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一再强调，从《山海经》到《红楼梦》是中国美学历史上的真正值得我们今天继承的美学传统。而在 《红楼梦》之后，则有王国维、鲁迅、张爱玲、沈从文、史铁生等美学传人。
当然，这都是一些代表人物，除此以外，其实还有很多人也值得一提，比如说穆旦，还有一些人不是纯粹的文学家，但是应该也是《红楼梦》中人，应该也属于 “《红楼梦》美学”，如果我们用陈寅恪发现柳如是的眼光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也是“《红楼梦》美学”的传人，例如林昭。
我这次演讲选择的是林昭和海子。
选择海子，是因为人们很少从“《红楼梦》美学”的传人的角度去谈他，因此尽管我更想谈的是史铁生，但是我还是选择了海子。
选择林昭，原因我就不去讲了，陈寅恪为什么选择柳如是？陈寅恪选择柳如是的理由就是我选择林昭的理由。
一、世纪中国： 错失与机遇
我们走得有多远？
其实，在讲过曹雪芹以后，在讲了王国维和鲁迅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那就是我最近几年常说的： 叩问美学的新千年。那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其实我们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关头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我们把它叫做“礼崩乐坏”。第二个，是明末清初时代，我们把它叫做“天崩地解”。第三个时期，就是清末民初，我们把它叫做“道术为天下裂”。也就是说，文化的认同感被完全地破坏掉了。“道术为天下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所有中国人的努力就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处在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但事实上，我们还处在一个精神的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在这个精神的生死存亡的关头，谁作出了最伟大的努力，包括我们过去做过什么，以后还能做什么，就非常关键。而现在，是第四个重要关头。因此，我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纪之交，是新百年，也是新千年。它相当于春秋战国，相当于明末清初，相当于清末民初。有一句话叫做： 千年等一回，或者短一点，百年等一回。那么，我们如何去叩问美学的新千年呢？
本讲一开始就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但是在叩问之前，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百年中，我们到底走得有多远？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起码同等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在上一个世纪，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全世界有两个民族走得最远，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俄罗斯民族。德国的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他们创造了20世纪的文化高峰。而我们假如不想再次成为野蛮人，假如不想距离时代更远，那就必须回到他们那里去，因为那里才是培养人性的地方，是爱的学校，我们必须向他们致敬！
我知道，肯定大家会说，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鲁迅以后，我们丧失了思想创新的基本可能。例如，从鲁迅以后，日本人就打进来了，对不对？有人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存条件不好，如果生存条件很好，如果不是动乱和战乱，不是贫病交加，不是政治运动频繁，我们这个民族也能够为世界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可我要十分严肃地说，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思想文化的创造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不一样，和政治制度的创造也不一样。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它可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思想文化的创造，有时候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时候不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有时候，一个不稳定的环境反而可能会造就思想的大家。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国家不幸诗人幸”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准备一代非常精彩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那么我觉得一切就无从谈起。
中国的四大精神际遇
我始终觉得，20世纪本来应该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最光辉璀璨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的中国，它所经历的一切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也是世界文明有史以来所最难得的发展机遇。什么发展机遇呢？我们可以说，20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世纪都不可能经历的。在20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全新的精神事件，全新的精神现象。它完全可以造就全新的思想大师和文化大师。这个发展机遇，钱理群先生认为有三次，我则觉得应该是四次。
第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西方的那些思想大家，比如说存在主义这样的思想学派、哲学学派，比如说，西方的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主要都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因为世界范围的大战，在20世纪以前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有几十万人的战争，蔓延方圆几百公里就很不简单了，对吧？但是，你见过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吗？你看到过因为一场战争，导致了全世界人的精神处境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吗？你能够想象到一场战争死亡如此之多的人口吗？一次大战，我们现在统计的数字是死亡1000万。二次大战，死亡是4500万，当然这个统计数字，是有所不同的。我主要想说明，在历史上，我们没有见到过这样集中的人类的互相残杀。残杀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类面对苦难的深刻反思。但是，它的结果非常奇怪，西方因为反思而出现了自己的思想大师和文学大师。而中国反思的结果是什么思想大家也没有。你看，一次大战，中国有哪个思想家悲天悯人地反思过呢？二次大战，中国是直接的参加者，也是主要的战胜国。但是，中国有反映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思想文化巨著、文学巨著吗？没有。一战的时候，德国有个数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因为看见了世界大战，直接地感悟到了世界文明的巨大变化，他躲在家里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这样的书中国有吗？尤其是，我们反映一战、二战题材的小说，有哪部是十分成功的啊？没有。我们的《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有哪一部称得起是十分成功的巨著？扪心自问，我们愧对历史啊！
第二次机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们可以说20世纪它是什么什么的世纪，但是西方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说法： 20世纪就是社会主义的世纪。因为资本主义虽然在20世纪它继续高歌猛进，但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属于20世纪，它是20世纪以前就有的，在20世纪才产生的只有社会主义。它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的产生在人类精神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而苏联人作为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在思想上也无愧于这个精神创造。《古拉格群岛》、《癌病房》、《日瓦戈医生》，是完全称得上可以雄踞20世纪世界文学之林的，并且因此而得了几个诺贝尔奖。也就是说苏联人面对社会主义时候的反思是非常深刻的。读者一定还记得《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医生的诗句吧：“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也一定还记得索洛维约夫的名言：“死亡与时代左右着大地，你莫以为它们是主宰，一切都会旋转着在黑暗中消失，亘古不变的只有爱的太阳。”是的，他们所进行的，就是一场成功的“爱的审判”。但是中国呢？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哪个作家把它成功地写出来了呢？有哪一个思想家把它反省出来了呢？中国就是苏联的保尔•柯察金的水平。有几个是真正的大师的水平？我们中国人有几个作家写的文学作品是达到大师水平的？你看看《日瓦戈医生》，它没有说社会主义好或者不好，它只是说，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给人类，尤其是给苏联人精神上带来的变化是什么，它写的是精神史记与心灵史诗。我们中国有吗？我们中国倒是有浩然写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这些作品除了丢人以外，还是丢人。除此以外，哪一位能给我举一举例，说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写得真正反映了中国本质了呢？
第三个机会，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破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破产是20世纪的重大现象，因此拉美文学拿了诺贝尔奖，对不对？那我们要问，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1949年他还说已经结束了这个时代，那我要问，对人类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精神遭遇，有哪一个中国的作家，有哪一个中国的思想家反映了它的一丝一毫呢？我们反映这个历史过程的有《暴风骤雨》这样的斗地主、分田地，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斗地主、分田地。但是很少有作家能够透过现象看到历史的本质的，也很少有作家能够写出斗地主、分田地背后的美学内涵的。这是第三个机会吧。我们又丧失了。
第四个机会，也是最后一个机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中国是独一份儿，因为苏联有始无终，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问，在中国谁因为反思这个世界改革开放史而成为思想大师和文学大师？很少。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捷克斯洛伐克，在20世纪60年代，有三个月的改革，结果“思想的报春鸟”昆德拉就应运而生。他就只经历了三个月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结果就感悟到了时代的最深刻和最尖锐的思想，因此就成为世界级的大作家。可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啦，人家才三个月，你都已经三十年了，那我们的昆德拉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非常坦然地做中国人，但是假如说所有的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都没有自己的声音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就都应该因此而寝食难安。如果我们觉得无所谓，暗自说：“管他呢？”那我觉得我们就还不配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华丽的转身”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到，在鲁迅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停滞不前的。鲁迅达到了他应该达到的高度，但是鲁迅也有他时代的局限，我在上一讲中跟大家说过了。鲁迅的高度就是意识到了“无缘无故的苦难”。就是面对这个“无缘无故的苦难”，你应该怎么做呢？本来应该回报以“无缘无故的爱”。鲁迅总是要问自己，我凭什么这样呢？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问： 我凭什么啊？尽管鲁迅很勇敢，但他还是问自己，我凭什么啊？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华丽的转身”。我在《在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这讲中说了这个意思，下课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过来说，哦，今天你这个名词我很喜欢： 华丽的转身。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新千年新百年，必然需要一个转身。这个转身如果成功，它是华丽的，如果不成功，我们也要命名为悲剧的转身。但是我们必须转身！这两千年我们都不转身。是吧？或者是面对苦难视而不见，或者是面对苦难与它共存亡。这就是鲁迅之前的时代和鲁迅的时代。鲁迅之后，我们要转身，要背对苦难，面向光明，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条美学道路。而这条美学道路，必须从鲁迅开始，必须要接着鲁迅讲。
荷尔德林有一首诗，他说：“生活乃全然之劳累，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就是说当你面临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抬望眼，仰天而问”呢？也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头埋在苦难当中，叫苦是不对的，反抗也是不对的，你能不能去转过身去寻找光明呢？这就是：
倘若生活乃全然之劳累，
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
这首诗因为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解释，成为20世纪的强音。或许，它应该被称之为20世纪的精神纪念碑、美学纪念碑。也就是说，20世纪的人全都意识到了，要用“无缘无故的爱”来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海德格尔最后讲哲学都不讲哲学，而就讲荷尔德林的诗。对吧？就好像我现在讲美学，也学会了就讲讲曹雪芹，讲讲鲁迅，或者讲讲但丁、讲讲莎士比亚，等等，在我看来，讲讲这些人就足够足够了。因为这些人远远走在我们前头，我多次说过，他们最先进入了20世纪而我们没有！我们尽管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是却连20世纪的门还没摸着呢。所以我说，这个“抬望眼，仰天而问”的追求，应该成为我们的新的地平线。应该成为我们新千年的华丽转身。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就找不到叩问新千年的路径。
二 林昭： 爱的圣女
《红楼梦》中人
而如果我们要意识到新千年的华丽转身，我想我们就必须要问，从谁开始？多年以来，我一直对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心存敬意，我觉得，他才是深得曹雪芹的真传，才是“《红楼梦 》美学”的传人。我一直在想： 柳如是这样的人今天还有吗？昔日如是今安在？后来我发现，柳如是的身影依旧活跃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在20世纪，柳如是也有传人，我们也应该为这个人书写“别传”， 考察美学的新千年，也应该从这个人开始。这个人，就是林昭。
林昭是江苏人，从小生长在苏州。她是我们江苏的一大骄傲。过去我讲过王国维、鲁迅、顾城是走出大观园的三个宝玉，现在我更想讲，这个林昭，就是走出大观园的林黛玉。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像什么秋瑾啊，什么、什么，都不在话下。没有人能超过林昭，包括张志新都没有超过林昭。
林昭的本名叫彭令昭。本来姓彭，当时她因为要“闹革命”，自己认为她的家庭是个反动家庭，因此要跟家庭划清界限，不想跟着再姓彭，于是就谐“令昭”的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林昭，有人看到她改姓林，就分析说： 哦，她是不是喜欢林黛玉啊，我不太主张从这个途径来接近林昭。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看历史。其实，林昭确实比较喜欢读《红楼梦》，也确实是“《红楼梦 》美学”的传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她的改名字却真的跟《红楼梦》没有字面上的关系。因为当时的人都很革命，哪一个肯被别人称之为身体很弱的、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呢？肯定没有人愿意。甚至，我宁可相信，林昭那个时候并没有每天想起林黛玉，当然，她的最终的生命轨迹和林黛玉最近。不过，这是一种“神似”，而并非是一种“形似”。
