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台海两岸分隔是国共内战的产物，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缘政治，台湾问题深受亚太区域国际政治尤其是世界大国格局变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不仅影响中外关系甚至挑战国际秩序的“国际问题”。美国和日本是台湾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其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关于美国因素，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观察家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研究，成绩斐然，硕果累累；而对于日本，尽管关注者为数不少，但深入的学理性探讨依然寥寥无几，与日本对台湾问题的介入程度不成正比。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后，执政的民进党政权进一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特别是谋求建立台湾与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对话”，在2005年美日同盟把台海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后甚至企求建立台湾与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或“准战略伙伴关系”。惟其如此，我们不仅需要密切注意台湾与美国和日本关系的发展动向，而且还需要未雨绸缪，筹划对策。本文拟对近期台湾与日本关系的发展状态及其观察视角略加论述并提出看法。

台湾对日本关系

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为改变所谓“台日关系的真空现象”，不仅在“外交部”而且还在“总统府”设置“对日工作小组”，研议台日FTA(自由贸易协议)及日美台三边安保对话等议题；此外，民进党中央还设置“台日友好协会”，筹组“台日政治精英会”，聚集民进党年轻“立委”，希望“结合政府与政党的力量，建立制度”，“以多元、多渠道的方式”“重新建构台日关系，强化双边政治关系”[1]。惟其如此，台日关系以“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黄昭堂供称的“桌下常握手”[2]的方式迅速发展，建立了陈水扁所自诩的“畅达的沟通管道”和“多方的沟通管道”，进入了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三十年来最好的阶段”。[3]仅以台湾对日本的经贸关系和人员交流而言，2005年台日双边贸易总额超过604.2亿美元，其中台湾对日本出口约144.8亿美元，自日本进口约459.4亿美元；双边人员往来达230万人(次)，其中台湾前往日本旅客约118万人(次)，创下台湾前往日本人员交流的记录。2006年1月至8月台湾前往日本旅客超过85万人(次)，同比增加2.5%。[4]

相形之下，2005年“2+2美日安全咨商会议”将台海议题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以后台湾对日本关系出现的新动向虽然难以用数字计量，但其影响更为深远，值得特别注意。首先，台湾地区领导人不断向日本示好，呼吁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者的角色，冀望美日在亚太地区日益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和日本国内逐渐高涨的“正常化”呼声能为台海撑出另一顶“保护伞”。2005年7月陈水扁在与“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Japan）举行越洋视讯会议时表示：“今年2月19日举行的‘美日2+2安全谘商会议’首次将台海议题纳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并呼吁两岸纷争必须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充份展现国际社会对维持台海永久和平与重启两岸和平对话的高度关切。”别有用心地宣称：“中国军事野心与能力的扩张，不仅反映在对民主台湾的威胁之上，更构成对亚太、甚至全球安全与和平的共同隐忧。”同时特别向日本示好：“台湾是日本最好的朋友，我也相信日本是台湾最好的伙伴，台湾与日本绝对是最好的价值同盟，也是最好的经济同盟、最好的民主同盟以及最好的安全同盟。”甚至不惜激化中日关系：“我要呼吁日本人民，如果日本人民愈不怕中国，中国就会愈尊敬日本。希望台日两国人民能够携手合作”。[5]此后，11月陈水扁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召开前夕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专访时进一步宣称日本在亚太政治和军事领域上“能够担负起领导者的角色”，希望日本在“亚太地区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以对付“实力逐渐强大的中国”。

