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王曙光著《中国农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温州市一个值得研究的地方，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学术界持续的讨论。温州的很多现象带有全国性的意义，所以温州虽然地处东南一隅，但是其名气却很大。我在十几年前研究农村民间金融的时候，对温州有过一些研究和田野调查，所以谈起温州，总觉得兴味十足。谈到中国的乡村工业化，也不能不谈温州，温州是乡村工业化的一个代表，很有特色，温州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我们先看看温州的自然条件和山川环境。温州地处浙江省东南部，东濒东海，南接福建，西面是丽水地区的云和、青田和缙云等县，北面是台州地区的黄岩、仙居、温岭诸县。温州“控山带海，利兼水陆”，气候温和，雨量丰沛，物产丰富，是浙南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1981年9月，原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实行市管县体制，下辖鹿城、龙湾两区和瓯海、永嘉、乐清、洞头、瑞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等九县市。全市面积11783.5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和山地分别占17.5%和78.2%，三面环江，一面临海，历史上交通比较闭塞，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区位条件较差。温州的土地资源极为稀缺，而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左右[1]。总之，温州是一个自然禀赋较差、土地稀缺、人口稠密的地区，改革之前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并不优越。

更为严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温州面对台湾地区，地处前 线，在当时时刻准备打仗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出于海防的要求，国家在温州的投资极少。据统计，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对温州固定资产投资总共为6.55亿元，平均每年为0.2亿元，不及同期宁波的四分之一。温州地方财政支出的能力也非常有限，从1958年到1975年，温州市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4.52亿元，每年仅2511万元[2]。改革开放之前，温州集体经济的力量薄弱，工农业发展非常缓慢，是浙江省内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

改革开放后，温州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新的起点，积极鼓励家庭经济，劳动密集型的家庭工业的兴起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极大发展。温州依托家庭工业而进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使得温州经济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一跃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初步走出了一条率先市场化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道路。

可以说，温州是在资源短缺、区位不利、国家投资总量极低的硬约束和初始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由于这样的制度变迁初始条件，在市场化初期的短缺经济环境下，具有外出谋生传统的温州人较早地捕捉到市场上的获利机会，并借助家庭工业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这种道路，不仅使温州完成了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更培育了一批具有获利信息搜寻能力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完成了物质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双重“原始积累”。

改革开放前温州就有所谓的“地下经济”存在，其规模和活跃程度就已比较可观。改革开放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利用这些劳动力，家庭工业以“地下经济”为基础而发展起来。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起先是以家庭兼业的形式出现的，具体有农户兼业工业、家庭作坊和家庭工场等三种基本形式，家庭工业在温州发展极为迅速，不论是从业人员还是生产总值都占到相当的程度。在发展过程中，为了适应当时的体制管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家庭工业创造了十分特殊的存在形式，即挂户经营。实质上是借用公有企业的合法身份，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晚期，随着原始资本迅速积累，挂户经营的家庭工业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这个矛盾首先是被挂者滥用挂靠户信用资源而导致的信用危机，一度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各地。地方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很快加强了对挂户经营的家庭工业的监督和控制，其次是家庭工业的扩张与农村地区资本市场发育不足而导致的资金需求矛盾。挂户经营的家庭工业形式大部分由股份合作企业形式替代，股份合作主要体现了合资的特性，同时也摆脱了挂户经营的局限，是对挂户经营约束下的家族工业的提升和扩展，但多数股份合作制企业实际上还是家族企业，变化的只是管理模式而已。但是它毕竟超越了家庭经济的形式，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股份合作制企业也面临自身的局限性。股份合作制企业适合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中的企业，而且主要适合于经济规模不大的小型企业。一旦企业进一步发展要求在资本和人力上实现更大程度的扩张，则经济责任的无限性和企业内部分工的有限性会带来严格的制约。

关于温州模式的提法，其实由来已久。面对温州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颇具特色的商品经济发展道路，经济学界早在1984年底就有人提出“温州模式”这一概念[3]。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文中指出：“温州市家庭工业蓬勃崛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4]