我曾经给林昭一个界定，而且我固执地认为，历史也终将会采取这个界定，就是： 离爱最近的中国人！我觉得她是离爱最近的，林昭这个人很不简单，她在北大的学生中是个才女，她在北大负责编《红楼》诗刊，而且是编委。顺便说一下，《红楼》也不是跟《红楼梦》有关，老北大在沙滩的时候就是红楼嘛，是北大的标志，所以他们当时起名《红楼》不是因为《红楼梦》啊，而是因为北大的标志是“红楼”，那不是因为北大的楼，而是因为南大的标志“北大楼”，不要搞错了啊。显然，能够担任这一工作，已经能够说明她的才华了。
同时，她也很“革命”。还在解放前她就已经参加了一点儿革命工作。1948年9月，她就参加过党组织的活动，后来她为了闹革命，更不惜跟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为此，她还给自己的父母写了一个生死状，说“生不往来，死不吊孝”，就是我跟你脱离关系了 。我去闹革命了。刚才说她把她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也是以示决绝。就是以示她和家庭的叛变。后来她在写信的时候，甚至把毛泽东尊称为“父亲”，而不把自己的父亲叫做“父亲”。她说“每一想起他，我就感到激动”。当然，那个时候肯定不光是她了，所有的人想起毛泽东都感到激动。她做的一个最符合那个时代特色而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最值得重新反省的事情，是她在参加斗地主时把一个地主放到水缸里，在冬天里放了一夜。那地主当然冻得一夜惨叫，那个时候她觉得很过瘾，他是地主嘛，既然是地主那就不是人了，那就怎么对待他都可以了。林昭把它叫做“冷酷的痛快”，她给人写信说，太痛快了，昨天把那个地主弄到外面水缸里，冻了他一夜，太痛快了！
林昭是在1954年以江苏最高分考到北大的。在此之前，她是学新闻的，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上过学。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必须说，她在北大的经历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命运。她是在北大这座民主的摇篮里觉醒，但也在北大掉进了命运的深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她一开始进北大的时候想做很多事，而且，我觉得她想做的事，我都很感兴趣。比如说，她想改编鲁迅的《伤逝》，我真想看一看，这位与爱最近的中国人，怎么改编鲁迅的《伤逝》。大家知道，我很注意鲁迅的那句话，“无所爱和无所可爱的悲哀”，那林昭如果改鲁迅的《伤逝》，是否能看出点儿新的东西呢？还有一个，《二泉映月》，大家应该知道，我过去跟大家反复说过，要你们“读《红楼梦》，听《二泉映月》”，而林昭最喜欢的，也恰恰就是这些东西 。
但是，她不幸而遇到了1957年的“反右”。说起来也是命中注定，她一开始并没有参与进去。可是，有一次，她的同学在晚上被批斗，她这个女孩儿是很情感型的，很像林黛玉，爱憎很分明。事情本来跟她没关，大家都很喜欢她，她也很要求进步，因此事情本来不会波及她。可是她自己却拍案而起，跳到台上，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叫人家提意见，人家好心好意提了意见，你却把人家揪出来，现在还批判人家。她说：“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人性判断，也是一个人性的常识。但是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失去了人性判断的时代，却实在已经是旷古绝音了。没有人敢这样说。结果就是，她成了北大的八百名右派之一。
在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成了右派以后，林昭也就进入了我过去跟大家说过的所谓“临界状态”，也就是“边缘情境”。这个时候，她再回过头来看过去的一切，就开始物是人非了。她又开始用最初的人性之眼来看这个世界。于是，因为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她就被抓起来，并且被判了刑，这个结果她当然坚决不服。可是，不服的结果是，被用尽了无数的残酷刑罚。但是，令人吃惊的是，面对这一切，她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都顶住了。而且，最后叫她出监狱，她也不出，她说，我就是要证明给你们看，让你们看看一个弱女子的力量。她就是不出监狱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最终，1968年4月29号，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枪毙。令人心寒的是，4月29号枪毙，5月1号公安局派了两个人到林昭家找她母亲收了5分钱。说，29号你女儿已经被枪毙了，这5分钱是你们家需要支付的子弹费 。这个细节在国内外流传很广，尽管这是发生在一个特定时代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为那个时代而感到羞辱。为了这5分钱，我觉得我们对历史、对未来真的是没有办法交代啊。
值得欣慰的是，林昭并没有被人们所淡忘。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与郭超人、陆拂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文中在介绍张志新的同时也第一次披露了林昭的事迹，同年3月，上海《民主与法制》第3期发表陈伟斯文章《林昭之死》。同年12月30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此后，国内外多家报刊、书籍对林昭多有介绍，2000年1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许觉民先生（林昭的舅舅）编选的怀念林昭的文集《追寻林昭》，其中收录文章26篇，诗歌4组，另有附文一篇，附录一篇。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
前面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我自己觉得，到现在为止，对于林昭，我们必须要说，这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女儿，是离爱最近的人。如果要说美女，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美女。而且，我一直觉得，林昭最大的贡献就是，面对这种边缘状态，有很多人被压垮了，但是林昭被百炼成钢了。当时北大的右派分子有八百名之多，唯独她拼死对抗。批斗者说：“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林昭竟然毫不退让地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像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而且，她很快就从失眠、拒食、每日以泪洗面甚至试图自杀的对于个人命运的忧思中超越出来，率先意识到了这其实是一代人的灾难，并且开始触摸到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的世纪伤痕。林昭跟她妹妹说，我们只见到了中国人遇到苦难就流泪，可是哪个中国人肯流血呢？而且哪一个中国人肯把血往里面流呢？林昭自己就说过，她自己很有感受，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成了全中国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她自己当然就很有感受。她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 但是，她竟然忍受住了！因为她知道，这实际并不是她的血在往里面流，而是我们民族的血在往里面流。
更令人敬佩的是，8年监狱的生涯，不给她一张纸，不给她一支笔，她怎么办呢？用竹签和发卡戳破皮肉，戳破血管，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她没有为苟活而放弃、退让。她的血书是在被剥夺了一切之后，也就是剥夺了所有生存尊严和可能性之后，采取的唯一跟这个世界表达和交流的方式——血的交流。这种交流，我自己觉得，比我们看到的西方的耶稣受难记还要艰难。我们大都看过耶稣受难记，耶稣真不简单，在十字架上，是要被钉住的，那是很疼的啊，但是林昭实际的苦难远远超过他。她身上有很多伤痕，为什么呢？她每天都把自己的血管扎破，然后用血去写作。这是20多万字啊，我们就用墨水儿写20多万字要写多少？她8年里就是不断地用血去写，那么，这20多万字的血书呢，在人类史上，在人类历史上，我觉得都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种思考当中，她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早的觉醒者。她的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了遇罗克和张志新。遇罗克只讲了一个观点，就是“血统论”，说你们不能讲血统，什么革命的后代就是革命的，反革命的后代就是反革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错的。这是遇罗克的贡献。张志新呢，也只是发现中国当时的政治有了问题。而林昭的贡献在于，她找到了一种力量来对抗这种灾难，这种力量就是爱。我觉得林昭的这个贡献应该说是非常伟大的。我不妨来关注一下19岁和30岁时林昭说的两段话，19岁时候的林昭，还是一个把地主弄到水缸里去冻一夜的那个残酷的林昭。她说：“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所以要用仇恨来拯救这个祖国。到了11年以后，30岁的林昭，她怎么说呢，她也说“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但是她要用爱来拯救它。所以我觉得，在新世纪的开始，我们回过头来寻找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与她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下面就是她的血书的部分题目： 《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共数十万字。这些东西到现在为止应该还在，但是我们都拿不到。因为都还被某些部门作为“保密的档案材料”而不肯让它面世。
我经常说，看了林昭的事迹以后，最初我甚至一直都不敢相信竟然会有这样的中国人。林昭改变了我对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但是她的精神也仍然还是一种需要被重新发现的遗产，也需要被重新解释。我在上课和演讲中，在讲了著名的王国维和鲁迅以后，接着讲不著名的林昭，就代表着我的选择。就好像陈寅恪，他讲柳如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红楼梦》之后有谁能比清朝的柳如是这座精神纪念碑更雄伟壮观呢？我也想说，在“《红楼梦》美学”里，林昭的纪念碑也同样更雄伟壮观。为此，我要破例在课上抒一次情，要献给林昭一首诗，这是前苏联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阿赫玛托娃写的： 《献给亡人的花环》，这首诗在世界诗歌史上非常著名，她把那种你想说又不能说的话完全说清楚了——
人间的绝唱昨天哑然，
树林的交谈者将我们遗弃。
他化为生长麦穗的庄稼，
也许变成了他讴歌过的细雨。
世上所有的花儿全都绽放了，
却迎来了他的死期。
可是一个简称大地的行星，
骤然变得无声无息。
我们到现在还愧对林昭。“一个简称大地的行星”，到现在还“无声无息”。这是前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写给被迫害致死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我觉得这个花环也可以被看作是献给林昭的！
“弱女子”的伟大：“这怎么不是血呢？”“但愿不流血！”
那么，林昭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下面简单地作个介绍，林昭的贡献，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其中当然有置身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左倾”政治时代的是非观念的超前，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并不是在政治上她的是非观念的超前，而是对于苦难的洞察以及面对苦难时她所采取的态度。在这方面，是个历史的奇迹，美学的奇迹。
首先，是对于苦难的洞察。林昭有一首诗讲到了她所洞察到的苦难：
啊，大地，
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这是很不简单的。在那个时候，在“文革”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在反右刚刚开始的时候，她就看到了中国人即将遭受的极“左”政治风暴的苦难。这，不是很了不起吗？林昭一个弱女子，没上过两天大学，一眼就看到了。她是靠什么？其实，就是靠她的领悟能力。我觉得她的这样一种领悟能力是非常强的。看遍“文革”，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林昭呢？哪一个都比不上。她在用血写的文章里说：我的眼睛看见了比地狱还更悲惨、更阴森、更血腥淋漓地可怕的地狱！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最阴险恶毒、最荒谬可耻的罪恶谋杀！——看见了最怨恨深重最凄怆沉痛的不幸的死亡！这些话在“文革”时候我们是没有谁能够见到的。在批斗人的那里没见到；在被批斗的人那里也没有见到，他们也只是忙于写检讨而已。大家要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的时候有着最“伟大”的发明： 检讨书、自白书、告状信，还有什么、什么致敬电，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是在全世界都要钉到耻辱柱上的“发明”。但是林昭身上却没有一点儿这样的奴颜婢膝的东西，我觉得真是很奇怪。你看看她所遭受的苦难是什么样儿的？她自己说是“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就是说，被打死过去几次，这就是她所遭遇的状况。所以她说：“天日何在？！”可是，她却勇敢地直面了这一切。因此，她堪称是中国当代的圣女贞德。因为正是她，用她的生命激活了我们这个祖国的一潭死水。激活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命脉，而且为我们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到现在也难以企及的能够正视我们这个民族苦难的精神高线。这个精神高线，我们现在也还是达不到！显然，这就是她的第一个贡献。
附带说一句，在这方面，她实在比很多知识分子都要优秀。大家知道，“文革”的时候，那些文化大师都在干什么呢？都在老老实实地改造，对不对？他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说话了呢？你现在把他们的文章找出来，看看他们有说话的吗？没有。更不要说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甚至被改造得很快乐啊。在当时，真正洞察历史风云的，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来看，只有一个林昭。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书读得越多就越不行。书读得越少，倒是还可以用自己清澈的人性眼光去判断，甚至可以跨越时代迷雾去判断，而且会判断得很准确，你说这是什么眼光呢，这不是人性的眼光、美的眼光，又是什么眼光呢？对不对？所以我说，这是她的一个贡献，就是面对苦难时候，她能够去直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说，在当时她真正坚持了“《红楼梦》美学”的精神。
其次，是面对苦难的态度。当她遇到了苦难，而且是无缘无故的苦难，例如因为出来说话就被打成“右派”，例如八年特别残酷的不人道的折磨，却能够处之泰然。她讲了一个故事，意在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己为什么面对苦难却坦然迎接而且挺身而出： “有一天傍晚，林肯驾车回家时，看见一头公猪陷于泥淖，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确实，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怕弄脏了自己那套仅有的整齐的衣服，“便匆匆驾起车走了。走上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那泥淖。林肯费了九牛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林肯说： ‘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 这正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很少有人说过的话，“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这实际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因为它整个把我们中国的精神态度都扭转过来了。面对苦难，我是为了拯救谁呢？我是为了打倒谁呢？我是为了让谁翻身得解放呢？都不是！我就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这真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人说过的话。