进入2006年后，陈水扁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台湾愿为日本“抬桥”的“渴望”，并提出台湾与日本是所谓的“安全伙伴”和“准军事同盟”。陈水扁多次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或者接受日本新闻媒体专访时公开表示，“日本政府在‘2+2日美安全咨商会议’将台海议题正式纳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是台日关系的“重大的突破”，台湾“非常感谢”，并且“非常满意”台日双边“互动与交流”，宣称“台日两国同为东亚民主阵营的成员，双方人民都崇尚自由、爱好和平、尊重人权，台日之间不但是信念的伙伴，更是价值同盟”，期待台湾与日本之间通过“坦诚的沟通、良好的对话、理性的接触、负责任的协商”，解决“台日共同关切的严肃课题”，甚至还进一步宣称“台湾与日本不但是最好的贸易伙伴，也是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的价值同盟，特别是在捍卫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台日双方可以是最好的准军事同盟”，期待日本“能够持续对台海安全表示关注”。[6]10月30日尚未真正渡过“倒扁”风暴的陈水扁通过卫星视讯和日本国会议员领袖及执政党主要领导人进行对话时系统地提出台湾对日本关系的观点，他再次感谢“经由许多人的努力，特别是日本政府的坚持，‘2＋2日美安全谘商会议’首次将台海和平纳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宣称美国国防部公布《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首次明确的指出台海军事的均衡已经向中国倾斜”、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年度报告初稿也指出“中国许多先进武器系统将在2008年前后完成部署，而美国赖以抗衡的力量要到2015年才能形成，2008至2015年之间将面临一个危险的空窗期”，“这样的结论不但对台湾，也是对所有中国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台海的情势充满困难的挑战”，表示“台湾会信守承诺积极强化自我防卫的力量，并对维持台海和平的现状尽最大的努力，但我们更期许国际社会能够正视台海问题的本质，为开创一个更民主、更和平的世界共同奋斗”。他在赞扬“日本无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领袖”的同时，不仅强调“台日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友谊，两国人民不但为相互的文化所吸引，在经贸往来、产业合作及学术交流等方面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表示“衷心期望能够与日本共同合作，携手缔造亚太地区的经济荣景”，特别期待与日本建立战略对话，推进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日美之间有安保条约，而美国也有台湾关系法……所以，本人也要提出来，希望最好的日台合作关系应该要有战略的对话，特别是日台安保的对话。如果在日本国内也能够推动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让日本、美国和台湾的安保机制形成并建立，我相信这也是整个亚太地区和平、安全、稳定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甚至企求日本更加深入地介入两岸关系，“希望未来两岸关系的改善，日本能够扮演一个促进者与平衡者的角色”。[7]

其次，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对日本关系思维相配合，执政的民进党也提出相应的对日关系论述。2005年8月15日，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郑文灿、族群事务部主任杨长镇和国际事务部主任萧美琴等召开记者会，公布《对日关系论述》初稿；此后，12月25日，这份内部文件经修正后由日本媒体《东京新闻》、《产经新闻》、《共同社》披露，引起各界高度重视。《民进党对日关系论述》非常模糊地宣示“强调台湾主体性”和“不以中国封建主义为思考点”，“重建台日关系历史记亿”，虽然因为顾忌本省人的战争被害者以及外省人的想法而表示反对日本的“重要的政治领导者”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对台籍慰安妇与台籍日本兵进行“正式的谢罪与补偿”，但同时表示台湾“虽然(要求日本)应该深切反省，但不会持续或加强仇恨，妨碍日本在国际社会尽更大的责任”，其重点在于强调台湾与大陆立场相左，而与日本享有“共同的民主自由观”，向日本表白台湾之对日关系“重要性仅次于对美关系”，台湾将日本视为“准战略伙伴”，希望“日本应该把日台关系和日中关系分开处理，让两者同时发展”，并具体提出今后台日关系发展的目标包括：(一)以台日共有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促进东亚的和平架构；(二)修正1972年台日“断交”后受限的“政府”之间接触的现状，提升交流的层级。[8]

