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岳峰/译
【译者注】：知名印度裔英国作家、《愤怒的时代》（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一书作者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近日在英国《卫报》（2018年3月17日）上刊发长文，对于现代男性气质危机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梳理。文章指出，从莫迪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到特朗普的核边缘政策，各种有关男子气概的复古想法被大肆渲染，导致全球范围立场保守的男性群体体内的睾丸素激增，由此造成的后果十分危险。1969年出生的潘卡吉·米什拉被誉为是爱德华•萨义德的继承人，他擅长以超越地域观点评析政治和文学，他的写作大多呈现西方文明下的东方世界变革，其犀利的观点、别具一格的叙事和构思方式，经常引发轰动和热议，曾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百大思想家。
1948年1月30日晚上，印度独立及分治的5个月后，在前往他位于新德里的临时寓所参加祈祷会的途中，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突然遭到近距离射击，连中三弹。他应声倒下，当场丧生。人们原先担心刺客是穆斯林，事后证实是来自印度西部一位名叫纳苏朗·戈兹的印度教婆罗门。戈兹并未打算逃跑，他在法庭上声称，鉴于甘地和他女性化的政治政策正在阉割这个印度教国家——尤其是他对穆斯林的慷慨态度，他觉得自己不得不杀死他。今天，在这个已被印度教沙文主义者彻底改变的印度——《我的奋斗》成为了畅销书，一场受到欧洲法西斯主义分子鼓舞的政治运动主宰着政治和文化，而被指控实施了大屠杀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纳伦德拉·莫迪担任了总理，戈兹变成了一位英雄。而他谈及的所有印度教徒的天赋，都公然剽窃了欧洲种族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杜撰。戈兹幼年时曾被当做女孩来抚养，戴着鼻环，后来他试图借助印度教至上主义获得一种锋芒毕露的男性认同。然而，对于今天许多正处于挣扎之中的印度年轻人来说，戈兹连同阿道夫·希特勒一道，代表着一种在个人和民族层面上成功实现了的男子气概。
枪杀甘地的凶手所赢得的这种道德威望只不过这场似乎是全球性的男性气质危机的诸多标志之一。即便在所谓的发达国家里，对于做一名男子汉意味着什么，各种被大肆渲染的复古想法也已经成为主流。今年1月份，曾被《纽约时报》誉为“当今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公共知识分子”的加拿大励志作家乔丹·彼得森哀叹“西方已对男性气质丧失了信心”，并谴责女性信奉的“杀气腾腾的公平原则”（murderous equity doctrine）。
希望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然而，富有争议的是，自从9/11事件以来，狂热地追求男性气质已成为西方公共生活一大特征，并成为了那位吹嘘自己的生殖器和核按钮、多次向女性伸出咸猪手的美国总统当政的预兆。《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佩吉·努南在9/11事件发生数星期后欣喜若狂地写道：“从9/11的灰烬中产生了男子气概的美德。”今天欣赏彼得森“豪言”的努南，当年曾为“有男性气概的男人、推拉各种物件的男人”的重新出现喝彩，比如小布什，她曾多少期望他“会撕开衬衫，露出胸口巨大的‘S’（超人标志——译者注）字母。”虽然这类激情迸发在当时是极为寻常之事，却帮助在9/11事件发生之初不知所踪的小布什重新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位有冲劲的总司令（他变得过度自信，以至于打扮成一位战斗机飞行员，并夸赞托尼·布莱尔“有种”）。
随着英美建制派内部睾丸素激增，许多书呆子气的记者将自己幻想成了无所畏惧的勇士。彼得森的另一位仰慕者大卫·布鲁克斯立下誓言：“我们会意外毁坏无辜的村庄，耸耸肩膀，随后继续战斗。”
在西方，随着男子气概的美德声势看涨，针对女性特别是女权主义者的攻击，其凶猛的程度，变得几乎不亚于为解救不幸的穆斯林少女而在国外所发动的战争。在《男性气概》（Manliness，2006） 一书中，哈佛大学政治哲学家哈维·曼斯菲尔德谴责职业女性，称其暗中破坏了男性的保护性角色。自称为新帝国主义者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则哀叹“女孩子们不再玩玩偶了”以及女权主义者造成欧洲人口数量下降。更不加掩饰的是，芭芭拉•金索尔弗写道，诸如卡莎·波利特、苏珊·桑塔格和阿兰达蒂·洛伊等少数公开对这种好战性提出批评的女性“被绑在柱子上被众人鞭打”，用“像婊子、傻瓜、蠢货、白痴等词语”。与此同时，《名利场》杂志刊发的有关处于反恐战争时期的布什政府的图片故事则对这位美国总统具有男子气概的沉着冷静大加赞扬，并盛赞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坚如“磐石”（The Rock）。
