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夏至1967年秋，尽管校内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例如针对学校当局的「倒匡」运动、针对江苏省委的「一•二六夺权」和针对南京军区领导人的「倒许风潮」──都对南大的师生们产生过影响，但总的来说当时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是指向当权派的，普通群众不是「革命的动力」就是「造反」、「夺权」闹剧的「看客」，自然不会受到运动的冲击。其次，在1967年夏天南京武斗高潮期间，南大派性组织的头头们主要在社会上活动，其争夺的焦点是省市一级的领导权，南大校园内部尽管也存在著派性斗争，但相对来说要温和得多，「文斗」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但多数南大师生处于一种「逍遥」状态，就连运动初期被打倒的少数「黑帮份子」也感到这段时间「日子比较好过」。1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亲历「文革」的南大人而言，关于「文革」的苦涩记忆不是始于1966年夏天的「造反」，也不是始于1967年夏天的「武斗」高潮，而是始于1968年夏天的「清队」。
那么「清队」期间究竟发生了一些甚么事情？哪些人在「清队」运动中受到冲击和迫害？「清队」运动的大背景是甚么？「清队」运动的政治后果又是甚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夺权」以后的「文革」运动态势进行一些分析。
一 南大「清队」运动的政治背景
大量史料显示，「清队」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毛泽东「文革」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有机构成，又是各地区、各单位矛盾发展和激化的产物。以下我将分三个方面来探讨南大「清队」运动发生的政治背景。
1、「清队」是毛泽东收缩群众运动的重要举措
我曾在相关论著中多次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群众运动有著自己特定的政治目的，因而他决不会容忍群众运动在所谓「大民主」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1966年8月出台的《十六条》的内容，就不难发现毛泽东为日后收拾群众运动埋下的伏笔。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原有的各级党政领导机构纷纷垮台，毛泽东认为群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便立即著手收缩群众运动。1967年1至3月间的毛泽东谈话、「两报一刊」社论和中央文件都毫无疑义地表明了毛泽东的上述意向。而收缩群众运动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包括：第一，发出「革命派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的号召──质言之是要瓦解造反派群众的跨行业联合，将他们从社会上赶回到各自的单位内部去；第二，要求各造反派组织自己「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质言之是要造反派群众搞「窝里斗」，同时在群众中树立「绝对服从」的信念，打击任何形式的「异端」思想和行为；第三，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三支两军」──质言之是以「军管」的方式渐次实现符合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各级政权重组。
由此可见，「一月风暴」以后，「文革」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矛盾。不过由于所谓「二月逆流」和「赵永夫事件」一度引发了毛泽东对军方的猜忌，因而在1967年4至8月间，他暂时中止了收缩群众运动的努力，希望利用造反派来与具有保守倾向的「军内一小撮」抗衡。这个决策不但使得造反派的势力日益坐大，而且迫使各种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纷纷对造反派组织实施渗透与控制，导致各地的群众派性武斗不断升级。面对全国政治局势的严重恶化，毛泽东不是追根溯源，反躬自责，而是归咎于造反派群众，遂于8月中旬作出了依靠军方镇压造反派的决策。这样经过一轮反复，「文革」才又回到1967年初的态势，当初制定的各项收缩群众运动的政策得到大力推行。
尽管毛泽东也曾设想通过「斗私」、「批修」的办法消除造反派群众的自发倾向，迅速恢复各级政权和社会秩序，但是事态的发展显然与他的设想不相吻合。造反派们对毛泽东的指示阳奉阴违，致使各省和各单位内部的「大联合」迟迟无法实现。在简单的「说服教育」很难奏效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转而采取其他办法。「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毛泽东使出的一个杀手鐧。
从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总结看，「清队」运动的实质，就是运用所谓「阶级分析」的观点，将各单位内部的干部群众按照「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表现」等标准化分为三六九等，同时故意混淆所谓「两类矛盾」的界限，将绝大多数人定位在两可之间，造成一种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氛围，然后通过对少数「阶级异己份子」、「黑后台」、「群众组织坏头头」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威慑，从而达到分化广大干部群众、瓦解造反派组织和收缩群众运动的目的。
2、「清队」为许世友清除各种异己势力提供了便利
