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现代中国，许多对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重要事件，却因种种缘由，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后人查阅的文字记载，只存在于极少数当事人的脑海中。随着这些当事人的相继去世，某些历史事件的内幕，已经或即将永远不再为人们所知悉。当然，也有例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的更新，风气的演进，某些历史性战略决策的内情，被当事人陆续而零散地披露于世。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些侥幸流露出来的重要线索，尚未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并展开研究。这至少有—部分原因要归咎于学者们偏爱档案文献，而忽视了口述史料的价值。
抗战受降之际，毛泽东借助美国飞行员之手实施的—次战略性空运行动，对尔后中国两个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后人研讨在历史转折关头应怎样捕捉机遇，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本文拟将口述史料同档案文献相结合，澄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一
1945年8月，东亚战局急转直下。美军迫近日本本土，并两次实施原子弹轰炸。苏、蒙军队也大举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政府8月14日宣布投降。
对于已同日本法西斯持续苦战了十四年之久的中国来说，最后的胜利降临得如此迅速，实在有些出乎意料。无论是担负着正面战场的国民党，还是坚持着敌后抗战的共产党，此时都发现自己尚未作好迎接这一历史突变的充分准备，亟需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接收胜利果实，并应付随之而来的内战危机。
国民党战场的机动力量，此时正集结于黔桂湘山区。他们刚刚在那里经受了数万日军的一次进攻狂潮，正准备实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将军制定的“黑色金刚石计划”，打算在8、9月间，向东南沿诲地区发动一次局部反攻，争取夺得一个出海口。[1] 其余的国民党军队，散布在从华南到西北的漫长战线上，等待着抵抗日军的下一次进攻。全面的战略反攻，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在黄河上下、大扛南北坚持抗战的中共军队，自1940年末的“百团大战”后，便根据形势调整了战略方针，将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再进行大兵团作战。至1945年春夏，中共各个解放区的部队，分60向日伪据点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但规模有限。[2]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解放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自1943年起，大部分已陆续奉调离开前线，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6月“七大”结束后，中共中央估计，距日寇崩溃尚有一年多时间，因此将他们留在延安继续学习、开会，没有立即派回前线。[3]
当8月中旬日本迅速败降时，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便面临着由谁受降、由谁占领的问题。辽阔富饶的东北地区，也面临苏联红军撤走时由谁接管的问题。显然，这对战后国共两党力量之消长，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具有至关紧要的战略意义。国共两党立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中共中央10日指示各解放区党的领导机关；“应立即布置动员—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如遇顽军(指国民党军—引者)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4] 10日至11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调动部队向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各地进军。[5] 毛泽东13日向聚集在延安的干部们阐明了时局和方针；“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6]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8月11日在蒋介石的主持下，联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投降问题。旋即电令国民党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7] 同一天，蒋介石又电令朱德等中共将领：“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8] 他还命令沦陷区的“地下军”和伪军：“须切实负责，维持治安”，“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收编”。[9] 8月23日，伺应钦在芷江把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第—号备忘录，交给前来洽降的日军使节今井武夫，其中特别要求冈村命令所属各部：“应立即在各自之原驻地及指定地点待命，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指定之部队指挥官，不得解除日本陆海空军之投降武装及交出占领地区以及分让物资”。日方当即提出：“中共军想以武力强行解除日军武装。为了自卫，日军决定对此采取断然处置”。国民党方面答复：“除受命于何应钦总司令者外，可—律视为土匪，日本军对他们即使采取自卫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10] 经过如此一番“洽降”，中共的对日受降权利，便被完全排除了。