毫无疑问，部分后9/11时代的性能力主义（cocksmanship）是被奥萨姆·本·拉登对于美式男子气概的毁谤——即自由和勇敢已变得“柔软”和“虚弱”——所激发起来的。在越南战场上所遭受的耻辱也催生过诸如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阿诺德·施瓦辛格那样的男性气质的卡通式想象。历史上享有特权的男性由于觉察到来自于女性、同性恋者以及不同种族和宗教团体的竞争而深感不安，这也是事实。在1990年出版的《性的无政府状态：世纪末的性别与文化》一书里，伊莱恩·肖瓦尔特就描述过19世纪末女权主义者所取得的为数不多的成果在许多男人当中所引起的这种巨大恐慌：“对倒退和堕落的担忧、对围绕性别、种族、阶级和国籍之类的定义实施严格的边界控制的渴望。”
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就已经警告要留意女性这种“不断扩张的、富有侵略性的力量”，“像攻无不克的军队那样攻占新领域。” 作为肌肉自由主义（muscular liberalism）最初倡导者的施莱辛格，出于对“被阉割”的美国男性及其对“受压迫者的女性化迷恋”的愤怒，渴望美国历史上“是男子汉且从不对此进行反思”的“拓荒者”。
今天，现代西方这些威严的男性制造者们正被迫反思很多事情。较之于以往，男女同性恋者更加自由地爱其所爱并与其结婚。女性期望在职场、家中和床上获得更多的自我实现。特朗普的手里或许握有最大的核按钮，但是中国在人工智能以及旧式大规模制造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技术和自动化可能带来淘汰那些推拉各种物件的男人的威胁——这在西方是最具破坏性的事情。
很多白人直男觉得自己受到“傲慢的”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权主义者的围攻，更不用提及同性恋健美运动者、男性化女人和跨性别人士了。毫不奇怪，他们很容易被彼得森“传统家务分工”的明显破坏已造成“各种混乱”的观点所影响。在现代两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大国里，对于男性成为少数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已经导致人们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政治里。在英国，象征着受到控制的帝国力量的自命清高处乱不惊的英国式绅士，已经让位于诸如鲍里斯·约翰逊那样口无遮拦的脱欧派。右翼记者道格拉斯·默里，给英式男子气概写挽歌的诸多作者之一，哀叹“被阉割了的广大意大利人、欧洲人和西方人”，并因其“提醒西方注意到我们自身的伟大之处”而推崇特朗普。而实际上，无论是用核焚烧威胁朝鲜、贬低残疾人，还是对女性伸出咸猪手，这位美国总统都在证实现代历史中的某些赢家为了维持自身的特权感将不惜做任何事情。
不过，在西方，对野蛮男子气概的盛大展示，以及对另类右翼分子们称之为“绿帽男”（cucks）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疯狂嫌恶，不仅仅是对上述傲慢的懦弱者的回应。这类对超男子气概（hyper-masculinity）的狂热维护在现代历史上再次重现。它们也已经深刻地塑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文化。本·拉登相信穆斯林“被剥夺了男子气概”，通过摧毁美国力量的阳具象征即可恢复。和声称维京武士是其祖先的挪威大屠杀凶手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一样，以哈里发名义实施斩首行动和强奸无辜俘虏的伊斯兰国披黑头巾的青年志愿人员显然是走向了精神失常的男性气质的一个案例。上个月，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对本国女性反叛者声称：“我们不会杀掉你们。我们只会射击你们的阴道。”通过折磨不幸的少数群体，印度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头领们似乎痴迷于证明——如他们中有人在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所宣称的——“我们不再是阉人了”。