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 她还有着真正高于“《红楼梦》美学”传人的地方，这就是： 她真正坚持了终极关怀。什么叫真正坚持了终极关怀呢？当她评价这个无缘无故的苦难的时候，始终是用了一个最终极的标准，而且反而也是最简单的标准，就是自由、平等和爱。她被关在监狱里以后，反思了她的一生，怎么样把地主冻得彻夜号叫，怎么样跟家里决裂，怎么样把自己父亲的姓都改掉，最终，她找到了她的生存的真正的支撑，就是人性的支撑、爱的支撑。这是最简单的支撑，也是最高贵的支撑。结果，人性的支撑、爱的支撑激发了她诗意的想象和美感。而这种美感，我觉得就是林昭的武器和旗帜，她用这种美感抵抗了极“左”时代惨不忍睹的暴力和人性的扭曲。我觉得这就是林昭的光荣。我们看一看林昭是怎么说的，她说：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从反右到“文革”期间能说这样的话的人，哪个人能再辛苦一下再为我找出一个人来呢？没有了！此刻，我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高度、精神刻度往哪儿刻？就好像明朝亡了，清朝建立了，钱谦益这些人都是乖乖地投降。倒是柳如是这个弱女子颇具有人性的尊严与民族气节，是不是？
我们还可以看看林昭的诗歌。她的诗歌，我觉得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就是下面这首。我认为20世纪诗歌选里应该选入。这首诗歌的题目叫做：《自由颂》。自由，试问，还有比自由更值得歌颂的吗？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这首诗写在监狱的墙上，是她在一次绝食苏醒后咬破手指以血题写的。读它，不难感受到这个爱的圣女的分量。还有一首：“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也很不错。但是，更重要的还是那些林昭从人性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就看到了曹雪芹的眼光、鲁迅的眼光。我曾经告诉大家，曹雪芹的眼光、鲁迅的眼光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开始重新去评价历史，他们不再接受二十四史之类的对于历史的评价，而开始用人性之眼光重新去书写历史，而林昭的书写，则是又一次借助人性之眼的对于历史的书写。例如，她和了一首毛泽东的《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很熟悉的。毛泽东怎么写的，大家应该都有印象，那么，她怎么和的呢？
双龙鏊战玄间黄
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
横朔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
哪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
枉言正道是沧桑
这首诗歌所体现的美学的眼光，我觉得在20世纪都是水平相当高的。她说：“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就是说很多人都为战争而死去，这无疑就是孟姜女的哭泣，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秦始皇的中国与孟姜女的中国，也讲到屈原的“天问”与林黛玉的“天问”，林昭的看法无疑是直接接着孟姜女与林黛玉的。联想一下《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讲的那番完全可以称之为“世纪忏悔”的话，应该说，林昭的“冤恨兆元付大江”也并不过于逊色。大家再想想《红楼梦》里那个薛宝钗写的那首诗。苏轼写了一首词，其中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然而薛宝钗以一个女性之眼，也没什么政治经验，面对大江却一眼就看出了“无限英魂在内游”。她说，你光看见一个人战胜，一个人战败，你没看见不管战胜还是战败，毕竟还有很多很多的参与者都因此而丧生，都化为了冤魂啊，林昭注意到了战争背后的“冤恨兆元”也就是人民的生灵涂炭，这很重要。后面还有一句就是“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这无疑也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度。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有偏差，动辄说“江山”，现在我们也不这样讲了，因为这种说法显然不合适。而林昭在当时就看出来了。可是就林昭这句话，在20世纪，你再找找，看看谁能说出来呢？“哪许山河私帝王”，何等精彩？所以最后她说：“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这实在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现代版啊，实在就是20世纪的孟姜女哭长城。
林昭的诗歌中还值得一读的是《海鸥之歌》与《普罗米修斯受难日》。这样说，不仅仅因为林昭正是因为这两首诗而遭受了更大的折磨与蹂躏，而且因为正是它们，标志着林昭对于20世纪的“窃火”使命的洞察。直接把目光投向异邦，投向信仰、终极关怀与爱。这就是她——一个现代普罗米修斯的使命。而林昭也就是传播信仰、终极关怀与爱的现代普罗米修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遥想已经成为过去的百年，我们没有爱因斯坦，我们没有海德格尔，我们没有帕斯捷尔纳克，我们没有凡•高，这确实是我们的巨大遗憾，但是——我们有林昭。又有谁能说，这就不是中国的高度、中国的财富、中国的自豪、中国的幸运呢？！
第三，悲悯与忏悔。我觉得这更是林昭的伟大。她一个弱女子——唉，我今天可能说了过多的“弱女子”，因为面对她我们这些男儿实在是没脸啊——她一个弱女子，明明面临着苦难，她自己就说过：“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例如，光是镣铐，当时就给她带了好几副，大家知道戴一副人就不行啦，她却带了几副，而且是反铐，而且是任何情况下都不给她拿下来，就是来例假都不给她拿下来啊。然而，即使是这种情况，她都挺住了。不但挺住了，而且，她和鲁迅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在这方面，林昭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者被沙皇一枪打过去，打成了一个爱的圣徒，而林昭被这么多副镣铐“铐”的结果是“铐”出了什么呢？爱的圣女。我觉得这就是她伟大的地方。
我们看她怎么给那些极“左”时代的迫害者写信。她说：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然后她下边写：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为了他人不流血，宁肯流自己的血，为了他人不丧失作为人的一切，宁肯自己丧失自己作为人的一切。她宁肯自己去把牢底坐穿。甚至叫她出监狱她都不出，她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牢底坐穿，让你们知道，还有弱女子一个人以个人自力就能够反抗得了你们。你看：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别人在让她流血，她却在反省不流血的可能。别人用恨来对待她，她却用爱去回报对方。我觉得，这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过的拯救方式。大家记得，越王勾践是怎么做的啊？你可以设想他晚上卧薪尝胆去想悲悯与忏悔这个事吗？不可能的，他想的肯定是，你让我今天流血，那我明天就让你流更多的血，对不对？这就是中国人讲的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不对？但是林昭呢？她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她却执意要替我们这个民族受难，而且她还要反思，我们能不能用不流血的办法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呢？所以我觉得这实在——我那句话又不得不说了——这实在是一个让我们只能向她表示敬佩的弱女子。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能流泪能流血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林昭已经最终脱离了在少年时期就被灌注的那些极“左”观念。她的心灵真正地自由了。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她走上了一条新的思想道路。这，就是我说的“华丽的转身”。她就代表着这样的一个“华丽的转身”。
第四，是思想的资源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林昭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思想的？为什么林昭就能做到，就能成功呢？我觉得，这跟她接触的信仰的精神资源有关。当时在上海华东师大有一个“文革”时候被枪毙的物理系的年轻学生，叫王申酉，现在，他的书稿已经找到了，并且作为他的遗著出版了。他的思考，代表了我们上个世纪的某种精神高度，他开始反思，为什么会出“文革”呢？为什么会人人相残呢？但是王申酉仍旧没有达到林昭的高度，他没有林昭的华丽的转身，他还是一个政治的总结。在中国，只有林昭才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她开始用爱去面对苦难。她开始找到一种正确的解决方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竟然没有借助于我们所习惯于去运用的那些思想资源。她借助的是西方更为深远的那个传统资源，而这种精神的接触，就使得林昭最深刻地直接与爱对接，这种“对接”，两千年来和中国都是擦肩而过，爱的握手在中国始终没有实现。林昭则代表中国人第一个伸出了自己的手。我觉得，林昭的这次握手，实在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知道，林昭写给这个世界的书信，都被命名为“情书”，这就是她对这个世界的深沉的爱，也就是她的“爱的握手”的记录。
而且，我还有必要讲到我的感受，我觉得，就是因为她接受的是这样的精神资源，所以她使用的完全是一套清新纯粹、干净的语言，当时的语言多么狂热、多么虚伪、多么残酷，但在她的书信里，你却一个字都找不到。哎，我觉得这就是她非常厉害的地方，比如说现在你看鲁迅的书，看王国维的书，显然还能看下去，但你现在再看看那些其他美学家的书，你能看下去吗？不能看！尤其是那些“批评家”的书，根本看不下去。相比之下，林昭的文字真的是太干净了啊！
最后，我要讲一点儿我自己。曹雪芹、鲁迅都忏悔过自己，我觉得我也要给我的学生带个头，我也要忏悔。林昭被枪杀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十二年。“文革”的时候，我也是“红小兵”，而且，当时批斗反革命分子、批斗右派分子的时候，我还很壮怀激烈，表现得也很冲动。现在回想起来，我表现得最不像话的一次是： 当时我们家对面楼上有一个比我父亲先被打成走资派的，他全家全都被抓或躲起来了，只有一个女儿在家，当时，我是喊她姐姐的，比我大些，大概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这就已经很惨了。但是晚上，因为我家跟她家是正对着的，都在二楼，结果我们院儿里的小孩儿都集中在我家，拿弹弓，拿石头，把他家玻璃砸得一块儿也不剩了。现在想来，对于“文革”，真的我也有罪。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以“革命”为荣的，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革命”口号，我觉得我当时都会赞成。那个时候，可以设想，假如林昭住在对面，那我会不会成为罪人呢？我可以断定，如果林昭住在对面，我可能会表现得更残忍。所以，我觉得，跟林昭比，我差得实在太远了 ，我只能自我忏悔。
“我付不起这项伟大事业的票价”
而且，关于林昭，我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你们是否想过，林昭为什么会被迫害致死？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也会往别人家去扔石头去砸玻璃，我算什么啊，只是一个小学生，可是，我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人教我爱，为什么有人在没有教我去爱之前就先教会了我去恨呢？我觉得，这更是我们这个民族必须反省的。
而这就涉及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即使是我们知道了我们所面对的是无缘无故的苦难，那也还很不够，因为，我们还必须呼唤一个东西的出现，这就是： 无缘无故的爱。
说到无缘无故的爱，一定要强调，我们到现在为止，对苦难的认识，对于我们民族的种种过失的认识，许多人还是停留在以暴易暴的阶段。我们还是没有走上无缘无故的爱这个起点。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不知道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这样？西方有个学者说，新世界并不美丽。西方的两个学者霍克海默跟阿多尔诺也惊奇： 说20世纪以后为什么“人类不是在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类状态，而是在堕入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前苏联有一个学者在评价20世纪的时候也说过，我们面对的问题竟然是“最好的意图与最可悲的结局的不相适应性”。
那么，在这么多暴力当中，我觉得对于暴力、斗争的反省尤其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我们过去以为暴力、斗争是消灭矛盾的最基本的手段，我们觉得把矛盾对立面消灭了，那不就成功了吗？所以，当时的一个革命者马拉，那幅著名的油画《马拉之死》大家都看过吧？他曾经赞誉，暴力、斗争是“人民惩罚之斧”。但实际上暴力、斗争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敌人的那个样子而奋斗的，阿Q的目的不就是想当赵老太爷吗？阿Q的目的不就是想当洋鬼子吗？但洋鬼子不正是我们的暴力、斗争对象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暴力、斗争到最后总是会无穷无尽？就是因为我们的暴力、斗争，其实就是彼此取代。所以，楚国人刘邦、项羽、陈胜说的话，到现在也还是中国某些人的经典：“大丈夫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吧？三个楚国的英雄人物说的话，最能代表某些人的心态。其实就是皇帝轮着做，明年到我家，你不给我那我就抢，你不给我那我就杀掉你。我杀你全家，我把你株连九族，我让你后代没人，你还不给我吗？搞来搞去不就是这样的吗？一个水兵对列宁就说，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100万人，前苏联的高尔基当时就很震惊，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一个付出了过高甚至是不可估量代价的事业，还能称为伟大事业吗？
有一个故事，一个古希腊国王，叫皮洛士，这个国王很有意思，他去打仗是打胜了，但是他死的人比对方多得多，别人来庆祝，他说这个还能算胜利吗？后来这就成为西方的一个专有术语，叫“皮洛士的胜利”。意思就是说，如果损失惨重，那实际就是失败了，又有什么胜利可言呢？而我们所得到的胜利往往就是这样的胜利。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就借伊凡之口说出了人类的心声：“我付不起这项伟大事业的票价。”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该说了，我们付不起这个伟大的票价，这个票价太高了。千千万万的人都是作为伟大事业的肥料而存在的。那我们干吗不把入场券还给那个想创造那个伟大事业的人？我们干吗要付这样的票价呢？难道就是因为要死得重于泰山吗？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我们从来不去考虑的结果。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一个孩子的眼泪中，连上帝的名誉都要大受挫折、都要打折扣。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哭泣胜过人间所有的伟大。
在这个意义上，再看一看西方人的反省，我们就知道，中国人差得太远了。学术界一般认为，雨果的《九三年》，反省了政治暴力；海勒的《第22条军规》，反省了战争暴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反省了谋杀暴力；这些著作都是带领人类进入新世纪的最好向导。再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了《罪与罚》，反省个人能不能随便地去杀人；写了《群魔》，反省群体能不能随便地越过底线去杀人；写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反省如果上帝死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胡作非为？我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法国的作家加缪有一个剧本，叫《正义者》，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1905年的2月，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五人恐怖小组在实施一个刺杀塞尔日大公的行动，当时，负责投弹的卡利亚耶夫正打算按照计划炸掉塞尔日大公乘坐的马车时，不料却突然发现在塞尔日大公旁边还坐着他的两个年纪尚幼的孩子，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这次的刺杀行动。他觉得不能为了刺杀大公而杀害无辜的孩子。这种选择无疑可能会让不少人感到不解，如果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说，多笨呐，这是天大的好机会，正好连根儿都除了。事后，在他们的小组中导致了一场旗帜鲜明的争论，焦点是，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可不可以使用不正义的手段（如谋杀），甚至可不可以不择手段（杀害无辜的孩子）？可见，尽管我们已经流了很多很多的血，但是还没有进入必要的反思。我们真的不能让这很多很多的血白流啊。林昭说得很好：“这怎么不是血呢？”可惜我们到现在还在让这很多很多的血白白流淌。
在约伯的天平上
