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达老师是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专业上的启蒙老师。在至今五十多年的相处中，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

我是1954年来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的。那一届一共招了200多学生，分为九个班。由于当时高中毕业生不足，还从在职干部和工农速成中学中选送了一批学生，.这部分学生叫做“调干生”。入学的程度参差不齐，为了便于教学，便大体按照入学程度来分班。其中第3、6、9班是入学成绩比较好的。而第1、4、7班是入学成绩比较差的。我在入学前曾经工作了两年，被分在第4班。我们班一共有5为调干生。起先系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分班的“秘密”，这是后来经过一两年学习后同学们慢慢“破密”的。

按照当时的教学计划，我们要学的各门功课中，以数学分析份量最重，每周8学时的课，一共要学4个学期。主讲老师是程民德教授，率领四员干将：吴文达、董怀允、徐翠薇、陈永和老师。（现在，这5位老师都已故去，董怀允、陈永和老师是在“文革”时期被整死的，吴文达老师是最后一位离开我们的。）8个小时的课是四小时听程民德先生讲大课，其余四小时是分小班上习题课。那时这四位年轻老师都还只有二十多岁，也都没有成家，还都是助教，正是风华正茂、干劲十足。大约过了一年才听说，董怀允老师和吴文达老师被提为讲师，于是我们便嚷嚷要先生们请客。

吴文达老师是辅导我们第4班数学分析习题课的老师。教我们这个“困难班”所要付出的劳动量是可想而知的。除了上大课、上习题课，照顾全体同学跟上教学进度外，还要给学习比较困难的同学“吃小灶”，即个别辅导。吴文达老师就问过我，需要不需要参加个别辅导。 我是正规高中毕业的，只是由于工作了几年，高中学到的那点文化知识，有点淡忘。我自信过一段能够经过努力赶上，所以回答说：“吴老师，你重点照顾那几个不是正规高中毕业的同学吧，我自信能够赶上。”

在我们印象中，吴老师上课的确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出好题，往黑板上一写，然后就在教室里来回巡视，东看看这个同学的草稿纸，注意他的解题思路，西望望有哪一位同学是否已经做出来了，以便叫他把标准解法写到黑板上去。这还不算，对于作对题的同学，当即在练习本上用红笔画一个对勾，同时还不忘检查前两天所留的课外作业完成情况，对的打勾，错的打叉或画个大问号。巡视一过，还要把同学普遍容易犯的错误在黑板上讲解，并且联系大课老师讲的知识以加深同学的记忆。所以同学们都说，吴老师上习题课，犹如三国时庞统当县长的效率。也正是吴老师上课的高效率，他才有在课外给“困难户”开小灶的时间。

说起“开小灶”，我们班五个“调干生”中，就我的年龄最小。最大的一位叫董绪清，年龄比吴老师还大一岁，苏先基则和吴老师同岁。董绪清是一位老钳工，文化还不到初中程度，学习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有的同学听了大课连自己懂没懂也弄不清楚，更谈不上做题和独立思考。老师真是一点点把着手教。先教会大家对这门课的兴趣，又教会如何对自己提问自己回答。就这样，我们这些人大多跟上了进度，有的还学得很好。

由于是学时最多的课，与吴文达老师接触的机会也最多，加以他又平易近人，所以在教我们年级的全体老师中，我们与吴老师混得也最熟、感情也最深。过年过节，我们经常到他那里拜年、侃大山。吴老师每逢知道我们要去，就事先准备好瓜子、榛子、柚子等等招待学生。这好像形成了一个传统，就在近几年，每回我们几个在京的同学去看望他和姚曼华师母，他们都还是准备了瓜子、花生之属招待我们。不仅如此，每当我们老四班有同学从京外来，都自然要去看看吴文达老师，我们在京的同学也趁机与吴老师聚会，久而久之，吴文达老师的家，就变成了我们老四班同学的“驻京办事处”了。

又由于数学分析这门课学时最多，学得好坏，对后面的学习以致毕业以后的工作影响深远。甚至会影响他专业生活的一生。所以我每每想起自己在高等学校能够混下去，而且还居然做出了一点成绩，和数学分析这个团队，特别是和吴文达老师对教学的这种热忱和投入是分不开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被安排去教力学系的数学分析，并且主持力学系的数学课教学，不免每每回忆起吴文达老师教我们的情景。想想他对教学的全身心地投入和热忱，对推动自己的教学工作无疑是一种鞭策。

在老师们耐心教导下，加上自己努力，我很快便从一个学习困难户“脱贫”了。到大二还被推成了“三好生”。在大一下学期，党组织发展我入党。当时吴文达老师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员，在发展新党员时，按照当时的手续，组织员要给新党员谈话。系总支通知我说吴文达老师要和我谈话。我虽然和吴老师已经很熟，但因为要谈到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心里不免有点如临大敌。谈了些什么，早已忘了，但留下一点印象是谈得很是轻松愉快，和平时和他相处时的谈话没有什么两样。