今天，对于去势和阉割的各种病态想象、文明的没落和衰败，将戈兹、施莱辛格、拉登和特朗普以及其他众多负隅顽抗的大男子主义的倡导者们联系了起来。他们易受关于“软弱”和“被动”的女性气质、“硬朗”和“主动”的男性气质的各种陈腐隐喻的影响；他们怀恋那个男人们对于做男子汉无需反思的时代。而且，无论是印度教沙文主义者、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还是白人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自我形象都建立在对女性的鄙视与排斥之上。仿佛幻想中的男性优势唯有在和幻想中的女性弱点进行比较时才能被最令人满意地衡量。因将女性等同于性无能和被沦为绿帽男的恐慌攫住，这些充满怨恨的愤怒的男人成为一场正在蔓延且看似无解的男性气质危机的症候。
这场危机始于何时？它为何似乎不可避免地是全球性的？在撰写《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一书时，我开始认为一场持久性危机正悄悄接近现代世界。它始于19世纪，伴随着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转变：农业和农村社会被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所取代，这种秩序由工业资本主义所规定，而后严格按照新的性别和种族分工被组织起来。而这场危机今天之所以看来是普遍性的，则是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经历自己的社会经济革命时，西欧和美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织成的限制性的性别规范之网已逐渐覆盖了地球最遥远的角落。
做一个男人或做一个女人，总有许多种方式。来自世界上极为多元的前工业社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持续揭示着生物构造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链接，男性气质与充满活力的男人之间，或者女性气质与被动的女人之间，也不存在任何联系。英国殖民主义者憎恶地发现，印度人尊崇诸如迦梨（Kali）那样好战而且性欲极为旺盛的女神，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像克里希纳（Krishna）那样吹长笛的游手好闲者。大量的印度文学作品为性别无常的男人和女人作证，精英和民间的传统都不乏雌雄同体和同性性爱的题材。
这些自然的传统在19世纪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当时，由剥削和排斥所构成、并按照性别和种族分层的社会成为世界最强者；而诸如国家建设、城乡迁移、帝国扩张和工业化这类现代性的深刻冲击急剧改变了人类所有感知模式。一种由男子气概的和非男子气概的所构建的人类等级制度在许多社会里早就存在，但此前并未成为中心。19世纪期间，这种等级制度开始被普遍强加，男性和女性被限制在各种特定的角色之中。
在西方至上主义版本的历史里，现代西方成为所有人的平等和自由的保证人。实际上，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在她最近出版的《性别与世俗主义》（Sex and Secularism）一书中所阐明的那样，一种基于生物差异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观念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并无二致。伊曼努尔·康德以缺乏实践理性、个体自律、客观性、勇气和力量为由轻视女性。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子拿破仑相信女人应留在家里生儿育女。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曾为全球许多国家制定臭名昭著的要求女性服从父亲和丈夫的法律提供了灵感。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赞扬女性，“她们有着重视家庭幸福高于一切的良好见地”，而且，她们“太聪明以至于不会为政治皱起眉头。”在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这类偏见帮助排他性的男子气概理想取代了传统父权制。
