。”(52)
尼克松在重申对中国做过的限制日本的各项承诺后，又进一步承诺：“在我们军队离开台湾后我们还将努力防止日本军队进入台湾。”不过前提还是要在日本保持美国的军事力量。(53)
2月28日正式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中方有关日本问题的原拟措辞没有修改，美方则改为：“美国非常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美方没有明确提《美日安保条约》。(54)
小结：中美对日立场的异同、承诺与前瞻
从有关的谈判史料来分析，中国在解冻中美关系的谈判中，对自己的认知是：大国、穷国、弱国(综合国力弱，尤其没有海空实力)；对美国的认知是：超级大国、世界和亚太霸权争夺者、台湾的保护人；对日本的认知是：经济强国，很有可能复活军国主义、追随甚至接替美国控制台湾、朝鲜和东亚。
从这样的认知出发，对最初阶段的这几轮谈判，中国想达到的战略目标是清楚而有限的：主要是借美国之力抗衡苏联，制约日本，为统一台湾铺路，主要的关切集中于解除周边的威胁。而美国对谈判的战略目标也很清楚：抗衡苏联，从印支战争脱身并从亚洲适度收缩，确保在欧洲的力量投入，维持自己主导下的亚太安全机制，对未来中国在亚洲的活动建立约束，减少发生双方误算的危险。保障台海和平，保持美日安保体制。美国关切的重点是力争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有利的战略态势。(55)
这种认知和战略目标的差异，使中国在谈判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多要价，少付出”的低姿态，即要求对方做出一系列的让步和承诺，自己却好像没有资本多所让步。美国则宁愿以一系列让步和承诺来推助全球战略的实现。
概括以上有关谈判的记载，中美解冻双边关系时，对日本问题达成的共识、分歧和让步可综述如次：
两国都不谋求亚太地区的霸权，也反对其他国家谋求这一地区的霸权。双方在谈判桌上言明这种国家就是日本和苏联。(56)
两国一致认为日本扩张主义是危险的，都不希望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但对怎样防止这个局面意见不一致。中国一方面想要美国撤出在日本的军事力量，使日本成为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国家，另一方面又非常担心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美国强调日本如果独立就可能导致其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膨胀，而现有的美日关系有助于制约日本的这种倾向。中方对美日关系的这种限制作用没有提出反驳，给美方的印象是中方默认了。(57)
美国表明将保持在欧洲和日本的军事存在，将减少但要保持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这是为了美国认定的“和平利益”，也有利于限制日本。(58)
中国表示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关系。愿意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和平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中国可以保证不会对日本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对日本构成任何威胁，包括不会利用统一后的台湾反对日本。(59)
尼克松保证美国将运用它对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阻碍它们损害中国的政策，并确认美国已经从冲绳移走了全部核武器。(60)基辛格声明美国只赞成把日本的常规武装保持在仅够防卫的程度，反对日本建立核武装，反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扩张。他提到，如果日本的确重新军事化，开始向领土以外派兵，美国将重新考虑在太平洋的整个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中传统关系可能就要恢复。(61)
周恩来提出，现已具有条件使中美双方共同努力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62)
尼克松就“共同努力”同周恩来做了一个具体约定：任何一方如果得知有关日本问题的任何事情，应能机密地通报另一方。(63)
中国原则上要求美军最终完全撤出台湾、日本和朝鲜，但不提出撤军的期限。(64)中国希望美国促使日本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放弃对台湾和朝鲜的一切野心。(65)
尼克松承诺将最终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军事力量，并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台湾有日本军队，即使美国从台湾撤军后还将努力防止日本军队进入台湾。基辛格补充保证说，美国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不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鼓励或支持“台独”运动。(66)美国准备最终完全从朝鲜撤走军队，并阻止日本军事力量侵入韩国。(67)
如此盘点下来，显然是美国在谈判中对日本问题做出的具体让步和承诺多于中国。但是，如前所述，美国所要获得的是全球性的战略利益。
在私下里，美国决策层对中美关系有一个战略前瞻，即以五年为期，年迈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可能去世，中国内外政策很可能发生变化，因而此时围绕美中关系所达成的一切协议和默契，彼时都有再调整的可能和余地。(68)所以，尼克松、基辛格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虽然说的是出于对“长远利益”的考虑，但实际上也有“权宜之计”的另一手准备。这也是他们与日本的做法不同，以各种理由把同中国正式建交的事推迟到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原因之一。
说来也巧，从1971年算起，恰好五年，即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但尼克松本人也意外地因“水门事件”而下台。于是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就确定地表现出来了：虽然以基辛格为首的原班老臣们继续辅佐着继任的福特总统，但在中美建交的道路上，却是摇摆不定，拖而不决。相比之下，在1972年即毅然与中国建交的日本，则在此后历经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为日中邦交获得了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黄金期，直到近年日本领导人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事端。
基辛格和尼克松还对20多年后的美国战略利益有一个更长远、更隐秘、也更令人惊奇的算计。他们认为，同俄国人相比，中国在20年以后更危险，更可怕。美国最终将会倒向俄国，反对中国。但目前美国需要中国人修理俄国人，使俄国人规矩点。所以大约15年内美国还不得不倒向中国，反对俄国。(69)
为了利用中国抗衡俄国，美国决策人就这样机关算尽地玩弄着大国之间的平衡游戏。
注释：
①感谢《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笔者已予以认真考虑和吸取，但文责自负。
②EA/IG Report, November 17, 1969, Marshall Green to Kissinger, November 22, 1969, General Record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Planning, Subject Files, 1969～1971, Box 2, RG 59, pp. 1～12, National Archives Ⅱ, College Park, Maryland, USA.
