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沈元，也许和人们所说的文革中被害的烈士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人有所不同，但是他悲惨无助的命运使我心情异样沉痛。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化妆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使馆？这种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里实在太愚蠢，太戏剧化、太无成功可能、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但这的确是真的。那一天，沈元买了盒黑色鞋油，涂抹在脸上身上假扮成黑人，进了某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谁知该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国政府。沈元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来，有何价值？岂能被收留?而且对方又如何承担得起外交风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这是“叛国投敌”，当然是“罪该万死”。
沈元注定要命丧黄泉更因为他又踫到1970年1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碰到“严打”，即根据政治的需要不时以运动的方式特别“从快从严”惩办某些特定的“罪犯”。这份编号为〈中发〔1970〕4号〉文件指示说：
“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
于是，羸弱书生沈元也被列入“无恶不做，危害很大”之徒，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一个月之后，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
为什么沈元这样显露十足书呆气的一介书生，竟然会破釜沉舟地选择装扮成黑人、逃入外国使馆的这条不归路呢？这应该是一个很浅白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追问，而且要年年追问！余杰评论这个几乎四十年前的事件时，想到今天中国大陆许多人也饶有兴趣的“行为艺术”，说，如果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话，它足以让今天中国所有的行为艺术家们都瞠目结舌、并甘拜下风。当然，这种性命攸关的事，绝不是艺术灵感冲动的结果！谁都可以想象得出，沈元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其灵魂深处一定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况且沈元是这么一个人——从他一向的言行可知，他对中国的同胞、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历史充满深沉的爱，充满单纯的爱。
当时，沈元实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实在是走逃无路了。他刚结婚不久，小两口日子刚刚开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丽，既纯洁又贤慧，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他俩被扫地出门，逼得到处躲藏，工作单位也不接纳，小两口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呢？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人所难以体会的。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点点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尝愚蠢到要走上这一条几乎注定的死路？！
二
让我们从沈元曾经有过的兴奋的时刻说起。
1956年，年轻的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这么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是天才加上勤奋。在北大学习期间，如他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言：他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他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他当年学习生活的情景。
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勤勤奋奋当一名学生时，书生气的沈元竟因一个不幸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他出于好奇心，也因为并具的聪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译并议论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于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
1961年，“摘帽”（摘去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
1962年，沈元在北京学术刊物《历史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内行人评说，这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论调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无论从国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备加称赞，复旦大学的周予同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郭沫若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
沈元是姑母推荐给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的。刘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家黎澍的门下。正是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刘导生和黎澍都是爱惜人才的有胆识的领导；最主要的还因为那时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毛泽东的极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议，一时比较收敛，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了一些。不然，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的研究机构的。
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
当时知情人知道，所谓“转机”背后有杀机。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有浊流翻滚，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
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仍然不依不饶，又再次告状，甚至联名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脱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1966年“文革”爆发，沈元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他这个“权威”是其中最为年轻的了，当时才二十八岁，同一名单中的历史学家们都是他的老师辈。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沈元被连续批斗陪斗，惨遭各种侮辱，丧失了全部人格尊严,在走投无路之下，发生了前文所说的事件。
三
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捕之后，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
文革结束以后，终于有了一张带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此时此刻，沈元坚强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亲再也要不来儿子了——儿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亲”杀死了。
关于沈元之死，可说的可以很多很多。沈元这个上海人，出身书香门第，一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孱弱、面皮白净的书生，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他即使在狱中，据昔日狱友们回忆，人缘也非常好。“自己病成那样，还把有限的口粮分给别人吃。”“他很安详，有修养有学问，很受尊敬。”但是这么一个沈元，早在“文革”之前，已为许多人所嫉妒所追堵所不容。他与那些人无冤无仇，他们何以这样咄咄逼人?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他更是可怜巴巴地孤立无助，一步步被逼上绝路。沈元被捕后，他的案例交给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同事讨论时，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也许有人还觉得沈元就是可笑之至，甚至是“罪有应得”。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悲哀和耻辱。
刘再复在〈面对高洁的亡灵〉一文中，痛切地解剖自己的灵魂：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青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他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
人们明白了，暴政可以是双重的，不仅有独裁政权的暴力专政，为独裁政权所愚昧的民众也可推波助澜施加多数暴政。人性的卑鄙，制度的罪恶，沈元案件提供了一个令人万分悲愤的标本。
（后记：本文为笔者长文〈他们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祭“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思想者〉的一部分，初稿于2006年5月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之际。有一段前言，见前文〈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