二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美国在华的—举—动，都将对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产生微妙的影响，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是大力支持和援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但其政策的另一界限是：“美国部队和物资不得用于对抗中国人，除非用作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11] 8月10日，在日本即将败降的新形势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厘定了在华行动方针。它训令魏德迈：“不得损害美国的基本原则即不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但将继续支持“中央政府军重新占领现为日本所占中国战区的一切地区”；“太平洋战区之美军正准备控制中国战区的关键口岸和交通要地”。训令表明：“美军将把他们解放的中国要地移交给中国中央政府所委派的机构和部队”。它还命令魏德迈：“帮助中央政府迅速运送中国中央政府军到中国的战略要地去”。同时又指示：“同中央政府之外的中国军队和机构打交道，将严格限于军事形势之需要”。[12]
美国决策人似乎认为，支持国民党军抢占要地，与不支持它打内战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尽管国共双方对此都持相反的看法。不过，美国军方尚未绝对排除在“军事形势之需要”的情况下，同中共进行某种有限度的接触与合作的可能性。后来的事态表明，中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可能性。
魏德迈深知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但他坚信：援助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地，是自己当前的崇高使命，而运用美国的飞机、舰船、汽车抢运国民党军，是完成这—使命的“唯一可行办法”。即使这意味着被美国运到各要地的国民党军将士，将向已包围或占领了那些地点的中共军队开战，也在所不惜。[13] 他迅速调集美国空军第十和十四航空队的所有可供使用的运输机，从8月26日开始，先后向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中心城市运送国民党军先遣人员。9月5日、6日开始将全副美式装备的新六军、九十四军分别从芷江、柳州空运到南京、上海。10月中旬，又将九十二、九十四军分别从汉口、上海空运到北平、天津。美国海军两师陆战队9月30日在大沽登陆，进占天津、北平、秦皇岛。10月10日又有美军在青岛登陆。此后，美国源源不断地把国民党军运往华北、华东和东北，同那里的中共武装发生日益严重的冲突。[14]
暂时看来，蒋介石在美日的积极配合下，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抢到手了。中共被迫放弃了夺取这些大城市的计划。[15] 魏德迈似乎有理由夸耀，这次援蒋大空运“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16] 但他又自称在执行援助中国受降的任务时，“也许是无意中为中央政府打败共产党武装力量提供了直接的美国援助”。[17] 这话则未免有些遮遮掩掩。如前所述，他完全是在意识到这样的美国政策将给中共造成什么危害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的。然而，如果说他手下的美国军事人员，“也许是无意中为共产党武装力量打败国民党军提供了一次直接的援助”，此说或许可以得到赞成。正是有了这样—次“无意中”的援助，才使成千上万乘坐美国运输工具赶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将士，最终变成悲剧角色。而魏德迈引以自豪的那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也注定成为徒劳之举。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重大而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对美外交保持了适当的灵活性，因此得以机敏地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偶然机遇。
美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早在4月2日即于华盛顿宣布，美国只承认国民党政权，“不承认中国的任何军阀或武装政党”。[18] 消息传到延安后，中共中央认为；“美国政策已决以全力扶蒋，不绐我以援助，但因怕苏联参战助我，故尚不愿放弃对我关系，并企图借此侦察我之对外关系”。[19] 中央决定公开批评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以期促使它有所改正。[20]
6月11日，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提出“区别对待”的对美策略：“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21] 这里提出的第二点区别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尽管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内连续撰文，严厉抨击美国政策，但时局的突变，使他感到有必要保持对美政策的灵活性，以便使中共有机会获得某种战略利益。
中共中央8月11日决定：根据国际国内新动向，考虑恢复搁置已久的国共谈判，对美国和国民党的批评暂取缓和态度，继续救护美国被难人员，准备配合美军登陆，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中央也提醒各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对美国在华充当斯科比（General Scobie）的可能性要保持高度警惕。[22]
日本投降后，中共一刻也未放松应付内战的军事准备，但同时认为，如果能经和平谈判，促使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实行民主改革，那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既使谈判破裂，或边打边谈，或虽达成协议仍不能兑现，也可以使中共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在军事上赢得时间。[23]
出于这种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3日议决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24]