基于这类理由，女性被剥夺了参与政治资格，被迫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居于从属的角色。流行心理学家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坚称，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哀叹彼得森所谓“传统”分工的丧失，却拒不承认资本主义、工业和扩张主义的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分工，或监督社会的白人直男认为女性由于她们身体或智力上的劣势而不适合于从事领土扩张、国家建设、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科学创新等任务。女性的身体应该是用于生儿育女以及捍卫家庭、种族和民族的未来；男性的身体则应用于劳作和战斗。做一位“成熟”的男人意味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并且履行自己作为养家者、父亲和士兵的职责。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所说，“当男人害怕工作或者害怕正义的战争，当女人害怕当母亲的时候，他们就在灭亡边缘战栗。”随着19世纪继续向前推进，许多有关男性和女性身份的文化假定演变成了永恒真理。正如彼得森粗暴的粉丝们所展示的那样，较之于同样以“天性”或伪生物学为基础的关于种族不平等“真理”，上述基于性别的“真理”在今天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支持。
斯科特指出，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界定的这些性别差异模式事实上有助于确保“西方各国相比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他者们’的种族优越性”。“白皮肤与各种‘正常’社会性别制度相联系，黑皮肤则与不成熟和性变态相联系。”英国人由此断定崇拜迦梨女神的印度人是一个缺乏男子气概的孩子气的民族，因而不应为自治的想法皱起眉头。中国人，包括生活在西方各地唐人街的中国人，被普遍认为是梳辫子的懦夫。在帝国主义全盛时期，即便是基督教徒强大的老牌对手穆斯林，也被嘲讽为可怜的“女性化的”。
甘地明确地颠覆了欧洲帝国主义者们（以及他们在印度的模仿者们）的这些性别偏见：即女性气质就是缺乏男性气质。拒绝像西方那样将统治者等同于男性至上，将从属性等同于女性的顺从，她提出了一种基于严格的自我反省和母性柔情的行动主义政治。这种拒绝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但是，他能够看到男性的权力欲多大程度来源于将女性他者作为退化的人的幻想——某个被压制、被支配的人——以及这种病理学多大程度上感染了现代政治与文化。
这种偏见最为阴险的表达，是对被视为女性化而不配为人者的征服与剥削——这种暴力在19世纪里已变成常态。对于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来说，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就是要成为一位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即使是眼光敏锐的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也期盼他的法国男同胞们实现他们“尚武的”和“阳刚的”的本性，在北非彻底击败阿拉伯人，让女人们去处理那些家庭生活琐事。
随着19世纪的推进，对阳刚的追求因为诸如工业化、城市化和机械化等不可控制的、去势的现象而精神上连遭打击的男性中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一种强壮、无畏的男性理想逐渐在强健的自我、民族、帝国和种族中浮现。实现这一艰巨理想需要消灭所有女性化的怯懦和孩子气痕迹。失败激起自我厌恶——以及对恢复暴力的渴望。戈尔·维达尔曾经指出，由于被人用“懦夫”“奥斯卡·王尔德”等这类无男子气概的绰号嘲笑，罗斯福试图通过“具有男子气概”的活动来克服“他身体的脆弱性”，“而其中最激动人心又最高尚的便是战争。”任何时候对同性恋者的憎恨和对诸如王尔德等的献祭牺牲者的狩猎，都不如欧洲帝国主义发展最猛烈的这个阶段那么邪恶和具有组织性，这绝非巧合。
一种形象在所有恢复自我和民族丧失了的男子气概的尝试中变得极为重要：不坏之身——在我们的极端年代里以大量服食类固醇、凸起的肌肉组织为代表。实际上，体形在今天的重要性远远不如过去；越来越趋于久坐的工作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不需要多少肌肉。尽管如此，但是对于强壮肌肉和庞大身躯的痴迷仍在塑造着政治文化。在特朗普吹嘘自己身体部位的尺码之前，弗拉基米尔·普京早就秀出了他的胸肌——作为对被软弱的酒鬼鲍里斯·叶利钦“阉割”了的俄罗斯进行重新男性化的广告。不过，在戈兹“崛起中”的印度，光膀子猛男也是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正当印度国有化进程驶入快车道，从前那些骨瘦如柴或者胖乎乎的宝莱坞明星开始炫耀闪光的腹肌和鼓起的二头肌；《罗摩衍那》里瘦胳膊瘦腿的英雄罗摩（Rama）开始在日历艺术和政治海报里变得像兰博（Rambo）。流行文化里各种壮硕体格为莫迪上台掌权做了铺垫，他吹嘘自己56英寸的胸围，并向失业的年轻流浪者们许诺真正的国家力量。