如果「清队」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意图，得不到有关各方的积极呼应，就很难由一种主观意图变成为客观现实。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具有同构性，所以「夺权」以后，从中央到各省市再到各个单位内部，毛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这些利益共同体一方面作为毛的代理人贯彻执行毛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也利用毛的「清队」号召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
毛泽东在江苏的代理人是南京军区领导人许世友。许世友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却具有灵敏的政治嗅觉和简单执著的政治信念，自延安时期归顺毛泽东以后，长期以来一直深得其信任。1967年3月江苏实行「军管」，他是省「军管会」的后台老板。1968年3月江苏省革委会成立，他又被正式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
由于许世友执掌江苏大权是中央强力干预的结果，并不存在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是经过从「三月镇反」到「八月黑风」的反复，江苏的各种矛盾变得空前尖锐，所以关于他的任命遭遇到种种潜在的阻力。前一阶段「倒许」比较积极的江苏「红总」和军队内部的「反许派」害怕许世友上台以后对他们进行报复，千方百计地对此加以抵制。而原省市一级地方领导干部则担心许世友上台后军队势力会进一步扩张，也在暗中推波助澜。
例如在省市革委会成立前夕，「红总」下属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新工总」的头头们曾经于3月17日在南京城内贴出许多大字报、大标语，提出了「省市革委会必须以工人为主体」、「反对军管会执行愚民政策」等口号。而XX军工厂「新工总」的一个头头则公开扬言：「徐州革委会成立可以继续打王效禹，我们为甚么不继续打许世友？」另外，XX学院也有人公开谩骂许世友，说：「许是土匪！就是土匪！」「许算甚么，你能保证肯定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吗？」2
面对这种情况，无论是作为毛泽东的代理人，还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我们都不难想象许世友对「清队」问题的态度。而事实上许世友也的确借助「清队」运动来巩固其在江苏的统治地位。1968年春夏江苏揭批「江（腾蛟）、王（绍渊）、高（高浩平）」的运动，就是为了清洗以南空领导层为代表的军内「反许派」；而针对所谓「老年串联会」3的调查批判，则是为了打击潜在的竞争对手──原省市一级领导干部群体。
3、「清队」为南大校内「多数派」打击、排斥「少数派」提供了合法性掩护
南京大学是江苏「文革」的发源地，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头头们后来又分别成为江苏「好派」和「屁派」两大群众组织的领军人物，在群众运动中呼风唤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江苏的政局。所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南大成为江苏「清队」运动的重点不足为奇。值得特别注意的，倒是南大内部派性斗争如何内在地制约著「清队」运动的走向。或者说，南大的派性斗争是如何在「清队」的名义下延续的。
南大造反派内部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尽管「红色造反队」成立得更早，其领袖人物文风来、李太平、耿昌贤等人在社会上的影响更为广泛，不过由于过份强调自身组织的「纯洁性」，所以其织规模一直很小，鼎盛时期也不过7、80人。而政治倾向比较模糊、社会构成比较复杂的「八•二七」自成立之日起就拥有数千成员。鉴于当时两个组织之间存在著同盟关系，双方头头们起初对此并不十分在意。以至于1966年10月宣布「校内夺权」以后，南大的大权一直由「八•二七」一派把持。在对外交往之中，南大造反派也都打「八•二七」的旗号。到1967年「一•二六夺权」以后，江苏造反派内部发生「好」、「屁」之争，南大校内的派性壁垒也变得阵线分明。为了改变校内力量对比，「红色造反队」便与从「八•二七」中分裂出来的三个小组织共同组成「红四联」，南大「好派」人数规模有所扩大。但「八•二七」把持南大的格局并未改变。考虑到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同时也由于「红四联」的头头们当时将主要精力用于经营「省红总」，因而在此后大半年的时间内，「红四联」干脆主动将大部分成员撤出南大，使南大成为「八•二七」的一统天下。出于上述原因，在江苏、南京政治局势日趋动荡的时候，南大校园内倒显得相对平静。至1967年8月为止，南大校内几乎没有发生过武斗，更没有因此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到1967年秋天以后，随著造反派在社会上的活动受到限制，「红四联」成员纷纷返回南大校园，校内的派性斗争变得空前激化起来。在9月和10月间，南大发生过两次武斗。幸亏当地驻军的及时介入才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但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
1968年1月初，根据中央的指示，南京军区派出「军训团」进驻南大。「军训团」负责人、6483部队政治部主任方敏成为南大实权人物。鉴于「红四联」和「八•二七」的实力对比，同时也由于两派在「倒许风潮」中的不同表现，「军训团」自进入南大之日起便采取了扶持「八•二七」抑制「红四联」的政策。
到酝酿成立南大「革委会」的时候，「红四联」方面为了改变南大现有的权力格局，试图联络校内干部群体与「军训团」和「八•二七」抗衡，于是掀起了一个「解放」干部的浪潮。他们不但要「解放」绝大多数中层干部，而且还要「解放」原校党委负责人陆子敏。为此，他们还炮制了一份《陆子敏大节报告》广为散发，为陆子敏的「解放」和「入阁」大造舆论。这样就在南大内部形成了以「红四联」和原校内中上层干部群体为一方，以「军训团」和「八•二七」为另一方的权力博弈格局。然而到1968年3月校革委会成立时，「军训团」负责人方敏被任命为校革委会一把手，原校内干部则「结合」了相对超脱的原南大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索毅然。这意味著军方和「八•二七」控制南大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这当然造成「红四联」头头们的严重不满。