大家记得，我在演讲中经常会讲安的三个兄弟写的信，我现在还要接着讲与此有关的事件。我们知道，卢刚也曾给他家人写过一封信。卢刚是怎么写呢？他说我“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要找到几个贴（垫）背的”，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杀得越多越好。更让我们困惑的是，那为什么安的三个兄弟就可以很简单地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去面对杀人犯的全家，为什么安的三个兄弟就能够用无缘无故的爱去回报呢？这个华丽的转身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林昭却做到了。我觉得，林昭的“做到”给我们所有中国人以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有救！是的，我们中国人还有救！我曾经为此悲哀过，但是，现在林昭却做到了，既然一个弱女子都能做到，那我们这些所谓的七尺男儿就做不到吗？我想我们也应该能做到！
林昭的成功，就在于当她置身边缘处境的时候，当她的对话关系断裂的时候，她能够去准确地见证生命的苦难和生命的深度。我经常说，对话关系的破裂和边缘处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你的觉醒，很多很多的人在对话关系的破裂和边缘处境的出现中还是没有百炼成钢啊，我们经常说什么“乱世出英雄”，其实这句话不能随便讲，为什么呢？因为乱世最主要的结果是埋没无穷无尽的人才。不要动不动就说，有困难是好事，要迎着困难上！其实99%的人是会被困难所压倒的啊，没有被困难所压倒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无赖，第二种就是英雄，也就是林昭。剩下的都会被困难压倒。而且，当林昭置身边缘处境之前，她的灵魂是酣睡的，是处于黑暗状态的，但是，当她进入边缘处境之后，非常庆幸的是，她的灵魂就穿透了心灵的黑暗。边缘处境的馈赠，使得林昭看到了自己沉睡的灵魂，看到了人的底线，看到了人的不能为所欲为。这样的一种边缘处境和对话关系的破裂，为林昭打开了一个绝对未来。林昭因此而睁开了灵魂的眼睛。
我们必须说，有些苦难是有缘有故的，但是它其实并不是苦难，而是困难，还有些苦难却是太强大了，但是它也不是苦难，而是灾难。只有那些无缘无故的苦难才是苦难，而且，当它降临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在眷顾我们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像哈姆雷特一样，终于有可能睁开自己灵魂的眼睛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的，这个“抛”字用得很好。什么叫“抛”啊，就是无缘无故，所以所有的人一生下来他的精神都是很清醒的。他用哭来面对这个世界，有谁生下来就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所有的人当他被“抛”到这个无缘无故的世界里来经历这无缘无故的折磨的时候，或者说无缘无故的磨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被“抛”的。而被“抛”是不需要理由的。我经常想，这个道理为什么过去我们总是意识不到呢？而最后的答案是： 因为我们总是认为这个被“抛”是需要理由的。因此就去解答这个理由，可是只要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就没有必要去考虑所谓的“转身”了。而我们现在一定要清楚，从林昭以后，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要想完成这个华丽的转身，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被“抛”根本就是没有理由的，它是无缘无故的苦难！
更为重要的是无缘无故的爱。什么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再来看看约伯，在《圣经》里，约伯是一个典型，但是我们却都看不懂。约伯 本来过得好好的，但上帝要试验他，就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惩罚，约伯自然一直想不通，我也没有干什么坏事，您为什么一次一次惩罚我，叫我儿女横死，叫我财产都没了，又叫我得这个病？但是约伯都做了。最终，上帝放过了他。可是，我们要注意，上帝放过他并不是预先告知的。我们中国拜佛的时候，预先就告知说我现在在拜佛，希望以后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如果兑现，那以后我就为你再塑金身，就给你烧个什么香、盖个什么庙等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办法，在这里，结果是预知的，而西方的约伯的结果却是不知，是根本就不知道结果。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你必须永远相信有可能！在根本不可能见到光明、不可能得救的情况下，你不但不和黑暗同流合污，你而且要华丽地转过身去，而且要坚信，即使我看不到光明，人类也能看到，这就是约伯。
所以我说，永远的苦难，才需要永远的信心。人类尽管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但是人类永远有救。这就是人类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我们说的爱。林昭的深刻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她在华丽的转身以后发现，苦难固然可悲，但是爱无坚不摧，战无不胜。这就是林昭的伟大。我记得奥威尔《1984》的主人公也这样说过：“如果你感到做人应该像做人，即使这样想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你已把他们给打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爱，实际上是人类的仰望。我们可以走向天堂，但是我们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走进天堂。西方文化里的天堂并不是让你“走进”的，而是让你“走向”的。人类是一个很脆弱的存在，一个很软弱的动物，但是人类却要不懈地去追求坚强。靠什么呢？靠爱。因为爱给了人类以坚强！它告诉人类尽管你可以暂时失败，但不会永远失败，尽管现在失败，但是未来必胜。这就是爱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苦难，什么是爱。
确实，苦难真的不是好事，永远不是好事，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很好，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是路径，也是台阶。正是因为苦难，才让人类意识到了人类最终应该面对世界的姿态，人类最终应该华丽转身。人类找到了永远的苦难，也就找到了永远的爱。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最具精华的所在。我看西方文明，看来看去，最后我觉得，它最伟大的精华就在这儿，西方文明很多地方不如我们，但是这一点比我们强得多了。我们是怎么说呢？我们说苦难是可以过去的，噩梦醒来是明天，结果我们就不会去用爱来固守。我们甚至就会和苦难去同流合污，我们甚至想，我把它一刀砍掉，然后尽快一点儿走向幸福不好吗？西方告诉你，你只有转身，才能胜利。而中国告诉你，你只有把苦难消灭才能胜利。孰优孰劣呢？我觉得西方的结论比较正确一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知道，对于苦难的回应，只有爱才是最深刻的。人类只有靠爱才能存在。爱给人类以存在的力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类置身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环境中，他永远不可能平安无事，他永远会处在各种各样的苦难当中、各种各样的挫折当中，这个时候，人类可能会丧失信心，丧失信心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与黑暗同流合污。或者他会急躁，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说，既然黑暗很强大怎么办呢？我把它消灭掉，我耍阴谋诡计消灭它，我装嫩、我装傻、我装小，然后我把它消灭掉，这不就是这个越王勾践的办法吗？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西方人为什么不这样做？西方的古希腊是很伟大的，但是西方的古罗马出来以后，把古希腊文明整个儿地埋葬掉了，然后西方用一千年去反省： 为什么西方会犯下这么大的罪恶？西方人反省了一千年。最后知道了，爱，战无不胜。其他的东西全若尘土，只有爱是最伟大的。一千年以后，你看看西方在大步如飞，现在把我们甩了有多远啊？我觉得，如果不自觉地忏悔自己，那是根本就没有希望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知道，永远的苦难只能用永远的爱来回报，而爱是什么都不承诺的。它只给你一个方向。只给你一个道路，但是方向和道路就是一切。因为你想想，你没有南辕北辙啊，你的方向没有错，你的道路也没有错。你可能走得慢一点儿，那有什么呢？我们最大的不足就是每一个人都拿自己的生命来衡量历史。他等不及，他会觉得，我干嘛放过他，我放过他，他会反过来把我整死的。我干吗不反抗？他就没有反过来想，你尽管失败了，但如果你坚持了正确的方式，历史无疑会怀念你。所有的人都会因此而放弃这种方式，你因此而更伟大。我们从来就不计算这个，他说，不行，我就拿我的得失来衡量这一切。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人互相之间很残忍的这种争斗状态，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先放手，全民族就有可能都从这个链条里挣脱出来。问题是谁都不肯先放手。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在说： 他先放嘛，干吗要我先放呢？他先不害我，我再不害他。这不就是所有人的思路吗？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转过身去面对爱，去面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我虽然在这个世界里失败了，但是人类会评价说，我胜利了。未来会评价说，我是伟大的。这样你不是更伟大吗？可惜，我们从来就很少这样计算一切。
所以，我才一再说，正是苦难的不可战胜，才需要不可战胜的爱。正是永远的苦难，才需要永远的爱。这是一种人性的伟大想象。一个民族的文化，它是高还是低，主要的指标在什么地方呢？在几年以前，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的时候。我在其他学校演讲，曾经造了一个词组，叫“人性的想象”。我觉得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应该是具有很伟大人性的想象的民族。你比如说飞机是怎么造出来的呀，你以为是我造成个飞机就能赚钱，所以才去把它造了出来吗？错了。西方的两兄弟只想了一件事，人类为什么不能更伟大一点呢？为什么就不能飞呢？就是这么一个理由。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你以为他是想评上职称吗？想发表论文吗？不是。爱因斯坦说，任何一个大科学家到了最后，他都会有宗教精神，它都会具备一种博大的爱，为什么呢？是爱的力量推动他去想象的啊。本来人类不能够飞，现在能飞了；本来人类是不能够跨过重洋的，现在可以了。所有的不可能都成为可能。那你怎么就能够相信说，人性的黑暗的不可能获救最终就不能够成为可能获救呢？
所以，很多很伟大的爱的圣徒和爱的圣女，他们都坚信，尽管现在人性的黑暗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先放手，即使你先把我消灭掉，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因为我的努力，人性黑暗的改变已成为可能。我觉得，这就是有些人想得比我们更远更透彻的地方。例如显克微奇的《你往何处去》，早期基督徒是怎么用宗教精神战胜古罗马统治者的？就是让你去杀，你杀多少我还是前赴后继地让你杀，杀到最后古罗马没有一个人愿意再杀了，为什么呢？所有的人都知罪了。结果，恺撒的罗马因此而消失，而爱的罗马却到现在还存在。我经常强调，这就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相信，我们就会认为，黑暗太过于强大了，我们根本无能为力。林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我不关心事情是否成功，我关心事情是否正当。而且，他强调说，要争取自由，必须付出血的代价，那就流我们自己的血，……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拿破仑强大不强大？但是法国人认为谁是法国人的心灵的拯救者呢？是雨果！斯大林强大不强大？但是俄罗斯认为谁最终地拯救了俄罗斯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个被沙皇假枪毙，一枪打得他瘫在那儿动都不会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一个弱男子，但是他的精神力量何等伟大！而这一切的出现，就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的资源。所以，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华丽的转身。
无缘无故的爱：“更高的获得”
因此，我们一定要换一个眼光来看历史，否则我们就永远不肯最先放手，永远会把对方当蛇，把自己当农夫。可是我们坚持说，我是农夫，是蛇先咬我的。你看看所有的人的自述都是这样，写日记啊，对人诉苦啊，都是这样写、这样说： 我本来对他很好，他先对我使坏，其实你在那之前可能也先害过人家啦，你自己不承认就是了。因此，你先松手不行吗？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肯做。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呼唤这个华丽的转身。不妨设想一下，站在海边看大海，你会看到波浪起伏、凹凸不平，但是站在高山上再看呢？竟然就海平如镜了。为什么呢？高度变了，是不是？你要再站在太空看呢？那珠穆朗玛峰和南京的紫金山又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你还觉得，你的弄个什么处长，弄个什么教授，你的弄个什么、什么万贯家财还很重要吗？不重要啊。所以，你必须要转身，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谁在给你分出高低？凭什么你能够被评价为高，评价为低？可惜我们站得太低太低。在我们站的这个高度，是没有办法评出是非优劣的。所以我们必须提升自己去面对一个更伟大的东西，我们要这个更伟大的东西来评价自己。要知道，在这个更伟大的东西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小的东西，也许很大；大的东西，也许很小。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平时忽略的东西，可能很伟大，而我们没有忽略的东西，我们很重视的东西，也可能很渺小。
要做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无疑还很艰难。不过，我们毕竟开始有所觉悟。我举几个眼前的例子：
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思想家，尽管现在跟林昭比，我觉得在一些地方未必就有林昭伟大，但是我们过去一直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唯一的一个有思想的人就是他，他叫顾准。一个民间流传的版本说： “文革”结束后国内的学者到国外开会，国外的学者说，你们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思想家，你们有什么脸来开会？所有的人鸦雀无声，只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叫李慎之，想了一想，站起来说，有一个： 顾准。其实，我们还有林昭。她虽然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林昭就光那句“哪许山河私帝王”一句话就足够了，足够足够了，更不要说她提出的要用爱来回报恨，也更不要说，她追问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那句“这怎么不是血呢？”这些东西足够一个思想家的分量了。不过，这些都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你们现在只要知道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思想家就可以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顾准当时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他的子女，都背叛了他。他的妻子也跟他离婚，他想去看他的老母，他的老母也不让他来。为什么呢？他是反革命啊，怕因此而影响他的子女的前途。结果，他到死也没有见到他的亲属。到了1982年，他子女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因为那个时候顾准名声已经开始大振了嘛，他的子女把他的书稿要去，并且仔细地看了。然后，他的女儿亲笔写了一个读者附记。她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唉，这么一个可敬的人物，他儿女在很长时间内竟然都没发现，还要在事后去“逐年追踪”他的“一生”，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吗？“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很有意思。是吧？我们做了些什么呢？“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我觉得，这样的女儿还是不错的，是对得起她父亲的。因为她已经在考虑自己的根本失误。
还有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故事。我们借此可以看到美国人的无缘无故的爱。玛丽亚塔•杰埃格带着小孩儿在暑期野营。结果小孩儿找不到了了，后来发现，被坏人杀了。再后来好不容易把坏人抓到了，这个女人在法庭上却替他辩护，说判个无期就行了，不要判死刑。为什么呢？在法庭上，柔弱的玛丽亚塔•杰埃格是这样说的：