③“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April 12, 197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69～1972, Vol. XVII,(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6), pp. 293, 295;“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4,” Washington, August 8, 1969,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9;“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24,” Washington, May 27, 1971, FRUS,1969～1972, Vol. XVII, p. 326.
④中国当时把这种强权势力的威胁称为“世界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
⑤“NSSM 124: Next Steps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24.
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October 2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16.
⑦“NSSM 124: Next Steps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27.
⑧“NSSM 124: Next Steps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26.
⑨“Draft Response to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106,” Washington, Feb. 16,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263～264.
⑩“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the Ambassador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McConaughy),” Washington, June 30,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5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Key Biscayne, Florida, Dec. 30,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630.
(11)“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February 11, 1969,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13～14.
(12)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增订版，第170～195页。
(13)毛泽东：《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1964年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519页。
(14)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187页；《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596页。
(1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1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449.
(16)毛泽东：《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1965年11月25日，这是毛泽东同日本访华代表们谈话的主要内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74～576页；其中注释313，见同书655页。毛泽东等：《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23周年的电报》，1971年9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65～267页。
(17)毛泽东：《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961年1月24日；《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两篇文献俱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55～462页、第534～539页。“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3,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35.
(18)“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 Washington, July 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55.
(19)“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 Washington, July 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56.
(20)“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 Washington, July 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55.
(21)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64页、第166～167页。
(22)吴旭君：《毛泽东的五步高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始末》，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第312～320页。
(23)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182～183页、第186～190页、第193～195页。
(2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10,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403～407;“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Nov.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4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22,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0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3, 1972,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3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4, 1972, FRUS,1969～1972, Vol. XVII, pp. 780～78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5,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787～788.
(2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83.
(2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90.
(2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94.
(2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95.
(29)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3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10,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403～407.
(3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10,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414, 422, footnote 13.
(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10,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42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9,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395.
(3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1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450.
(3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July 1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450～451.
(35)“Minutes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Kissinger and Zhou Enlai,” July 10, 1971, NSC Files, Box 1033, China HAK Memcons, July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 Project(NPMP), National Archives Ⅱ, College Park, Maryland, USA.
(36)“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San Clemente, California, July 14,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455.
(37)“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Laird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Washington, August 13, 1971, FRUS, 1969～1922, Vol. XVII, pp. 473～474.
(38)“Memorandum from President Nixon to Hi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 Washington, July 19, 1971, FRUS, 1969～1922, Vol. XVII, p. 459.
(39)社论：《不许日本军国主义重走侵略老路》，《人民日报》1971年9月18日，第1版。
(40)“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Nov.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527, 540.
(41)“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Nov.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49.
(42)“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OC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Nov. 30,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599～60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October 2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506, 509～510, 514～515.
(4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October 2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05.
(4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October 2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515～516.
(4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October 2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08.
(46)“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Undated,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563, 565～566;“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Nov.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548～549, 540～541, 526～527.
(47)“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SA(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Undated, Washington,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68.
(48)“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Hi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Washington, Feb. 14,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662.
(4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1,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681, 683.
(5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2,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707～708.
(5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3,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734～735.
(5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3,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35.
(5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70.
(54)《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Joint Statement Following Discussions with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b. 27, 1972, Public Papers of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1972(Washington, GPO), p. 377.
(55)“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Nov. 1971, FRUS, 1969～1976, Vol. XVII, pp. 525～526.
(5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63;“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undated,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59, footnote 2;“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His Assistant for NSA,” Washington, Feb. 1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671.
(57)“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undated,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527, 54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03;“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s File by John H. Holdridg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Washington, March 23, 1972, FRUS, 1969～1972, Vol.XVII, p. 858.
(5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2,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0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69.
(59)“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Nov.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4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780～781, 765.
(6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2,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0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3,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34.
(61)“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Nov.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4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Oct.21,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15.
(6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Oct. 21,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16.
(6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81.
(64)“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undated,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62.
(65)“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Nov.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4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65.
(6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October 21,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15;“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Nov. 1971,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53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770, 771.
(67)“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 Washington, undated,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546～54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3,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3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 24,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779.
(6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Key Biscayne, Florida, August 2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105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Sept. 8,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 1061.
(69)“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Nixon and Hi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Washington, Feb. 14, 1972, FRUS, 1969～1972, Vol. XVII, pp. 662～663, 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