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从温州模式到温州秩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59 次 更新时间:2011-11-26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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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前,脑海中浮现过一个概念:温州秩序。那个时候,温州模式还相当走红。今天,温州经济正在遭遇巨大的麻烦。也许,走出单纯经济维度的温州模式,从综合性秩序的框架内思考温州,是温州摆脱困境的一个出路。

过去三十年中,温州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这并不是说,温州人有多富裕,而是说,从全国范围来看,温州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程度是最高的。北京、上海固然是寻租经济的乐园,曾经的苏南模式、苏州模式也都有明显的权力依赖症状。惟有温州,完全是私人草根经济,一个个农民企业家们白手起家,不依靠任何权力,纯粹依靠其企业家精神,而创造出了令人眩目的财富。

但是,过去十年来,温州模式似乎进入成长的烦恼期。首先,温州人的经济网络向外扩展,从而出现了本地经济的相对空心化。本地统计的经济增长率比较低下,这一点让追求政绩的地方政府官员不满。他们试图利用权力,强行改变温州经济生态,温州地方政府一直是温州模式最大的破坏者。

另一方面,温州企业家们积累了大量资金,为追逐利润,这些资金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游动。炒煤团、炒房团,无不引起广泛争议,温州人的舆论与社会形象变糟。

投机性活动也极大地改变了温州企业家群体的心态。在过去几年投机色彩甚浓的经济气氛中,温州企业家也是人心浮动,其经济活动也趋向于投机化,实业精神受到冲击。也许,这才是温州模式最严重的危机所在。

而如果温州模式消亡,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就坍塌了一大块。因此,虽然我一直没机会去温州,但一直在思考,温州模式如何避免自我毁灭?也许,温州秩序是一条出路。

单从经济角度着眼,是远不足以解释已经发生的温州的经济增长奇迹的。温州经济奇迹是以当地深厚的文化与社会因素为基础的。经济位于社会结构的最浅层,在它下面是正式的制度,再往下是社会层面的种种制度安排,最深层次则是价值。这种价值塑造了人,从经济角度看,就是塑造了企业家的心智。这种价值也塑造了社会,而经济活动一定是在社会脉络中展开的:归根到底,经济活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定形态的合作、交易。

因此,单纯经济意义上的温州模式,其实本来就是整全的温州秩序的产物。在钱塘江以南沿海地区,儒家价值保存得最为完好,温州就在这个区域中。在儒家价值熏陶下,人们的精神是较为刚健的,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温州人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价值创造和维护着一个较为健全的社会秩序。因此,温州人之间有较高程度的信任。由于这种信任,温州人之间的交易成本非常低廉,人们可以放心地合作、交易。温州人的集体合作精神,在商业领域中有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现。儒家价值也让一些企业家具有君子精神,他们愿意与别人分享成功,愿意义务地承担公共事务。

也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和社会脉络中,温州人的财富积累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制造社会问题,而是服务于原来的社会结构。比如,在温州,财富的分配大约是比较均平的,当然是高水平的均平。这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寻租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形完全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温州过去三十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秩序,是我正在构想的“钱塘江以南儒家式现代社会秩序”的一个标本性雏形。

当然,这只是一个雏形,且现在,这个雏形已面临危机。问题出在,即便是温州人自己,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意识到温州经济奇迹背后复杂的文化、社会因素。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而可能在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些因素,那些聪明、刚健的企业家们同样缺乏对自我的清醒、准确认识,因而没有按照温州价值、温州社会结构内在固有的方向寻求发展,而是随波逐流,卷入投机经济的浪潮中。而一旦卷入这样的经济游戏中,温州企业家将不再具有任何优势,这样的创造财富活动也将侵蚀乃至摧毁温州既有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从而令温州与其他地方一样,成为富裕的荒漠。

最麻烦的是,由于缺乏敏锐的自我认知,温州企业家无意识地消耗温州秩序的价值、社会资本,而没进行价值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温州秩序随着财富的增长反而松动、衰微。

作为一个支持市场制度和民主治理的儒者,笔者对温州始终寄予极大希望。笔者希望,温州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面对本次危机,能够形成一个更为准确的自我意识,更为自觉地沿着温州秩序的方向进行探索。温州人的财富源出于温州秩序,现在,温州人需要重回温州秩序,并且深化、扩展温州秩序。在此过程中,温州人也就可以找到温州经济增长的方向。

温州秩序概念区别于温州模式之处在于,超越经济维度,从人与社会之秩序的角度看待财富,安顿经济活动。在此视野中,企业家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更是价值的承载者,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秩序的缔造与维护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那么,温州人不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增加本地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社会建设投入,改进公共生活品质。进行文化建设,恢复和传播儒家价值观念等等。

也就是说,温州企业家超出经济维度,安排自己的生活。应当有一部分企业家转型为社会活动家,用已经积累的财富支持文化事业。这样的活动,同样需要温州人身上充沛的企业家精神。这些活动产出财富的效率也许不高,但它们可以塑造温州秩序,可以大大提高温州人的幸福感。而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正在于此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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