玛丽亚塔•杰埃格带着小孩儿在暑期野营。结果小孩儿找不到了，后来发现，被坏人杀了。再后来好不容易把坏人抓到了，这个女人在法庭上却替他辩护，说判个无期就行了，不要判死刑。为什么呢？在法庭上，柔弱的玛丽亚塔•杰埃格是这样说的： 我终于认识到，真正的正义不是惩罚，而是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原来的面目，而是恢复本应该具有的状态。在我信仰的希伯来和基督教的教义中，那里描写的上帝是充满慈悲和爱心的上帝。上帝寻求的不是惩罚、毁灭或把我们置于死地。他总是不懈地努力着，帮助和抚慰我们、让我们恢复与和解、让我们重新获得我们生就应有的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现在，这就是我要对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行使的正义。尽管他可被判处死刑，但我觉得以苏西的名义处决劫持犯，会玷污了她的可爱、美丽和善良。她值得我们用更加高尚和美好的方式来纪念，而不是把这个已经毫无招架之力的囚犯，以既定的方式冷冰冰地处死，无论他的罪行是多么该死。我觉得我对她最好的纪念，不应是我做出我痛恨的事，而是告诉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保留。因此，我要求检察官采纳另一判决——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我承认，一开始我真想亲手杀了这个家伙，但他的罪行结案后，我深信我最好和有益的选择莫过于宽恕。在失去女儿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而我的经验一再得到证实。受害者的家属当然有权感到愤怒，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但是始终抱着复仇心理的人，最终只能给罪犯又送去了新的受害者。他们为过去困扰、折磨、无法解脱，生活质量受到严重损害。无论我们多么有理，我们的不宽容只能伤及自己。气愤、仇恨、恼怒、痛苦、报复……这一切是死神的精灵，会像夺去苏西的生命那样，也夺去我们的‘一部分生命’。我相信，我们要成为全面、健康和快乐的人，就要学会宽容。这就是福音书中永恒的教训和经验。尽管我不愿意事情如此，但从我女儿之死中得到生命礼物的第一个人就是我。
我承认，像安•柯莱瑞三兄弟的那封感人至深的《致卢刚的家人》的书信一样，这段话也让我热泪盈眶。
不过，我最喜欢的例子还是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是西方爱的无缘无故爱的典型，她一辈子就是为人类贡献爱。令人难忘的是，她得了国际的大奖，一出门就问，哎，这个奖牌到哪儿可以卖啊？我要去买鞋，送给受难的人，可她自己却一生都不穿鞋。因此，她到哪个地方去，连战争都不敢再打。她到了南斯拉夫，当时不是科索沃在打仗吗？她去了以后，两边一听说她来了，就都马上停战，让她安全走过。因为两边都尊她为爱的圣女，这很不简单。她把妇幼儿童带走以后，两边才又开打。她死的时候是在印度，印度所有的人都当场下跪，包括总理。她的遗体抬过大街的时候，两边儿的楼上的印度人飞奔下楼，因为哪一个人都不敢站得比她高。没有人敢站得比她高，因此都飞奔下楼统统跪在地下，你还说爱的力量不伟大？你还说革命能够拯救人类？我觉得在这个特蕾莎修女面前，我们应该羞愧。我觉得我们应该羞愧。
那么，什么叫无缘无故的爱呢？它不是以对象为转移的。它不是一种刺激反应，而是一种内在需要，你就是因为爱这个世界，你才做，这个世界给不给你回报，无所谓！这就是爱。按照世俗的理解，爱是一种牺牲，因此是有条件的。也因此，这种爱肯定是要回报的。但是实际上爱却是没有回报的。所以西方早就把爱和被爱分清楚了，也早就把爱和施爱分清楚了。我们怎么说呢？“因为我被爱，所以我爱”，你爱我因此我才爱你，你不爱我，那我就不爱你，或者我就要跟你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西方人怎么说呢？“因为我爱，所以我被爱。”中国人怎么说呢？“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西方人怎么说呢？“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这就是爱。这种爱是太隆重了。它需要非常高贵的出场。但是它又是最重要的人性的尺度。因为它在最不高贵的世界上，实现了最最高贵的使命。没有什么比它能更彰显人之为人的根本力量了。中国人对这样的爱永远很难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为什么呢？因为爱就是爱，爱不需要理由，爱本身既不需要“缘”也不需要“故”。因为它并不跟黑暗对等。它在黑暗之上。而且，就因为它在黑暗之上，所以才能战胜黑暗。
把光明和黑暗对等，把爱和仇恨对等，可对等的爱就不是爱了。对等的光明就不是光明了。如果光明是在黑暗之上的，如果爱是在仇恨之上的那就对了。而林昭的成功，则并不是因为她做了很多很多的什么，而是因为她做了很好、很好的什么，那就是她为我们这个民族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发展可能，这就是： 华丽的转身。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种转身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在两千年里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圣人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一个年轻的女性，她的实践却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启示。原来，其实我们可以用转身的方法来解决。
那么，转身方法的美学依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爱是人的一种内在的需要，所谓内在的需要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人是高于其他的动物的。如果你相信人的可贵就在于能够做到他希望做到的那些美好的一切，那你就要相信爱的力量。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叫： 爱里没有惧怕。就是说，在爱的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反过来说，有了惧怕，就没有爱。里尔克对此的阐释十分精彩：“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我们的世界，因为它并不敌对我们。如果它有恐惧，就是我们的恐惧；它有难测的深渊，这深渊是属于我们的；有危险，我们就必须试行去爱这些危险。若是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按照那叫我们必须永远把握艰难的原则来处理，那么现在最生疏的事物就会变得最亲切、最忠实的了。……也许一切恐怖的事物在最深处是无助的，向我们要求救助。”
而中国当代历史上，第一个无所畏惧或者说不知道“怕”字怎么写的，看来就是林昭，因为林昭她竟然能够主动地面对那些伪丈夫，她是弱女子。她说，我宁愿被你们关在监狱里，我宁愿把牢底坐穿 ，为什么呢？她就是要证明：人间的爱的力量的伟大。这种爱的力量，它的成功不表现在一人一事，或者说是一国一地，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表现在人类最终会胜利。它表现在人类在最终是必然会取胜的。而这种取胜对于人类来说是尤其重要的。所以从表面上看，就个别人来说，他是失败了，因为他没有还手，没有复仇。因为他坚持的东西，导致了他付出很沉重、很沉重的代价，但是人类却因此而胜利了。而且，因为人类在这种胜利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所以我把这样的东西叫做“更高的获得”。我们看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专门告诉我们说，获得世界的方式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地战胜恶，真正地在这个世界上取得胜利的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只有爱。爱的方式，是真正的获得的方式。在这个方面，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
还回到安•柯莱瑞的三位兄弟的那封信，其实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美丽的结尾，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则是颇具鼓舞性的结尾。因为我们中国人经常是在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的链条当中决不肯率先脱手的人，我们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做不对，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做太卑鄙。但是你让他先放手，他却绝对不肯。他说，那你让他先放手啊，我要放手，他却置我于死地怎么办呢？因此没有一个人肯先放手。而三个美国人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他姐姐根本就是被无辜地杀害，但是他们却仍旧传播爱的力量，而不是恨的报复，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爱荷华城，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叫《爱城故事》，他记载了这件事情的结局。枪击案震惊全国，其实其中最担心的是谁呢？是这个小城的中国留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中国学生本来就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嘛，所以仇恨很快就浸透了这个小城，但是安的三个兄弟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了中国留学生，他们对于中国留学生的绝对信任。结果他们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看到了爱的力量，最后，所有的中国人都因此而感觉到了自己灵魂上的提高。这个中国留学生说：“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他说，因为有了这个故事，爱荷华城应该改名为“爱城”。最后他的文章的结尾是：“爱荷华河奔流如旧，我却不是昨日的我了。” 为什么他能够不是昨日的我呢？就是因为安的三个兄弟用爱的力量拯救了他。这就是人类的一种更高的“获得”。
西方有个很著名的诗人叫做里尔克，他有一首很著名的诗，我很喜欢，他说：“大地： 亲爱的大地！我热爱！我要！”实际上，这就是指的爱，就是愿意去爱，它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中国人总是给它找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总是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环境里，我们有一种惧怕，如果没有这种惧怕，如果你坚信爱是最终要胜利的，那你就完全可以率先放手，我觉得林昭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她率先放手了！她总是要问，这流的怎么不是血呢？她总是要去思考：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不流血的方式去推动历史的进步呢？结果她找到了。这就是爱的方式。实际上20世纪中国的实践，包括20世纪全世界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最好的方式必然是也只能是——爱。
三、海子：“太阳之子”
爱的成功实践：“沉痛至大之声”、“撄人之作”、“新生之作”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新的人物，就是海子。
我首先要跟大家一起确定一下发音，你不要发成海子（“子”读重音zǐ），因为他不是“海的儿子”，他是高原上的那个湖泊，因为海子特别喜欢西藏和云南这些边远的省份，他的这个名字，实际上来自海子（“子”读轻音zi），我们不要异想天开说，哦，他命名自己为大海之子，所以叫海子；那，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笑话。
前面已经讲到林昭，我说，她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在美学上或者说在文化上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为中国的思想找到一个新的可能性，而海子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在这个新的可能性方面，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新的可能性，把这个爱的可能性，变成了一种非常成功的美学实践。所以，我们就应该去看一看，他是怎么实践的。他是怎么成功的，然后我们再考虑怎么去做才有可能比他做得更好。
海子是安徽人，一个农家子弟。这个人，我个人觉得上帝派他来就是写诗的。因此我也没有别的话来描述了。大家知道，农村出来的孩子，学习环境相对来说就比较差一点儿，是吧？接触的东西也要少一点儿，是吧？但是海子的才华几乎就不可想象。他们家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15岁就考上了北大法律系，你想一想，是老师教得好？是他的学习环境好？都不是！只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他就是天才。我这样说，当然是过于绝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类历史上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很多老师经常教你们说，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厚积薄发，一定不要轻易地写文章。一定要积累很多很多知识。但很奇怪，林昭积累了什么知识啊，死的时候才30多岁，可是，如果不经过她，你根本就跨不过上个世纪，因为上个世纪有谁比她跑得更远呢？那海子就更奇怪了。他死的时候，也就24岁。他的年龄大概比你们就稍微大一点点儿，但是他已经惊天动地了。所以我过去一直跟大家说，我们不要把年龄的界限看得太神圣。不要总说，我们还年轻，我们要积累，在你还在积累的时候，别人早就在创造历史了。海子不就在创造中国美学的历史吗？
海子是学法律的，毕业以后也分到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公共课，但是他的擅长却是写诗。在这里，跟鲁迅、沈从文比一比，跟王国维比一比，你就会发现其中有个共性存在。就是这些人都一天也没有学过文学。海子也如此，可是业余写诗就写成了中国最好者之一。而且，他写诗的时间其实总共加起来也没有几年，大概不超过10年，但是，他写诗的贡献却超过了100年。
那么，海子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
海子生前写诗的时候，国内诗歌界并没有承认他。后来有些人说，他是因为第一个以诗人身份去主动自杀的，结果才弄得全国都注意他。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不太可能，我们起码不能这样说屈原吧？我们不能说屈原出名是因为他主动往河里一跳，才跳出了千古的名声，对不对？我们可以想象，在屈原之前之后，大概很多人都跳进去了，但是并没有出名，白跳了。只有屈原一跳，才跳出了名声，因为，他先有《楚辞》，后有跳河。我想，海子应该也是这样，先有他的不朽的诗，然后才有了他不朽的自杀，否则，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这里，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海子1989年死去，2001年就得到了全国的公认，得了文学的最高奖： 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这个奖是级别非常高的。因为他是跟食指一起得的，这就更值得尊重了。食指，大家知道是朦胧诗的主要代表。后来得了精神病，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住着。但是，他在共和国的诗歌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海子能跟他的地位放在一起，应该说是地位很高了。显然，他能够得到这个奖励，完全是因为他的诗歌，而不是因为他的自杀。
那么，应该如何来把握海子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呢？我觉得，海子也是一个走出大观园的宝玉。但是我们已经不好用宝玉这样的名称来称呼他了。因为他的主要的贡献全在于他是一种美学实践，也就是说他把我们朦朦胧胧看到的那种美学的可能、那种美学的希望，都落实在他的美学实践当中。所以，他是一个美学实践中的成功者。他不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那种走出大观园的探索者，比如说王国维，比如说鲁迅。我在前面几讲里已经反复强调，从《红楼梦》到鲁迅，就一直在呼唤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始终没有落实。鲁迅期待着什么呢？鲁迅在他26岁的时候，就跟海子差不多大的时候，就写文章说，他希望新中国出现“沉痛至大之声”、“撄人之作” 和“新生之作”。他说中国作品从屈原，一直到他鲁迅都没有谁的作品能感动人，所以鲁迅说他呼唤三种作品，就是“沉痛至大之声”，“撄人之作”和“新生之作”，而我觉得这三种作品的代表就是海子。正是通过他的美学实践，我们才终于可以说： 鲁迅在世纪之初的呼唤，在世纪末终于得以实现！
诗歌烈士：“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海子的成功，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问题上。
