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辛格总理访问中国说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时，他其实潜藏着一个含义，印度作为一个西方眼中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在“改革”和“开放”方面还不如中国走得远，你恐怕不会相信在印度包括很多知识分子会把“开放”当作贬义词；这一脉相承的逻辑使得，当中国各地政府为吸引外资而殚精竭虑时，印度国内却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反对外国投资和开发区，反全球化的标语随处可见；很多中国人看到印度孟买商业金融中心边上竟然会保留有贫民窟常会感到得意，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更少中国人知道这个曾被我们称作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很多人觉得他们有社会主义的传统，甚至在建国时把印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写进宪法；你不得不承认在比较中印两个大国时，如果不考虑文化的差异，很多假设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而走近甘地这位我们似乎熟悉的人物，在我看来就是打开印度民族文化心灵之门的一把钥匙。他被广为传颂的美德，蕴涵着缺陷，而他被非议的缺陷在我看来，却又蕴涵着美德。
我的上一篇文章《把红脸唱到底》介绍了一个民主宪政体制，对于激进力量的分化和吸纳作用；这篇文章要介绍一个个人的道德力量可以被发挥到如此地步，在一个国家的历史选择中扮演了扳道工的作用，在最关键的时候，扭转了冲向革命和暴力的轨道。】
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在全世界各地享有这么多的“粉丝”，我也是其中之一，在我大学时第一次看到Richard Attenborough导演的《甘地传》，那种电流在身体内流淌的感觉永远不会忘记。只有爱因斯坦的话最能传达我内心的感慨：“人们将无法相信曾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在地球上匆匆走过”。今天你问任何一个知道印度这个国家的中国人，估计他都会把这个国家的名字和甘地联系在一起。
几乎毫无疑问，甘地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外国人心目最伟大的印度人。不过如果你问一个印度人，谁是最伟大的印度人？恐怕答案会是一些我们非常陌生的名字，甚至让你吃惊的是，不在少数的印度朋友提到甘地的态度是不屑一顾的。
比如很多印度人心目中巴加·辛格（Bhagar singh）是比甘地更加伟大的民族解放英雄，他公开走和甘地不同的抗争道路，比如往议会丢炸弹，来表现对被英国人操纵的议会政治的不满，最后被捕牺牲。在很多人看来，甘地不过是一个下山摘桃子的人，如果没有大量像巴加·辛格这样的革命志士，告诉当权者不要不顾及人民的怒火，“人民生气了，后果很严重”，殖民主义者根本不会屑于和甘地这样干枯的老头子坐到一张谈判桌前。
通常人们提到印度，会联想起高贵的非暴力运动，神秘的冥想和清心寡欲的素食主义，也许也是宣传的需要，但把这作为印度精神的全部，则是一种美丽的误会。今天印度的毛主义运动在知识分子中间和民间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印度人身上并不乏激进主义观念，甚至很多人把毛泽东当作神来崇拜，希望印度也走上打土豪分田地的道路，视甘地为虚伪的修正主义分子。（我在另一个调查报道《把红脸唱到底——印度毛分子调查》中介绍了这方面不为国人所知的情况）
在有些人看来，甘地的私生活也并不那么圣洁，有心理学家苏德希尔·卡卡尔推出一本书《米拉与圣雄》，讲述了一个英国元帅的女儿马德琳·史莱德和甘地之间有作者认为超乎寻常的关系。甘地把她视为最重要的门徒，每天晚上他们坐在一起轻声谈上一个小时，同时史莱德还用油给甘地做足部按摩。在20年的时间里，甘地总共给史莱德写了近500封信。甚至有印度共产党的一个朋友对我说：甘地每次出门都搂着两个年轻女孩，（指由两个年轻女孩搀扶，其中之一是莫努）根本就是个老流氓。这倒也不是空穴来风，他和她的侄孙女莫努总是形影不离，甚至同床共眠，1946年有一次甘地被随从震惊地发现早上与莫努赤身裸体躺在一张床上，还在交谈。后来在受到政敌的攻击时含糊地解释“为了克服精神和肉体上寒冷的需要”，尽管以印度的传统，有神性的人是可以超越色欲心洁如镜，这仍然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当然印度也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尽管众人皆知，随便打听此事还是很不礼貌，倒显得你趣味低下。