今年(2006年)10月，民进党主席游锡堃率团访日，“进行政党外交，深化台日双方的伙伴关系”，期间以《台湾的生存之道》和《东亚和平的威胁与挑战》为题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基金会发表演讲，全面表达了民进党领导层的对日关系思维。游锡堃别有用心地强调“中国的崛起是东亚安全与和平的最大变量，也是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能否和平共存的最大考验”，指出所谓“中国崛起对于日本与台湾的冲击”、即“中国利用庞大的市场经济力量，进而影响到日本与台湾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层面”，“因此，对于中国的崛起，必须有正确的认识与对策。”游锡堃一方面对日本大唱赞歌，宣称“战后日本经历六十年的焠炼，已着实成为民主阵营一个成熟、可信赖的伙伴，更堪为亚洲民主国家的表率”；“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也是亚洲民主转型与政治现代化最成功的典范”；“事实上，日本是亚洲唯一成熟的先进国家”，表示“我们相信民主的日本，也期待一个有自信的日本，我们更乐意迎接一个有意迈向‘正常国家’，有意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角色，负起更大责任的日本”，甚至建议日本摒弃“历史包袱以及内外政治的因素”的限制，扮演“责无旁贷且无可取代的领导角色”；当然，他最后也没有忘记表示“台湾不会回避该有的责任”。[9]由此可见，民进党的对日关系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一脉相承，其特点是从历史的角度切割中日关系和台日关系，强调日本是台湾的“准战略伙伴”，而中国的崛起是台日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此必须台日“共同合作”，期待台日关系突破1972年体制而进一步强化。

其三，为适应及强化对日本关系，整合对日本工作人力，台湾当局于2005年10月成立“日本事务会”。1972年中日建立后，台湾与日本分别成立“亚东关系协会”和“财团法人日本交流协会”，以非政府方式处理其双边关系。在台湾方面，对日政务工作由“外交部”亚太司第一科负责，对日交涉业务及接待工作由“亚协”承担。民进党执政后大力推进对日工作，台日双边关系迅速升级，日本赴台人数日益增多，其中由台湾官方接待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日本访台人员为数可观，据统计2003年计126批、1539人，2004年增至148批、1800人，2005年年1月至10月达154批、2393人(包括国会议员100余名)[10]。因此，除在“总统府”和民进党中央设置“对日工作小组”作为咨询决策机构之外，为“整合亚太司与亚协人力，发挥最大战力”，台湾当局还在“外交部”成立“日本事务会”(“经签报府院奉核定”、“预算编列于亚太司之下”)作为日常事务机构，采取任务编组形式，设政务、秘书、文教、经济与资料四组，其中政务组由“外交部”亚太司第一科兼任，其它四组由“亚协”四组兼任；执行长由“亚协”秘书长兼任，副执行长由“亚协”副秘书长兼任。