第一，他对于中国美学的缺点的洞察是非常深刻的。海子的诗以及他的几篇文章，都非常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美学事实上已经没有新的发展可能了。中国美学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鲁迅批评的，不感人。而且，大多是颓废之作。海子的理解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美学贡献的其实是一种消解苦难的方式，也就是过去我常跟大家说的“逃避”。这种逃避苦难的方式使得我们中国的文学从来没有触及生命的本来面目，也从来不敢面对真实。我们知道，人类的审美活动，人类的文学作品，永远是人类的精神历程的见证，它只见证两个东西，一个是爱的见证，第二个是失爱的见证。在人类用爱的力量去拯救世界的时候，它见证这种伟大的力量。当人类失去了爱，陷入了悲剧和苦难的时候，它见证这个失爱的悲剧和苦难。其实，最深刻的审美活动，最深刻的艺术，无非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内涵。而中国美学呢，我在第一讲《失爱者的哭泣》里剖析过，是不以美为美，不以丑为丑，不以悲剧为悲剧，什么意思呢？它不敢去见证爱。它也不敢去揭示失爱。而海子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知道了我们中国美学的根本缺点。“黑色并不幽暗/白色并不贞洁/红色并不燃烧/树林/假假地流过/吃尽浊泥的人/把一切/挡在面孔外面/沉了太阳，沉了灰烬/默默的水一流万里” 。那么，生活的灾难呢，只是作为历史的修辞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罪恶被他者化，被社会化，而每一个人就都成了局外人。都可以作壁上观，都去解释历史现象或者吟咏历史现象。中国所说的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会儿跑到前面，一会儿跑到后头，可是他就不肯站在当中，就不肯介入历史。我们知道，中国没有这样的文人。中国的文人都是跑前跑后的，在这个意义上，再想想海子，我们就知道，他确实非常深刻。他说：
我们活到今日总有一定的缘故
我们在碾碎我们的车轮上镌刻了多少易朽的诗？
很少有中国人发现这一点，我们写的诗都是易朽的，而不朽的诗呢，从海子开始。所以，在海子的诗中我们发现，他对中国诗歌有着一些非常重要的批判。
第一个，他指出了“东方诗人的苍白孱弱的气质” ，我们过去觉得中国诗人伟大得很，可到了海子却根本就看不上他们。他说东方诗人是“苍白孱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什么叫陶醉于自己的趣味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变成吟咏，他躲在一边吟咏，看起来他很关心国家大事，其实叫他拔一根汗毛他都不肯，这就是中国某些诗人所谓的“趣味”。所以海子说，这样的一种诗歌，是不关心生命存在本身的。他并不关心生命存在本身，他只是吟咏这种存在。他永远是一个局外人，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境地，然后来可怜老百姓的灾难，这跟真正的审美，是有天地之别的。
海子批判的第二点，是东方诗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美学习惯，就是把一切变成“趣味”。审美活动本来是爱的见证和失爱的见证，但是在中国审美活动都变成了什么呢？都变成了一种对爱和失爱的吟咏，就是把那种很庄严的很神圣的审美活动变成了一种趣味。这种趣味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诚实的审美。你看看鲁迅是怎么说的？鲁迅说中国文学是“瞒和骗”的文学，鲁迅说，什么时候把瞒和骗的大旗撕毁，然后直面人生才会有刚才说的 “沉痛至大之声”、“撄人之作”和“新生之作”。其实，鲁迅也是说中国文学最大的缺点就是掩耳盗铃啊。
海子的第三个批判，我希望大家注意，海子发现，中国诗歌最大的缺点在于，它太关注意象。你看它写什么诗都是用意象说话，从来不老老实实地谈他的看法。我2005年出了一本书，是研究王国维的，我觉得我研究中国美学这么长时间，到写这本书，我才真正看清中国美学的缺点，什么缺点呢？它把爱和失爱的事实变成了一种旁观的意象。它堆砌的都是意象。实际上一些人学会了用意象说话，就是为了逃避说话和不敢说话。生活中的灾难，你为什么总是不面对呢？为什么总要变成意象呢？面对生活中真正的快乐你不敢快乐，面对生活中真正的不快乐你为什么也不敢不快乐？在这背后，就隐含了实际上根本不敢见证爱，也不敢见证失爱的秘密。所以，海子的第三点批判，就是发现了中国美学的这个最大的缺点，这就是意象。海子怎么批评的呢？他说“必须克服诗歌的世纪病”，“必须克服诗歌中对于修辞的追求”，“对于视觉和官能感觉的刺激，对于细节的琐碎的描绘” 。
海子的第四点批判是什么呢？他强调，和中国美学相对，“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何谓修辞练习？例如写月亮，我不说月亮，我说什么“望舒”等等，总之就是在进行修辞练习，但实际上其中一点真实的感情根本就没有。海子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 ，这就等于否决了中国两千年的诗歌实践，因为中国两千年的诗歌实践，说穿了就是换一个说法，说月亮我不说月亮，说一个别的，然后看谁想得最巧，看谁想得最让人耳目一新，那么谁就是好诗。实际上，他是把审美活动当成了一种修辞的训练，他没有当作一种直面生命存在本身的伟大的精神活动。所以，海子很不客气地说，他要走什么道路呢？“直接关注生命存在的” 中国新诗的自新之路。这句话，在他之前我没有看到哪个中国文人说出来，尽管有很多大文人，但是，有哪一个说得有他那么好呢？海子说诗歌不是修辞，而是烈火，我觉得在中国美学史中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这首诗，他说：“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我觉得海子就是一个没有前所未有的“举火者”。他在这首诗里一再提醒“此火为大”。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也就是说，他要完全扭转中国美学的抒情方向，不再走“吟咏”的道路而要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也不再走“把火种变成灰烬”的道路，而要走上“把灰烬变成火种”的道路。这条新的道路，就是海子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他说，“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应该说，至此他已经把对中国美学的根本缺憾和寻找到的新的道路完全清楚地说出来了。
顺便说一句，因为海子太年轻，因此有人认为他不足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包括我过去也有这样的“不好意思”。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必须服气。历史是不考虑年龄的。李贺不也就二十几岁吗？而且很多很伟大的人物我们是没有办法计算他的年龄的 ，我们只能算他的精神年龄，他在精神上现在还在活着，林昭现在不还活着吗？海子现在不还活着吗？他们的精神历程一天不被我们超越，他就一天还活在这个世界。如果永远不能被我们超越，对不起，那他就永存了。所以鲁迅经常说，我希望我“速朽”。如果让我为海子做一个定位，我愿意说，他是一个诗歌烈士，他是一个“太阳之子”，他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上一个世纪的最后的抒情少年。我们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抒情少年，我们见惯了说假话的，动不动感伤、动不动咏叹的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如果没有海子，我们上个世纪的美学就没有高度。所以，在第一个问题上，我首先要说海子洞穿了中国美学的根本缺憾，这，是他的第一大贡献。
第二大贡献，在于他找到了新的精神资源。我在这次上课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过多地跟大家讲精神资源的问题，但是在这里我想简单地讨论一下，我们中国的青少年为什么总是不成功？我们可以说是教育的问题，或者什么、什么问题，确实都有一定的理由，但是我觉得： 这个不成功首先是和我们精神营养的来源错误选择有很大关系。我们吃的东西没有营养，甚至有点儿毒。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想当大师，你还想有贡献？可能吗？不可能啊！海子临死的时候带的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精神营养的来源。而我们现在所看的很多的书，都实在不怎么样。
第一种是中国古代文化，儒、释、道那些东西。这些东西从历史上我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从提供新时代的精神动力的角度看，它确实是作用不大了。靠这些东西，现代化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对不对？西方为什么现代化？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他如果知道了儒释道，肯定会比我们现在还差。
第二种，西方的希腊文化，就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这些东西里基本上是理性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但是其中却并不包含西方最重要的精神发现。其实，西方的精神道路有两条。一条路是自性解放的理性超越方式，他考虑的是我借助于理性的力量能走多远，我借助于感性的力量能走多远。另一条路是他性拯救的神性超越方式。在它看来，人不可能通过自性得到拯救，任何精神的解放和精神的拯救都必须是他性的，什么是他性呢？神性。神性，是西方找到的真正的超越道路，而这个超越道路，跟西方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关系不大。
第三种，前苏联的革命文学与革命理论。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应该用不着我在这里再讲了吧？
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想成功，如果不知道真正的精神资源在哪儿，你的努力肯定是没有用的，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做正确的事，而不要正确地做事。什么叫做正确的事？就是你首先要知道做什么事将来肯定成功，然后你再做，而不要只是正确地做事，结果南辕北辙，越努力就越失败。你不能觉得你只要看书了，你就必然学会了什么，错了。你没有看到最好的书，你就等于没看书。或者你会越看越糟糕。与期这样，你还不如锻炼锻炼身体呢，对不对？锻炼锻炼身体还能多活两天。看那些没用的书，看到最后只能把自己看呆了。海子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找到了新的精神资源，他开始从西方的宗教精神里，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这条线里去找书看，但丁在里面，莎士比亚在里面，歌德在里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里面，雨果在里面，托尔斯泰在里面，里尔克在里面，荷尔德林在里面，卡夫卡也在里面，等等，其实，西方的文学大家和思想大家基本上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海子的朋友骆一禾在评价海子时把海子比喻为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还是很有远见的。海子的成功就在于他敢于去取那个圣杯。他是我们中国文化里第一个去取这个圣杯的年轻骑士。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觉得海子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我不妨问大家： 未来文化的突破口应该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演变的过程，就是一个向西天取经的过程，它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花了一千年享受了一顿美餐，就是佛教。这个过程，可以叫做： 西天取经。中国文化之所以后来很灿烂，中国文化在先秦之后到了唐宋之所以又灿烂了一次 ，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与佛教文化的对话。那我们现在问，美学的新百年新千年，跟谁对话才可能更光辉灿烂？历史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我们现在回头看历史，刚几十年，就出了多少名人啦，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名人都很快就会消失，什么样的名人能留得住呢？什么样的名人在几百年以后会逐渐成为不朽的名人呢？杜甫在他那个时代是个小诗人。他特别爱慕李白，你看杜甫写了好多首怀念李白的诗，但是李白却很少怀念杜甫。为什么呢？杜甫算老几啊？李白在那个时候多厉害啊，皇帝也叫他写诗，杜甫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待遇啊？但是，历史把杜甫在几百年以后慢慢抬了起来。陶渊明也是如此，他用320个字就把中国文化的奥秘全都总结出来了。《桃花源记》厉害吧？陶渊明写的诗好吧？其实陶渊明在他那个时代什么都不是。过了几百年，到宋代才被逐渐抬起来。为什么到宋代抬他？就因为历史在变化，水涨船就高。那么现在要水涨船高，要以四两拨千斤，你应该干点儿什么呢？就是完成和基督教文化对话这个大业。如果你做好了这件事情，历史就会把你举得很高很高。
从这个角度去看海子，我们就知道，他最后一次透过《圣经》的文字来吻别世界，踏上的虽然是一条不归路，一条荆棘路，但也是一条光荣路。我们把他叫做什么啊？天路历程。你们知道，我在讲中国美学的时候曾经讲过，中国只有心路历程没有天路历程。什么叫心路历程啊，失魂而没有灵魂，尽管看起来也在走路，那个叫心路历程，西方走的却是天路历程。所以海子就凭这一条，他将来就会被历史抬得很高，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我希望大家能因此受到一点儿启发，知道什么样的人会被历史把他抬起来，所以你以后就会举重若轻，你随便做点儿什么事，你就简单做做，最后历史就把你抬起来了。要不然你累得半死，做了很多很多，你觉得你自己很不得了，你拿了国家项目，也得了国家大奖，也当了这个长那个长。可是过了五十年，哗啦一下子，历史全变了，你的影子都找不着了。掉到那个无底洞里了。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太多、太多了。你看一看历史上，当时红遍天下但事后一钱不值的太多、太多了。当时不为人所知，最后成为大师的也太多、太多了。
下面我讲海子的第三点贡献。我在2002年写王国维的这本书时，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表述，就是中国尽管是个诗国，但是认为却只有诗歌但没有诗性。我觉得这可以用来说海子所发现的诗性，什么叫“诗歌”呢？我们中国人的抒情不是针对生活的，而是为抒情而抒情。是抒情的抒情，是第二落点的抒情，是场外的抒情，这就叫做“诗歌”。这种诗歌是没有“诗性”的。这种“诗歌”它不是人类自身的诗，也不是海子所说的那种人性的大诗。海子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为生命找到了第一个注脚，在没有诗性的精神匮乏的荒原上，海子开创了真正具有诗性的诗歌之路。这个诗歌之路，我个人觉得确实几乎只能说它是天籁之音，只能说它是神性的歌唱。他说：“我的天空就与此不同，它不仅是抒情诗篇的天空，苦难艺术家的天空，也是歌巫和武人，老祖母和死婴的天空，更是民族集体行动的天空。因此，我的天空往往是血腥的大地。” 因此，“过去的诗歌是永久的炊烟生起在亲切的泥土上/如今的诗歌是饥饿的节奏” 。这样，“诗不是诗人的陈述。更多时候诗是实体在倾诉” 。这种“生命力的原初面孔”的倾诉“像黑夜里月亮、水、情欲和丧歌的沉痛的声音”。而诗人所要做的“仅仅是用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这黑乎乎的实体照亮，使它裸露于此。这是一个辉煌的瞬间” 。
海子的第四个贡献，是终极关怀。也就是说，他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美的尺度来见证爱和见证失爱。结果他就开始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他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见到的美学世界。其实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你会觉得，海子的生命完全就是为最后死亡在做准备。这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一个眼光，我过去常说，只有“向死而在”才会具备生存的真正眼光。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哲海德格尔的最重大的命题。每一个人，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是被判了死缓，而且是不可能改期的，你才知道自己这一生要怎么过。我觉得海子就是“向死而在”，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压缩在了25年。你看他的生命，你几乎可以感觉到，他事先就想，我就活25岁，然后当他回过头来看世界的时候，他对世界的整个评价就改变了。这种非常独到的审美方式，我们用日本哲学家三木清的一句话说，就是对于死亡的准备，就是不断地创造自己所倾慕的东西。结果，海子生前的每一首诗都成了为死亡所做的准备。但是，也恰恰因为是为死亡所做的准备，结果他的每一首诗，又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新。结果他用25岁的生命就看遍了世界的爱和失爱，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正如人们所发现的那样，他是在把诗歌当成神话来写，就好像乔伊斯把小说当成神话来写一样。
必须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海子很快就意识到了苦难的“无缘无故”的无处不在。当我们还在为苦难找原因，说苦难是因为我没有文化，因此我要上大学；苦难是因为有贪官污吏，因此我要杀尽不平方太平；苦难是因为有资本家，因此我要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时候，海子就开始意识到了苦难的永恒。他说我有三种苦难，也有三种幸福。他的三种苦难实际上就是无缘无故的苦难，他的三种幸福，实际上就是无缘无故的爱。对此，他是说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给他总结为： 永远的受苦和永远的幸福。过去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只有永远的苦难才能逼出永远的爱，对海子来说，他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意识到： 苦难是不可改变的。苦难不可改变是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诗里，海子用麦子这样的意象来告诉大家，苦难不可改变是一个很平淡的事实，像麦子生存和死亡一样，这就是一个无缘无故的生命的本来面目。永远都是这样，这是“绝望的麦子”，是“美丽负伤的麦子”，而且永远是这样，它是不能改变的，那么，我们只能怎么办呢？海子的回答是，“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我以痛苦为生”。你以为苦难过去就没有了？你以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海子告诉你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没有的。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是道路。所以，海子庄严地宣布：“我不能放弃幸福/或相反/我以痛苦为生” 。
