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3·15”问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58 次 更新时间:2008-03-31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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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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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又要到“3•15”了,中央电视台像往年一样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一年一度的“3•15”晚会,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到一种恐惧,一种难堪,仿佛眼睁睁看到本不该发生的事情硬要发生一样。

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或者是我,或者是中央电视台“3•15”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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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在中国常年畅销的所谓世界知名品牌丹麦“香武仕音响”被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曝光,这个品牌在丹麦、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子虚乌有,纯粹是中国商人的欺诈行为。去年“3•15”晚会又曝光著名的“全球同步上市”的“欧典地板”根本不是什么总部设在德国有百年历史的著名企业的产品,又是某个中国企业的欺诈行为。我估计,今年一定还会有一些骇人听闻的欺诈造假时间被披露出来。被晚会曝光,欺诈和造假行为被遏止,当然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反而感觉到一种恐惧一种难堪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3•15”晚会打错了屁股。

在一个据说法制健全、社会进步的伟大国度,为什么接二连三发生这种骇人听闻的欺诈事件?当“香武仕”和“欧典地板”畅销的时候,政府管理部门干什么去了?一个企业,它总要注册才能够生产和销售吧?它一定会有依据国家法律纳税的义务吧?既然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跨国公司,那么,它是按照国内企业纳税方式和标准还是按照跨国公司企业的纳税方式和标准纳税?诸如此类的任何一个环节,只要稍稍认真一下,都不难发现这个企业是在欺诈。为什么在长达数年时间里,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被掩盖过去了?政府在哪里?

我们经常从报纸上看到连篇累牍控诉黑心商人的文章,看到连篇累牍叫人如何识别商品的文章,其专业程度已经到了一般人很难弄懂的程度。

当一个老百姓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你不但要懂得识别食品添加剂超标还是不超标,还要知道哪一种食品添加了什么足以致人于死命的毒药;你不但要懂得所有电器的原理,你还要知道哪种元件是真的假的伪的劣的,知道电磁辐射在多大范围内会对人的身体安全构成威胁;你不但要懂得哪一种水果蔬菜不是自然成熟的,懂得添加了哪一种化学物质,你还得知道哪种肉类被注水,什么样的猪蹄被沥青浸泡过,哪一种烧鸡是病死鸡烧制,哪一种火腿被泼洒了敌敌畏,哪一种腌菜或者果脯亚硝酸盐超标,哪一种所谓新鲜稻米是陈粮抛光制成,哪一家餐馆的炒菜、火锅用的是“地沟油”;你不但要懂得识别衣物的棉织纤维的含量,懂得鉴别儿童玩具填塞物是否对儿童的健康造成损害,还要知道医院究竟在哪一个环节最容易找到宰你一刀的机会,知道自己的骨髓是不是被医生用针管吸走了;你不但应当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并且应当大体上盘算出花多少钱能够治好这个病,否则就有可能被医院乱收费弄得倾家荡产;你必须确切地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能够生育的人,否则黑医生就会把你诊断为患不孕症,动用所有智慧吸食你的钱财;你不但应当知晓国家关于禁止教育乱收费得所有法律法规,你还得具备反抗乱收费的能力,否则你就只有任人宰割,交了钱还要签署一个“自愿捐助祖国的教育事业×万元”的协议;你不但要知道一种药品有可能多达几十个不同的名称,还要懂得比较相差几倍、几十倍的价格究竟哪一种才合乎这种药品的实际价值;你不但要知道哪种粮食种子是假的,更要具备辨别假化肥假农药的知识,否则,你就很有可能颗粒无收;你要能够识别奶制品中牛奶的确切含量,否则,你饮用的牛奶就有可能是一种用不知道什么化学药品冲兑出来的假奶;你必须具有火眼真睛的本领,能够识别黑中介的欺骗,否则,你从家乡带来的几百元前就有可能在你刚刚到达一个城市边缘的时候就被人骗走……具有如此神奇本领的老百姓还是老百姓吗?这是比爱因斯坦还伟大的科学家!这是超人!

老百姓当然永远是老百姓,老百姓命中注定成不了科学家,更成不了超人,所以,老百姓也就不断被人继续毒死,不断被人继续伤害,不断被人继续坑蒙拐骗,不断继续家破人亡,而这些家破人亡的人仍然不断被我们的媒体继续提醒着要怎样识别假货,怎样避免上当受骗。

我想再问一句:我们不是有世界上最大的政府吗?政府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政府不是控制了社会控制了人控制了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吗?怎么就长时间控制不了这种种让人绝望的弊端呢?我们的行政官员与人口比例不是世界第一吗?我们不是不断听说官员们前赴后继把腐败事业搞得有声有色吗?即使为了掩盖一下自己的不道义行为,你也总得做一点正经事情吧?此时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3•15”晚会没有发出这样的责问,老百姓似乎也没有发出这样的责问。

