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和朝鲜的近现代历史命运非常相似：在从东亚华夷秩序向现代世界体系的转变过程中，中国被迫向列强割地而沦为半殖民地，朝鲜被日本亡国而沦为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恢复完全的独立，但由于冷战世界格局的影响和外部大国势力的干涉，退踞台湾的“中华民国”与国共内战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对峙，中国成为“分治国家”，隔海而治的局面持续至今；朝鲜半岛分裂并建立南北两个对立政权，惨烈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固定南北分裂格局，并使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对峙长期化，朝鲜成为最为典型的“分裂国家”。20世纪末全球性冷战格局宣告崩溃，但分治分裂的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依然是中国和朝鲜之民族国家建构中内部对抗、区域强国和世界大国利益角逐的地区。唯其如此，台湾海峡东西与朝鲜半岛南北四个政权之间复杂和微妙的关系和互动，不仅影响中国和朝鲜的分治分裂格局及统一进程，而且还影响亚太安全和全球秩序。

作为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特色课题，台海两岸与朝鲜南北不同层面的、错综交织的关系无疑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同时显然也是比较难以深度把握和客观论述的。由于实证资料短缺等因素的限制，本文拟以堪称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对外关系之特色原则的“政经分离”为线索，简要考察1992年台韩“断交”后尤其是20 0 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湾与韩国关系的演变及现状，分析其发展前景及制约因素。

台韩关系发展的模式：“政经分离”的形成

冷战时代台湾与韩国作为美国遏制东亚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盟友，维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实际上，1945年前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对前仆后继开展独立运动的韩国临时政府在物资上和道义上给予巨大的援助，令韩国政府和民众深怀感激之情。1948年8月韩国政府成立，1949年1月中华民国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正式给予承认，随后在汉城(今首尔)设立大使馆，韩国成为中华民国败退台湾前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最后一个国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台湾与韩国作为西方阵营反共的前沿地区推行所谓“反共统一战线”政策，1950年代和1960年代维持着“反共友邦”和“传统友谊”的外交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合作密切。

尽管如此，进入1970年代后全球国际关系格局和亚太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和日本不得不与“中华民国”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东亚地缘政治的核心力量之一，发挥着与时俱增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作用。与固守“汉贼不两立”哲学的台湾相异其趣，韩国因应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其北方政策和外交政策，对台湾关系转向淡化政治军事色彩，侧重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台湾对韩国的政策变化和台韩关系疏远和恶化深感忧虑和愤怒，但终究难以逆转急速发展的世界潮流，不得不转向接受韩国的现实主义政策，转向维持和发展台韩经济关系。唯其如此，虽然1984年3月因韩国拒绝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参加在汉城举行的亚洲青年篮球赛，台湾代表队在抵达汉城金浦国际机场后即刻返回以示抗议，双边外交关系严重恶化，但在此前后台韩圆满达成一系列非政治性的协议，包括：1983年交换海运协定备忘录，1984年1月签署海运协定；1985年7月签署司法资料交换协定；1986年11月将航空临时协定(1970年5月签订)改签为空中运输协定。由此可见，台湾与韩国一方面强调“传统友谊不会改变”，试图回避日新月异的现实动态环境；另一方面则在政治关系逐渐降温的同时进一步强化经济合作，台韩关系开始转入“政经分离”的发展轨道。

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契机，韩国与中国大陆关系迅速发展，1992年8月24日韩中最终签署建交公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大韩民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之立场”。同日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特别谈话》，以“十分焦虑和沉重”的心情表示：“由于与中国建交，我国同台湾的官方关系断绝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也是我国因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政治现实而采取的不可避免的措施”，特别宣布未来韩国将与台湾保持“最高水平的非正式关系”：“政府在同中国协商建交的过程中，曾积极努力不操作我国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并明确表示了在断绝官方关系以后要维持最好的非官方关系。政府希望我国和台湾之间的民间友好感情和民间合作关系不受韩中建交的影响而继续长期保持，并将为此而在尽快的时间里同台湾方面协商建立非官方关系”。对于韩国而言，断交后的韩台关系只能进入“一个中国原则”的框架，以“政经分离”的模式展开。换言之，规范和制约韩台关系发展的“九二年体制”已经建立。