毛泽东不想立即动身去重庆的原因之一，是其立足于“打”的必要准备工作的关键一环尚未解决，因而放心不下。毛泽东认为，在中共即将向国民党提出的各项谈判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中共军队是最中心的—条。要使对方接受这些条件，可能要有一个打打谈谈的过程，甚至可能要打疼对方，迫其承认这些条件。所以中共必须在对手面前，摆出一个内战不那么好打的架势，才能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的地位。[25]
毛泽东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6] 要使自己的部队迅速完成从分散的游击状态到大兵团运动作战的转变，实现猛烈扩大解放区，迎击来犯的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战略目标，目前最迫切最关键的—步，是要以最快的方式，把滞留在延安的各路将领抢先送回前线。这位手中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共产党决策人，在此困难条件下，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决定将这—动关全局的重任，借助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之手去实现。他派一直负责同美国军方打交道的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面办理此事。[27]
经验丰富的叶剑英向美军观察组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之后，顺便以轻松的语气提出，想“借”—架飞机，送—批“干部”去太行山麓的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战。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叶略而未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探问。[28]
早在1944年末，十八集团军太行军区司令部便在晋东南的黎城县长凝镇修了一个简易机场，用于接待前来搜集抗战情报的美军观察组人员，转运被中共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救护的美国空军人员。太行军区特设情报联络处负责此项工作。美军也有电台和情报人员常驻附近，美国飞机以前曾多次往返于此地与延安之间。[29] 因此，美军观察组把叶剑英的这个提议，当做是对长期愉快合作的一点小小回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甚至不认为还需要再请示—下更了解此时美国官方政策的上级部门。[30]
8月25日清晨，刚冈接到搭乘飞机赶赴前线的通知的20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据四十年后若干当事者的回忆透露，这些人的姓名是：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波、膝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31]
任何熟知中共党史的人，看到这个名单都会大吃一惊：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干部”，而是当时中共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
这些将帅们当时都奉命要对此事严格保密，谁也不许带随员和家属。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飞机者都带上降落伞。还有—些中共领导人前来送行。朱德的秘书黄华看清将要共乘—架美军飞机的是哪些人后，不禁也吃了—惊。他担心飞行中万一发生情况，这些不懂英语的将帅无法同美国驾驶员通话，将非常危险，便主动要求随行担任翻译。杨尚昆批准了他的要求，于是黄华也加入了这批冒险者的行列。[32]
人们在机场上合影留念后，开始告别。这是—架破旧的军用运输机，舱门关不紧，两只螺旋桨在启动时还要靠人来推动，机舱矮小而呈弧形，人们在两边的铁座上坐下后，直不起腰，抬不起头。这些都给乘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33]
九时许，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把送行者和乘客们的心一起带上变幻莫测的万里云空．这批将帅大多数生平第—次坐飞机。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震耳欲聋的引擎轰鸣，以及肩负的重任，都令他们神色凝重，心情紧张。[34] 延安统帅部里同样充满紧张和担忧的气氛。谁都明白，如果万一这架飞机在飞越日军封锁线时被击落，或因其他什么原因而失事，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叶剑英坐立不安，喃喃自语；“愿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可别让这架飞机出事。那上边都是我党我军的精华啊!”当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讯传来后，叶心中的—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立即转报毛泽东。[35]在此之后，毛泽东决定和周恩来同赴重庆。[36]
飞机在长凝机场着陆后，诸将帅稍事休息，便分别赶赴各自预定之战区。[37] 就这样，美军飞行员—次“漫不经心”的飞行，仅用几个小时，便使中共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转运任务．其时间比魏德迈开始空运国民党军先遣人员去“受降”，还要早—天。
三
了解这批将帅在随即到来的国共决战、朝鲜战争和现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人，自能理解这次空运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这里只对其最直接最近期的影响略加评析。
中共晋冀鲁豫战略区处于华北战略要冲，扼守着国民党军北进的门户，威胁着津浦、平汉、正太、同蒲四条干线，是‘四战之地’。美军飞机给中共这个战略区运来的几乎是—个完整的统帅部。邓小平是该区党的书记兼军队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薄—波任副书记兼副政委，滕代远是副司令员，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们8月25日飞抵山西黎城，27日便赶到河北涉县赤岸村的司令部开会，拟定了上党、平汉两战役计划。随即将分散游击的各部队整编为四个野战纵队，由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陈赓分任各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也在随后组建的另—支主力纵队中指挥作战。[38] 经过紧张而短促的准备，他们即于9月上旬和10月中旬连续发起上党、平汉战役，歼灭北进的国民党军六万余人。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39]
