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源教授（1902-1992）生前对学生、对工作、对事业、对人民的无限热情与高度责任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重温他的教诲，学习他的作人，仍感到无比亲切，给人以力量。这里将几件事写在下面。
题要自己做
在大学二年级时，周培源教授给我们讲授理论力学课。这个课是一半时间全年级200多人听大课，另一半时间分作9个小班上辅导课，在辅导教师指导下做习题。周培源教授除主讲大课外，还亲自上一个小班的习题课。
对力学专业来说，理论力学是一门主课，也是较难学的课。除了要求较好的数学基础外，推理严密，应用灵活，学生一时不易入门。所以高年级同学传来一种说法：“什么是理论力学呢？就是听讲明白做题不会的课。”
周培源老师多年讲授理论力学课，对这一点深有了解。他要求同学认真听好课，在做题前认真复习掌握好基本原理。一次上大课时，我们注意到他一会儿换一副眼镜往教室后面看看。下课了，他宣布：“坐在后面的两位同学留下，别的同学下课。”后来我们得知，留下的两位同学被老师严厉批评了，原因是他们上课时交谈，没有好好听讲。这件事，对全年级震动颇大，尽管那两位同学在班上学习成绩一直是一流的，周老师也不姑息他们没有认真听课的行为。这就促进年级形成良好的课堂秩序，养成认真听讲的习惯。
对于怎样做题，周老也有说法。他在大课上说：“题做多了自然就会做了。”“而且题要自己做，做题好比打猎，要自己打，不要学清朝皇帝，在西苑南苑养了鹿，由太监把鹿或猎物赶到自己跟前，再去射。”周老师的这番话同学们印象很深，在40年过去后，同学们相聚谈起还很新鲜。这番话，使我们加强了独立钻研精神，逐渐克服了那种一不懂，未经思考便发问，一不会做题，未经思考就查题解的坏毛病。我逐渐体会到，学习劳动也是艰苦的，而且唯其如此，当学有所得，在学习上独立捕获“猎物”时，心理上的愉快也是难以言状的。
多听听别人的意见
“四人帮”垮台后，科学教育界无异于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一次我去拜访周老，他谈起四人帮对自然科学和教育的破坏，谈起需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并且建议我们写一篇东西，谈谈我们的看法。
参加写的连同周老在内一共是3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数易其稿，总算有了一个初稿。每一稿写完，周老从不马虎，总是从头到尾仔细推敲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在我看来好像可以定稿了，他还是请人民日报社打印了200份，亲自寄给科技界教育界的朋友们征求意见。一封封回信寄来，不少信肯定了文章的基本论点，还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周老都逐一亲自将这些意见汇总起来，交给我们去改。
在整个过程中，有几次，我对修改后的稿子颇有点满意，试探着问周老：“这文章准备拿到哪里去发表呀？”周老似乎听出我的意思，总是回答：“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正是周老亲自寄出去的征求意见稿，从收回信件中汲取了许多好意见，其中有钱学森先生、裴丽生先生、于光远先生、何祚庥先生、钱三强先生等人的意见。看到这些宝贵的意见和补充，深深为周老认真严肃与虚心求教的精神所感动。
打那以后，我每次写文章不论大小，也尽量在发送前请人看看，送给同事、学生，听听意见。然后再认真修改几遍才脱手。
后来文章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高速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为题于1978年8月15日《光明日报》上在显要位置发表。文章批判了“四人帮”粗暴破坏科学技术，阐明了科学技术中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科学技术工作中群众路线的观点。这篇文章在科学技术结反映很好。随后，日本的《科学》杂志翻译全文转载了。
慎之又慎
1987年后，周老对三峡工程的宏观论证非常关心。他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多病还亲自到现场考察。
在这期间，曾同周老有过几次接触。每次谈话，他总是谈到三峡问题，谈到各种看法，也谈自己的看法。言谈中，充满了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并一再说：“对像这样的工程，一定要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慎之又慎。”
记得1988年春节向他拜年时，他仍是娓娓而谈三峡工程。我对水利工程是地道的门外汉，在周老谈话时，只有听他的份，提不出多少看法。不过心中也另有所思：周老这么大年纪了，你也不是水利专家，还不如等专家们讨论定了投个赞成票算了，你这样为三峡而忙，还不是瞎操心。心里这样想，口中便劝周老：“你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空多打打太极拳。”
周老对我的劝说不以为然，说这是全国每一个人都应当关心的大事。而且这样大事的决策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通过三峡工程的论证可以为国家对重大问题的民主决策积累经验。临走，他还送给我一本有关三峡工程宏观决策的书，并嘱咐我认真看看提出意见。这本书是周老作的序，周老对书中不少作者的意见非常熟悉也十分重视。周老并且指着书中他写的序中的一行说：“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时写的是：‘主管部门尤其不能主观地追求兴建一座超世界水平巨型工程而流芳百世，否则会欲速不达，适得其反。再说一句，如果不经过各个方面的反复论证，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就仓促上马，势必后患无穷，遗臭万年。’收入这本书时，语气缓和了一些，把‘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改成了‘闻名于世’‘后悔不及’。”