台湾早已预感韩国与大陆建交不可避免，但对于韩中建交的最初反应依然极其强烈并立即进行报复。1992年8月22日台湾在中韩宣布建交前先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韩国在外交上背信弃义，主动宣布自8月24日起断绝与韩国的外交关系，表示将坚持“国家尊严、全民利益、完整国格、坚定立场”立场，拒不接受韩国派代表解释断交事宜。此外，还祭以报复性的措施，宣布自9月15日台韩航空协定停止生效、终止双方航空运输；终止对韩国的所有经贸优惠待遇，包括禁止韩国参与台湾的公共建设项目、限制韩国企业参与台湾的任何国际招标活动等。尽管如此，台湾旋即认清意气用事式的报复于事无补，决定接受韩国发展“最高水平的非正式关系”的原则，以“政经分离”的方式恢复和发展双边实质关系。1993年7月14日台湾“外交部副部长”房金炎成功访问汉城，台韩举行断交后首次副部长级会谈，探讨重建双边关系事宜。7月27日台湾与韩国代表在日本大阪签署重建双边新关系基本协议，同意在平等互惠原则下恢复和发展双边经济、文化之交流合作关系，主要内容包括：(1)在台北设立的韩国代表机构的名称为“驻台北韩国代表部”，在汉城设立的台湾代表机构的名称为“驻韩国台北代表部”。(2)台湾方面在釜山设立代表分部，双方代表部具有增进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的功能。(3)双方原签订的协定在以其他形式代替之前继续有效。(4)代表部的主要业务是保护侨民，不能代替政府行使领事权限，其工作人员不能享受外交人员的特权。(5)双方的国旗不能挂在代表部的楼外。(6)关于财产问题，韩国政府将釜山领事馆等具有外交性质的财产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外交性质的财产由中国大陆和台湾协商解决。

随后，1993年11月韩国在台北设立“驻台北韩国代表部”，派遣前“驻中华民国大使”韩哲洙为首任代表；1994年1月台湾在汉城设立“驻韩国台北代表处”，调派“驻格林那达大使”林尊贤为首任代表。从此，以“最高水平的非正式关系”为目标，以“政经分离”为方式，台韩民间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尽管如此，由于台湾逐渐将台韩关系定性为与“一个中国原则”相抵触的“实质外交”组成部分之一，特别是民进党20 0 0年执政后寻求突破根据“一个中国原则”确立的“政经分离”的“九二年体制”，因此1992年台韩断交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台湾与韩国关系的发展耐人寻味。

断交后前期的台韩关系：“政经分离”的展开

如前所述，台湾与韩国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在断交后发展“最高水平的非正式关系”的共识，特别是韩国基于“我们不会忘记过去抗日独立运动和大韩民国政府建立时得到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民的许多友好帮助。我国和台湾之间在此期间发展起来的民间交流合作关系对于我国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认识，希望“继续长期保持”并“同台湾协商建立非官方关系”；加之早在中韩建交之前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台韩关系实际上已经进入“政冷经热”的发展状态，随着中韩建交而来的“政经分离”成为台韩关系别无选择的发展路径。尤其是由于20 0 0年前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基本上固守“汉贼不两立”哲学，对韩国在外交上的背信弃义余恨难消，而且其“实质外交”的重点对象为美国、日本、欧盟等，并未积极推进对韩国的政治性的交涉，因此1992年断交后台韩依照“政经分离”模式维持和发展双边关系，一方面政治交流大受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关系持续发展。

台湾与韩国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双边贸易。1980年代后期台湾和韩国随着现代化程度的进展而转向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同时经过双边经济合作会议、经济合作委员会以及航空、海运、关系等领域的工作会谈，完善并确定发展经济关系的制度性框架，台韩贸易关系迅速发展。1976年台韩双边贸易仅1.6亿美元，而1988年已增长为18.2亿美元，其中台湾进口9亿美元，出口9.2亿美元，是为台湾对韩国贸易保持顺差的最后一年；翌年台韩贸易进一步增长为23.7亿美元，其中台湾进口12.4亿美元，出口11.3亿美元，台湾对韩国贸易初次转为逆差并持续至今。1988年可谓断交前台韩政治关系的冰点之年，先是韩国官方首次公开称大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则改称韩国为“南朝鲜”和“高丽”以示报复；后是台湾为缓和及维持台韩关系向韩国提出采购“蔚山舰”，但终因韩国民众和舆论反对无果而终。由此可见，断交前夕台韩政治外交关系的紧张并没有严重地妨碍其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1992年8月台湾在先行宣布断交的同时还公布报复性的贸易制裁措施，包括自1992年10月15日禁止韩国船舶在台湾－日本航线上运营，禁止台湾公营企业向韩国货船发包；申请对韩国钢材、PP、PE等制品进行反倾销起诉；废止1992年对韩国实行的汽车进口配额等，但台湾较快地转向正视不可逆转的现实，接受以“政经分离”模式发展台韩实质关系。唯其如此，尽管台韩断航造成不得不绕道香港和泰国等第三地的旅客怨声载道，但台韩贸易以形式上转换为民间协议的既定双边协定为制度性基础，不仅未受断交的重大冲击，相反地还维持原来的增长趋势。断交后的1993年台韩双边贸易达38.1亿美元，比断交前的1991年30.3亿美元增长25.6%，其中台湾进口增幅尤大，增长45.2%，金额25.4亿美元；相反地，出口微降(比1991年减少1.1%，但比1992年增长10.7%)，贸易逆差从4.6亿美元扩大为12.6亿美元。到20世纪末的1999年台韩双边贸易额已近98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3倍，年均增长15.8%。其中台湾进口增长尤快，1999年进口额近72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4倍多，年均增长19.4%，韩国成为台湾第三大进口国。与此同时，双方贸易不平衡进一步扩大，1999年台湾逆差达45.9亿美元，是1991年的近十倍，断交八年累计逆差高达183.8亿美元(参见表1)。

