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这个人物十分复杂。他还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说与中国近代历史共始终。
张之洞诞生于1837年，也就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三年，中国进入近代的前夜他诞生。他去世于1909年，在他去世之后的两年，就在他苦心经营将近20年之久的湖北的省城武昌，爆发了推翻清王朝，推翻中国两千多年专制帝制的辛亥武昌首义。张之洞70多年生涯，可以说是跟中国近代史共始终。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历程当中的一次重要的运动——洋务运动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后期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主要代表。晚清新政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的继续。中日甲午战争宣布洋务运动破产，应该说是宣布了李鸿章主持的那一代洋务破产了。洋务运动的后期代表最主要的就是张之洞。张之洞进入洋务运动的时间，比李鸿章他们要晚，差不多要晚了20年。我多说两句话，现在播放的那一个电视片叫做《乔家大院》，片子拍得还可以，但是里面有一点不当，就是让张之洞在太平天国时期出现，片子里张之洞已经是一个比乔致庸年龄还要大的一个官员，找乔借钱，这完全不对头。太平天国时候张之洞还没出山，还是一个青少年。片子可以虚构啊，但是你不能够把真实的历史人物，随意剪裁，这样不好。
张之洞初入仕途，是一个偏于保守的人物，是清流党人。清流党是晚清的一个以批评洋务运动为目标的一个政治派别，而张之洞在80年代以前是这样一个人物。这儿我们要简单讲一下，张之洞入仕的历程，讲一下他与晚清操纵中国政坛的一个重要人物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这一层关系，张之洞后面的业绩是不可能的。
张之洞是一个早慧的人物，他15岁乡试（省试）第一名（解元），26岁中进士，所以当时人说“今日科名之早，盛推张南皮”。他26岁中进士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由于他的殿试文章比较尖锐，对于时政有所批评，所以考官不高兴，当然也承认他写得不错，就把他的这份卷子列入三甲末名，就是第三等的最后一名。后来主考官把他提到了二甲，提到了第二档。因为是殿试，最后谁阅卷呢？是两宫皇太后。慈安是一个挂名的，她不会去管这些事情，真阅卷的是慈禧，就是西太后。慈禧这个人是很有眼光的，她在阅卷当中，发现了张之洞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就特别把他从二甲拔到了一甲第三，那就是探花，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这个地位就很高了。所以张之洞跟慈禧的渊源很深，张之洞是慈禧发现的一个人才，所以被称作太后“手擢之人”，亲手提拔的一个人，这是他跟慈禧的一层关系。慈禧有恩于张之洞，反过来，张之洞也报答了慈禧，这个叫做投桃报李。
在1879年的时候，同治皇帝已经死了好几年，光绪继任帝位，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按照清朝的祖制，前面的皇帝死了，那个皇帝又没有自己的亲生血骨，没有儿子，那么就应该选一个他的下一辈的侄儿继位，就是选溥字辈，就是溥仪的那一辈人来当，但慈禧不愿意，如果选溥字辈当皇帝，慈禧是什么身份呢？那就是太皇太后，而根据清朝的祖制，太皇太后是不能垂帘听政的。所以慈禧就违背祖制来选择一个什么人继任当皇帝呢？选同治皇帝的叔伯兄弟，这就是光绪皇帝。于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在朝廷里面言官有很多的批评意见。这对于慈禧的地位有威胁，涉及她的权力的合法性问题。现在的一个统治者，他的权力的合法性要通过民主法制来确定，而那个时候是要根据宗法制度，由宗法的近支性来决定，是近支还是远支来确定合法性。而在1879年的时候，这已经是光绪年间了。当时正在安葬同治皇帝入陵墓，有一个参与安葬工作的吏部主事叫吴可读。这个人是个书呆子，认死理，他上了一封奏折，对慈禧很不利，而且还没有办法对他兴师问罪。怎么呢 ？他自杀了。这叫做尸谏，这就对慈禧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满朝议论纷纷。正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张之洞，他当时是个言官，凭着对于礼制的精熟，这方面知识很丰富，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上了一个奏折，讲了一些道理，回应了朝野的议论，帮助慈禧太后走出了困境，解了围。所以慈禧对于张之洞心存感激。
张之洞在以后的仕途当中，在漫长的封疆大吏任上，在办实事的过程当中，要遇到很多问题，有政敌的攻击，还有财政的困难等等，慈禧是他坚定的支持者，没有这个支持是不可能成事的。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是后发次生型的，是自上而下的得以推进的，不是像英国、法国那样的原生型近代化运动，从底层，从下面的资产阶级发展起来向上推进。中国、日本，包括俄国，都是后发次生型的，是要从上面发动的，彼得大帝发动，明治天皇发动，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慈禧太后发动。所以慈禧太后是否支持至关重要，而她是支持张之洞的。这里还要交代一层意思：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尤其是李鸿章，长期主持洋务新政，权力非常大。曾国藩兄弟辞世以后，朝廷、慈禧既要利用李鸿章的淮系来办洋务，增强国力，富国强兵，同时又是不放心的，如果只有一个尾大不掉的地方力量，对朝廷是很危险的。