而今天绝大多数印度青年，尤其是来自非婆罗门的较低种姓者，更会把安贝德卡博士（Ambedkar）当作自己的人生榜样，而不是甘地。我相信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安贝德卡在今天的印度绝对会比甘地更加受欢迎，他被称作印度宪法之父，当年就是甘地最激烈的抨击者之一，他在1945年发表了《国大党和甘地为不可接触者做了什么》。 这位来自达利兹（dalits,所有种姓中最底下的贱民）的杰出人物，在英殖民地时代享受了最好的教育，获得了英国和美国的博士学位，而他对于甘地在种姓方面的保守态度怒不可遏（其实甘地付出过很多心血维护贱民的权益，并且抨击“不可接触制”，只是他不像安贝德卡那样认为要推翻整个种姓制度，甚至背弃整个印度教）。乃至于在印度独立斗争的高潮中安贝德卡公开表示，假如不能让低种姓享有平等权益，他情愿让英国人继续统治下去也不希望印度教徒统治这个国家。
安贝德卡多次公开指责甘地是虚伪，别有用心的。在第二次英印圆桌会议的前夕，两人会晤，甘地批评安贝德卡不该这样不爱国，他反唇相讥“你认为我有祖国，实际上我们有祖国。为什么要把待我们不如猫狗、连一口水都拒绝给与的国家和宗教当成自己的呢？”他带领低种姓的群众冲进过去只有高种姓者才能进入的神庙，到过去只有高种姓者才能饮用的水源去取水，为此一度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骚乱。还有更激进的力量干脆组织了诸如达利兹黑豹党一类的团体。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没听说过安贝德卡的名字，而会让你吃惊的是，到印度的每一个村庄都能看到他的塑像，简直就像文革中的毛主席雕像那么多。甚至他的画像也被做成背后金光四射的样子被供在神龛里。每逢印度选举的季节到了，满街的招贴画和旗帜横幅都是安贝德卡的形象，那些竞选者大多希望分沾安贝德卡的光环，让选民相信他是和安贝德卡一样的社会改革家。
如今虽然老德里朱穆拿河畔的甘地墓圣火长明鲜花不断，甘地的形象出现在每一张卢比上，在公开场合提到他的名字，有教养的印度人一定会加上尊号“圣雄”，或者“甘地吉”（ji在印度语表达敬意）。但在我观察大多数印度人对于甘地的崇拜，是那种彬彬有礼，就像对供在祭坛上享冷猪肉的老祖宗排位的礼仪性尊重。大多数人要模仿和遵从甘地倡导的道路的热情，恐怕还比不上对宝莱坞和好莱坞所展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
今天的印度，可以说从各个角度讲都背离了甘地的理想，实际上早在印度独立的时候，甘地就已经深感忧虑，以至于他拒绝在独立日发表祝词。我甚至相信如果尊敬的老甘地在天之灵知道今天印度的样子，也许他会再次选择绝食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
不合时宜的节欲者和甘地式的“社会主义”
很多中国人提到中国和印度的比较时，常常很自豪，中国和印度几乎在同时独立建国，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印度，印度直到91年之后的经济改革，才开始猛然加速，开始迎头赶上。有人以此来证明民主制度的低效，在我看来，这是对印度文化毫无了解所致。
印度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现代化意义上的“发展停滞”，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恰是甘地所倡导的和他自己所身体力行的道路。在反现代化的意义上甘地其实才是“新左”的老前辈。
甘地自己承认有三个哲人对自己影响巨大，那是俄国人托尔斯泰、英国人罗金斯和美国人梭罗，他们的哲学中共同的信念就是对科技、发展、奢侈、财富、这些使人类疏离的东西的反感；反抗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异化，赞美体力劳动；相信过多的欲望是人类邪恶的根源。这些和印度教中苦修和节欲的传统非常吻合。
基于这样的信念，甘地建立人间乌托邦的努力从来没有间断过，他一直都公开宣称他的理想是“社会主义”。早在1910年，甘地的好友，一位富有的德国建筑师卡伦巴赫将他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处1100英亩的农场无偿捐献给非暴力抵抗者及其家属使用。甘地就将其取名为“托尔斯泰新村”。后来他还搞出一个“理想乡村”方案。他在方案中写道：“这个理想乡村，应该具备完善的卫生设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阳光充足，而且建筑材料应该取之当地。家家有菜园，有庭院，有畜栏。乡村道路通城，集市繁华。拜神有场所，吃饭有食堂，读书有学校。另外设立长老会，请德高望重的老人长辈专门在乡村从事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等活动。乡村中谷物、蔬菜、水果和土布能自给。”在甘地心目中的理想印度可以说是一个田园式“和谐社会”，没有过多的欲望也没有人和人的竞争和争斗。铁路、电信、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这些现代化的标志，在他看来对于印度都没有太大的价值，甚至连现代化的医院甘地都不大感兴趣，他推崇节食、“水疗”、“土疗”，他所追求并以为别人也会和他一样追求的是精神的解放和自由。