因而当中央发出「清队」号召时，南大的「清队」运动就成为军方负责人和「八•二七」方面打击和排挤其政治对手的托词。运动前期对「阶级异己份子」的清查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表面看来是一场针对「死老虎」的斗争，其实则是要通过这些批判斗争「揭露」旧党委执行「教育黑线」的罪恶，将校内干部群体与所谓「黑线」挂上钩，从而彻底杜绝他们重新执掌南大实权的可能性。运动高潮期间在南大干部、教师中揪「叛徒」、揪「特务」，直到揪所谓「地下黑司令部」，以及在造反派内部开展揪斗所谓「坏头头」的活动，则更加直白地说明了上述意图。
由上述分析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许世友和南大革委会负责人构成一个三位一体的利益共同体。尽管他们在「清队」的具体目标上略有不同，但是在维护既得利益、巩固个人权威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清队」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的根源所在。
二 南大「清队」运动的具体过程
现有资料显示，南大的「清队」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校革委会成立与「清队」的发动
鉴于南大的「大联合」是江苏、南京地区「大联合」的关键所在，所以自始至终受到中央和南京军区的高度关注。现有资料显示，在1967年9月至1968年3月期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负责人公开接见南大两派代表达10次以上。许世友也数次与南大师生接触。在中央和南京军区的强力干预下，南京大学革委会的组阁方案于3月初基本确定。原「军训团」负责人方敏被内定为革委会主任，索毅然（原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曾邦元（南大「八•二七」一把手）、文风来（南大「红四联」一把手）被内定为副主任。这个组阁方案表面看来在南大的两派之间实行了「对等原则」，但是实际上大权掌握在「军宣队」（即改组后的「军训团」）和「八•二七」手里。他们是「清队」运动的领导力量。
1968年3月13日，南京大学革委会先于江苏省革委会成立。许世友携江苏省「军管会」、南京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各「支左」部队首长二十多人出席了校革委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主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其中提到：
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南京大学的前身又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高等学府，是牛鬼蛇神、社会渣滓成堆的地方。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的黑手，早在战争年代就伸进了江苏，并培植了一批大大小小的亲信。他们狼狈为奸，上下勾结，加紧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现在，我们无产阶级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就意味著他们要完蛋了。反动派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同志们必须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发起主动的进攻。4
许世友的这次讲话应该是南大「清队」运动的最初发动。
3月14日，许世友又在华东饭店召见南大革委会全体成员，对革委会的近期工作作出了「四点指示」，其中特别提到「你们那个地方过去是伪中央大学，油水多的很，乌龟王八蛋多著呢！你们要小心！」他还说：「眼睛要擦亮，不要上坏人的当，斗争要心中有数。特别是叛徒、反革命黑手，要发动群众来抓。你们那里不是没有，有风有浪，无风三尺浪，有风无风都有人搞鬼，鬼名堂有多少，你们心中要有数，没有数到时候就乱了。你们要擦亮眼睛，你们搞得不好，人家就要造你们的反……」5
根据许世友的上述指示，南大校革委会于15日和16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了革委会的「四大任务」，其中「清队」问题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会议强调指出：「南大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建立红色政权之后，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还会有几场拼死的斗争。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的，他们将会以更狡猾、更隐蔽的手段从事破坏和捣乱，妄图颠覆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随时粉碎阶级敌人的新阴谋。」会议还决定：「……清理阶级队伍，广泛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把混入革命队伍的特务、叛徒、自首变节份子、反革命份子和牛鬼蛇神统统清除出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6随后，南大专门成立了一个「清档组」，共清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大遗留的档案2万多卷，计3,000多公斤，为「清队」运动做好准备。