除双边贸易之外，台韩还维持一定水平的双边投资关系，其发展主要是在台韩断交之后。台湾对韩国投资始自1960年代，但进展极其缓慢，1962～1981年20年时间协议投资仅3项，金额72万美元(参见表2)。饶有趣味的是，在台韩外交关系趋冷的1980年代末期尤其是台韩断交后的1990年代，台韩双向投资出现比较显著的增长趋势，尽管项目少，规模小，基本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但作为“政冷经热”的表现之一及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似乎不应视而不见。台湾对韩国投资增幅较大，1994年协议投资项目5件，投资金额6474.8万美元，比1993年增长30倍；1998年为16个项目3167万美元，2000年猛增为73个项目2.5亿美元。台湾著名厂商如奇美企业、大同公司、声宝公司、英群企业、中华航空公司、阳明海运纷纷进入韩国，投资行业涉及电子及电器产品制造业、国际贸易业、机械制造业、橡胶品制造业、非金属业等。与此同时，韩国也展开对台湾的投资，1994～2000年累计投资项目45件，投资金额7182万美元(表2)。韩国重要财团如现代、三星、大宇、LG、鲜京等大部分是在此时期进入台湾设立独资公司或合资企业的。

资料来源：韩国产业资源部(Ministry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Energy)；

韩国外交通商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外交白皮书》。

第1图 1994～2000年台韩双边投资 (单位：百万美元)

毋需赘言，1992年断交后台韩关系只能依照“政经分离”的模式发展，一方面是由于韩国政府比较严格地执行“一个中国”政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台湾发展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台湾还未能走出断交的“阴影”，而且强烈批评韩国的中国政策。唯其如此，台韩之间经贸交流之不起波澜与被迫绕道第三地的乘客之怒气冲天形成鲜明的对照，令西方观察家自以为是地评断：“曾为反共产主义的同盟国家，又一同创造亚洲经济奇迹的韩国和台湾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关系欠佳，视若对方不存在”。“韩国和台湾成为互不相融的，仿佛有深仇大恨的邻居。”

尽管如此，20世纪末期无论是对台湾还是对韩国而言都是民主化的重要时期，作为地理相近、历史相亲、理念相似的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台韩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性的互动。如在台湾方面，1997年12月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率团赴韩观察韩国第十五任总统选举，1998年2月中国国民党秘书长章孝严及“立法院中韩国会议员联谊会”会长李必贤等赴韩参加金大中总统就职典礼；在韩国方面，1996年年10月国会议员郑在文、柳兴洙及卢承永等访问台湾，1997年5月国会“韩台议员亲善协会”会长孙世一率团访问台湾。尤其是李登辉在1996年当选为台湾首任民选领导人后逐渐公开其“台独”立场，在对外关系方面全面推进“务实外交”，包括企图发展台韩实质关系。1996年李登辉会见韩国国会议员郑在文、柳兴洙、卢承禹及韩国外务部审议官丁宇声时表示，“要增进中韩双边关系，不能单就双方的经济层面来考虑，而应从整体国家利益来评估”，并且特别强调“中韩两国同为亚洲民主国家，今后亦应以坦诚的态度，从整个亚洲与世界情势中，找出更宽广的合作空间”。这成为20 0 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湾发展对韩国实质关系的出发点。

民进党执政后的台韩关系：“政经分离”的异动

2000年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台湾实现和平的政党轮替，民进党实现梦寐以求的执政理想。作为以“台湾独立”为终极诉求的分离主义政治势力，民进党政府一方面在台湾岛内推动“去中国化”运动，寻求建立“台湾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企图通过各种“务实外交”活动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提升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形象。20 0 0年陈水扁在“五·二○就职演说”中提出台湾要“以今日的民主成就加上科技经贸的实力”，“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包括“持续加强与友邦的实质外交关系”、“积极参与各种非政府的国际组织”；“透过人道关怀、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等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扩大台湾在国际的生存空间，并且回馈国际社会”。此后台湾外交施政以“立基于台湾主体性、符合台湾特性”为指导，“顺应时势进行转型”，“寻求具体实践符合我国根本利益、可长可久的‘实质外交’理念”。尤其是面对“一个中国原则”广获承认和尊重的国际政治现实，谋求“做为国际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积极创造实质性议题，建构全方位伙伴关系，持续强化对外关系，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唯其如此，“政经分离”的台韩关系在民进党执政台湾后出现颇为显著的异动情形。