在—系列战役胜利之后，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中原，率先揭开中共战略反攻的序幕。他们和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决战淮海，横渡长江，旌旗所向，云贵川藏。杨得志所部则成为攻略华北、西北的主力之一。
被美机运到前方的另—批将帅，在贯彻中共中央“全力争取东北”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同样扮演了令人注目的角色。林彪、萧劲光、邓华、李天佑、聂鹤亭，江华等人，成为中共东北战略区的主帅和主将。他们10月下旬赶到东北后，对于及时调整那里的原定战略方针，夺取战争胜利，不同程度地起了重要作用。[40] 后来他们的大军依次席卷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挥戈直下海南岛。
陈毅任中共华东战略区的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傅秋涛是他麾下的战将。他们在赶赴山东的途中，及时组织了对津浦铁路的彻底破坏，使国民党军长期不能利用这段铁路发挥自己的机械化优势。[41]陈毅更重要的作用，是以红军创建人之一的老资格，协调指挥华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支原本互不统属的部队，于10月至11月间配合作战，打赢了津浦路阻击战，有效地阻滞了国民党军沿这条铁路开向华北和东北，掩护了山东中共军队进取东北的战略调动，并为华东中共军队今后的内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42] 华东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也是被歼人数最多的地区。[43]
顺便指出，中共在此历史关头，巧借美军之手获取如此重要的战略服务，绝非仅此—次。大约就在同—天或9月9日，另—架C-46型美军飞机，把中共晋察冀战略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和刘澜涛、某主力纵队司令员郑维山等又—批将帅，从延安空运到晋东北的灵丘。这个飞抵前线的战区统帅部，立即采取行动，指挥所部在两个月内解放中小城镇六十余座，将主力整编为九个纵队二十余万人，地方部队编为五个军区十—万人，还派出一万多部队率先奔赴东北；在那里很快发展成十万之众。[44] 这批将帅对华北、东北的战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值得指出的是，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邓华、杨得志、陈赓、宋时轮，王近山、郑维山等人，曾经分别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司令员、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等要职，是对美作战的主将。聂荣臻在此期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在指导战争的中国最高统帅部负枢要重任。[45]
四
当然，1945年8月25日那天，美军观察组人员不可能预料这次偶然的飞行，对未来的中国命运和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同样，任何历史学家至今也很难断言，那天叶剑英(也代表着毛泽东等中共决策人)的那种可怕的担心，万一不幸而成为现实，—部现代中国历史，又将是什么样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当时面临的紧急形势来看，毛泽东等人认为，即使冒这样大的风险，也是非常值得的。确实，让这么多高级将帅，共乘一架宿敌之友的飞机，实为世所仅见的大胆之举。而其所获得的战略利益，也很耐人寻味。
从延安到黎城，相距八百多公里。其间要经过黄土高原、黄河天险、晋南山地，还要冒险穿越日军占领区和封锁线。人们在很多地方只能绕行崎岖小路。一年多以前，杨得志率部从稍远的濮阳来延安，走了七十多天。[46] 江华从更远的山东滨海地区来延安，走了半年。[47] 依此推算，从延安到黎城，约需走两个月。中共将领们固然可以在某些地段骑马代步，但行进速度仍要由步行护送的普通士兵决定。这就是说，除去长途跋涉积累的疲劳，和其他难以估量的影响行程的因素不计之外，若不借助美军的飞机，中共华北、华东、东北三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将领，要迟两个月才能赶到自己的阵地。谁都明白，在日本投降、国共争作战略展开之际，这两个月的延误意味着什么。
应该承认，如果这些富有经验和权威，并由毛主席、党中央面授机宜的将帅，未能及时赶到前线实施指挥，很多重大部署是不能很好贯彻落实的，一些关键性的转变甚至难以发生。这次空运，帮助这些主要将帅先敌一步到达战区，遵照中央指示，迅速集结主力，编组野战兵团，建设指挥机构，先敌展开，取得选择和预备战场的主动权。许多重要战略措施得以顺利进行，初步完成了从分散游击到集团运动作战的战略转变。先机之利，惠莫大焉。
笔者并不认为某一次空运 笔者并不认为某一次空运便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不认为中共在这个历史关头，若不借用美国飞机，就不可能取得国共大决战的最后胜利。笔者只是想指出，中共中央这次对美军工作人员的人员的成功借用，构成了夺取全国胜利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中的重要—环。这次空运的历史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而对美国来说，也许它从来没有机会，能以如此之小的动作，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此事若在当时甚至以后许多年内被披露，都会始美国政坛和美蒋关系带来强烈的震憾。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北京），1995年第4期，多家文集、报刊转载，并被抄袭。
[1]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Henry Holt & Company, New York, 1958．pp. 332, 337.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以下筒称《战史》)，第489-476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第95页；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杜1984年12月出版，第293页；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第209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15页。