4月16日，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和准备，有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在大操场举行。校革委会主任、军宣队负责人方敏首先发表讲话。他按照许世友几次讲话的调子，声称「南京大学历来就是两个阶级激烈搏斗的战场。解放前，南京大学是国民党的文化中心，封建遗老、反动权威、乌龟王八蛋多得很。解放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孙叔平、郭影秋、匡亚明招降纳叛，把南京大学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现在匡亚明之流被揪出来了，……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无时不在企图翻案，同时校内还有不少叛徒、特务、小爬虫们还没有被揪出来，甚至还有极少数人要为匡亚明翻案，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尖锐的」，所以「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迎头痛击为匡亚明翻案的妖风逆流。」7随后，外文系老教师柯象峰（罪名是「老特务」）、物理系原党总支书记王承志（罪名是「大叛徒」、「大特务」、「走资派」）、原校总务处长高鲤（罪名是「大叛徒」、「大特务」）和地质系中年教师周国庆（罪名是「漏网右派」、「反动份子」）被红卫兵押上主席台批斗示众，成为南大「清队」运动的第一批牺牲品。在大会的最后，校革委会常委梁玉楼宣读了校革委会的《动员令》，号召「革命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擂起战鼓，吹响号角，向阶级敌人猛烈放火开炮！开炮！开炮！」8
这次大会以后，「清队」运动在全校上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大批干部、教师和学生受到错误批判。
2、批陆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事件
如果说3至4月间发生的第一波「清队」斗争浪潮还更多地反映出省、校两级革委会领导层对中央号令的回应，那么5─8月间的批陆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事件则更多地折射出江苏地方当局内部矛盾和南大校内派性斗争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看看江苏地方当局内部矛盾的影响。
当时江苏地方当局内部的矛盾，首先表现为许世友与以南京空军领导层江腾蛟（南空政委）、王绍渊（南空副政委）、高浩平（南空政治部主任）等人为代表的军内「反许派」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矛盾的产生和激化，直接源自1967年夏天武汉「七二0事件」引发的南京「倒许风潮」。9但是由于「江、王、高」等人受到中央高层某些人的保护，所以尽管许世友对他们恨之入骨，却也一时拿他们没有甚么办法。1968年3月下旬，中央高层决定清洗「杨、余、傅」。随后，中央军委于4月29日致电南京军区，宣布江腾蛟、王绍渊、高浩平「停职检查」。这个意外的变故为许世友整肃军内「反许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5月2日，许世友到南大发表讲话，指出：一、批判王绍渊、高浩平时，「毛主席、林副主席所作的英明决策」必须「句句照办，字字照办」；二、王绍渊、高浩平主要罪恶在：1、挑拨军队与地方关系，主要是挑拨军区与南空的关系，是倒许乱军的后台。2、挑动群众组织武斗，支持一方，压制一方。3、对抗中央指示。三、对王绍渊、高浩平「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对王、高的批判要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使批判深入到工厂、车间、学校、班系和家庭。」105月31日至6月3日，许世友又召集江苏省、南京市革委会常委联席会议，作出了〈充分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的决议，正式发出了向王绍渊、高浩平等人「猛烈开火的战斗号令」，强调坚决批判揭露王、高等人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就是为了彻底摧垮江渭清、陈光之流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其在江苏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就是为了把中国赫鲁雪夫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陈之流坚决打倒，就是为了彻底揭开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把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份子统统揪出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1此后，一场全省范围的批判「江、王、高」的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次运动绝不仅仅是针对南空「江、王、高」的，而且还波及到南京军区领导层中的「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南京军区后勤部负责人陈茂辉，以及一些在宁军工企业和在宁军事院校负责人。此外，不少地方领导干部也受到运动冲击，所谓「老年串联会」问题就是其具体表现。
由于许世友一再强调，批判「江、王、高」要和各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所以这场运动对南大的「清队」运动产生了强大的刺激。6月12日，南大校革委会召开会议，方敏在会上提出了南大「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山高林密老虎多，敌情严重」等看法，要求全校上下「彻底揭开南京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6月18日，校革委会再次开会，作出了「从陆子敏开刀，全面揭开旧党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决定。6月21日，南大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就传达省市革委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部署对陆子敏的斗争这两个中心内容作了全面动员。此后，以批陆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为主题的「清队」运动新高潮在南大校园内兴起。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中央清洗「杨、余、傅」，江苏批判「江、王、高」和「老串会」，南大批陆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这三者之间有著直接的连带关系。