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与其前任李登辉相异其趣，他完全规避台韩断交阴影，谋求提升“实质关系”，尤其是强调台韩民主化进程相似，应以“共同信仰”、“共同使命”、“共同利益”为基础全方位地发展双边关系，包括政治性的关系。20 01年3月韩国国家党前总裁赵淳(曾任国务总理、汉城市长)访问台湾时提出“应以‘政经分离’原则”处理韩台复航问题、即“先透过经济的交流，追求共同的繁荣与生存，而后进一步地促使政治的合作”，陈水扁除了回应“我非常关切两国复航的问题，希望能有所改善与突破”、“双方只要能扬弃误解，秉持互利互惠的原则，相信一定能早日完成复航的工作”外，更进一步以台韩经贸关系紧密为理由建议全面提升台韩双边关系，即：“中、韩两国间的关系历史悠久，实质往来密切，双边贸易成长稳定……所以对于目前无法进行两国间正式的财经首长对话，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也期待未来两国财经首长能有正式的对话机会。”台韩“实质贸易关系未来能有更进一步的合作与发展”。与此同时，陈水扁一方面表示台韩“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上极为类似，且相互影响”，“在世界民主的潮流中没有缺席”，“这也就是中、韩两国对民主的共同信仰”；另一方面别有用心地指责“中共扩充军备，在沿海布置飞弹，不单仅对台湾造成影响，对韩国、日本甚至对美国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亦形成威胁”，希望韩国政府在实施“阳光政策”的同时“应考虑是否会比较迁就中共的态度而影响与我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同年7月陈水扁两次会见不顾中国抗议访台的韩国前总统金泳三，除重提台韩经贸关系紧密，“推动两国部长级经济合作会议，是刻不容缓的”、台湾“将在‘基于国家尊严’、‘符合实质利益’以及‘秉持双方互惠’的三个原则下”推动台韩复航外，特别强调台湾与韩国“位处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等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几个板块”，“应该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对过去要检讨，以避免再犯同样错误，更要以前瞻性的眼光来恢复传统友谊，增进彼此关系。希望两国基于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共同期待，与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安全的共同使命，加上商业往来的共同利益，能够携手努力，为双方共同利益，一起打拼”。

此后，陈水扁每次会见韩国政治人物以至民间学者都不忘其全方位发展台韩关系的理念。如20 02年5月陈水扁会见韩国国会议员田源时承认“韩国推动‘阳光政策’的目的旨在稳定朝鲜半岛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但同时要求“在推动的同时也不宜过度拉拢中共、姑息北京，以致疏远台湾”，提议台韩“今后能加强国会及政府高层官员的交流及互访”，以“维系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2003年8月和9月先后会见韩国元老级政客金钟泌、曾作为韩国副总理兼经济企划院长官访台的国会议员金满堤以及韩国基督教牧师赵镛基，不仅提议“台韩双方能持续推动经贸部长级的对话及咨商，让两国经贸关系及利益能获得更进一步的进展及保障”，而且特别强调：“台湾与南韩都是从威权走向民主，两国人民对自由、民主、人权有共同的信仰，对于维系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共同的期待，在此基础之上，如何增进彼此的实质关系，将是双方日后共同努力的方向。”20 04年10月第七届环太平洋韩国学国际学术大会在台北举行，陈水扁屈尊出席开幕式并致词，趁机向各国学者提出其关于发展台韩关系的系统观点：

台湾和南韩一样，都曾经在内外交迫的压力下，坚持民主发展，在许许多多的障碍下，发展成为亚太民主国家的典范。台湾和南韩，也同样曾经走过亚太新兴经济国家的发展道路，曾经一起经历东亚金融风暴的考验，跻身开发国家之林。台湾和南韩的发展经验，在过去，一直是两国所共同珍惜的资产与友谊。但是，不可否认的，在过去这十多年来，台湾和韩国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仍然受到双方缺乏正式外交关系的冲击。双方尽管维持民间、经贸上的互动，但是在缺乏政治动力支撑的情况下，交往及互动的层面都难以全面性的开展；这种现象，连带地也让双方人民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了解受到限制。我们认为，台韩人民之间的互动与了解，应该超脱经贸互动，或是韩剧内容所呈现的片段印象，更进一步向前推进。

由于台湾处心积虑地谋求“超脱经贸互动”，换言之，即冲破“政经分离”的限制并发展政治性的互动，因此以20 0 0年民进党执政为界台韩政治关系形成大相径庭的对照：之前台韩之间难觅往来政治人物的踪迹，如1992年断交至20 0 0年李登辉仅见过两批韩客，即1996年11月会见韩国国会议员郑在文和1999年8月会见韩国奥委会主席金云龙，故此西方观察家称台韩“互不相融”，似有“深仇大恨”；而之后来往于台韩之间的政治人物虽非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但确已相互接踵屡见不鲜，会见韩客成为陈水扁“拼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2004年至少会见七批韩客，包括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前国会议长朴浚圭。民进党第一执政期(2000～2004)台韩政要互访情况如下表所示：