所以朝廷、慈禧太后要扶植一个另外的力量，也是办洋务，而且也要办出实力来，与李鸿章的淮系相抗衡。而张之洞就是慈禧，就是当时的朝廷所选择的一个重要对象。所以张之洞后面的业绩固然跟张之洞个人的励精图治，跟他的雄才大略有关，同时跟整个晚清总的格局是相关的，是这个总的格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为什么把他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呢？那是路政之争的产物。修铁路当时有两种意见，李鸿章是主张修从港口到北京的铁路，有很多人反对，认为修了这样的铁路很危险，外国人一下就可以打进北京来。张之洞他们主张修内地腹地的干线，这就是芦汉线，“芦”就是芦沟桥。因为当时的铁路不能修到京城里面来，修到京城里面来就把龙脉给挖断了，哪能干？只能修到京城的郊区，所以当时叫芦汉铁路，“汉”就是汉口，后来我们叫做京汉铁路。后来长江大桥修好了以后，就一直通到广州了，就是京广铁路。那个时候叫芦汉铁路。那个时候修芦汉铁路是很不简单的事，一定要派重臣来掌管，那就选中了张之洞，就把他从两广总督调任到湖广总督。他在湖广总督任内，一当就是17年，1889到1907，1907年他才调到朝廷当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被称作入阁拜相。这在晚清是很少有的，一个大臣在一个地方当封疆大吏长达将近20年之久，这是极少的。我们不能说是绝无仅有，因为还有一例，那就是李鸿章当直隶总督达到21年之久，只有这两例，其他的就只有几年。为什么不能让一个人在一地当权太久啊？当得太久就尾大不掉，那就可能对中央有威胁。正如70年代曾经搞八大军区司令对调，那是一个道理。让张之洞任湖广总督这么长时间，表示了对他的信任，同时也说明当时朝廷希望张之洞以湖北，尤其是武汉为基地，建设起一个跟北洋相抗衡的第二个洋务中心。我认为是有这么一个意图的。当时的李鸿章的基地是在保定和天津，这是北洋，所以当时说，人才不是归于津门，就是归于武汉，就是成了两大中心。张之洞在湖北经营近20年之久，所以他把湖北说成是他的第二故乡。
他在湖北经营洋务新政，大略有三方面内容。
一个就是兴实业，就是建设现代化的机器工业，这一点应该说是走到了全国的前面。我们举三个例子： 一个就是当时建设了汉阳铁厂，汉阳铁厂不仅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亚洲第一家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另外张之洞办的汉阳枪炮厂，开始叫湖北枪炮厂，后来叫湖北兵工厂，以后叫汉阳兵工厂，也是19世纪90年代初期办的，不仅仅是晚清，一直到民国年间，一直都是中国最大规模的陆军兵器的制造中心，这是在张之洞手上完成的。第三个大的企业就是布纱丝麻四局，纺织工业，织布，纺纱，织麻，织丝，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心，这都是在张之洞手上完成的。他的兴实业，应该说走在当时中国的前列，所以武汉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个近代工商业中心，包括它的对外贸易额都是这样的。甚至于机器工业，有些大的机器工业比上海的规模还要大，这都是在张之洞手上完成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办文教，办现代文化教育。张之洞在办洋务的过程当中，深深感到人才不足，他说现在不仅仅是贫于财，而尤其是贫于才，，没有人，没有可用之人。这个可用之人显然是指的能够从事现代化事业的人才，所以他非常重视办新的文化教育事业。他搞书院改制，把旧的书院改制成为新学堂式的书院，尤其是像两湖书院。两湖书院培养了很多重要的近代人物，比如像黄兴等人，都是两湖书院出来的，这是一种形式，就是书院改制。书院是中国从唐宋以来的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保留书院这个名称，但是它的内容和方式已经改了。另外就是创办大量的新的学堂，尤其是很多的专科的学堂，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办的自强方言学堂，方言在晚清就是指的外语，方言学堂相当于外语学校，自强方言学堂就成为我现在服务的武汉大学的前身。所以武汉大学的校史是追溯到1893年。根据考证，湖北武汉地区的文教设施，凡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几乎都要追溯到张之洞那里。
张之洞还是晚清留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提倡者，他的《劝学篇》的下篇，或者叫外篇，上篇又叫内篇，内篇是讲的中学为体，外篇是讲的西学为用。外篇里面专门有一篇叫《游学》，游学就是留学。留学生运动是他提倡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练新军。他在暂时署理两江总督的时候，编练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支新式军队，叫江南自强军。他1895年、1896年在南京（那时候叫金陵）编练江南自强军，后来他返任湖北以后，就编练湖北新军，湖北新军就成为晚清最精锐的新军之一。晚清最精锐的新军有两支，一支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生产小站稻的小站，小站练兵，那时叫做北洋六镇，镇相当于师，这是清朝的中央军。地方各省都在练新军，练得最好的是湖北新军，就是张之洞手下，就是一镇一混成协，就是一个师加上一个独立旅。在晚清举行的几次秋操，就是秋天的军事演习，湖北新军都是冠军，所以是当时最精锐的一支新军。这支军队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除了装备完全是用的现代化的枪炮，同时招收的士兵一改以前的那种办法，以前招一些兵痞啊，招一些文盲啊。而他只招两种人：一种就是底层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碰上1905年的科举考试废除。