此外，在批陆和揪「地下黑司令部」高潮期间，「八•二七」方面组织的大批判文章曾经浓墨重彩地为人们描绘过以下几个「联络图」：1、王绍渊、高浩平（南空负责人）──寿志勤（王绍渊夫人、南大保健科负责人）──陆子敏；2、杜方平（南京军区军工部负责人）──路慧明（南京军区后勤部负责人谢胜坤夫人、南大校部机关干部）──陆子敏；3、蔡公正（原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老串会」核心成员）──陆子敏；4、王维良（原省委干部、「老串会」成员）──徐慧征（王维良夫人、南大中文系总支书记）──陆子敏，其中前两项旨在强调陆子敏与军内「反许派」之间的关系，后两项旨在强调陆子敏与「老串会」之间的瓜葛。这就更进一步证实了南大「批陆」与江苏地方高层内部矛盾的紧密关联。
那么南大校方为甚么会选择「从陆子敏开刀」？又怎样搞出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陆子敏的个人情况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同时对南大内部的派性斗争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有关资料显示，陆子敏出生于南京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上中学时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遭到学校开除。随后他于1934年前往上海参加陶行知等人创办的「上海工学团」，不久加入中共地下党。1938年，他受地下党派遣参加国民党举办的战地干部训练团第三团，担任干事、秘书等职，为中共方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扬。1942年，他因身份暴露离开「战干团」前往苏北根据地。解放后曾担任过徐州地委行署秘书长等职。1956年调任南大党委副书记，长期分管学校后勤工作。
「文革」爆发后，陆子敏和旧党委其他领导人一样受到过学生运动的冲击。但是由于他长期担任学校第三把手，对学校以往的工作不负主要责任，另外按照当时的判断标准，他政治上也没有其他严重问题，所以省委工作队进驻南大以后，他成为主要依靠对象。在工作队撤离前，省委还曾考虑任命他为半官方性质的「校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到1966年10月造反派宣布「校内夺权」以后，陆子敏才逐渐失去影响。不过此后南大造反派忙于争夺省市一级领导权，南大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像陆子敏这样的人也没有受到进一步冲击。直到1967年秋天造反派纷纷回到校园，校内派性斗争日趋激烈，陆子敏的境遇才逐渐恶化。在1967年底至1968年初，属于「八•二七」派的「南大后勤工人战斗队」曾经18次批斗陆子敏。
到酝酿成立校革委会的时候，是否「解放」、「结合」陆子敏，成为南大「红四联」和「八•二七」争斗的一大焦点。「红四联」和以原南大各级干部为主体的「三•三一串联会」共同为陆子敏的「解放」到处奔走，还炮制了一份《陆子敏大节报告》广为散发，宣称陆子敏在反对匡亚明的斗争中是积极的，在「文革」期间的表现也是比较好的，等等。陆子敏本人也曾亲自给周恩来写信，控告「八•二七」方面对他的打击、迫害和诬蔑。而「八•二七」方面为了阻挠陆子敏的「解放」，不但将陆子敏抓起来关进「牛棚」，而且还组织了一批大批判文章，罗列了陆子敏的种种「罪行」，主要包括：一、在「文革」前长期追随陈毅人、郭影秋、匡亚明执行「资反路线」，重用「反动学术权威」和有各种政治问题的人；二、「文革」初期与省委工作队和保守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相互勾结，积极镇压「革命师生」的造反运动；三、省委垮台后与「老串会」秘密来往，组织南大「地下黑司令部」，负隅顽抗；四、1967年「八月黑风」期间与各种反动势力相勾结，积极从事「反许乱军」活动；五、「八月黑风」平息以后，他与「红四联」头头一起四处奔走，为江渭清、陈光、杜方平和他自己鸣冤叫屈，等等。
不管上面引述的两方面材料内容是否属实，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是否「解放」、「结合」陆子敏，将会极大地影响到南大校内的权力格局。假如陆子敏获得「解放」，那么一大批原校内中层干部就没有理由不加以「解放」。这样一来，虽然不至于动摇「军宣队」负责人方敏的一把手地位，但是「八•二七」方面把持校部机关和各系领导权的局面将不复存在。这才是南大校革委会选择「从陆子敏开刀」的真正动因。
至于所谓「地下黑司令部」，按照「八•二七」方面的指控，其主要成员名单如下：
杨世杰：南大教务长
曹沛然：南大副总务长
欧 磊：南大党委组织副部长
杜闻贞：南大党办副主任
朱跃鑫：南大校办副主任、科研处长
王承志：物理系总支书记
叶楠熏：数学系主任
徐缦华：南大越南留学生班（相当于系）负责人
蒋 克：外文系总支书记
徐克勤：地质系主任
陆夕书：政治系和马列主义教研室（相当于系）负责人
徐慧征：中文系总支书记
茅家琦：历史系负责人
路慧明：校部机关干部
洪维邦：后勤系统总支书记
卢进阶：后勤负责人
陈子华：后勤负责人
王荣先：后勤负责人
这份不完全的名单和其他相关资料十分清楚地说明，在揪「地下黑司令部」事件中受到冲击的，主要是原校部机关部处级和各系总支书记一级的干部，而在这个事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除了学生造反派头头以外，还有一批参加造反派的原校部机关科级干部和各系教研室负责人一级干部，如地理系的王钦润、保卫处的陈霖等。正是由于前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后一批人才得以攫取校内各级组织的实际控制权，并进而成为各级革委会的负责人的。由此可见，所谓「地下黑司令部」问题，完全是校内造反派头头们为了阻止校内中层干部复出而制造的一个冤案。