毋需赘言，台韩关系政治性关系升温并冲击“政经分离”格局，既是台湾民进党政权处心积虑推行“实质外交”所致，也是台韩经济关系持续发展使然。在民进党执政最初两年台韩贸易关系因世界性经济不景气而略受影响，如2 0 01年双边贸易总额及进出口额均比20 0 0年有所下降，但从2002年双边贸易重新转向活跃，尤其是20 0 4年签署复航协定后发展更快，是年台韩贸易额及进出口额分别达173亿美元、117亿美元和56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34%、30%和44%，台湾逆差达6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20 0 6年台韩双边贸易额为222亿美元，其中台湾进口约为出口的2倍，对韩国贸易逆差高达78亿美元，2000-2006年台湾对韩国贸易累计逆差已近386亿美元(参见表5及表6)。台韩之间最大宗的进出口产品为集成电路，其中台湾出口此类产品27.7亿美元，而进口高达65.2亿美元，占自韩国进口总额的43.4% ，这成为台湾对韩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显而易见，尽管没有官方外交关系，但进入新世纪后台韩贸易在政治力的推动下持续发展，如今台韩已经相互成为紧密的和重要的贸易伙伴，20 0 6年台湾为韩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占韩国贸易总额3.5％，次于中国、日本、美国、沙特阿拉伯)、第五大出口市场(占韩国总出口4.0％，次于中国、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第八大进口地区(占韩国总进口3.0％ ，次于日本、中国、美国、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德国、澳大利亚)以及第五大顺差来源(次于中国、中国香港、美国、墨西哥)；韩国是台湾第五大贸易伙伴(占台湾贸易总额5.2％，次于中国大陆、日本、美国、中国香港)、第六大出口国(占台湾总出口3.2％，次于中国大陆、香港、美国、日本、新加坡)、第四大进口国(占台湾总进口7.4％，次于日本、中国大陆、美国)以及第三大逆差来源国(次于日本、沙特阿拉伯)。正是以贸易关系之稳步扩张为前提和根据，台湾不断提议双边尽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落实台韩经贸自由化。

与双边贸易的稳定发展和庞大规模相比，台韩相互投资显得裹足不前，依然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台韩产业结构类似，双方企业之间竞争远高于互补，而且韩国还存在生产成本比较高、国际化程度比较低等消极因素。以台湾对韩国投资而言，2000年和2001年协议投资金额分别达到2.5亿和3.1亿美元，但实际投资仅为0.46亿和0.12亿美元，其后也未见大的发展(参见表7)。唯其如此，韩国台商联谊会虽然早在1995年即已经成立，而且获得台湾驻韩国代表处的大力支持，但延至2003年会员仅22人，实在难望中国大陆或东南亚地区台商组织之项背。相形之下，韩国对台湾投资则因三星等著名财团已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等原因而略有增长。2006年台湾对韩投资约1600万美元，投资领域涉及制造业，包括计算机、通信、视听电子产品及电力机械器材和设备，以及科技服务业；韩国对台湾投资约520 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包括非金属矿物制品及计算机、通信、视听电子产品，以及批发零售业。

台韩关系的趋势：“政经分离”的名与实

如果只是以外交关系之有无作为标准，现代约六十年的台韩关系无疑应以1992年为界划分为有邦交和无邦交两个时期。然而，由于作为“分裂国家”(朝鲜半岛分裂为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分治国家”(中国主权完整但大陆与台湾隔海而治)的特殊历史境遇以及东亚地缘政治和亚太大国格局演变之错综复杂的共同作用，导致只保有中国部分地区治权的台湾与已成为主权国家的韩国之间的关系不可能简单地遵循国际关系的普遍模式；特别由于台海两岸长期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大义名分并自居为唯一的正统，“一个中国原则”更使中外关系发展之“双重承认”的可能性荡然无存，遑论台湾海峡两岸与朝鲜半岛南北的交叉承认。唯其如此，无论是台湾还是韩国都不得不以极端现实主义的态度采取务实灵活的方式处理其双边关系，“政经分离”逐渐成为台韩“发展——维持——再发展”其双边关系的特色模式，政治外交关系受各种因素冲击而波动起伏，尤其是随着韩国与大陆日益接近而日趋冷淡，最终因韩国转向选择大陆作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而跌入谷底——“断交”，然后以民间的方式缓慢地恢复和展开，表现为“U”字型；经济关系则别成景致，邦交时期“政冷经热”，经济关系的良性发展与政治关系的日渐低落形成对照，而且即使台韩断交也没有严重阻碍或遏止经济关系增长的趋势，相反地经济关系持续发展还促进了其他关系的恢复甚至带动政治互动，表现为“上升”型(如下图所示)。

未来一定时期台韩关系无疑还将继续维持“九二年体制”，即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政策框架、以“政经分离”为模式持续发展。但如前所述，紧密的经济关系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引发密切的政治互动，如其进一步发展是否可能导致“政经分离”虚名化并冲击“九二年体制”，值得观察和研究。

如果简单地以地缘政治和韩国政府立场而言，台韩关系的发展空间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既定的，即“一个中国”＋“政经分离”的“九二年体制”。众所周知，随着大陆的开放和发展，中国逐渐成为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力量之一，不仅对东北亚安全局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发挥着与日俱增的全球性影响。韩国对于中国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角色的认知无疑是清醒的和客观的，它渴望借助中国解决朝鲜半岛的安全和统一问题，尤其是希望通过中国促使朝鲜放弃武力统一妄想和核计划，以缓和朝鲜半岛南北的军事对峙与武装竞赛；同时也希望通过中国促使朝鲜开放门户，充当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以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从而为南北和平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台韩断交正是韩国根据这种国家利益考虑不得不做出的现实主义决策，韩国根本不可能为台湾而无事生非，挑起事端冲击基于“一个中国原则”的中韩关系。持平而论，1992年中韩建交后韩国政府无疑是恪守承诺的，韩国总体而言只是根据“政经分离”的原则发展对台湾的关系。