其四，除经贸关系和人员交流之外，台湾对日本的“实质外交”续有进展，尤其是官方访问频繁，军事关系升级。日本2005年3月通过3月11日至9月25日爱知博览会期间给予台湾旅客免签待遇，8月通过台湾旅客免签证特例法案，自爱知博览会结束后次日继续给予台湾旅客永久免签证待遇，9月正式给予台湾旅客永久性免签证待遇，从而为台湾具有官方背景和政治色彩的人员赴日大开方便之门，“不但大幅提升台、日两国人民旅行便利，对加强双边交流及发展实质关系，均具有非常重要之意义”[11]。2005年全年台湾赴日本旅客为创记录的118万余人(次)，2006年1月至8月达85万余人(次)，同比再增2.5%。[12]需要注意的是，混迹于普遍旅客中间的台湾政界人士大有人在，以2006年为例，4月“总统府秘书长”陈唐山前往日本访问，“基于台日具有共同战略利益……与日方政府、政党重要高层会晤，就强化台日双边实质关系交换意见”，宣称“台湾和日本面对中国军事强权是同乘一艘船，具有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两国应共同积极因应，以保障亚太地区的安定和平”[13]。6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钊燮对日本进行“例行性访问”，期间会见日本国会超党派议员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平沼赳夫、自民党及民主党国会议员等政界人士，“呼吁日本更加重视台湾的地位和提升台日关系，在台海议题上能不断要求中国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并鼓励中方和台湾的民选政府进行对话”[14]。7月“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台北市长马英九先后访日，其中王金平会见日本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前首相森喜朗、参议院议长扇千景、前众议院议长绵贯民辅、“日华恳谈会”会长平沼赳夫等政界人士，“就台日两国的事务深入交换意见”[15]。此外，还有民主进步党前国际事务部主任、立委萧美琴率领党籍青年立委访日团访日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日台年轻议员联盟”举行座谈，“就台日关系、选举制度、财政金融和安保经济等问题广泛交换意见”，以及前述之民进党主席游锡堃访日等，在此不赘。惟其如此，陈水扁称“目前是台日关系三十年来最好阶段”；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也称“这两年(20005年和2006年)是台日关系自1972年断交来最好的时期”。[16]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已经逐渐升级的台湾对日本的军事关系，虽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从见诸媒体的报导可以追踪其蛛丝马迹。2006年3月台湾海军在东部海域举行代号“海鲨”的大规模无预警操演，其范围约3万平方公里，从北部的苏澳到南部的兰屿，其管制区域的右侧与日本与那国岛的海域相邻。根据台湾海军进行演习和例行性巡逻的惯例，其做法是绕过与那国岛的12海浬范围，以示对日本主权的尊重，而此次却以直线直接划进日本领海。据称台湾军方于演习前将管制通告了日方，而日方并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军事专家认为，“台日双方对于这项军事演习达成了共识和默契”[17]。此后，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东富士演习场（静冈县御殿场等）进行国内规模最大的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台湾陆军总司令胡镇埔以“观光”名义到达日本并出现在演习场，尽管此前中国已经获悉此事并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18]。这无疑显示“台湾跟日本在军事上也建立了某程度的合作关系”[19]。实际上，2005年5月时任“总政战局长”的胡镇埔曾奉“国防部长”李杰之命为“台日区域安保”问题以“观光”名义赴日，成为首位前往日本“访问”的台湾“上将”，这次观摩是他第二次访日，显示台日安保军事交流已渐趋频繁。惟其如此，台湾军方将领出身的国民党“立委”帅化民认为，胡镇埔赴日是台日双方“台面下的默契，能够观摩日本大规模实弹演习，算是外交及军事交流突破”[20]。[21]

总之，由于民进党执政后不遗余力地推进和发展台日关系[22]，“近年来，……总体而言，台日实质双边关系确有长足进展”，而且，从台湾的期待看，“安倍新首相处事圆润、做事果决，是一位具有政治理念的政治家，向来对台友好。相信在其领导下，日本必将在国际间更具影响力，台日关系亦将持续进展”[23]，未来台湾对日本关系的动向需要密切注意。

日本对台湾关系

正如台湾之对日本关系似的，日本之对台湾关系在民进党执政后也获得大幅度的进展，尤其是在2004年陈水扁连任之后。从日本对台湾的经贸关系和人员交流看，2004年日台双边贸易总额达568.3亿美元，日本为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占台湾对外贸易16%，台湾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占日本对外贸易额5.7%；2005年日台双边贸易额达604.2亿美元，其中日本进口约144.8亿美元，出口约459.4美元，贸易顺差314.6亿美元。[24]为因应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形势，日本与台湾于2005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东京举行第30届“日台经济贸易会议”，日台分别由“交流协会”会长服部礼次郎和“亚东关系协会”会长罗福全率团，双方包括外交、经济、财政、交通等部门代表共约112位出席。会议提出涉及WTO、APEC、FTA、农渔业、知识产权等71项议题，会后签署《日台有害废弃物越境转移双边协议》，此为日台首次签署有关环保议题之协议。在人员交流方面，2004年日台间往来旅客人次合计193万余人(次)；2005年度超过230万人次(次)，其中日本赴台旅客达112.7万人(次)，第100万名日本旅客于11月21日到达台湾，首次突破日本赴台人数的百万记录；2006年1月至8日日本赴台人数已达74万余人(次)，同比增加3.16%，高于台湾赴日旅客2.5%的增长率。[25]事实上，台湾之为加强和整合对日工作资源而设立“日本事务会”与日本这种日益扩大的对台人员交流不无关系。

