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1年到1955年，我在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上学。1951—1952学年是北大在城内沙滩最后一个学年，也是北大解放后开设德语专业的第一个学年。新中国成立后，北大首届德语专业就有学生四男一女，教师队伍很强，两位名家冯承植（冯至）、田德望，一位奥地利的讲师蔡思克。现在一般谈起母校北大往往是未名湖、博雅塔，在我的北大生涯四年中尽管有三年是在未名湖畔度过的，但在我心中居首位还是是我终生难忘的沙滩旧事。

沙滩北大面积不大，还不连成一片，我的宿舍三院离沙滩还有一段距离，倒是红楼、民主广场、北楼、图书馆、灰楼连成一片，不远还有理学院和地质馆、工学院、医学院不在一起，楼也不高，但这里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血书“还我青岛”的壮举就发生在三院礼堂。大学是学术大师的云集之所，当时北大西语系除上述德语专业外，英语专业有朱光潜、卞之琳、俞大絪、潘家洵、蒯叔平，法语专业有闻家驷、李熙祖、郭麟阁、陈定民等名家，当时还保留着不少北大传统的做法，课程门类少（仅有德语、中国通史、政治课〈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体育课）。名家给一年级上课（德语基础是由冯至先生，中国通史是邓广铭），学生自己掌握的时间多，上课不点名，作业自觉交，不做也不催，师生关系很和谐，冯至先生还常在周末邀我们去他中老胡同家中吃饺子。我读过一些朱光潜先生的著作《给青年十二封信》，很愿向朱光潜先生请教一些问题，他总是很耐心、认真地解答。他们都鼓励学习，在我的印象中，他们都很要求进步，特别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周恩来总理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都说很受启发，特别是朱光潜先生说如沐春光。

1951年12月以后，沙滩起了变化，原先北大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周六的报告会，由马校长亲自主持，请的都是名人，还有不少外校的人来听，大都在民主广场。党团组织生活大都是两周一次，党、团员人数不多，西语系大一无党员，只有3个团员，我是其中之一，第一个变化是将北大校庆从12月17日改为五四青年节，12月9日，“一二·九”16周年团中央书记蒋南翔来校作有关土改运动中如何划清阶级界限的报告。1952年1月5日，薄一波来校作有关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报告。1月12日，学校决定停止学期期终考试，停止一切教学活动，全力投入三反、五反和教师思想改造运动，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是全校的“帮助”重点。学校派出300多名学生（主要是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北京市五反运动，我是其中之一，北京市五反运动告一阶段时，我又随中央工作队去广州参加五反。

6月下旬，我从广州回来，第一个印象是党、团员队伍壮大，不但团员人数增加了四、五倍，而且新入党的有好几位，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忠诚老实运动”的补课。“忠诚老实运动”是在思想改造、三反运动和复课后进行的。北京市委派袁永熙来北大领导 “忠诚老实运动”，从5月31日到6月8日全校停课。在给我们补课的动员报告中说在参加的3300多人中有2800多人交待了各种历史问题，其中有中统、军统、血债等重大问题，得到宽大处理。一般问题由基层处理则可。我所在的小组都是从五反、土改回来后补课。我最亲密的同学蒙复地对补课认识比我高，他痛哭着交待了集体参加三青团的事，其实这事他在入团时早已交待过，是由教师介绍全班集体加入，早有结论，我对这样交待就有看法，我自持历史清白，毫无交待，成为这个组的“重点”，运动办公室的程贤策同志亲自找我谈话，批评了我个人英雄主义，不依靠组织，但也肯定了我在广州的工作表现，强调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希望我不要辜负党的信任。很长时间，我不明白“忠诚老实运动”的意义，后来听一位搞干部工作的领导干部说“忠诚老实运动”是了解干部的基础建设，是以后历史政治运动的重要依据和基础。

回到系里，我向冯至先生提出，我只学了三个月德语，复课后我从未上过课，期终考试就不参加了，或转专业或从头学起。冯先生不同意，他要我参加考试，另外，要我做一件他要我做的事。他告诉我，我们班上唯一的那位女同学在“五一”用报纸铺在地上坐着等待游行时，因报上印有毛主席时，她说自己不注意，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中。接着又批评她“不把毛主席放在心上”，有人提议把她定为“反动学生”。尽管当时北大没有按这个提法办，但从此这个女同学没有人和她接触，除了她的“同案”的“男友”，她很苦恼。冯先生说这个学生学习很努力，人很单纯，这样下去会毁了她。冯先生的话，我当然不能不从，参加了期终考试，得了30多分，冯先生说和前一次平均成为60多，就要我上二年级，还为我安排了谭玛丽老师（德国人）每天下午为我补两节课，直到我能跟上。我回来后，还又去看看朱光潜先生，当北大从沙滩迁到城外时，我参加搬运工作，朱先生的家也是我参与搬的，但明显地感到朱先生的话少了。我曾经唐突地问过他士可杀而不可辱这一个对他有一定敏感度的问题，他先是沉默，后来他却说了一个士为知己者死的问题，他说尽管郭沫若的文章将他、沈从文、萧乾批的很重，但他说周恩来总理理解他，共产党在战场还优待俘虏，他相信留在大陆，自己能为国家做学问。

这些沙滩旧事后几十年肃反、反右、文革……等运动接连贻害无穷，领导“忠诚老实运动”的袁永熙、被我们学生背地称“马克思专家”的许世华到反右时都成了右派。蒙复地这样难得的好人，学生时期是我们法德两专业唯一的三好学生，是北大称为“自力更生”办学的西班牙语的开创者。但在十年浩劫中自缢身亡，主要原因还是那个集体加入三青团。程贤策这样一个好干部也在十年浩劫中迫害致死。还背上了大叛徒、大特务的罪名。他们都是北大的，要不是十年浩劫，他们肯定健在，还能……。庆幸的是，朱光潜先生历尽苦难，文革结束后为人民贡献了卓越的学术成果，一次王遵仲和我一起去拜访他时，他还送给我们一张他和钱穆先生在香港的合影。冯至先生在文革后，当听我说那位他要我关心的他一直认为善良、单纯的女同学李元坚在西安交大任教时，他还托去西安出差的人代表他去看望李元坚，冯先生始终惦记着这个学生。想起这些沙滩的旧事，这两位师长的高风亮节总使我感到他们才是真正的学者、大师，同时，也深深感到内疚、悔恨，自己努力不够，辜负他们的教诲。同时，也认识到从沙滩到燕园，不仅是地址的迁移，而且是时代迭替，当时把燕园，拥有未名湖的北大，称之为新北大。

李传松，1932年1月生于浙江上虞。西语系德语专业51级。1955年毕业后先后在对外文委及其所办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50多年，教授（已退休）。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与祖国风雨同舟》、《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等六种（含合著），译作有《阿·门采尔素描艺术》等4种（含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