后来我阅读周老给我的这本书，发现其中有李锐、孙越崎、黄万里等名人的文章，还有著名的力学家、气象学家、水利学家、水文学家等数十人的文章。收录的多是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的意见，而且从各方面论证三峡工程不可搞或不可仓促搞。
记得在这次谈话中，我偶尔提起过我们系王大钧教授曾经参与过一个水坝振动的课题。那是广东省的一个水坝，那个地区从来没有过大地震，水库蓄水后诱发了一次地震，而且水坝裂了缝，需作补强。这个情况，我讲的时候也不在意，过后也便忘了。岂料过了些时，王大钧见到我说，周老把他叫去了，详细询问蓄水诱发地震的问题。这件事使我非常内疚，以一位90岁的老人对三峡工程问题的关心以及对它的关键技术问题寻根问底精神使我感动不已。我平时曾自诩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但遇到真正的像三峡工程这样的大事，表现得却有几分世故起来。自那以后，我不仅认真阅读了周老送给我的书，还阅读了有关三峡论证各方面的看法的文章。从而不仅对这项工程有些了解，而且体会到，在重大问题决策上，有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好事。这些不同意见的存在与充分表达，可以使决策更正确，从而可以少犯错误。我体会到，周老所关心的三峡问题，不仅是一项技术问题，同时也牵涉到我们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的问题。
周老在三峡工程宏观决策的书中的序言中说：“因此，为了解决这个宏观决策问题，除要研究水利水电工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变化、系统工程等问题。在决策过程中，需要认真贯彻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针，只有贯彻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才能取得符合科学化要求的结论。”周老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目光是深远的。
我不能掠人之美
尊重人，尊重别人的劳动，是周老一贯的作风。
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科学名人词典，想请周老作主编。按照现今中国人的习惯来说，当时周老是全国科协的主席，又是知名的科学家，当个挂名主编也并无不可。不过周老却对来人说：“我已经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逐篇审订书稿，所以我作不了主编。”来人说，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你只要挂个名就行了。周老说：“你们要我不做实事，我不能不做实事而掠人之美。”就这样，周老把这桩事情给回绝了。以同样的说词周老回绝了不知多少类似的请求。
四人帮倒台后，周老让哲学系的一位老师和我帮助他写的那篇文章，在他托人民日报打印200份寄出征求意见时，发现在作者署名处，把我的名字脱漏了。我告诉他说，这篇文章我做的事很少，帮老师做点事也是应该的，就不要署我的名字了。岂知他却不以为然，以80多岁的人，硬是将200份逐份用笔添上我的名字。这件事虽小，却使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一个为人正直的人，是特别尊重别人的劳动的。把掠人之美看作是和偷盗一样的可耻。后来，我体会到，对作品署名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在我和同事或学生合作写书或文章时，如果文章或书的主要思想不是我提出的或主要部分不是我写的，我一律署名在后或不署名。
每当我在书店里或图书馆里，看到一些院长或部长之类的大腕，在砖头厚的书上署主编之名时，这在中国可能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不过在我心中越发升起对周老的尊敬。
顺带说的是，周老的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在和他接触较长的学生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1992年，为祝贺周老90寿辰，我们组织了一个以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我是秘书长，负责一应杂事。会议最后要出一本文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想请周老的学生，国际知名学者林家翘先生出任主编。我便去找林先生说明此事。林先生说：“我不能担任主编，因为我没有精力逐篇看文章，况且这次会议是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我只懂流体力学，理论物理我不懂。不过，我也得帮你们想个办法，等我想一想，明天你再来找我。”次日，我又去找林先生，他说：“有办法了，我们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我和胡宁先生（周老的另一位学生，专长是理论物理）共同担任编辑委员会的主席（Cochairman），然后由你们找若干位编委，你们担任编辑委员会的秘书，这样是不是更好。”后来我们经过商量，觉得林先生的主意确实很好，就按照他的意思办了。我想，林先生建议的编辑委员会，是一个集体负责的组织，它是尊重每一个成员的劳动成果的，而担任主编是由他一个人负责，名称虽然只差一点，但对其成员的劳动成果的分量尊重程度却有很大的不同。从这件小事上我体会出一个正直严肃的学者，他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从林先生身上看到了周老的影子。
在学术腐败严重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周老这种正直而严肃的尊重别人劳动的精神不是也很重要的吗。
本文最早发表在文集《宗师巨匠 表率楷模》（纪念周培源文集）学苑出版社，2002年，此后略有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