这类复仇心重的男权主义者民族主义是德国人在19世纪初首创的，他们首先勾勒出打造极度健美的人民或者优等民族的愿景，并热情拥抱诸如体操、健美操和瑜伽等典型的现代体育锻炼形式，以及诸如裸体主义的时尚。但直到19世纪结束，肿胀的人体才作为一种力量的显而易见的、排他性的男性美德的“自然”化身出现。随着西方各个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化程度进一步深入，拥有财产的农民和自雇工匠们迅速变成为缺乏个性的上班一族和专业工作者。马克斯·韦伯在1909年曾警告说，由于“理性计算”被奉为新神，“每个人变成了机器上一个小齿轮”，而且可悲地痴迷于变成“一个更大的齿轮。”现代性铁笼里的工人阶级男性越来越丧失其原有技能和自主权，所以他们试图用大块肌肉来体现它，从而确保自身的尊严。
历史学家们多次强调，受到诸如自动化和时间管理等压抑性行业惯例羞辱的男性劳动者也开始通过咒骂、酗酒以及在职场里对少数女性进行性骚扰来维护他们的男子气概——这是一种侵略性的保守工人文化的开端，这种文化在新自由主义当政的数十年间已经深入蓝领工人的工作场所。在19世纪结束前，大量男性拥抱了运动和健身，并成立了各种好斗的足球运动员和拳击手的粉丝俱乐部。
不只是职业男性。美英上流社会的家长们开始送他们的儿子上寄宿学校，希望他们的身体和品格在不会受到腐化的女性影响的情况下获得恰如其分的强化。最早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组织竞技体育成为了一种预先阻止娘娘腔和大量培养具有男子气概的帝国主义者的备受青睐的手段。人们当时普遍相信，这些未来的帝国建造者们将会因为他们在伊顿和哈罗公学运动场上耗费过多的精力，以至于累得都不会自慰了。
但男性气质，一种权力的梦想，往往人们越是狂热追求，它就越是变得令人难以捉摸，由各种难以理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所催生的去势恐惧继续加深。它驱使19世纪末的许多欧美作家和政客陷入种族民族主义的超男子气概迷恍，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民族、种族和个人被概念化为生物实体，可以被打磨成无懈可击的有机体。随着这种僵化的现代性别差异观念扩散到非西方社会，对“种族自杀”的恐惧、对体育教育的狂热崇拜以及对打造一种“新人”的幻想，连同针对自慰的各种苛评一道，走向了全世界。
接着，欧洲殖民主义者推行把恶毒的同性恋恐惧症奉为神圣并推广异性夫妇生活和父系秩序的法律。他们的偏见在西方以外也通过受害者们得以确立，印度批评家阿希斯·南迪称之为“内部殖民主义”：欧洲帝国的臣民对过于娘娘腔的指控认罪，并决定拿出男人的样子从而赶上他们的白人统治者。
这解释了一种令人吃惊却几乎从未被探究的现象：为什么所有主要宗教团体中的男性——佛教、印度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19世纪末开始不约而同地哀叹他们所失去的阳刚并敦促练就一副强健的、不可侵犯的体格，不论是个体的男性，民族还是乌玛（Ummah，阿拉伯语音译，本意为民族，早期麦地那穆斯林政教合一的政权。——译者注）都不例外。这些成员包括了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马克斯·诺道，他梦想强健的犹太人——“肌肉犹太人”）、亚洲反帝国主义者（斯瓦米·维韦卡南达，莫迪心目中的英雄，他劝告印度教徒练出“二头肌”，以及阿努伽里加・达摩波罗，他帮助发展出的强悍佛教在缅甸近期实施的种族清洗中被可怕地展示）以及诸如童子军运动创始人罗伯特・巴登-鲍威尔等狂热的帝国主义者。
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这种模拟的男子气概最致命后果逐渐显露出来。男性气质研究的先驱、历史学家乔治·莫斯所写到的那样，“之前或之后，男性气质都从未被抬高到法西斯主义时期那样的高度。”像罗斯福一样，墨索里尼也把自己从一个娘娘腔的男人转变成了一个喷火的帝国主义者。另一个其貌不扬的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则宣称：“弱者必须被清除殆尽。”自封为雅利安优等民族成员的人们在与懦弱的犹太人的对比中定义了自己，并在大屠杀行动中发现了他们的钢铁之躯。
在21世纪，对男子气概的狩猎继续毒害着世界各地的政治和文化。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里，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快速变化，已经使得成倍增长的被连根拔起而不知所措的男人陷入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对男子气的确定性的追求中。老式帝国主义扩张和打造优等民族的施展余地可能消退了。但在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时代世界各地畸形不平等的社会里，对男性认同有着无数多的无法实现的要求。各种自我造就的成功男人的神话迫使全球各地的男性陷入于对个人权力和财富一种不间断的而且常常是劳而无功的搜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女性与少数族裔想象成竞争对手。更多的男性则试图以贬低和排斥女性的方式来显示某种被认为是他们的生物特性所固有的统治权。