由于上述事件是在「清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所以除了陆子敏和所谓「地下黑司令部」的成员之外，还有一些干部、教师、学生受到波及。8月12日，南大召开全校「斗争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份子大会」，宣称揪出「国民党特务、反动教授」任美锷（著名地理学家、曾任地理系主任）、肖楠森（著名地质学家）、李海晨（地理系著名教授）、王气中（中文系著名教授），「大汉奸」杨寿钧（外文系教授），「大叛徒」曹沛然（原总务长），「反动份子」、「乱军篡权的小爬虫」李干亨（马列室中年教师）、褚家春（身份待查）和「现行反革命份子」韩志坚、崔善龙、卢金池、丁浩（以上四位当时是青年教师或学生）等。12此外在8月「清队」高潮期间，高济宇（著名化学家、曾任南大副校长）、莫绍揆（著名数学家）、叶楠熏（著名数学家、曾任数学系主任）等人也未能幸免。
3、「工宣队」进驻与「清队」运动新高潮
就在南大批陆子敏和揪「地下黑司令部」的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毛泽东又于8月中旬发出了「最新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份子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13
根据这个最新指示，中央于8月25日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9月初，由南京浦镇车辆厂干部职工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南大。这无疑为南大的「清队」运动添加了一把干柴。不过这个期间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高校的举措，与清华「百日大武斗」有著直接的关联。至于这个举措的战略意图，在9月10日「两报一刊」上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份子再教育问题〉中有所宣示：「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工作对象主要是知识份子」，「……今后，在那些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不但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而且应该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到工农兵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14
如果说上面这段引文的表述还显得比较晦涩的话，那么江青在9月14日接见首都「工、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则简洁明了地告诉我们：这里所谓「知识份子再教育」问题，其实就是造反派学生的「再教育」问题。而「再教育」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造反派学生们长期以来「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是一门心思地忙于派性斗争，「脱离了群众」，「也脱离了他们本单位的群众」 15──质言之，就是「脱离」了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
所以「工宣队」进驻南大以后的第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加强了对造反派学生的管束。这理所当然地引发了曾经被誉为「革命先锋」的学生造反派的极大不满。
一位当年的造反派学生在访谈中说：
毛泽东后来派工宣队进驻高校，要对我们大学生进行「再教育」，我们当然不服气啦！工宣队进校以后把我们学生骂得一塌糊涂，我们就把两年前《人民日报》赞扬我们红卫兵的社论抄成大字报贴在校门口上，质问工宣队：为甚么两年前把我们吹得多好多好，现在又把我们骂得一钱不值？
另外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次进驻的工宣队和1966年进驻的省委工作队没有甚么不同，他们不都是上面派来领导运动的吗？他们的做法不是都差不多吗？为甚么那个就是「错误」的，这个就是「正确」的呢？这个不能自圆其说呀！所以各种各样的疑问就产生了。
工宣队当然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就简单粗暴地斥责我们这些学生是「用资产阶级反动政客的观点来看待『文化大革命』」。这样我们就更加不满了。16
此外当时还有的学生公开扬言：南大是江苏「文化大革命」的摇篮和中心；南大造反早、大联合早、成立革委会早；南大头头多、大会多、消息多、大字报多；社会上一直流传著「江苏看南京，南京看南大」的说法……。17言下之意，南大造反派还需要别人来领导吗？！
为了应对造反派学生的挑战，树立「工宣队」的绝对权威，「工宣队」和校方当局不得不暂时放下其他工作，发起了一个批判所谓「南大中心论」的运动，并通过组建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红代会」来彻底瓦解造反派学生组织。直到1968年底前后，随著66届和67届2,000多名学生相继毕业离校，针对造反派学生的「斗、批、改」工作才告一段落。
此后在「工宣队」的主导下，南大又掀起了一个「清队」运动的高潮。