1959年秋，随着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开始，全国上下都在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北大也不例外。全校组织了二百五十多人的党员学习队伍。总支委员和党员系主任以上的干部全必须参加，每周抽几段时间集中学习。说是学习，其实那阵势又是要整人。我那时是数力系的总支委员，照例是要参加“学习”的。刚开始动员，就听说党委副书记邹鲁风自杀身亡。当时也许很是天真，认为数力系和人民公社没有多大瓜葛，大跃进时我们又是炼钢、又是打麻雀、又是十三陵水库劳动，大家既出人又出力，汗没有少流。虽不能说有多先进，但至少也不能说是促退吧。心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离自己很远，参加学习不过是看看热闹，受受教育而已。

后来的发展却大出意料之外。按照当时灌输的理解，凡是不听上边的话的言论和行动，都可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校揪出了法律系马振民、哲学系汪子嵩、技物系孙亦樑来批判。紧接着，数力系也把原来的党总支书记林建祥，系秘书丁石孙揪了出来。一个说是漏网右派，一个说是阶级异己分子。其实批判的内容还是批判他们在办学上没有听上面的瞎指挥的话。也就是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按照“苦干三年把北大建成共产主义的新北大而奋斗”、“把北大建成三联合基地”、“把实验室车间化”等等的号召组织群众去干。这就是全国有名的“党内专家”一案。

我当时只是小助教一个，还够不上专家。但由于我一直是把他们当作学习的努力方向和榜样，用时下是话说，我是他们的“粉丝”。所以在批判他们时也不免被连带。吴文达老师是幸运的，他前两年去莫斯科大学进修，没有涉及大跃进的什么事；又由于他外出，不再担任系里的领导工作，所以系里政治挂不挂帅，与他也没有多大关系。所以他没有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抓，不过还是要挨批判的，因为他毕竟和林建祥等共事多年，是非观念是相通的。

1959年那次党内整风，对于我可以说是一次人生的转折。被整的林建祥、丁石孙老师，以及外系被整的所有人，在“文革”后虽然平反了，但那次整人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是终身难忘的。自那以后，才真正体味出，自我上学以来听到天天喊的“政治挂帅”的真正含义，我便淡出了那些“政治”。我观察吴文达老师的作为，猜想他和我有相同的心境。因为自那以后，他对那些“政治”也慢慢淡出了。

“文化大革命”中，系里除了折腾对全国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的辩论外，把数力系的老问题搬出来辩论，又把林建祥、丁石孙这些批判过多次的老师拉出来批斗。还要争谁是系里正确路线的代表云云。我们这些过来人，都觉得吴文达老师从院系调整以来就一直在系里，对系里的历史比较清楚，而且这些年来一直超脱于折腾之外，对系里的是非看法可能会是公正的。苏先基、沈立和我三人便约好就系里的是非问题去和吴文达老师做一次长谈。他不仅给我们仔细介绍了系的历史情况，而且分析了办学过程所走的一些弯路，认为都是前进中难免的，没有哪个人能够说是一贯正确，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问题。经过那次谈话，我们对系里的历史有了一个比较平和的了解，对于个别号称一贯正确、受迫害、受打击的人心中也有了底。对“文革”的折腾，我们虽然口无异言，但以后要怎么做，彼此是心照不宣的。从那次谈话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就抱着一种冷眼相看的态度。就再也没有卷入那场大折腾中，在整个“运动”中当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

1969年，按照最高指示，我们力学专业被拉到了汉中去“建设三线”。而吴老师和数学专业的大部分教员则被发放到江西血吸虫很严重的地区去劳动改造。有一次，汉中分校派了部分教师到江西去“取经”，回来时，吴文达老师还特地托他们捎给苏先基、沈立和我每人一个纪念章。这三枚纪念章拿到我们手里使我们回忆起那次长谈，我们意会到，我们对“文革”的看法仍然是相通的。

回想吴文达老师毕生对事业那样兢兢业业，对教学的热忱与全身心地投入。他在对我国计算数学的发展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是北大计算数学教研室的创办人之一，他又是北京市计算中心的创始人，他还是北京计算机学院（后并入北京工业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对他淡薄名利，一辈子甘当“瓦罐”（他对自己的戏称）不求闻达，对是非问题能够始终保持冷静，在全民脑子发热时能够保持常人的见识，对挨批挨整又能泰然处之。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说明他是一个认真的、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一辈子能够像他那样认真不苟地和乐观地工作，能够有一个冷静的常人的是非观，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就非常满足了。正是这样，吴文达老师的为人做事，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