在日本赴台旅客中需要注意的是混迹其间的政坛人士，尤其是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和地方政府首长。根据台湾负责对日接待工作的“亚东关系协会”和“日本事务会”公开的材料，2005年1月至10月由台湾官方(“外交部”或“亚协”)接待的重要日本访宾为154批、2393人，其中包括国会议员100余人；10月至11月两个月为日本众参两院国会议员8团30人，包括执政的自民党青年局访台团8人、民主党参议员5人，另外还有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以及各县市议员等30批250人(次)。2006年日本官方人士访台也相当频繁，如5月初计有8批30余名参众议员访台，7、8月也有8团36个参众议员访台，会见陈水扁、苏贞昌、马英九、李登辉、游锡堃、马英九等台湾朝野政要；此外，日本地方政要也极力推进对台湾的交流，如2006年1月鸟取县知事片山善博、4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8月岛根县知事澄田信义、9月宫城县知事村井嘉浩、10月八王子市长黑须隆一郎等分别访台，他们不仅“促进台日间‘地方交流’跨进一步”，而且还与台湾“外交部”、“经济部”、“交通部”等部门交流(如村井表示将敦促日本与台湾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高层次官方交流的色彩昭然若揭。由于相当数量的日本官方人士是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访台的，因此诚如台湾“日本事务会”执行长罗坤灿所言，“相信透过片山知事等日本地方政府官员与台湾各地方政府间的实质交流，对于台日关系的进展必有帮助”[26]；“日本事务会”副执行长廖经邦也坦承：“台日交流日益密切，尤其在柔性交流方面，包括台日国会议员互访、地方自治体首长交流、体育交流、台日大学生交流等都有长足进步，对两国的关系很有帮助。”[27]

尤为严重的日本政要访台事件是2006年9月12日日本共同社和《读卖新闻》曝光的日本农林水产省副大臣宫腰光宽访问台湾[28]。据报道，宫腰光宽于8月15日至17日访台三天，期间与“总统”陈水扁、“行政院长”苏贞昌、“农委会主委”苏嘉全等举行会谈。尽管日本方面辨称：“宫腰光宽此次访台属私人性质，并非官方访问”、“日本‘一个中国’的官方立场未有任何变化”；台湾方面表示：“宫腰访台属个人身份，政府立场不评论。”但是众所周知，1972年中日建交后，日本内阁阁员与其他政府高官访台是受到相当的“限制”的，过去虽曾有经济产业省副大臣“私人”访台出席原台湾驻日代表的丧礼，但并未与台湾政府官员会谈。因此，宫腰光宽成为第一个与台湾高层举行会谈的现任副大臣，是日台“断交”以来的“首例”。惟其如此，日本媒体人士称：“台日双方交流应会随着时代逐渐改善，迈向正常化。”台湾官方更表示：“台日两国因地缘关系，应让双边关系更妥善、完美。”、“台日之间的官方往来应正常化才是两国之福。”

实际上，较之日趋扩张的和政治化的日本对台经贸关系和人员交流，日本对日台关系的定位及其对台湾政治决策和军事领域的影响和渗透更需要高度关注，尽管难得其详，但通过见诸报端的片言只语可以窥其一斑。

其一，所谓台湾是“国家”及日台关系是“国家关系”的论调。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中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承诺，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尽管如此，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右翼势力却难舍“台湾情绪”，不仅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地统治大唱赞歌，甚至还将台湾定位为“国家”，称日台关系为“国家关系”，作为日本外交当局最高负责人的外相的麻生太郎即为其代表。