我们都熟悉甘地后半生箪食瓢饮的生活，甚至当蒙巴顿来看他的时候，他都要求客人和他一起吃那种蔬菜和淀粉的糊糊。在他办真理学院的时候，一个女士送给他一个纺线车作为礼物，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它，他把纺车称作恰当的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甘地最典型的形象就是半裸着身体，手摇纺线车，他把“土布精神”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步。1924年的国大党大会上他提出的议案第一条就是：取消党员每月缴纳四先令党费的规定，改为党员每天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四英两。这个规矩后来在一片抗议中没有实施，让甘地感到十分遗憾。
他在道德上美化贫困和自足的生活，确实是出于真诚的信念。但他自己毕竟是一个已经享受过西方教育、“高尚生活”的绅士，我们可以看到遗留下来的甘地早期照片都是西装革履的，而他又享有被众生顶礼膜拜带来的成就感，因此他可以说那些物质财富是没有价值的，他自己可以不带一分钱走遍印度接受崇拜者的供养。但他很难说服那些从未享受过现代生活的便捷和舒适的人，去相信要甘于贫穷，相信金钱没有意义。
在印度独立前甘地曾宣称，一旦印度独立，各部部长以上领导，都必须身穿粗土布衣服，搬进没有佣人的寓所，抛弃汽车，摆脱种族偏见，每天至少参加一小时体力劳动，比如纺线、种菜，打扫厕所。当然后来的国大党部长们，除了感到这位老人幼稚可爱以外，没有人会遵循他的指示。
在反抗殖民当局统治的时候，即使印度的工商界领袖也是甘地的信徒，并且是国大党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们一起倡导手摇纺车的自足生活，他们一起抨击英国纺织厂剥削廉价劳动力，压迫印度乡村民族工业，造成乡村经济凋敝是不道德的，那是为了反抗英国人的压榨，但千万不要以为那些甘地当年的支持者都是甘地哲学真诚的信徒。有一个甘地的朋友，也是国大党的资助者，曾感慨“圣雄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了他的贫穷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而当英国人被赶走以后，则没有一个工商业企业家会因为甘地的教导希望印度人都停留在手摇纺车，自给自足的状态，他们期望人们有更多的消费欲望，不断地追求代表物质上更高品质的生活，这样这个国家必然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每年GDP增长率10％，甚至还在加速的印度。
今天印度也有很多乡村手纺家庭作坊，我曾经拜访过这样的合作社，他们倒是还以甘地作为偶像，不过濒于破产的边缘，因为由于生产效率的缘故，只有外国人和少数富人才能买得起手纺的沙丽。
在有一些领域，甘地的节欲主张还有现实的号召力，诸如“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TA）常常把他著名的格言印在宣传册上：“我今天再次重申我过去曾经坚持的观点，我认为一只羊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次于人的。我不愿意为了保养人身而去夺取一只羊的生命。我认为越是无助的生命就越需要人们的保护以远离那些野蛮的人。”
还有各国的素食者俱乐部也往往把甘地视为精神导师，甘地早年曾经吃过肉，因为朋友告诉他，吃肉就可以变得像英国人一样强壮、智慧，不过后来发现一想到吃“动物的尸体”就使他感到恶心。在1912年甘地公开发誓禁欲绝对素食，甚至不喝牛奶，不过后来他的医生劝他这样对他的身体不好。于是他的夫人告诉他：可以喝山羊奶，那并不违背他的誓言，这样他就接受了。
不过素食，爱护动物，虽然日显重要，毕竟还不是人类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流议题。
非暴力不合作的局限至今甘地被称作“非暴力不合作之父”，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个把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提升到如此实践和哲学高度的公民领袖。从小马丁路德金到纳尔逊·曼德拉，都从甘地身上获得过启发，而甘地的灵感也来自于鲁斯金、梭罗、托尔斯泰这三位导师身上昂扬进取的一面。