谁问过外交部的责任?谁问过国防部的责任?谁问过教育部的责任?谁问过公安部的责任?谁问过监察部的责任?谁问过民政部的责任?谁问过司法部的责任?谁问过财政部的责任?谁问过人事部的责任?谁问过建设部的责任?谁问过铁道部的责任?谁问过交通部的责任?谁问过水利部的责任?谁问过农业部的责任?谁问过商务部的责任?谁问过文化部的责任?谁问过卫生部的责任?谁问过审计署的责任?谁问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责任?谁问过国土资源部的责任?谁问过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责任?谁问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责任?谁问过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责任?谁问过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责任?谁问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责任?谁问过信息产业部的责任?谁问过国家安全部的责任?谁问过科学技术部的责任?

没有人问过,或者说也许有人问过由于声音太小而没有被人听到,总之,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所有的罪恶都源自于不法商人,源自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缺德鬼,我们不断听到板子噼里啪啦地打在这些人的屁股上,政府却衣冠楚楚,坐在会议厅里,喝着茶,欣赏着全民对于打假行为的欢呼和赞扬,政府认为这样很好,社会很和谐,中央电视台把这件事办得很好。

真的很好吗?

3

政府,在政治意义上是老百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委托一部分人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机构,让老百姓感到安全、保障社会的健康运转是它唯一的职能。一个社会成了欺诈者的天堂,成了假冒伪劣商品招摇的场所,责任不在老百姓——任何人都无权指责老百姓无知,因为老百姓已经用自己的税款完成了郑重的委托,有了这个委托,老百姓就有权利要求政府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场所,而不是时时刻刻生活在被欺诈、甚至随时都处在死亡威胁之中!

孟德斯鸠说过:“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如果我们的老百姓真正成为了政府权力的来源,成为越来越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最近有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经增长87倍。行政管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比较其他国家的同类比重,日本2.38%,英国4.19%,韩国5.06,法国6.5%,加拿大7.1%,美国9.9%,而且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增长,平均每年达23%!——的权力来源,那么,遇到“3•15”晚会这样的场合,老百姓问的就一定是政府:你怎么把事情管理成了这个样子呢?老百姓就会要求政府改善这种状况,如果政府仍旧漠不关心,对不起,请你走开,我用选举的方式让能够管理好这些事情的人来进行管理。

这就是民主的价值所在。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世界第一大的政府,而应当由政府管理的事务并且应当管好的事务竟然成了这个样子——不要跟我说什么各级政府部门到目前为止在打击假冒伪劣制品方面所做的工作,任何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能够判断,即使动用全国所有宣传机器都来宣传政府功绩,也难以遮掩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月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天所经历的艰难。

这就是说,政府没有尽责。

4

可能会有人批评:“陈行之你这样说政治影响不好,以后别这样说了。”

好,我可以不这样说——其实我何曾想这样说——我甚至也可以引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2008年3月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所做工作报告列举的数字,从另外一个方面反驳自己的观点——5年来,高检立案侦查省部级干部35人、厅局级干部 930人,其中就有一个叫郑筱萸的人,这个人不就是首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么?怎么就说没有人责问了呢?陈良宇、杜世成、邱晓华等高级干部严重违纪案件不也是在有人责问的情况下被查处的吗?

我还真的无话可说。

为了更无话可说,为了让人感觉更光明一些,我还可以引用一些数字:权威资料统计表明,20世纪80年代,全国省部级干部职务犯罪受到法律制裁者只有两人,违法犯罪的经济数额为几千元到两万多元;90年代上升为15人,2000年至200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0人以上,其人案数额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一些领导干部甚至充当了黑社会的保护伞,贾春旺在工作报告中说,5年来“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严肃查办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01人。” 5年来,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9963件,涉案金额34.2亿多元,这些案件,检察机关重点查办的大都是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报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引起官方高层关注的是,商业贿赂行为已成为孳生贪污、受贿,败坏商业风气,腐蚀干部队伍的温床。中纪委副书记何勇甚至将商业贿赂描述为“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2006年1月,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明确提出要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六项重点任务之一,要求“抓得紧而又紧”。2007年6月,由22个部门组成的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该《意见》要求“把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摆在突出的位置”,并“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坚决惩治商业贿赂违法犯罪行为。” 贾春旺称:“当前,商业贿赂在一些领域和行业仍比较严重,手段方式更趋隐蔽多样;一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审批权、执法权牟取非法利益的现象比较突出。随着国际商务活动竞争的加剧,国(境)外公司在我国内地行贿问题还将日益突出,治理商业贿赂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2007年9月13日,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对此,学者认为,国家成立预防腐败局,表明我国在反腐工作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弥补了过去的空白”,有助于提高预防腐败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和法制化水平。