再者，以经济利益的考虑而言，在经济区域化甚至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齐头并进的时代，门户开放和快速发展的中国大陆成为外国企业的超级市场和投资场所，韩国企业也不甘落伍，遑论置外。通过建交及随后建构和完善的各种制度性安排，韩国企业大举进军垂涎已久的中国大陆市场，不断加强与大陆的经贸关系，既解决了国内资源不足问题，也为韩国产品开拓了一大海外市场。实际上，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和产品类型等方面相同或相似，台湾与韩国之间经济的竞争性远超过互补性，如在大陆市场韩国与台湾与其说是合作伙伴，毋宁说是竞争对手。形势比人强，设想韩国会为一个两千三百万人口的中国台湾地区而恶化与面积近千万平方公里、人口十三四亿的中国大陆地区的关系，充其量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天方夜谭。

尽管如此，台韩关系仍将持续稳定地发展，“政经分离”存在模糊化和虚名化的可能性。毋需赘言，台湾与韩国在地理上、历史上和文化上具有极其密切的传统友好关系，而且都曾遭受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拥有相同的历史记忆。尤其是二战后都与美国结盟，是资本主义阵营遏制东亚共产主义的前哨，而且都曾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军队作战，是“反共友邦”、“兄弟之邦”。唯其如此，韩国决策与大陆建交时“感到十分焦虑和沉重”，确立了与台湾发展“最高水平的非官方关系”的原则目标；台湾最初反应虽然极其强烈和情绪化，甚至一度采取报复性措施，但比较快认可(至少默认)韩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选择，接受“政经分离”的模式。时过境迁，如今台湾已经走出断交阴影，“韩流”席卷全岛，“哈韩”热度未退，前往韩剧拍摄现场观光及会见男女主角(如“师奶杀手”裴勇俊之流)成为旅游时尚，“韩式烤肉＋泡菜锅”更是食界新宠。诸如此类似乎只是无关大局的表象，但无疑能够成为台韩关系升级的社会基础。

相形之下，美国的亚太同盟战略——无论是军事同盟还是民主同盟——更可能成为台韩关系升级的隐性力量和幕后推手。众所周知，冷战时代美国在亚太地区建构了从东北亚至东南亚的广泛的军事同盟，包括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美台同盟、美菲同盟，韩国和台湾是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最重要的盟友和基地，双方更成为关系紧密的反共统一战线的“兄弟之邦”。中美建交后美台同盟名义上已经寿终正寝，但美国以其国内法《台湾关系法》预设了美国介入台海事务的可能性。而且，尽管恐怖袭击等国际危机促使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诚如美国前驻中国和驻韩国大使李洁明坦承——“(美中)关系既不平静也不稳定”，是“国家利益造就临时伙伴”。以台湾前途和两岸关系而言，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公开表示，美国的政策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其要点是“以台制中”。毫无疑问，美国的台海政策是与其亚太同盟战略相辅相成的。实际上，为了制衡中国，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联盟制度及军事力量部署，亚洲版的北约隐然成形，如调整驻日驻韩美军的部署、加强与澳大利亚的联盟、宣布泰国和菲律宾为最主要的非北约盟国、与新加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而且正如2005年美日同盟公开将台海列为“共同战略目标”所示，美国其实已将台湾列入其同盟范围之内，台湾堪称其“准同盟国”。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特别是由于美国长期大量驻军，韩国不得不向美国靠拢并接受其同盟战略，不无可能(被动地或主动地)卷入台海争端，至少是成为美军基地。以近期动向而言，20 03年10月美国在“韩美未来同盟政策构想第五次协议会”提出将驻韩美军从“守卫军”转变为“地区军”；11月驻韩美军司令拉伯特上将明确表示“驻韩美军的作用不应局限于朝鲜半岛，而应涉及整个东北亚”；2006年1月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韩美部级长级战略对话对韩美军事关系进行调整，驻韩美军转向实施“战略灵活性”策略，韩国其实已被拽入台海事务。或许是与美国针对中国的亚太同盟战略相呼应，台湾也强调“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不仅是台湾的利益，也是韩国的利益，台海若是爆发冲突将严重影响韩国的安全”，提议“台韩日三国间也应建立安全的对话与论坛，以促进台海与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合作建构“安全同盟”。

较之军事同盟，所谓民主同盟甚至更具隐蔽性和影响力，因为作为多边主义的合作模式，民主同盟超越冷战性的军事同盟的单边主义，而这种立意深远的国际合作构想可能为台韩关系升级提供某种理念基础。早在1993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即提出“自由太平洋国家伙伴关系”构想，将培养亚洲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行动作为其亚太地区十项首要政策目标之一，该计划后因台海危机和朝核危机等而未能付诸实施。2000年布什竞选总统时提出美国应该“为使自由太平洋国家伙伴关系像我们的大西洋伙伴关系一样牢固和团结而努力”，保证将在亚洲建立“强大的民主国家联盟”。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美国将通过组建广泛而可行的联盟——由有能力、在意愿促进均势、支持自由的国家组成——来实施其战略”，从而在亚太地区“开发一种地区和双边战略的混合体，以管理这一生机勃勃的地区所发展的变化”。20 0 6年美国“普林斯顿报告”提出，如果联合国无法改革以适应时代需要，则应以新的国际组织“民主同盟”取而代之。虽然美国公布其选择的民主国家只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而未包括台湾，但从布什2005年京都演说将台湾与日本、韩国相提并论而称之为“自由民主”的社会判断，台湾显然也是美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只是在公开的名单中隐藏了而已。