梭罗说：“一个人如果认为国家的法律是不公正的，就有义务拒绝服从它”，他的著作在中国被翻译成《公民的不服从》，而实际上更准确的翻译是“论公民不服从的义务”（on the duty of civil disobedience）。秉持这样的信念，意味着，面对不义的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捍卫自己的尊严，又体现仁爱与宽容，在道义上让统治者屈服，并最终弃恶从善。
1930年4月6日在海边，甘地俯身筑起一把海盐，被很多人称作他一生中最经典的镜头。那是为了抗议殖民政府的食盐专卖法，甘地和他的78位弟子们发起，数以千计的人更随从德里到Ahmedabad游行达400公里，被称作“食盐长征”。英国当局最初看热闹，但当看到势头越来越大以后，又急于挥舞警棍去镇压。但打倒一批，接下来便有人顶上去。当记者把这一消息传遍世界，当世人看到甘地的跟随者的克制和严格的纪律，使得任何宣称印度人素质低下，不配享有自治的言论成为赤裸裸的谎言，那可是说是号称文明世界代表的大英帝国最斯文扫地的时刻。
有人觉得甘地号召的非暴力不合作，在用另一种方式展示人民的力量，用礼貌的方式表达威胁：我们的人可以填满你的监狱，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行动。这种理解并不能算错。但甘地自己强调他的本意并不是威胁谁，而是表达“我很在意这件事，以至于我甘愿承担法律的惩罚，包括被关进监狱，牺牲我的自由，让你来理解我有多么在意这件事。因为只有当你见识到我的深度关切和我‘文明’的姿态，你就会不得不改变你对我的看法，而调整你顽固、不正确的态度，并且让我来帮助你理解我的事业的正义性。”
不要忘记：甘地除了人所皆知的公民运动领袖，还是一个在大英帝国受过系统教育的律师。他要求他的跟随者，没有保留地尊重即使不义的法律。他强调只有高度尊重法律的人，才配投身公民不服从运动。他不允许他的跟随者用身体去阻挡别人；不允许辱骂；不允许毁坏物品；甚至不允许有秘密策划的行动，一切都要公开。
他的信念如此坚定，以至于在很多时候显得迂腐，尤其在二战中，他对国际局势发表了不少善意的意见，今天看来都颇荒唐。比如说他曾劝告捷克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以非暴力的力量来反抗纳粹；当丘吉尔呼吁国民奋起抗击纳粹的时候，他却倡导“你们可以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随意征服你们的国家，征服你们被称作为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跨上你们的美丽的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让他们任意占领吧，但你们决不可丧失心志。”他还曾经在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发表声明，敦促埃塞俄比亚人要“任人宰割”。他解释说，任人宰割的结果比反抗效果更大；当维西政府向纳粹投降，他又赞扬其“接受不可避免的结果，拒绝作一场愚蠢的屠杀的帮凶”的勇气；甚至他试图用自己的道德力量去打动希特勒，他写信给希特勒希望他“意识到人类的痛苦”，信被英国当局拦截了，不然恐怕还会闹出更多笑话。
这恐怕只能解释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一腔热诚，而幸运的是，他的政治舞台上的对手是遵守基本文明规则的英国。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甚至在南非，他可以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抨击政府的文章，尽管也有阿姆利则惨案这样的悲剧，英国当局绝不敢向世界宣称屠杀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是光荣的，更多的时候，甘地和他的追随者即使被关进监狱也能受到文明的对待，像甘地那样进出监狱却毫发无损，在监狱中依然可以和外界通讯无阻，甚至可以和在另一监狱的尼赫鲁互发电报，在很多国家今天都可以被当作是奇迹。
甘地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非能在所有的地方复制，对于对手非暴力的善意是需要条件的，当缅甸的僧侣倒钵情愿时，他们所展现出的谦卑和克制正是非暴力不合作精神的体现，而他们所反抗的邪恶，却没有可以对话的文明基础可言。