2006年2月4月，对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郑重承诺理应一清二楚的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福冈演讲时不仅露骨地美化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而且公然称台湾为“国家”：“因日本实行殖民教育，台湾今天才成为教育水平极高的国家。”麻生妄言自然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的强烈批评，甚至于台湾驻日代表也不得不指出麻生“只看到事情的一面，……但并未提到另一面，那就是日本在殖民统治台湾时代所教育的内容是日本的价值和日本话，与台湾并无关系。”[29]由于其妄言导致日本的外交困难，麻生不得不道歉，表示引起中国大陆和台湾民众不满是他的错误，但依然辨称其称台湾为“国家”的言论是被人“断章取义”。

然而，时间刚过一个月，3月9日麻生太郎在参院预算委员会针对台日关系接受自民党议员冈田直树质询时不仅高度评价台湾，而且再次称台湾为“国家”。麻生称：“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相当成熟，自由民主经济也已深植于经济层面，同时也是个法治国家”、“就各层面而言，台湾可说是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因此，“台日应该在上述前提下，维持两国关系。在这边说两国，可能又有问题了。总之，日本应该认真处理台日关系。”或许是由于对其自身的立场与日本政府的立场相左心知肚明，因此麻生欲盖弥彰地补充：“当然，日本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我的谈话是建立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只是自然而然地就会冒出‘国家’这种辞汇来。”[30]

麻生作为“日本外交当局最高负责人公然发表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的言论”自然令各界尤其是中国“感到震惊”，中国政府“对这种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表示了“强烈抗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麻生的“失言”绝不是因为他政治素质低下或者外交常识缺乏，而是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包括麻生在内的不少日本政坛人士的真实想法，至少是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所谓“自然而然地就会冒出‘国家’这种辞汇来”是也!)。[31]毫无疑问，这种隐然间以台湾为“国家”发展日台之间的“国家关系”的思维是近期日台双边关系获得迅速发展的意识基础和思想前提。惟其如此，“台湾团结联盟立法院党团”总召黄适卓称麻生妄言为“日本外交的转变”，显示“日中关系日薄西山、日台关系旭日东升”。[32]

其二，所谓“中国威胁论”及加强日台军事关系论。毋需赘言，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及日益扩大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影响力而感到惶恐不安的日本人大有人在，因此日本成为鼓噪“中国威胁论”的一大根源，如前述之公开妄言台湾是“国家”的麻生即宣称“与大国相邻的小岛国经常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是难以避免的”，指责中国“非常不负责任”、是对日本的“巨大威胁”。

在渲染中国威胁日本的同时，日本有些人别有用心地将强调所谓大陆对台湾的威胁。2006年8月1日，日本公布《2006年度防卫白皮书》，一方面肆意夸大中国的军费开支，指责“中国实际的国防经费预估是其官方公布金额的二至三倍”，另方面详尽地论述中国的核武器及导弹实力，宣称中国导弹射程“足以覆盖日本国土，可携带核弹头实施打击，是对我国的主要威胁”。[33]翌日(2日) 日本前海上自卫队第五航空群司令官川村纯彦(少将)即在接受台湾“中央社”记者专访时宣称：“中国不仅不断增加对台湾的飞弹部署，也加速海空军现代化，台海的军事均势已渐有利中国，台湾必须尽快充实现代化装备，否则将难以对付中国日增的军事威胁。”他特别强调，“中国日增的潜舰已对台湾构成一大威胁，台湾有必要快速增购潜舰及购买P3C 反潜机因应威胁”，宣称台湾必须与美国和日本建立“三边安保合作态势，方足以阻止中国的轻举妄动”，表示“台湾如何以某种方式参与建构三边合作关系是重要课题”，并提出“台美日情报交换就是值得推动的一项可行性作法”[34]。