或许是与美国的民主同盟战略相呼应，或许也是大同小异的民主化进程使然，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湾对外活动非常热衷于推销以“民主”为名的价值同盟的理念，而且付诸行动并与韩国形成一定程度的互动，从而侵蚀着台韩关系“政经分离”的原则。陈水扁在会见韩客时往往不厌其烦地强调台湾与韩国民主价值相同：“民主与和平不仅是南韩，也是全世界的共同语言与利益，更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台湾始终是在民主、和平这条道路上，以及历史上最正确的一边”，期待台韩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台湾与大韩民国应该是最好的价值伙伴、最好的民主伙伴、最好的安全伙伴、也是最好的经贸伙伴，台韩应该可以成为最好的东北亚经济共同体”。不仅如此，陈水扁和民进党政府还付诸行动，而且获得韩国部分人士的配合。2002年9月陈水扁召开“三芝会议”决定建立“台湾民主基金会”作为推展民主外交的机构，翌年6月成立后即以韩国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国之一，至今已多次邀请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等政要赴台活动。2005年8月“副总统”吕秀莲出面主导成立标榜“民主、和平与繁荣”、以“推广人权、民主和法治”为目标的“民主太平洋联盟”，韩国前总理李汉东等出席成立仪式，其后会见陈水扁称“希望其核心价值‘民主、和平与繁荣’能充分在亚洲地区落实”，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台韩双边实质关系的进展，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与人民往来”。随后民主太平洋联盟韩国支盟在汉城建立，成为台湾之外成立的第一个国家支盟。2006年6月“民主太平洋联盟西太平洋区域会议”在韩国汉城举行，韩国出席者包括前总理李汉东及国会议员曹雄奎等产官学界数十人，吕秀莲因大陆反对只能以“视讯方式参加”，她致词称“大韩民国更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友邦之一”，“本人期盼，本次的大会，能够重启两国关系的历史新页，并且重新点燃两国长久的友谊，以同心协力谋求西太平洋地区之进步。”

此外，正如台湾以解决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要求提升经济交涉的层级所预示，台韩经济关系的紧密化逐渐成为其冲击“政经分离”原则的变数，最终甚至可能导致“政经分离”的模糊化和虚名化。如前所述，断交并未对台韩经济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尤其是台韩贸易持续增长，韩国享有巨额顺差，但这成为近年台湾变本加厉不断要求提升双边关系的根据。2003年台韩贸易是民进党执政后第一次大发展，是年台湾成为韩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而韩国是台湾的第四大进口国及第六大出口国，陈水扁表示“这种紧密的关系值得两国好好珍惜”、“相信两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有再增长与发展的空间”，并对韩国渴望的复航谈判提出“互惠互利的对等立场”。2004年台韩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近170亿美元，韩国顺差63亿美元，陈水扁提出“在如此密切的经贸关系中，两国有必要加强高层互访、进行安全对话。而两国高层的互访，与‘一个中国’政策无关，因为台湾和很多无邦交国间仍有部长级互访”，“非常期待能恢复过去经贸部长级的咨商会议，并积极推动台韩自由贸易协议的签署”。2005年台韩贸易持续成长并创新高，总额近188亿美元，韩国顺差76亿美元，是台湾第五大贸易伙伴、第四大进口国、第六大出口对象、第二大逆差国，陈水扁不仅提出“由于台韩双边贸易往来急遽增长，如何缩短双方的贸易逆差，是两国目前应当共同努力的目标”，要求到访的韩国国会议员“协助促请韩国政府慎重考虑，让两国尽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甚至还要求其“发挥影响力，让韩国政府能够不反对、甚至进一步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观察员，不要让台湾在整个世界卫生防疫体系中缺席”。20 06年台韩贸易进一步发展(详如前述)，陈水扁趁机重申台韩“应积极推动并洽商自由贸易协议（FTA）的时机”已经成熟，除了民间的台韩经济联席会议外，“希望积极推动官方、政府与政府间，局长、部长或次长等层级的经济咨商会议，藉由双方的积极努力、全力促成，让两国的经贸往来、商业合作以及各项交流向上提升”。不仅如此，陈水扁还指责韩国境管部门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将台湾留学生签证标记“中国台湾”为“矮化(台湾)的行为”，要求“韩国政府重新检讨这种不合理矮化台湾的注记方式，并予以恢复原来的注记”。更有甚者，由于2007年初韩国外长潘基文出任联合国秘书长，陈水扁异想天开地企图利用潘氏与韩国前总统金泳三的部属关系转达台湾的“恭贺之意”，“希望潘秘书长未来在台湾参与联合国事务上能够予以关注及协助”。总而言之，以紧密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巨额的贸易逆差为根据和理由，台湾逐渐提高台韩关系发展的层级要求，直接冲击“政经分离”的原则。