实际上1905年以前科举考试已经不行了，一些读书人沿着原来学而优则仕那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他们要找出路，其中有一条出路就是到新军里面当兵。所以招募了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给这一支军队带来了新鲜血液。再就是招比较老实的农民。他只要这两种人，绝对不要兵痞，绝对不要那些有不良行为的人。所以这支军队的素质就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素质最好的一支军队。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辛亥武昌首义史》，访问过80年代初期还在世的辛亥老人，就是当年的新军士兵，他们的文化程度颇高。他们的文化程度不仅仅是空前的，不算解放以后啊，解放以后当然我们很多高中生啊什么都当兵了，一直到49年以前，还是绝后的。后来的这些兵，不管是国民党的兵，还是我们的红军，从文化程度而言，都没有达到湖北新军这个水平。这样，这支军队，由于它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加上它的军官全部是从军事学堂里面出来的，所以这支军队不仅在新的军事技术方面能够掌握，同时也有可能接受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那些革命宣传。这样一来，湖北新军就成了晚清革命党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一个最好的温床，这就是为什么湖北新军成为辛亥武昌首义的发动者，辛亥武昌首义又被称作新军起义。革命党实现了抬营主义，就是把新军的营房从清朝那一方面整个地都抬到革命方来了。这一点是张之洞始料所未及的，不是他的主观愿望，但是起了这样一个作用。张之洞手下的军制改革，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而言，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张之洞还是一个思想家，他不仅仅是一个洋务的实践家，他是，应该说他是洋务运动最大的思想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关于洋务思潮也有他们的论述，但没有系统的论述，张之洞有最系统的论述，尤其是集中在他的《劝学篇》。《劝说篇》是对洋务运动的理论层面的一个最高的概括，其中基本的命题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思想，有他的价值，也存在着问题。而它的价值也好，它的问题也好，是在理论层面上反映了洋务运动的两重性。关于体用问题，关于中西体用的关系问题，现在人们还在讨论，说明这一对范畴是整个中国文化从古代中世纪向近代转换当中一个无可回避的论题。张之洞面对了这个论题，提出他的看法，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对于张之洞这个人物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总体的评价。我觉得他是一个开新与卫道集于一身的人物，他有卫道的这一面，同时他又有开新那一面，而且他在开新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实际的业绩，他不仅仅是说了一些观点，而且做出了大量的实绩。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中国近代化运动过程当中，真正留下实绩的还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它的弊端它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是清清楚楚摆在那的。而张之洞，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性的人物，他是一个集卫道与开新于一身的人物，他同时是一个儒臣加能吏。日本的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的首相伊藤博文，他在辞掉了他的首相职务的时候，曾经来中国来转了一圈，就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那一年，转了一圈，最后他得了一个结论，他接触了很多中国的高级官员，这些官员当中，能够办事者惟张香帅。张之洞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所以叫张香帅。所以总的来说，张之洞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是给我们留下相当丰富遗产的人物，这个遗产里面当然是要做两层的分析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曾经说过一段话，我们可以把他那个话放大一点。
毛泽东说这个话的时候是1962年，他谈到中国的近代工业，有几个人不能忘记，哪几个人不能忘记？谈到纺织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谈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谈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毛泽东尤其强调了，谈到重工业，谈到钢铁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当然毛泽东这个话仅仅是从办工业而言。我觉得从整个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它的经验也好，它的教训也好，都不能够忘记张之洞。
本文为作者在《世纪大讲堂》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