我以痛苦为生，这是海子的发现。不过，更重要的是面对痛苦时的态度。在传统的中国的儒释道，痛苦会让他逃避，在鲁迅，痛苦会让他去勇敢肉搏，就像堂吉诃德和风车肉搏一样，海子怎么样呢？痛苦会让他华丽地转身。为此，他说自己不得不“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干什么呢？就是把苦难变成爱。这个时候，他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态度。比如，我们看一看，在《四姐妹》这样的诗中他怎样去写苦难。过去写苦难我们是怎么写呢？先揭露苦难，然后我们就很快转向解释和吟咏，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写法。为什么苦难呢？因为朝廷太昏庸；为什么苦难呢？因为社会很腐败；为什么苦难呢？因为我很倒霉，走路摔了个跟头。一切都是因为碰到了冤假错案，而我们把这个冤假错案纠正过来不就完了嘛？海子不寻找原因，苦难就是苦难。他只是接受苦难，承受苦难，体味苦难，而不去征服苦难，结果被动地受苦就变成了主动地吃苦。所以，你看他描写苦难，是非常平静的，而战胜苦难的方法，就是华丽的转身，用爱去战而胜之，他绝不会说，我想办法改变现实吧，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麦田、太阳和远方：“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
海子诗歌里讲得最多的是麦子和麦田。麦子和麦田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生命存在。海子不是说了嘛，中国诗歌从来是逃避生命的。他说，“生存无须洞察/大地自己呈现” 。我就要直面生命存在。他没有借用中国古典的传统意象，因为中国古典诗歌有那么多意象，但是却偏偏没有麦子和麦田。为什么呢？它是吟咏的啊，它不是真正的抒情。海子写，“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 。这真是了不起。中国人喜欢写什么“锄禾日当午”，作者教育子孙后代说，你看劳动人民的血汗如何、如何，他自己不去“锄禾”，也不去面对“日当午”，都是别人“锄禾”，别人面对“日当午”，然后他躲在一边儿来吟咏、感叹。海子就不是，海子就是“锄禾日当午”的那个当事人。而且他绝不抱怨。中国人还喜欢写什么“把酒话桑麻”，这种“农家乐”是陶渊明的发现，他说，哎，哪有什么苦难啊？你看丰收的时候多快乐。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快乐一天，三百六十四天都苦得不得了，中国农民，到现在仍旧是中国最苦的人，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可有谁真正地去揭示过中国农民的苦难呢？在中国诗歌里一看，许多是“农家乐”，真是不符实际！中国的农民是世界历史上最惨的农民，因为中国的土地是很贫瘠的。我们经常说地大物博，错了，中国地也不大，物也不博，中国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因为黄河的冲击使得土地的营养保持不住，所以中国必须用一个办法来补足： 精耕细作。因此中国农民在全世界都是累得要死的啊。这种劳动能是“农家乐”吗？但是你看一下，中国的所有的诗人，哪一个一写到农村不是写什么“把酒话桑麻”？真是胡诌。这种诗歌早应该结束了。而海子就是这第一个结束者。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再看，海子说，我们以后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要画就画橄榄收获/画强暴的一团火” 。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后不要再歌颂那种虚伪的快乐，我们要歌颂就歌颂那种生命的真实。直面那个无缘无故的苦难。海子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平静漆黑的世界上/难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死亡是事实/唯一的事实/除了爱你/在这个平静漆黑的世界上/难道还有别的奇迹？” 这与中国的有些文人真是区别极大。他说，我们去歌颂那些“歉收或充盈的痛苦” ，确实，中国就是丰收也很可怜。所以永远是痛苦。所以海子他非常喜欢凡•高的《向日葵》，那是一个燃烧的向日葵，那是人的生命的活力的象征，在20世纪，在人类已经没有了生命活力的情况下，凡•高首先让生命燃烧。结果世界被他烧得扭曲，那就是凡•高的《向日葵》，我在纽约看凡•高的《向日葵》，我坐在那儿看了半天，我觉得背后的那种生命的力量，确实让我可以感受到。其实我们在海子的诗里也能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力量。
我们来看一看海子的诗：
麦地
别人看见你
觉得你温暖，美丽（陶渊明，范成大，等等等等，中国的不少田园诗人，不都是这样认为的吗？海子一句话就把他们写完了：“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
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
被你灼伤
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中国人有哪一个人像耶稣一样敢于站在“痛苦的芒上”？中国许多人是躲在一边儿看笑话的啊，都是吟咏的啊。所以，他说： ）
麦地
神秘的质问者啊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发现了祖国的痛苦，我回报他什么啊？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为什么啊，因为海子跟林昭有了华丽的转身，所以他可以自豪地说：“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啊）
麦地啊，人类的痛苦
是他放射的诗歌和光芒！
所以，当海子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他就没有再回报祖国以两手空空和一无所有。而在海子之前，回报祖国的都是一无所有和两手空空。而他回报祖国的却已经是“放射的诗歌和光芒”。
我还要发一声感叹，世人的温暖，竟然是诗人之痛？我们不禁要问，诗人为何而痛，而我们为什么两千年都不痛？为什么两千年没有这样的诗人？这真是我们很大、很大的失败。那么，海子的最大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找到了比麦子和麦地更温暖，更让人心情澎湃的太阳。太阳对海子来说，是一个发现。他一生走的都可以形象地说成是向太阳求证生命的朝圣之路、真理之路。这条路是为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为整个人类所谱写的《创世纪》。所以，海子说他的诗是“火灾中升起的灯光/把大地照亮” 。所以，海子最喜欢的意象，就是太阳。“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站起来……我是一个完全幸福的人/我再也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我全身的黑暗因太阳升起而解除” 。
也正是这种对于太阳的追求，使得海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知道了，“远方就是你一无所有的地方”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 ，“诗和远方一样” 。意思就是说，他意识到了苦难的无缘无尽，意识到了这一切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解决。解释吗？吟咏吗？都不行，怎么办呢？只有转身。用太阳的光芒去照亮它。
所以，海子最喜欢的诗人就是荷尔德林，为什么喜欢呢？他说：“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 做爱的见证和失爱的见证，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必须歌唱的。两千年的中国诗国，有谁发出过这样犀利和明确的声音呢？没有！所有的人都是逃难者，都是逃避者。都是精神上的破落户。而海子却敢于走向太阳。惠特曼有一首诗，我很喜欢，他说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海子说，“谁在这城里快活地走着/我就爱谁” 。这其实就是无缘无故的爱。而为什么他会用太阳的光芒去照亮诗国，照亮这个民族的心灵？那就因为，从他开始，“谁在这城里快活地走着/我就爱谁”。所以海子敢于去宣言：“我把天空和大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归还给一个陌不相识的人/我寂寞地等，我阴沉地等/二月的雪，二月的雨” 。其实他讲的就是对于传统的那种抒情的摈弃，就是我把这些东西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些东西根本就没用了，我要等待一个陌不相识的人。对海子来说，他很明确，等待耶稣。对此，我们不要这样讲得太具体，我们说，他等待爱。等待一个能把爱带来的人。谁能把爱带来，他就等待谁。而我们唯一可以预言的是，这个人肯定不是中国人。
所以，海子在他的诗里做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寓言。他说，“寂静的水中，我遇见了这只苍老的鸟” ，“苍老的鸟”就是指这个美好的幸福。在另外一首诗里他说，“请你放开她，让她回家 那位名叫人类的少女” ，“少女”，也是指这个美好的幸福。为此，海子说，我“独自一人守候黎明”，尽管自己是“黑夜的孩子”，尽管自己“内心痛苦甚于别人” ，但是他还要独自一人守候黎明。等待那个陌不相识的人的到来。也就是等待那个把爱带来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知道，海子，给我们做出的最重大的贡献是什么了。因此，我最喜欢他的这几句诗：
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
也有人类的气味
我还爱着。在人类尽头的悬崖上那第一句话是
一切都源于爱情（哎，曹雪芹讲的“开辟鸿蒙，谁为情种？”各位还记得吗？）
一见这美好的诗句
我的潮湿的火焰涌出了我的眼眶
诗歌的金弦踩瞎了我的双眼
我走进比爱情更黑暗的地方
我必须向你们讲述
在那最黑的地方
我所经历和我所看到的（讲的是失爱，对吧？）
我必须向你们讲述
在空无一人的太阳上
我怎样忍受着烈火
也忍受着人类灰烬
爱和失爱。其实，他用他的这个感觉，早就为我们找到了，只不过他是用诗人的感觉。我们现在作为理论研究者，我们要能够准确地把它的内涵说出来。否则你根本看不懂海子的诗。所以我说，这是海子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更是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他站在人类的尽头，凄厉的叫喊，这喊声像一束圣火洞穿了整个黑夜，把许多长眠的死者和睡去的活者一齐唤醒。
这种唤醒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民族的伤口，在他以后，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应该知道疼痛了。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逃避疼痛的，尽管我们遍体鳞伤，但是没有一个诗人发出过痛苦的呻吟。你看海子，他的美学意识多清楚，他写《四姐妹》，他追求四个女孩儿，但最后没一个女孩跟他结婚，都嫌他穷。他回报这四个女孩儿的却仍旧是爱，你看他写的四姐妹，她们都被写成了四个神。他说：
到了二月，你从哪里来的
天上滚过春天的雷，你是从哪里来的
不和陌生人一起来
不和运货马车一起来
不和鸟群一起来
可我们中国的想法就不是这个了，不但要和运货马车一起来，还要带着你的妹妹一起来，还要再捞一个。所以，有学者就指出，海子的呼唤是对西方宗教文化的洞察，这里面的雷，实际上是来自《圣经》里的。《圣经》讲到上帝出现的时候都有雷。上帝的独生子耶稣的话也是从雷中发出的。而不和运货的马车一起来，为什么呢？他要和普通人共同面对这个艰难的时世。不和鸟群一起来呢？大家想一想《诗经》就知道了，周族的祖先后稷就是和“鸟群一起来”的，是吧？他诞生的时候，是鸟用翅膀把他护住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不再和传统文化一起来了。他要和一个新的文化一起来。这种新的文化，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挑战和机遇。
爱的圣徒：“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成为太阳的一生。”
我顺便要讲一下海子的最好诗歌的问题。《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相信大家都会朗读这首诗，然后你会说，这是海子最好的诗，实际上这是他在心灵犹豫时候写的一首诗。在这首诗里，他实际上表达的是，我这样坚持爱，有没有必要？我是不是也应该有权利像普通人一样，去自由地去快乐地生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实际上他在这里是写了他的生命的犹豫过程。而我们把这首诗解读成了： 得乐且乐，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跟着感觉走。你以为这就是海子啊？如果是这样的海子，我在我的课上根本就不会提他一句，因为那实在是耻辱。海子最伟大的地方根本不在这个地方。所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一首很有生活情调的诗，但真的不是海子的最好的诗。海子的最好的诗是什么呢？我认为，海子的最好的诗应该是《祖国（或以梦为马）》，我觉得海子的这首诗是有新诗以来最辉煌的诗篇之一，也是最具美学风范的诗歌之一。在我看来，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爱的圣徒的“天鹅之歌”。
祖国，或以梦为马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此火为大 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
以梦为上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
如雪白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 横放在众神之山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投入此火 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 吐出光辉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速度
只有粮食是我珍爱 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
马儿一命归天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踢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他从古至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祖国（或以梦为马）》说： 我要做一个举火者，“此火为大”。我是一个物质上的穷人，但是我是一个精神上的富人，我要做一个举火者，此火为大。我要为我的祖国贡献我的爱和我的诗。大概意思就是讲这个，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所以，海子在他的诗里对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发出了最深刻的质疑和最凄厉的呼喊。他说“你这么长久的沉睡究竟是为了什么？” 中国为什么都是沉睡，为什么不以美为美，不以丑为美，不以悲剧为悲剧？海子断然宣布：“围猎已是很遥远的事/不再适合/我的血/把我的宝剑/盔甲/以至王冠/都埋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他的意思是，不要再接受传统的那些东西，而要去追随一些新的更深刻更有生命活力的东西。所以他断然转身，转而选择：“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成为太阳的一生”，这，就是我所说的“华丽的转身”。
当然，我还要说，其实，任何一个华丽的转身在我看来都是一个基本假设，任何一个民族的成功和失败，关键就在于它的基本假设，西方的基本宗教文化说穿了就是一个基本假设，它假设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假设人是有罪的。这就迫使所有的人要兢兢业业地去奔向一个绝对的完美。这就逼出了西方灿烂的今天，而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你只要不再去犯错误，你只要不再有贪婪之心，你的一生就是很好的。所以，西方是原罪而我们是原善。显然，我们的基本假设是错了。
而说到海子，我觉得他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千年假设和百年假设。这个基本假设，它用诗歌的神话已经告诉我们。海子说： 要“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这秘密既包括人兽之间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间的秘密。你必须答应热爱时间的秘密。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 海子还说：“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我还爱着。/我的潮湿的火焰涌出了我的眼眶/诗歌的金弦踩瞎了我的双眼/我走进比爱情更黑的地方/我必须向你们讲述 在那最黑的地方/我所经历和我看到的/我必须向你们讲述/在空无一人的太阳上/我怎样忍受着烈火/也忍受着人类灰烬” 。因为“我是诗” ，“除了爱你/在这个平静漆黑的世界上/难道还有别的奇迹？”而我们则要用一百年，一千年的生命去走。这个基本假设，其实就是爱的假设。我们一定要假设，爱是必胜的。我们这个民族，一千年两千年，五千年都不肯做这个假设。现在，海子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开始新的民族历程，要赶上全世界的现代化的浪潮，其实也很容易，就是要敢于去假设： 爱必胜！仇恨必败。谁先拔刀，谁“说时迟那时快”，谁就是千古罪人，这就是假设。对不对？而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做这个假设。所以这个新千年新百年的基本假设，我务必提醒大家注意。
