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像那个时代的德国思想家一样，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和贡献的人物。他既是一位思想家，也从事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除了在教育改革上的巨大成就外，还曾长期担任外交官。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主管教育的最高长官。在短短的18个月任期中，洪堡做了两项影响十分深远的大事。第一件，他对普鲁士的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制定了包括学制、课程、教学法、考试、学校管理和师资等一系列的改革方案。这项改革决定了德国以后好几代的教育发展方向。第二件事情应当说更为重要，这就是他主持了柏林大学的建立，并且确立了柏林大学的原则和发展方向，而这种原则和方向事实上也成为了现代大学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它们以完善了的形式至今还在规范和指导现代大学的运行和发展。

如前所述，洪堡大学原则所包含的思想并非全是洪堡自己的独创，他的功绩在于将这些思想以及自己的观点甄综为几条内在一致、赅括明了而极其根本的原则，并且将它们付诸实践。比如说，洪堡提出的大学独立性的原则与大学自治的思想本是一路的，但在国家因资助大学而使自己有权力直接干涉大学的时代，他的思想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 洪堡的深刻之处还在于认识到：办理大学也是国家的职责；国家既要办大学，又要让大学保持独立而不加干涉。这个思想即便在今天也为许多人鼠目寸光的人所不理解，但它确实构成了现代大学与国家关系的最重要的准则，而且也是以下两条著名原则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现在可以来分析洪堡为大学所确立的核心原则了。

第一，在大学里面，学术研究、教师和学生学习都应当是自由的，这条原则通常简称为学术和教学自由原则。这条原则要求，教师的学术研究，教师的教学都是自由决定的，不应当受到外在的干扰。这就是说，教师有权自由决定研究的课题，采取自己认定的方法，自由地开设课程，大学允许不同的学派和流派存在。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想学习的课程，自由制定选课计划，自己决定学习多长时间；学生也有权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而既已取得的成绩或学分应当继续有效。现在德国大学的研究生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导师，直至跨校选择导师这一制度，也是从中衍生出来的。

第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洪堡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追求真理，因此学术研究应当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教授应当从事研究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学生不仅学习知识，包括最前沿的知识，而且更主要地是掌握方法，即独立地获得知识的方法，同时养成从事探索的兴趣与习惯。与这个原则相应，柏林大学的教学也采取了新的方式，课程主要分为讲授课和讨论课两种。前者主要由教师向学生报告自己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讨论课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主要是高年级的学生直接从事某个课题的研究，从而实现学生的大学生活就是追求真理和从事学术研究这样一个理想，而大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术研究的园地。

洪堡为柏林大学规定特殊原则之时，也就是为现代大学确立普遍原则之际。按照洪堡大学原则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以及效法柏林大学的其他大学，是与古典大学完全不同的新型大学，而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大学成为独立的学术团体，不受政府的干涉，但接受政府的财政资助；第二，大学从此成为学术研究，尤其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和基地；在以前大学教师并没有从事研究的义务，大多数科学研究和实验都是在大学以外的研究室或实验室里完成的。比如，在英国，科学研究通常是在私人实验室或皇家实验室里完成的，而像牛津剑桥这样的大学，并不以学术和科学研究为务；第三，哲学和人文学科在大学里面获得了基础性的地位，这对于基础科学的研究，对于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大学的通才教育就是这种观念和做法的发扬光大；第四，大学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说，大学体制安排的依据，是学科分类和科学统一的原则，是教学的需要，而不象以前那样是按特定团体的利益或兴趣，比如像牛津剑桥式的大学，以师生住宿在一起的学院为大学的基本单位。这一改变从根本上破除了“行会”的残余。

我们看到，洪堡大学原则和大学改革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使德国率先建立了现代大学体系。德国大学的历史原本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二百多年，即便在十九世纪，在政治、经济、科学和其他学术等方面德国都落在英、法等国家之后，并且直到那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才完成国家的统一。但是，德国大学却因改革而在几十年内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出现了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的许多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德国的科学研究全面领先于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全部42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金获得者中，有14人是德国学者，位居世界第一。这14人全是大学教授，而其中8人又是柏林大学的教授。

德国的大学模式直接影响了英国、法国、美国等大学的现代化，也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提供了积极的榜样。从现代大学的发展来看，美国大学不仅是德国大学制度的最忠实的学生，而且是其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挥光大者。我们看到，从1815年起以后的100年内，大约有一万名美国青年赴德留学。考虑到当时交通的不便，人口稀少，大学生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非常之少，一万人当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了。尤其重要的是，影响美国现代大学发展的几位关键人物，都曾在德国大学做过学生，而位居美国大学排行榜前列的几所大学，大都是按照德国模式进行改革的成功范例。比如，哈佛大学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就将德国式的大学体制移植到原来的英国式的学院之中，开了美国大学德国化的先河，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完全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早期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在德国留过学的。

除了大学的原则和体制，美国教育史家认为，美国留德学生还从德国大学获得了三种智力财富：“智力习惯（intellectual habit），智力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intellecual and ethical conviction）。智力习惯代表学者个人及其学术的独立性，它是三种财富中最为宝贵的”；“智力方法代表在思想和研究上的全面性和准确性（thoroughness），这似乎是日耳曼人的一种独特的财富，即掌握全部能够知道的有关的事实材料”；“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将成为美国的知识和学术增添财富”。 实际上，这些智力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大学文化，美国留德学生将这种大学文化带到了美国，发扬光大之后，使这成为美国现代大学文化的一个因素，而正是这种文化构成了美国大学在当代远远走在世界其他地区大学前头的社会条件。

注释：

9 《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