对女性化的沮丧和恐惧已经助长了各种蛊惑人心的运动，就像白宫更衣室霸凌所释放出来的那样。戈兹关于超男子气概的陈词滥调已压倒了甘地所赞成的雌雄同体传统——而且不仅仅是在印度。巴基斯坦的年轻男性推崇由纨绔子弟变身为政客的伊姆兰·汗为大男子主义的救赎者，对批评他行为轻率的人充满敌意。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追随者眼里，作为成功男性象征的埃尔多安不可能做错任何事。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则以无耻的频率开着与强奸有关的玩笑。
厌女症现在之所以在公共领域里盛行，是因为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欧洲和美国一样，许多辛苦工作的人幻想着重新回到一个原始的过去：真正的男人高高在上，而女人则明白自己的身份。对似乎正在篡夺男性领域的“获得解放的”女性的厌恶，不仅在社交媒体上而且在各种露骨的人身攻击里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些行为获得了诸如印度教至上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伪传统意识形态的认可，它们为亚洲和非洲许多遭受挫折的男性提供了一种补偿性的男子气概：以旧式父权制取代新自由主义关于平等机会的虚假承诺。
苏珊•法露迪认为许多美国人试图利用9/11袭击缩小女权主义的成果，并将女性重新推回到被动角色中去。彼得森的传统主义是近年来在西方所进行的旨在恢复男性权威或者使得社会重新男性化的诸多尝试中最新的一次。这些尝试包括动用“威胁和震慑”的暴力，仇恨绿帽男、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把布什那样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装腔作势的男人重新想象成超人，以及最后对一位多次对女性伸出咸猪手的男人的政治神化。
在粗鄙的男子气概中反复寻找安全感证实了现代男性气质的历史就是一部幻想的历史。它描述了对于一个稳定和有序的世界注定失败的追求，必然导致向无法压抑的人类存在的多元性开战——这是一场尽管遭受毁灭性失败但总会周期性地重新开打的战争。对女性和柔弱的古怪恐惧也许与男性长期以来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所占据的统治地位有关。他们自身权利的受伤害感，或是对惯常要求的权力和特权遭到拒绝的愤恨，将有可能继续使得许多男性极易受到诸如特朗普和莫迪这类虚假男子气概贩卖者的伤害。然而，若是带着同情心对这些男性的愤怒和绝望做一番分析的话，那么将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即男人和女人一样都被人为的性别规范所囚禁。
西蒙娜·德·波伏娃写道：“女人并非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 她也可以对男人说同样的话，“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造就了这样一种生物。”并且迫使他对权力展开毁灭性的追求。与女人相比，几乎每个地方的男人都更多地暴露在酗酒、吸毒成瘾、严重事故和各种心血管疾病的危险里，他们的预期寿命明显更短，自杀的可能性更高。不管是在学校操场、办公室、监狱还是战场上，对神话般的男性性能力的追求的首批受害者大概就是男人自身。这种恐惧和创伤的日常体验在很多方面将他们和女性捆绑在一起，但由于身陷在刚毅男子气概的神话里，大多数男性往往不愿意承认。
当然，如果男人否认或者轻视他们在这个本身面临灭绝危险的星球上跟女人共享的脆弱性经历，那么他们将会浪费掉这场最新的男性气质危机。男性力量将依旧令人恼火地难以捉摸，倾向周期性危机、崩溃以及恐慌性的重复认定。在一个所有坚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哪怕表面上有权势的人也被丧失和取代的幽灵纠缠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根本实现不了的理想，一种命令和控制的幻觉，一种驾驭天下的幻想。男性气质这件由繁重角色和不可能达到的预期制成的紧身服，已经变成为巨大痛苦的来源之一——对男人和女人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不仅仅是为了理解眼下这场全球性危机，这也是为了看到解除这场危机一种可能性：即从担心自己不够男人这种荒谬但又造成严重后果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