学者认为,十六大以来,我国在反腐工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首先最明显的就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十六字方针的提出。其次是党员的规范性建设,包括党员条例、党员监督条例、党内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都更加规范了。再有,就是在监督制度上,强化了监督机构的职能和职权。按照受贿10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是大案,查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为要案这一标准,检察机关5年来查处大要案的比例分别从2003年的46.8%和6.3%上升为2007年的58.1%和6.5%。2005年,造成120余名矿工死亡的广东梅州兴宁市大兴煤矿“8•7”特别重大透水事故,有22名政府和管理部门公职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包括广东省安监局原副局长胡建昌,检察官的身影同样出现2007年有关部门对山西黑砖窑的查处上……这些都表明,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正向制度化迈进,变事后惩治为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

这就是说,形势非常令人鼓舞,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五年我们国家将遏制住腐败,从此天青日朗,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拥有一个清正廉洁高效的政府,不让老百姓活得如此艰难,不再有假冒伪劣商品来毒杀老百姓的性命。

但是,我们真的无话可说了吗?

或者,我们反问一句:这可能吗?

我仍然认为不可能。

为文者,立此存照,白纸黑字,我愿意让这个结论经受五年检验,五年以后再来看事情的真实情形,我自信此番判断无错。

自信来自哪里?来自可怜的一点儿社会学常识:任何一个不是由人民直接委托、监督并进行社会管理的政府都不可能遏制腐败,因为权力者(政府是由一个又一个权力者构成的)本身就有极大的腐败冲动。

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已经证明,权力无法制止腐败(我们制止腐败的方式与明朝相仿,但力度远不及明朝),只有权利才能够制止腐败,这就是说,只有公众获得了充分的权利,真正进入到委托和监管权力的程序之中(所谓程序正义),官员腐败才能够得到遏制,这需要大规模的、根本的而不是浮光掠影的、走马观花的、走过场的政治体制改革来保证。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

一个产生于权力的权力机构,或者说一个一个由权力叠加的权力金字塔再巍峨崇高也不天然具有正义,它更不可能是高效的。当没有人对一个权力系统的功绩与失责进行评判和监管的时候,它甚至可以调动所有宣传力量来掩饰失责而不必为这种失责承担任何责任,就像我们多少年来看到矿难发生以及矿难发生以后发生的事情那样,就像巨大天灾人祸以后总会有大规模庆功表彰大会那样,就像我们看到“3•15”晚会不断噼里啪啦把板子打在黑心商人的屁股上,而政府却依旧洋洋自得地体会人民的感激拥戴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得小心,要尽可能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因为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然给我们把小命丢掉,就像那些被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坑害得倾家荡产的人,就像那些死于假冒伪劣商品的人……如果我们成了这样的人,不会有人对我们寄以同情,可能还会有人责怪说:这个人也太无知了,怎么连假酒都喝不出来呢?就不是合格的公民嘛!死了也不怨!

5

我愿意相信五年以后情况会有所改变,那时候,物质一定比现在丰富,即使最底层的人也可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谈论的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

马尔库塞曾经忧郁地论述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产生的一种悲哀景况:“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满足个人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正当地要求接受它的原则和制度,并把政治上的反对降低为在维持现状的范围内商讨和促进替代性政策的选择。”(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1964年出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或许比超级资本主义更加严重,因为我们是在还不曾拥有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情况下进入到物质丰富年代的。在这样的社会中,财富将会收买自由,政府将会继续强大,公众将会被继续豢养和管制,所有这些都将成为生活常态,我们甚至会丧失对公正的感觉,丧失作为一个人存活于世的意义特征,丧失在困难年代珍视过的正义观念……假设那时候中央电视台继续筹办“3•15”晚会,那就将会是一场类似于春节联欢晚会那样的喜庆晚会,因为人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公正什么叫权利了。

这就是说,只要公众仍旧处在被豢养境地,只要他们还没有真正为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就难免会吃下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吃的东西,其中当然包括假冒伪劣制品,包括国有垄断企业近乎于吸血式的从公众身上攫取利益……公众仍旧是公众,他们仍旧不会成为公民。

比照马尔库塞描述的情景,我们目前愤然于被不法商人欺诈,被毒杀,被坑蒙拐骗,愤然于被政府教导说要懂得识别真货假货,其实真的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好事,因为恰恰是这种愤然,证实了我们的存在,证实我们还没有消失于无。

在这种情况下,“3•15”晚会问谁或者不问谁似乎又不像本文开头说的那样要紧了。

据说中央电视台今年要把“3•15”晚会办喜庆一些,不像往年那样凝重——我不知道事情是不是真的在朝马尔库塞描述的那个方向发展?

马尔库塞真的是一个令人恐怖的预言家吗?

(2008-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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