1968年12月中旬，「工宣队」和校革委会共同做出决定，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彻底摧毁陆子敏地下黑司令部」。1969年1月3日，南大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1月8日，校革委会主办的《新南大》全文转载了天津《工大新声》上刊登的〈深挖阶级敌人30条经验〉。181月18日，《新南大》又依样画葫芦，搞出一个带有南大特色的、共有二十二条的〈排一排，查一查〉，19作为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大排查、大揭发、大批斗」运动的指导性档。此外，校方和工宣队还根据外地的「先进经验」，多次召开所谓「宽严大会」，树立「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强迫广大师生员工「主动坦白」和「积极揭发」。整个南大沉浸在一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氛围中。
在上述背景之下，又一批中老年教师受到严重迫害，其中包括耿以礼（著名生物学家）、刘毓璜（著名历史学家）、曾远荣（著名数学家）、吕同仑（外文系教授）、王尔康（地质系教授）、孙本文（著名哲学家）、耿伯介（生物系中年学术骨干）等。除此之外，「工宣队」领导的「清队」运动「战果」还包括：在上海路家属区侦破了三起「反革命案件」，在陶园宿舍侦破了一起「反革命案件」，在西桥幼稚园侦破了一起「反革命案件」，在物理系揪出了一个「反动小集团」等等。
这个时期「清队」运动的矛头指向及其荒谬性和严酷性，可以在当时作为「先进经验」发表的〈上海路家属区是怎样获得新生的〉一文中略见一斑。
首先，让我们看看「工宣队」对南大家属区情况的基本估计：
南大上海路家属区原是一个三不管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长期以来，这里死气沉沉，乌烟瘴气。……于是，一些叛徒、特务就在这里潜伏下来，那些逃避本地贫下中农监督的地、富、反、坏、右份子，也在这里隐藏下来。实际上，这里就成了牛鬼蛇神的庇护所和安乐窝。
其次，让我们看看「工宣队」「发动群众」的情况：
上海路家属区原来只有一个所谓家属学习班，每星期学习一次，每次学习一个小时，参加的人最多不过一、二十人，学习内容也只是读读报纸，谈天说地，拉拉家常。……针对这种情况，工宣队员组织广大群众讨论办学习班的伟大意义，提高了大家对办学习班的认识。根据家属区的实际情况，共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七个，有215人参加，每天学习二至四个小时。
工宣队同志……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宣传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组织他们听工人、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报告，号召他们向阶级敌人作斗争，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斗批改」人物，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大部分青少年，提高了觉悟。
第三，让我们看看「工宣队」的「工作成果」：
当本院内发生三起现行反革命案件的时候，广大革命群众响应工宣队的号召，从五、六岁的红小兵到七、八十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都参加了学习班，并开展了以这几起案件为中心的大检举、大揭发运动。仅几天时间，就揭发出130余条重要线索，其中46条击中了作案者的要害。不仅如此，有些同志还自觉地担负起监视敌人的任务，使阶级敌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以及他们之间如何订立攻守同盟等，都能及时掌握。阶级敌人胆战心惊，完全淹没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20
4、「清队」运动告一段落
到1968年底和1969年初，毛泽东在全国范围收缩群众运动的战略意图已经基本实现。为了给即将召开的「九大」营造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毛泽东发出了如下「最新指示」：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对反革命份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21
后来在1968年3月份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又说：
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甚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连一点也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
他还说：
叛徒，特务是否都要戴帽子，他们或许有严重历史问题。特务、叛徒无现行活动的，也可以戴，也可以不戴，等他造反的时候再给他戴嘛！ 22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中央先后批转了驻清华大学工宣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份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报告和〈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等档。全国范围的「清队」运动开始降温。南大也作了相应的部署，「清队」运动告一段落。
然而此时「清队」运动已经给南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据不完全统计，在1968年「清队」运动高潮期间，全校共组织学习班9期，组织批斗大会15次，批斗29人，各系自行组织批斗的对象85人，批斗345人次。全校成立了285个专案组，办专案的队伍达1,510人，全校被立案审查的对象141人，定案41人。在审查中，不幸死亡者5人。23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在江苏「文革」社会动乱最剧烈的1966年至1967年间，南大没有人因遭到群众批斗致死，也没有人在武斗冲突中死亡。
三 「清队」运动的政治后果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清队」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将造反派对当局的不满逐步转化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并通过「分化」和「震慑」并用的方法，暂时遏制住了造反派群众的叛逆情绪，瓦解了造反派群众组织，基本实现了收缩群众运动的战略目标。