与鼓噪“中国威胁论”互为呼应，日本更有人提出强化日台军事关系。早在2005年9月，日本民主党众议员西村真悟即声称：“中国的军力已破坏亚太平衡，未来台、日两国应致力恢复原本的平衡”，公开宣称：“中国发展军力就是为了并吞台湾，拥有核武的中国比北韩还要可怕，攻击台湾就等于攻击日本，台湾与日本必须联手抵抗中国的威胁，美国也不能漠视。”[35]进入2006年后，面对中国因在处理朝核问题的关键作用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中美日关系更形密切的现实，日本某些人强调中日关系密切不会影响日台关系的提升，呼吁台湾与日美合作对抗中国的崛起。今年10月曾任日本防卫大学校长的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表示：“就长期的局势来看，日本对于中国的军事扩张仍有极大疑虑，日本仍会与美国站在一起，加强美日同盟的合作关系。”他认为虽然安倍访华突破了小泉时代的中日僵局，但中日之间仍有许多难题待解，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可能性不大：“‘战略互惠’这种字眼可用于形容美日关系，却难以套在中日关系上。”西原建议强化日台军事交流，他指摘“日本至今为止，对中国太客气，不敢与台湾之间有较高层的官方交流”，不仅建议“就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能访台一样，今后日本若考虑到自国的安全的话，也应与台湾之间进行国防的高层交流”；而且鉴于“军事交流现阶段尚难实施”，提议“彼此都该发挥智慧突破，譬如，二、三年前台湾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到日本访问时，日方希望他们是穿便服来，但后来就变成可以身着制服来”。[36]前述之台日军事关系的升级动向以及后述之日本之介入台湾军情系统，显然与日本这种战略思维不无关系。

其三，日台关系“法制化”趋向。 将台日关系“台美关系化”、推动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是近年台湾推进对日本关系的重要目标，台湾“外交部”将促成日本制订“台湾关系法”的工作形容为“大工程”，“副总统”吕秀莲甚至呼吁“美国能够鼓励日本通过类似台湾关系法，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规范日台关系”。[37]曾参与起草“台湾宪法草案”的台湾驻日本代表许世楷到任后更积极促成，委托研究台湾问题的日本法学博士浅野和生教授研拟草案的具体工作。

2005年10月，酝酿多年日本版“台湾关系法”终于由其起草者浅野和生教授在右翼团体东京财团正式对外发表，包括日本内阁、法务、防卫、警察、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以及各国驻日外交官数百人出席发表会。据报导，这项规定“日台相互交流基本关系”的日本版“台湾关系法”(简称“日台关系基本法”)共七条，包括两个重要的基本理念：一是“促进日台更进一步广泛、密切而友好的商业、文化与其它方面的交流”；二是“在亚太和平安全基础上的日本外交运作，合乎日本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保障上的利益”。该法规定：为实现亚洲太平洋地域的安定与繁荣，“日台双方政府可以互相提供必要的情报资讯”；此外，还规定：“日本政府对亚东关系协会驻日法人(即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引者)与其职员得给予准外交官的特权”。[38]显而易见，这部日本版的“台湾关系法”旨在为日台日趋密切的实质关系提供一个稳定的法律保障机制并为日本进一步介入台湾问题提供法理基础。尽管日本版“台湾关系法”的出笼不无台湾的影响，但是诚如浅野在说明其动机时所供认，他完全是“站在日本国家利益的立场”，而不是台湾的立场。[39]

毫无疑问，目前以及在相当长的时期，日本通过政府版“台湾关系法”可能性极小，“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民间版的出笼显示日本对台湾的介入程度日渐加深。因此，正如前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所表示，台湾的存在对日本非常重要是事实，以目前的日本政治环境，“制定台湾关系法并非毫无机会”[40]。