无可否认，韩国政府迄今为止还是比较严格地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依照“政经分离”模式发展与台湾的“最高水平的非正式关系”的，但毋需讳言，韩国以其国家利益以及现实经济利益为基本出发和终极考虑，事实上也会模糊“政经分离”原则，默许乃至开展韩台之间多元互动，从而导致“政经分离”有名无实。以台韩复航为例，尽管断航是由台湾主动宣布，但由于台湾态度强硬地坚持所谓“国家尊严、平等、互惠原则”并将其与航约谈判、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议等捆绑，复航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12年时间，最终20 04年9月韩国不顾中国反对做出重大让步，接受台湾坚持的“官方对等谈判模式”，以双方“民航局长”为主谈代表、“外交部”从旁协助方式，由双方代表机构签署航约，即《驻韩国台北代表部与驻台北韩国代表部航空运输协定（Air Transport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and the Korean Mission in Taipei )》。唯其如此，台湾不无得意地认为“谈判过程中，我公权力被充分保障，双方签约代表均由政府任命……是‘政府对政府’订约”、台韩复航“其实也是外交意义远大于民航意义的一起交易”、“此一协议将增进双方实质关系”。

代结语：“三赢关系”之摸索

无论是对朝鲜半岛南北还是对台湾海峡东西而言，分裂状态或分治状态的形成和定形既是诸如党派政争等内部原因所致，也是大国势力介入和国际格局变动等外部因素使然；同样地，分裂状态或分治状态的终结和统一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实现既需要内部民族主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体性作用，也需要外部各种地缘政治力量的积极协助和大力促进，至少是不干涉和不阻挠。分裂分治及统一虽然本质上是朝鲜或中国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出现的国内问题，但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为深受各种外部势力影响和干扰的国际性问题。唯其如此，作为分裂分治的国家，朝鲜半岛南北和台湾海峡东西之对外关系的展开别具特色，尤其是在分裂分治的双方都以国家统一为目标并以唯一正统自居的情况下，它们在国际社会的博弈表现为互挖外交墙脚的“零和竞逐”，任何国家(和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只能选择分裂分治的一方为“唯一的”、“合法的”代表，而与另一方的关系则不得不以“政经分离”的模式展开。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年代，“政经分离”成为其他国家发展与朝鲜半岛南北与台湾海峡东西关系的唯一选择，但三方(分裂分治双方＋“X”)关系始终潜伏着不确定性和相互猜疑。

由于大义名分论和“汉贼不两立”传统的强大作用，在20世纪后半期大陆和台湾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中国之“唯一合法”代表自居，在对外关系方面舍我其谁，坚决拒绝“双重承认”方式，在国际社会的“零和竞逐”只有唯一的胜利者，而落败者对获胜者之邦交国也是只维持和发展民间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政经分离”模式成功运行，两岸正统之争还不至于扩大为跨国混战，尽管“X”其实已经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时过境迁，随着世纪之交“台独”分离主义运动的蔓延尤其是民进党执政后逐渐放弃“一个中国原则”，并持续强化“实质外交”活动，甚至不惜以“金钱外交”极力争取“X”对所谓“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承认，两岸“统”“独”斗争的烽火蔓延入国际舞台，“政经分离”原则遭遇侵蚀而逐渐模糊化和虚名化。毋需讳言，“零和竞逐”和“政经分离”的唯一后果是两岸双输、“X”独赢，两岸分治以至分裂成为所有“X”乐意接受甚至暗中支持的结局。既然如此，如何超越两岸双输困境并摸索“三赢关系”之路，是两岸不可回避的挑战。

毫无疑问，两岸迫切需要不仅在经济关系而且在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上建立兼具操作性和前瞻性的管理机制，确实避免滑向危机和冲突，因为无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最终结局都只有一个——两岸皆输。在国际社会，两岸更应该超越“零和竞逐”，摒弃传统思维(既包括“汉贼不两立”也包括“政经分离”)，以开放的互信替代封闭的设防，从而扩大合作空间、降低机会成本，尤其是认清大陆与“X”发展关系不一定要以损害台湾与“X”的关系为代价、台湾在其他国家增加影响力不一定要以排除大陆影响力为前提，以免“X”仅以隐含实利目的的外交表态即可以游刃有余地从两岸渔利，最终通过创新国际关系思维的制度性安排建构两岸＋“X”的“三赢关系”。对于大陆而言，或许应以不受外部势力遏制、国家不分裂、在国际体系中不受歧视为前提，首先根据《反分裂国家法》的规定，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有步骤、分阶段”地协商和谈判“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从而在动态的国际环境中建构起比两岸双输，“X”独赢的关系更广泛、更深刻、更稳定，也更有助于处理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以至亚太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问题的“三赢关系”。

陈文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助理、两岸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

本分发表于《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