张仁寿等较早对温州模式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们认为，温州模式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5]也有学者认为“温州模式”是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所谓小商品，是指温州家庭工业以生产成本低、技术含量少、需求弹性小的商品为主要生产对象;所谓大市场，是指温州家庭工业所生产的小商品，通过散布各地的十万销售大军，被带到远地的商品销售市场网络。虽然这些对温州模式的描述并不错，但还是没有揭示出温州模式的深层特征，概括也不全面。

我认为，温州模式的核心，是温州地区在浓郁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商业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在极为不利的要素资源禀赋和制度变迁初始条件下，充分尊重和发挥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新精神，将经济体系中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有机融合，使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演进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成为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进程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经济运行主体的民营化、经济运行模式的市场化和以家庭经营为核心和驱动力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温州模式的本质特征，而基于传统商业文化和地方知识的人格化交易网络的形成是其内在依托。

以家庭经营为核心和驱动力的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温州模式有别于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温州没有国家政策的重点支持，国家投资也不足，集体经济的力量也很薄弱，地方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因而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都不发达。改革开放之后，家庭工业在体制的夹缝中异军突起，大量的家庭企业开始以极其简单的组织形式和极其原始的技术条件起步，逐步以低成本的优势和遍布全国的有效的营销网络而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家庭工业的崛起带动了乡村的城镇化，即学界所谓的小城镇的兴起。当然，以家庭经济为核心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也经历着组织形式的变迁。现在的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制公司逐步替代原有的家庭企业，温州家庭经营面临着转型。

基于传统商业文化和地方知识的人格化交易网络的形成是温州模式的内在依托。温州的商业文化传统可谓历史悠久。早在南宋时期，浙江就兴起以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为代表的功利之学，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并称“浙学”，而浙学即是功利之学的同义语。浙江自南宋以来一直是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居于全国前列。南宋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和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的学说都主张务实的功利之学，反对理学、道学和心学的空谈性命。他们都肯定“人欲”，宣扬功利主义，提出“功利与仁义并存”的新价值观，反对重农抑商和贵义贱利的传统教条，主张发展商业，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6]。陈亮和叶适的思想对后来的思想家有很大的影响，也深深影响了温州人的文化性格。到19世纪末期，“东瓯三先生”——陈虬、宋平子、陈介石等资产阶级改良人物也提出“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温州地处海岸濒海而居，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航海传统孕育了瓯族人（温州人）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和善于应变的精神气质[7]。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温州以“鸡鸣布”习俗为代表的勤苦耐劳精神、以“弹棉郎”习俗为代表的走南闯北的创业精神、以“种涂田”习俗为代表的敢于创新的精神，都鲜明反映出温州人特有的地方文化基因，正是这种基因，对温州模式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内在的深刻影响[8]。在这种共同的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温州人，就具有一种统一的“地方知识”，从而产生了基于共同文化的信任关系，构建起一种人格化的交易网络。在温州，从民间流行的以互助会为代表的融资模式，到以家庭作坊式工业为代表的生产模式，再到遍布全国的“浙江村”里的温州群体，都反映出这种人格化交易网络的巨大能量和显著特征。

[1]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2]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3]20世纪80年代初期费孝通先生就对温州经济进行了研究，提出“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是我国农村地区建立小城镇的一种有效方式。

[4]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8-19页。

[5]有关温州模式的早期讨论，可以参见：张仁寿：《温州模式研究述评》，《浙江学刊》1986年第4期；张仁寿：《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理论讨论会主要观点综述》，《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张仁寿对温州模式四个特点的初步概括，见：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9-21页。

[6]关于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参见：赵靖主编、石世奇副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五十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7]杨龙志：《温州经济与温州文化的关系及其启示》，载《北方经贸》，2003年第12期。

[8]叶大兵：《论温州民俗对‘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8期。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