而这，也正是海子的成功！
四、叩问美学的新千年
灵魂冒险： 在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
在讲了林昭、海子之后，我们终于既可以登美学之堂，也入美学”之室。
我经常会想，当我们的美学进入新千年的时候，它的现代思路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期待那些能够创造性地理解世界、理解人性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找到美学的世纪问题和千年问题。现在，如果要我来回答这个自己提出来的问题，那我肯定会说，这些人早就出现了，也早就在为此而不懈努力。这些人，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红楼梦》美学”的传人。而他们所揭示的那个美学新千年的困惑，就是怎样使人成为人，使美成为美。他们的目标是，以美好为美好，以罪恶为罪恶，以耻辱为耻辱。当然，这样一种目标的实现，必然使我们这个民族面临一场从来没有过的天路历程。一场从来没有过的灵魂冒险，但是，这种灵魂冒险，又是我们必须完成的。我们别无选择！
而这，就必须面对解决美学的世纪问题和千年问题时所必然遇到的思想资源问题。
说到思想资源，其实在我们心里一直存在着一种模糊不清的认识，就是把西方实际存在着的两个美学传统混为一谈，而且还在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美学传统来取代、遮蔽另外一种美学传统。而这就无疑大大影响甚至阻碍了美学的世纪问题与千年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西方存在着两个美学传统，一个是“我思故我在”（也包括它的极端形式—“我欲故我在”）的美学传统，一个是“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前者着眼的是人的现实本性，在它看来文学的功能也无非是反映生活或者表现生活，代表作品是古典主义文学或者文艺复兴文学，这样一个美学传统我们中国人实在是已经太熟悉了。可惜，这并非西方最为根本的美学传统。后者着眼的是人的超越本性，在它看来，文学必须是也只能是“爱”与“失爱”的见证。你们现在可能马上就意识到了？是的，这才是最为根本的西方美学传统。可惜的是，我们在了解西方美学的时候，往往不太注意对这两个美学传统加以认真的区分，而且还在自觉不自觉地以“我思故我在”（也包括它的极端形式—“我欲故我在”）的美学传统来取代、遮蔽“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因此也就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于西方思想资源的深刻理解。
例如，我逐渐意识到，在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背后，其实是隐含了五个彼此关联而又必不可少的美学关键辞，这就是：信仰、爱、忏悔、悲剧、悲悯。不懂得这五个美学关键辞的，就不可能懂得西方文化，更不可能懂得西方美学。同时，在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两大彼此关联而又必不可少的美学精神：“基督精神”与“浮士德精神”。同样，在我看来，不懂得这两大美学精神，也就不可能懂得西方文化，更不可能懂得西方美学。
遗憾的是，这一切都至今也仍旧在我们的美学视线之外。即使睿智如鲁迅，也在这一美学传统面前止步而不前。你们是否还记得？鲁迅就曾公开把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两个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里面最最重要的大师列为自己“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两个人” ，鲁迅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读到《神曲•炼狱》时，“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说，在读了一半之后竟然也“废书不观” 。连世纪大师鲁迅尚且如此与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水土不服”，那别的美学家就更不要去说了。不过，如果非要再多说几句的话，不妨再说说美学的实践学派。这是一个对于中国20世纪美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学派，也曾经一度占据了美学的主流地位。可是现在回头来看，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厦门大学的杨春时先生和我共同揭竿而起，戳破了它的“皇帝的新衣”， 结束了它的主流地位，应该说，是完全惊得起历史的考验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诚实的孩子”，呵呵。那么，实践美学为什么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呢？我觉得与它没有以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为师直接相关。实践美学的美学思想资源的谱系是严重缺失的。至于他们所奉为至宝的德国古典美学，应该说，也主要与西方“我思故我在”（也包括它的极端形式—“我欲故我在”）的美学传统直接相关。人是理性的动物、人可以通过审美而获得解放，这样一种审美乌托邦或者审美主义的前提，就是德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也是实践美学的核心。而这一切与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的人是信仰的动物、人只能通过审美去见证“爱”与“失爱”的审美救赎前提又相差何止千里？！
这一切实在发人深省！美学传统对于人的塑造作用当然非常之大，一个人读什么书，自然也就成为什么人。而一个美学家接受什么美学传统的思想资源，自然也就成为什么美学传统的后裔。鲁迅与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失之交臂值得我们后人深刻思索，实践美学的与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的背道而驰更值得我们后人深刻思索。鲁迅曾经感叹中国为什么没有俄国一类的知识阶级，并且因为“此话说来太长”而没有深入加以发挥。但无论如何，假如说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就是那个在西方非常著名的客西马尼园，那么，我不能不说，我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也还只是在客西马尼园的入口处徘徊和观望而已。
有必要提醒一下，你们是不是已经看出了中国的“《红楼梦》美学”传统与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之间的“神似”？显然，忽视中国的“《红楼梦》美学”传统也就必然会忽视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而要发扬光大中国的“《红楼梦》美学”传统，也必然要从也只能从发扬光大西方“我爱故我在”的美学传统开始。
凤凰涅槃： 从“反抗”走向“信仰”，以“爱”照耀“痛苦”
如果把问题提得更为尖锐一点，那我要说，我们目前亟待进入的，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这就是西方的希伯来文化传统。在我看来，这就是西方版的“《红楼梦》美学”。然而，它却远比中国的“《红楼梦》美学”要成熟而且深刻。它就是中国的“《红楼梦》美学”的明天。中国的“《红楼梦》美学”可以借鉴西方的思想资源，尤其是西方的希伯来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才可能完成新的凤凰涅槃。这，是一种千年来始终被我们拒绝于国门之外的真正的精神资源（所以鲁迅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精神上的“聋”），也是一种在中国的“《红楼梦》美学”之外的西方众多思想者倾尽生命孕育的精神资源，我们只有与这种精神资源站在一起，成为这一精神资源的后人，自己的心灵才会丰富、也才会充满力量。从而始终保持自己人性的温煦，始终让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伤害不致成功，始终保持自己内心中与黑暗的世界所截然不同的东西，始终保持自己内在的光明。不仅仅面对社会、存在，而且要洞穿社会、存在；不仅仅抵制黑暗，而且更照耀黑暗；不仅仅反抗“痛苦”，而且以“爱”来照耀“痛苦”；不仅仅直面“绝望”，而且以“信仰”来照耀“绝望”；不仅仅站在与黑暗相同的水平上来看待光明，站在与恨相当的平面上来看待爱，而且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光明与爱，这样，最终就不会像王国维那样被伤害得如此之深，以至听任自己以“强颜”、“支离”、自杀或者刻毒、晦涩、阴冷去面对世界，甚至听任自己成为一座“黑暗的闸门”。
再进一步，西方版的“《红楼梦》美学”的传人——但丁、雨果、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艾略特、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马丁•布伯、乌纳穆诺、马塞尔、蒂利希……的身影，就不能不涌入我们的眼帘。他们都不是“教授”，而是“美学家”，也都不是“学者”，而是独一无二的“个人”。在他们看来，那些“教授”、“学者”实在是苍白得可以，当那些“教授”、“学者”矫揉造作地大呼“惊奇”时，也根本就没有触及存在的秘密，更没有任何灵魂的悸动。“必然”这个墨杜萨已经把他们都通通化为了思想的石头。而真正的美学家却必然是一些为思想而痛、为思想而病、为思想而死亡者（王国维就强调自己是为哲学而生，而不是以哲学为生。可惜不如他们彻底）。对于他们来说，人的生存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自由的超越性则是他们所关注的唯一焦点。他们立足于“无何有之乡”，承担自己的被抛与无庇护状态，承担人的生存不接受任何先验价值的真实这一痛苦，承担生命之绽开只能以个体的形式实现这一悲剧，承担对于生命真实的领悟必须基于生命个体的亲身体验和印证这一界限，敬畏生命，纵身深渊，立足边缘，直面存在，洞穿虚假，承受虚无，领悟绝望，悲天悯人，这样，以审美之路作为超越之路，以审美活动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通过审美活动去创造生活的意义，以人的感性、生命、个体、生存重构审美活动，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也正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回应着格曼的《呼喊与细语》中的那些无望的呼叫，为我们展开着全新的生命： 坚持面对绝望本身，绝不寻找绝望之外的任何替代来消解绝望，而且自觉地实现了对社会、政治等等的超越，但是他们又深知人性的栅栏何在、以往的失败何在，因此能够为爱而忍痛，为希望而景仰，为悲悯而绝望，不仅洞穿人生的虚无，而且呈现人生的快乐。用全部的生命承担、见证人类的神性本质。因此，他们不是对等地反抗痛苦、绝望，而是把自己置于痛苦、绝望之上。在他们，神圣之为神圣，应该在人的“上面”而不是在人的“前面”，应该是“使……成为”的东西。同样，光明并不与黑暗对等，而是远在后者之上；爱也并不与恨对等，而是远在后者之上。因此，不论是“光明”抑或“爱”，都是要无条件固守的东西，而固守“光明”抑或“爱”，都绝对不以这个世界也爱他们和也给他们以光明作为回报。即便是整个世界都给他们以仇恨，即便是整个世界毫无光明，他们仍旧要爱这个世界，仍旧要给这个世界以光明。因为，爱与光明都是他们的内在需要，并且绝对不以外在世界为转移。卡夫卡说： 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海德格尔说：“疯子却是叫喊着上帝而寻找上帝的人。在这里，莫非实际上是一位思想者在作歇斯底里的叫喊？而我们的思想的耳朵呢？我们思想的耳朵总还没有倾听这叫喊吗？只消它还没有开始思想，它就还听不到这种叫喊。而思想何时开始思想呢？” 荷尔德林则说： 他所呼唤的是“盛满黑暗的光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也说：“用爱去获得世界。”由此，尽管黑暗、绝望仍旧存在，但是人们看待它的目光不再是仇恨的、冷酷的，而是悲悯的、爱怜的。因为他们已经洞察到，一切黑暗都是与自己融为一体的，其中也有着我们自己灵魂的黑暗，丧钟不但为世界而鸣，而且为自己而鸣，因而一个人面对黑暗之时，就肯定会对之投以深深的悲悯、爱意，从而超越仇恨、敌意，使得心灵恢复健康，世界焕发光彩，天空展现光明。
勃兰兑斯在评价流亡文学的作家时曾经说过一段我非常喜欢的话： 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19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这正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西方思想与文学大师们的写照！他们都在“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也因此，他们所更为关注的都不是控诉黑暗，而是赞美光明——哪怕是人性中一点一滴的光明。所以，雨果说： 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马丁•布伯说“敬畏上帝”；卡夫卡赞美“背负十字架的苦行”；里尔克呼吁“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其中的奥秘，我觉得詹姆士•里德所揭示得最为清楚：目的在于，使我们分散的生命力集中起来。这就像修建水库的工程师所做的工作一样，把广阔平原上无数条分散的河水集中起来，再灌入到狭窄的水渠中。这不是真正在限制河水的力量。……一个人，只有当他的生活凝聚为一个统一体时，他才能获得一种完满的人生，或者说，他才能做到大公无私。
为了说明自己的阐释，他还引用勃朗宁的话说： 世界好比一个棋盘，有人把它叫做附带着白方形的黑方形，有人则把它叫做附带着黑方形的白方形。有人把世界看作一个邪恶的场所，只是附带着一点善来作点缀。这些人越是盯着世界的阴暗面，他们的这种观点就越是根深蒂固，以致他们会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桩令人沮丧的充满危险的事情。在这种生活中，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遭到不幸。另一些人则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爱的场所，他们看到的是世界的光明面，黑暗只是分布在这个光明世界周围的不显眼的黑点。他们越是看着充满希望的事情，他们就越是能看到世界上到处都充满着希望。这种观点使他们生活的基础总是沐浴在爱与善的光辉之中……我们应该知道，即使生活把我们引向了它的黑暗面，从这黑暗后面射出来的光芒也将穿透黑暗，照耀我们。
顺便指出，也因此，真正的爱的象征并不是所谓的“牛虻”，而是“蜜蜂”。此言何其精辟！作为中国的“《红楼梦》美学”的传人，由于没有信仰维度以及作为终极关怀的爱的支撑，我们总是藕断丝连地对 “反抗”情有独钟，因此也就始终未能将爱进行到底，但是难道“反抗”的动机不是爱的阙如，“反抗”的指向不是爱的冷漠，“反抗”的目的不是爱的重建？而且，倘若人们根本就体验不到无缘无故、无穷无尽的喜乐、温馨、神圣、爱意，那么我们承受无缘无故的苦难、反抗无穷无尽的绝望的动力何在？既然如此，从“反抗”走向“信仰”与“爱”，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神问”之路： 为爱作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说：“一个人遇到某种思想，特别是当看见人们作孽的时候，常会十分困惑，心里自问： ‘用强力加以制服呢？还是用温和的爱？’你永远应该决定： 用温和的爱。如果你能决定永远这样做，你就能征服整个世界。温和的爱是一种可畏的力量，比一切都更为强大，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它相比。” 叶芝则疾呼：“什么时候我们能责备风，就能责备爱。”显然，在西方版的“《红楼梦》美学”里，核心的核心就是： 爱。
爱，唤醒了我们身上最温柔、最宽容、最善良、最纯洁、最灿烂、最坚强的部分，即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已经绝望，但是只要与爱同在，我们就有了继续活下去、存在下去的勇气，反之也是一样，正如英国诗人济慈的诗句所说：“世界是造就灵魂的峡谷。”一个好的世界，不是一个舒适的安乐窝，而是一个铸造爱心美魂的场所。实在无法设想，世上没有痛苦，竟会有爱；没有绝望，竟会有信仰。面对生命就是面对地狱，体验生命就是体验黑暗。正是由于生命的虚妄，才会有对于生命的挚爱。爱是人类在意识到自身有限性之后才会拥有的能力。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洞悉了自身的缺陷和悲剧意味，爱，才会油然而生。它着眼于一个绝对高于自身的存在，在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它不是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是看清人性本身的有限，坚信通过自己有限的力量无法获救，从而为精神的沉沦呼告，为困窘的灵魂找寻出路，并且向人之外去寻找拯救。
而从中国的林昭、海子到西方的美学大师，他们共同的美学昭示则是——
爱，不是万能的，没有爱，却是万万不能的。
而我们存在的全部理由，无非也就是： 为爱作证。“信仰”与“爱”，就是我们真正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受难的所在，生命之树因此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我们虽置身黑暗，但是却既不仅仅痛苦、解脱，也不仅仅反抗、绝望，而是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劈骨为柴，燃心为炬，去为爱作证，也为爱的未能莅临而作证。
让我们永远谨记这美学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