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4月初，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辞官，还带着另外一位副市长、政府秘书长到上海创业。这在温州发展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就在同期，记者在温州采访时，与记者接触的多位企业家都正在或者准备到上海创业。如何看待这些现象？温州的土壤是否已经不适宜企业或者企业家的发展？温州或者温州模式是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否还能读出其他的信息？等等。就此，本报记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副研究员余晖，进行了专题对话。余晖最近发表了他对温州模式的新解。
记者：余老师，您一直以研究政府管制和行业协会见长，而不久前您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了“温州模式的社会生产体系新解”的学术报告，在我们看来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温州模式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您为何对温州也发生了兴趣？
余：在学术研究上，我一直不喜欢跟风凑热闹。如关于国企改革、证券市场等领域我几乎一言未发。而关于温州模式的研究，则与我前两项研究有着很强的连续性。我在研究政府管制之后发现，尽管我国行政管制机构对社会经济活动管得很宽很细，但对这些管制者进行有效管制的制度却很缺乏很不完善。因此，寄希望政府管制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就象指望国有企业提高经济效率一样，其偶然性大于必然性。于是从1998年开始，我转而研究行业协会，希望发现民间和社会通过自治和自律，能够更有效地治理市场失灵。在行业协会的研究中，我又发现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治理，原来可以通过许多种治理机制的相互补充、竞争、合作来实现。一个产业或一个地区、国家的经济治理做得好，是因为它具有一个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我是通过行业协会的研究发现温州的，因为温州的行业协会真正做到了自立、自养、自治。于是，我从2001年开始，选择了温州作为研究治理结构的样本。在天则的报告，就是我运用治理结构理论或社会生产体系理论研究温州模式的一个初步结果，我提出了一个假设，温州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而且在这个治理结构中，民间的治理机制（如市场、企业、协会、社会网络）甚至比政府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记者：4月份，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辞官从商，可以说是一个大新闻，对温州甚至浙江来说是一件没有过的大事。从吴敏一个人来说，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和设想。从组织来说，这是正常的事情，并予以批准。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余：我对这个新闻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在我国，第一次出现了政府权威或权利及其租金边际递减的现象。因为在温州，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收缩到最小，而民间的自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对需要更大政治舞台而又不可得之的吴敏一来说，他的继续留任只能增加其个人的机会成本，例如下海经商也许更能够体现其个人的市场价值。而中国从来就不缺政府官员，所以他的退出既是个人的理性选择，也无须承担任何政治风险。
记者：外界有评论说，吴敏一等的辞官，是对现时体制一些不完善方面的一种警示和挑战。您是怎么评价的，如何去应对这种挑战？
余晖：假定中国已经具备充分竞争的政治家市场，也许吴敏一之类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政治家会脱颖而出。我相信，在中国具备职业政治家素质的人还很多。在位的政治家，他们目前的政治合法性依然来源于执政党的任命，但我肯定其中有不少吴敏一们自信能够通过广泛的社会承认而获得其政治合法性。因此，现存的干部任命制度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得到社会广泛承认的政治人才补充或留在政治舞台上，同时把那些在其位不谋其政，甚至为私而官的滥竽充数者淘汰出局。否则，除非温州模式在国内遍地开花，大量只唯上而不以民为本的政府官员的存在，只能阻碍各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难以实现全面小康的政治目标。
记者：吴敏一带着原来温州市政府的几个同事，准备到上海创业。4月初我到温州采访，接受采访的几个企业家正在或者准备到上海创业。其实按道理来说，他们在温州市创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但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是不是温州的土壤已经不适宜企业发展或者企业家创业？
余晖：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温州企业外迁的现象：
第一、制度落差在缩小。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制度安排对私营企业的鼓励。现在，国内各地对私营经济的歧视程度大大降低，甚至为引进浙江和温州的私人资本投资创造了优惠的政策环境。不仅上海如此，中西部地区也如此，之不过上海的综合条件更优越。有数据表明，浙江私营资本外流总额中有一半流向上海和长江三角洲，有一半流向中西部地区。
第二、生产成本增加。由于温州企业过于密集，土地资源日显紧缺，工商业用地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另外温州地处浙西南，交通条件不是很好，如果还继续采取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也必然增加经营成本。还不如在其他地区就地采购、生产和销售，既可节约土地成本，也可节约劳动、技术和销售等成本。
第三、金融制度创新受阻。温州人利用民间金融市场，如基金会、农村信用社以及地下各色“聚会”，解决了初步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短缺问题。但现在许多较大规模的温州企业面临着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结构，而在当地无法得到大量金融资金支持的难题，出现了民间资金非常充裕而各类企业贷款无门的矛盾。事实证明，温州金融市场整顿后的城市商业银行体制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而进一步的金融市场创新又是温州人无法自身实现的。对大企业而言，向上海等大都市转移，也许能够利用方便的资本资源进行扩张。
第四、由于温州当地对职业经理人才的歧视，致使温州企业长期无法快速提高其管理水平。换一个管理人才充分的环境，也许能够使温州的企业解决企业文化的难题。
如上分析，温州企业外迁，既有资本自愿扩张的趋势，也的确存在温州人制度创新受阻和企业文化变更迟缓等客观因素。吴敏一在任温州副市长期间，曾经极力打造“传统经济提升＋新经济发展＋温州人持续创新＋现代文明”的“新温州模式”，并努力搭建信息化、高科技孵化基地和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三大平台，同时着力提高政府透明度和效率以及完善公平竞争环境和企业信用体系。这些作为，都深得温州企业的赞誉。如今，他壮志未酬挂冠去，祭出到上海去“为未来的私营企业创造一个方向性的模板”的旗号，对作为中国私营经济圣地的温州来说，的确是一个大大的遗憾！
记者：温州还有没有优势？您前几天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演讲时称，对温州模式有一个新解。那从您的新解里面能不能为温州的下一步发展找到动力源泉？
余晖：我所谓对温州模式的新解，其主要观点是：温州的经济模式明显属于灵活性的社会生产体系（SSP），即它所选择的灵活专精和多品种标准化的大批量生产方式，是有机地嵌入于一个独特的制度背景或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中的。与国内外产业聚集地区相比他具有如下一些优势特征：
1． 基于国内市场的空隙和国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温州以轻纺工业为主的消费市场较大，因此产品批量也较大；
2．由于发展和体制的落差优势，使温州能够雇佣到各种技术层次工人，因为劳工组织的不发达，劳资方面的冲突不是很大；而且公司对劳动技能的投资不大；
3．由于金融市场的三元结构，银行（公有制）和合法民间金融与企业的联系不紧密，反倒是“非法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解决了金融市场高度不发达的瓶颈；
4．温州地方政府对民间的各种创新活动以支持为主或明抑暗助；
5．温州是中国迟来的市民社会，从小城镇的建设和民间极强的谈判能力，以及地方政府一贯宽容态度，可以预见，随着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温州将成为地道的市民社会；
6．除了区域内责任网络高度发达外，温州最具特色的一点是其遍布国内外的社会网络资本，这甚至是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同类型的SSP都不具备的优势。
如今，虽然这些优势在不同程度的减弱，但温州人被外部压抑的进一步创新的能力，必将随着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再一次爆发出来，从而继续保持领先的发展地位。而且温州已有的优势，随着温州企业的外迁，也必将扩散到国内欠发达地区。而这种优势，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靠吃老本和政策优惠的长江三角洲，以及靠国际资本分工和同样的政策优惠而暴富的珠江三角洲所不具备的。温州的未来也一定将与它的过去一样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