同时不合作的实现也需要一个社会有对消极自由有基本的承认，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或者如今的北朝鲜，对于领袖，人人都要致敬，早请示，晚汇报，否则就是反革命，当最高领袖指令打倒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人人都要表态才能过关，人民甚至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力，这种条件下任何形式的不合作都是困难的，维持忠于良知的操守需要付出林昭那样生命的代价，甚至要想做到消极合作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不过甘地的理论从原理上讲倒很难说是错误的：即使最不正义的统治，也无法不依赖被统治者的合作而继续。这使我们可以认识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就象从佛教的角度理解文革这样的浩劫，这并不能只怪哪一个统治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共业。
伟大的妥协家
有很多理由可以证明甘地不具备搞政治的基本素质，很多人都相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治的核心议题是夺取并控制权力；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是政治的最高原则，不撒谎办不成大事。比如说你可以人民的名义，团结大部分，打击“一小撮”；接下来在剩下来的人中再作一个划分，团结大部分，打击“一小撮”，只要几次这样政治洗牌，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我有时突发奇想假如生活在中国，恐怕甘地这样对道德信条坚持到偏执的地步的领袖，会比宋襄公遭到的嘲笑还要多，即使不被归纳为“反革命”，至少也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而偏偏历史就选择了这样“迂”的一个人来领导印度走上了建国之路。如果历史可以重新沙盘推演，印度完全可以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几乎跟中国同时，印度就有了共产主义组织，也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获得了支持。印度有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和长期受压迫的部落民和低种姓阶层，他们都是革命思想天然的接受者。独立前的印度也大约有四万万同胞，而统治印度的真正英国籍“皇军”不过几千人，绝大多数都是印度裔“伪军”，更不要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已经自顾不暇了。那个时候印度的革命条件比中国更加成熟，完全可以把帝国主义反动派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我见过的印度毛分子，他们熟读了毛泽东的经典，有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当年印度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么多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文化素质低下的劳苦大众，怎么就没有打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国家。只好把这归纳于缺少一个“天才的革命家”来领导，不过在我看来，印度并非没有毛式的革命领袖，而是甘地作为一个个人所代表的魅力，远远超过了毛式革命领袖们。我见过有一个毛分子就对甘地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恨恨不已地说：“要不是这个老家伙，革命早就成功了。”
确实在很多关口，几乎完全是靠甘地个人的魅力和意志挡住了暴力革命的闸门。1922年2月4日印度联合省戈拉克普尔地区乔里乔拉村发生村民在示威游行中，警察开枪射击，直至子弹射完才撤回警察局，愤怒的农民纵火焚烧警察局，使22名警察丧命，殖民政府又进行镇压。就在全国上下情绪沸腾的时候，甘地用我们的话说表现出“资产阶级两面性”，“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要求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以恢复社会秩序。甚至他的同志都觉得他疯了，人民群众刚被唤醒，唯有牺牲多壮志，敌人的暴行正是鼓舞革命激情让星星之火燎原的大好时机，怎么能停下来呢？甘地于是宣布绝食，最后国大党只有遵从，因为甘地不愿意看到向仇恨的方向来唤起民众。