[5] 同上，第116-122页。
[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杜1991年6月出版，第1126页。
[7]《新华日报》，1945年8月12日，第2版。
[8]《大公报》，1945年8月13日，第2版．
[9]同上
[10] 日本防卫厅战史研究室： 《昭和二十(1945）年的中日派遣军》第2卷第2分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中华书局1984年2月出版，第78-8O页．
[11] Keith E．Eiler: WEDEMEYER ON WAR AND PEAC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1987, p．135．
[12]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45, Vol.7, GPO, Washington, p.516.
[13] Ibid, pp. 531-533.
[14]Ibid, p. 544;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第386页；《申报》，1945年8月28日，31日，9月7日，第1版；《大公报》，1945年8月28日、9月10日、10月1日、8日、9日、18日、19日、31日、11月1日，第2版。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23页；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杜1995年出版，第2-4页。
[16] Report by Wedemeyer to Eisonhower, Feb. 1946. CBI Theater, Historical Section: See also HISTORY OF THE CHIHA THEATER, Manuscripts in the Center for Military Histor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Vo1. 2, Chap. 13.
[17]FRUS, 1945, V01.7, p.533.
[18] Ibid, p.319.
[19]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5年6月2日。
[20] 同上；《中央对美政策》，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告时局方针》1945年6月18日。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2-1103页。
[2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24-12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2-1166页。
[2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第180-181页。
[25] 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杜1987年5月出版，第324-325页。
[2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27]笔者访问雷英夫的谈话记录，1991年12月6日，28日。
[28]同上。
[29] 李棣华："建国前外事工作的片断回忆”，《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第161页。
[30]据美国军队条例，美军观察组有权调用个别飞机，无需请示上级部门。迄未发现关于这次飞行的档案记录。
[31] 杨得志前揭书，第298页；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第2页。
[32] 杨得志前揭书，第297-298页；章百家向笔者转述黄华答问的电话记录，1991年6月11日，1992年2月23日。
[33]杨得志前揭书，第297-298页；陈再道前揭书，第3页。
[34]杨得志前揭书，第297-298页；陈再道前揭书，第3页。
[35] 笔者访问雷英夫的谈话记录，1991年12月28日，《立三致军委电》，1945年8月25日。
[36]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81页；对毛泽东8月25日决定和周恩来同机赴重庆的其他原因的详细说明，见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0-17页o
[37]萧劲光前揭书，第326页；江华前揭书，第212页；杨得志前揭书，第299-301页。
[38]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第490，500-507页。
[39]《战史》，第3卷，第14-18页；《膝代远传》，解放军出版杜1990年出版，第301页。
[4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47-148、176-17720'l-210、218-223、249-252页；《中央关于目首工作的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袁伟：《山海关之战》，军事科学出艇杜1988年出版，第3、4、16-26、184-200、116-111页；戈福录等编：《东北战场风云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杜1988年出版，第13页。
[41]《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杜1991年出版，第327页；《战史》，第9卷，第20-21页。
[42] 袁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史略》，解放军出版杜1987年出版，第113-114页。
[43]《战史》，第9卷附件：重要战役一览表。
[44]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第587-614页，郑维山前揭书，第5页；这次飞行的日期，说法不一，待考。
[45]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附件1，第1-3，7-12，16-22页。
[46]杨得志前揭书，第289页； 江华前揭书，第203页。
[47]《膝代远传》，第300-305页；陈再道前揭书，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