然而这种以「暴力威慑」和「分化群众」为主要特征的处置方式还导致了三个当时不易察觉的政治后果：
第一，它促成了部分造反派的觉醒。一位当年的造反派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曾经说过：「我们一开始对毛泽东是视如神明的。但是后来发现，毛泽东先是利用我们去整走资派，后来又利用我们去整我们的老师，再后来又派军宣队和工宣队来整我们学生。我们对毛泽东和『文革』的看法就慢慢改变了。」24大量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表明，这种思想变化决不是个别现象。
第二，它虽然有效地恢复了社会秩序，但是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单位内部的派性斗争并没有消除。相反，随著群众的日益分化和政治争夺空间的日益缩小，单位内部的派性斗争反而有更趋激烈之势。其后发生在江苏和南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其惨烈程度比「清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第三，在「清队」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依靠其在各地和各单位的代理人贯彻自己的意志，大力维护中央和其个人的政治权威。但是单纯依赖个人信任和个人效忠维系的利益共同体是很不稳固的。在专制主义政治模式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一对潜在的矛盾。从短期效应看，地方实力派权威的加强是实现地方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前提。然而从长期效应看，地方实力派的日益坐大又可能对中央集权构成潜在的威胁。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为甚么毛泽东会在1973年底作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策。
上述各点，即反映出「文革」的悖论，也反映出专制主义政治的困境。
注释
1详见董国强与肖信生、茅家琦等人的访谈记录。肖、茅两人原为生物系和历史系的负责人，「文革」爆发时被作为「黑线人物」打倒。
2〈彻底砸烂「倒许保高」联络站〉，南京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公社主办之《东方红战报》，1968年4月14日。
3根据拥护许世友的「八•二七」方面撰写的大批判文章指控，所谓「老年串联会」共有成员近200人，其主体是原江苏省委和省人委领导下的部、委、办、厅、局级干部，另外还有一些地市委领导干部和大专院校领导干部，其领袖人物是刘思明（省委干部）、王迫吾（省委干部）、焦康寿（原省劳动局局长）、张志强（原省农林厅副厅长）、槐亚东（原省重工业厅厅长）等。据称他们是江渭清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在「陈（光）、李（士英）、包（厚昌）」等人组成的「第二道防线」之后构建的「第三道防线」。其罪行主要是在1967年的「八月黑风」中积极勾结地方上和军队内部的造反派进行「反许乱军」活动。
4〈在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许司令员的讲话〉，1968年3月20日《新南大》。
5〈许司令员接见南京大学革委会全体成员讲话〉，1968年3月20日《新南大》。
6〈南大革委会第一次全会纪要〉，1968年3月28日《新南大》。
7〈我校举行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誓师大会〉，1968年4月20日《新南大》。
8〈动员令〉，1968年4月16日《新南大》。
9详见董国强：〈1967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二十一世纪》网路版2006年11月号。
10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未刊稿），第115页。
11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未刊稿），第117页。
12〈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发展革命大好形势〉，1968年8月13日《新南大》。
13〈毛主席最新指示〉，1968年8月25日《新南大》。
14《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关于知识份子再教育问题〉，196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15〈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1968年9月14日），见宋永毅主编之《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16董国强与经盛鸿访谈记录。
17〈「南大中心论」的要害是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1968年9月7日《新南大》。
18详见〈看一看，想一想，查一查──深挖阶级敌人三十条〉，1969年1月8日《新南大》。
19详见〈排一排，查一查〉，1969年1月18日《新南大》。
20〈上海路家属区是怎样获得新生的〉，1969年1月10日《新南大》。
21〈毛主席最新指示》，1969年1月4日。
22〈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
23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大事记》，第130─13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4董国强与经盛鸿访谈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