但这根植于甘地一贯的信念，只有用尊重和善意才能赢得你对手内心的转变，并且保持你自己的尊严。他把这称作satyagraha（真理的力量）。他所期望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权力的暴力更替而是文明的胜利。1931年罗曼·罗兰试图说服他：苏联是“全世界的希望”；他指出那是以强力为基础的，任何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胜利都不可能持久。他经常在他的追随者因挫折而气馁，甚至急躁的时候，警告大家：不要相信暴力革命……一旦那些暴力造反者掌权，他们会自然的延续他们已经习惯的暴力手段，最后把国家管理得像一个集中营。1946他与他的传记作者路易斯（Louis Fiscer）谈他的“社会主义”和苏俄模式的区别：渴望一个自由的世界，并不是他们的愿望。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将精神降低至奴化程度的制度。当然他也受到对立面的批评，比如斯大林1930年在联共十六大上就说：“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么沙皇政府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结果也不过得到狼狈的下场而已。”而同时的印共也发表《印度共产党行动纲领草案》，定性甘地为英帝国主义和印度资本家的一贯的同盟者，破坏并出卖了人民的斗争。
从1919年阿姆利则惨案开始正式谋求印度独立，到1948年建国，经历了长达30个年头的奋斗，在很多人眼里这个进程实在太慢长了，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在一些历史的关键点上，甘地作出了不大符合常人心目中政治逻辑的选择。
前面提到的1930年“食盐长征”，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给殖民政府的威信和合法性以沉重的打击，英国当局的武力镇压无效，独立运动血气高涨，按理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好时机，斗争形势一片大好。但很多人觉得难于理解的是，结果就在1931年3月5日，甘地与英印政府总督欧文勋爵签订《甘地－欧文协定》（即《德里协定》）。甘地同意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并派代表参加国大党曾抵制的伦敦圆桌会议。欧文则同意恢复国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除“暴力罪”之外的全部政治犯，停止对群众运动的镇压，废除戒严法令，而有关恐怖活动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法令除外；而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一番奋斗之后，英国殖民政府依然垄断食盐生产，这个协定受到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大多数国大党领袖和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想不通，在这么有利的时机反而接受妥协，那当初苦苦奋斗为了什么？但在甘地顽固的坚持下，国大党最后还是在1931年12月举行的卡拉奇年会上通过承认德里协定的决议。
我们往往熟悉甘地作为一个号召者和鼓动者的卓越才华，这在很多革命家身上都能体现。而在我重读甘地的奋斗经历时，感到最不可思议，甚至独一无二的品质，就是真诚的妥协精神。这种妥协，不是出于战术上的策略，那样的妥协中国人最为熟悉，是一种处在弱势时的韬晦权宜之计，可以优雅地握手言欢，在需要时搁置争议组织统一战线，在穷途末路时甚至卧薪尝胆，一旦得势就会翻脸不认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而甘地的妥协，是发自内心对对手的尊重和善意，他不愿意用强权让别人屈服，甘地说：“我本质上是一个倾向于妥协的人，因为我从来不敢肯定自己占有真理。”甚至在己方力量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也会对哪怕对手一点点让步以最大的善意来回应，甚至主动作出让步，无数次让他自己的同志都怀疑他是叛徒，用我们的话来说绝对是“投降主义”。
前面提到的安贝德卡，很多次不留情面地把甘地和国大党骂得灰头土脸，但当印度建国时，甘地坚持提名一定要让安贝德卡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还有穆斯林联盟的领袖真纳，他是甘地后期最主要的政敌，他称甘地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一位印度教的福音传教士”。在殖民统治即将结束的最后关头，他坚持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当时信奉印度教者占人口的绝对优势，更不要说政治经济地位，如果诉诸民族情绪，大印度主义应该可以完全占上风，而这时甘地对蒙巴顿提出的方案使所有人都震惊，他提出：可以把整个印度交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要分裂印度。请将三亿印度教徒置于穆斯林统治之下，委托真纳组建政府，把英国的主权移交给他们。
最后当他看到全国各地在宗教极端分子煽动下的相互仇杀的暴力，甘地痛苦地同意了印巴分治。而划界分裂的过程中，双向迁徙带来的痛苦，又进一步刺激了宗教种族冲突，印度政府中一部分官员甚至打算扣押巴基斯坦政府按照分治协议该得的五亿五千万卢比的资产。两个国家就要建立了，新的政府班子已经建立，政治又恢复了“常态”，各个利益集团都打着自己的算盘，牟取最大化的利益，似乎没有人再爱听这个喋喋不留的老头唠叨了。
为了呼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解，1948年1月12日甘地又一次宣布将绝食“至死”，这是他一生16次绝食的最后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施展非暴力的魔力，用自戕来恳求他的同胞，告诉他们对和睦和宽容，他有多么在乎。
电影《甘地传》里有个镜头，尼赫鲁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请甘地进食。甘地的态度是，如果同胞们还在相互仇杀，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毫无意义，当老甘地生命垂危的消息传遍印度，奇迹降临了，整个国家终于从亢奋和仇恨中安静下来，六天后，印、穆、锡克三个教派的代表都承诺放弃暴力，甘地才结束了绝食。
就在这不久之后，60年前的1月30号，甘地像往常一样参加晚祷会，祈祷各种族宗教的和睦尊重，这时一个装作来行礼的人，掏出枪顶住甘地的心口连开三枪，这个人早年是甘地的追随者，并为独立运动蹲过监狱，后来认为甘地出卖了印度教徒的利益。甘地倒下去的时候发出像是感慨的最后叹息：“神啊！”
今天很多人从甘地的言行思想轨迹中，会发现他所理想中的社会，其实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一个奇迹般的事实是，正是这样一个卡利斯玛型的领袖，很多次以几乎单枪匹马的努力，挡住了冲向仇恨和报复的嗜血洪流；以他个人信念为一片土地和它的人民在苦难煎熬中的重生之路带来了温润的道德色彩；他所崇尚的宽容和妥协，他对野心和暴力的憎恶，为印度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矛盾比中国更为复杂的多元社会向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转型和制度化营造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在有人类追求尊严和解放的历史上，会记下他的成就、遗憾和他的无奈。
【主要参考资料】：（感谢香港大学图书馆的研究便利）
《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甘地 著 杜危 吴耀宗 合译 亦凡书库(Yifan.net)
《甘地与印度》 Gianni Sofri 著; 李阳译， 香港三联书店，2006
《甘地传》 徐有珍,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
《In search of Gandhi : essays and reflections》 B.R. Nan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ndia after Gandhi :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 Ramachandra Guha， New York : Ecco, c2007.
《Mahatma Gandhi and His Myths Civil Disobedience, Nonviolence, and Satyagraha in the Real World》 Mark Shepard， Shepard Publications, Los Angeles, 2002
《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 Louis Fischer， Bharatiya Vidya Bhavan, 1990.
《Gandhi : a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life 》 Kathryn Tidrick，London ; New York : I.B. Tauris ; New York : Distributed in the USA by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Gandhi: Behind the Mask of Divinity》 G. B. Singh，Prometheus Books，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