其四，与日本对台湾及日台关系的定位思维相呼应，日本的影响已经渗入台湾执政党中央和军情部门，尽管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以前述之民进党“对日关系论述”的出笼为例，2005年8月其初稿是由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郑文灿等在台北举行记者会说明，而到12月公布却是由日本媒体《东京新闻》、《共同社》报导，台湾媒体向日本媒体驻台北机构询问草案资料时甚至因非日本人而遭拒。这或许是由于日本人已经渗入民进党国际事务部并参与民进党对日本关系的决策，这个日本人就是酒进亨。酒井原为“共同社”记者，与台湾绿营和独派大老熟稔，不仅报导甚至鼓噪台湾的“母语运动”、“民主运动”等，陈水扁上台后受聘进入民进党中央党部国际事务部，访台的日本国会议员等政坛人士多由其出面参与接待。由此可见，通过酒井，日本不仅可以轻易深入且事先洞悉民进党内部情形、政府方针，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左右、掌控执政的民进党尤其是其对日政策。以民进党“对日关系论述”草案而言，酒井亨即使不是意见主导者，也是其出谋划策者，因此它“真实化”和“中性化”地评述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地现代化”并倡导提升台日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日本对台湾军情系统的渗透和日台军事情报合作自李登辉执政时代即已开始，彼时中嶋岭雄、若林正丈等日本“民间学者”对台湾政界、学界狠下工夫，布建、培养“亲日反中”的人脉和势力；陈水扁执政后此项工作进一步扩张，甚至于“制度化”。2003年1月日本派出陆上自卫队退役将领长野阳一到台北“交流协会”任职，担任相当于正式大使馆内“防卫驻在武官”的敏感工作，负责收集情报与情报合作。此后，日台军情交流和合作密切展开，如2004年7月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率领台湾军事、外交的高层官员秘密访问日本，与日本研究两岸、国际政治、军事等并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的主流学者在箱根密会，交换意见。同年11月发生所谓中国核潜艇驶进日本领海事件，尽管日本方面否认，但陈水扁、许世楷(台湾驻日代表)皆不无得意地公开宣称是台湾先通报给日本。前述之胡镇埔两次访日恐怕也是日本刻意安排指导的结果，足以显示日台已经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军事情报合作的关系。毫无疑问，见诸报端的只是冰山一角，不为人知的“潜流”可能已在台面下汹涌成潮，日本恐怕正在不断地向台湾军方尤其是高级将领灌输着“亲日反中”的思想。

台日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向、观察视角

如前所述，近年台日双边关系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这绝不只是台湾单方面一厢情愿的结果，毋宁说日本方面的积极策动不仅是不可缺少的因素，甚至是根源性的因素。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中最为重要而敏感的问题，但只要日本确实遵守“一中原则”及其对中国政府的郑重承诺，日台关系绝不可能出现任何“突破性”和“实质性”的进展，遑论台湾当局所谓的“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和中国日本的关系是各自独立、平行发展的”之局面。惟其如此，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台湾问题之于日本恰如台湾问题之于美国似的，台湾独立尤其是和平独立才是日本最优的和最大的利益，维持台海现状只不过是由于中国的存在和日渐强大而不得不做出的次优选择；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台湾只能是被工具化的，换言之，日本发展对台湾的关系是为了利用台湾对抗中国，日台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国家关系”。台湾当局及其领导人面对祖国大陆时总是强调所谓“台湾主体性”，不断宣示所谓的台湾“主权”、“立场”、“尊严”，难道在开展对外关系时不也应该将“台湾主体性”铭记在心的吗!

现对台日关系的本质特征、发展趋势及其观察视角等问题略加归纳，权作结语。

一、台日关系的本质特征

(一) 不平等。即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军事等方面，台湾都摆脱不了不平等的宿命。如前所述，尽管近年台日关系大有进展，甚至大有冲破“断交”后没有官方交流的“七二体制”的趋势，但实际上其中充满“不平等”的性质。仅举数例，(1)以双边关系的负责机构而言，台湾当局一边维持“亚东关系协会”，一边于2005年10月在“外交部”增设负责对日关系实务的“日本事务会”，这等于是放弃民间对等，在“政府”体制内单方面赋予对日关系官方性质，然而日本方面并未采取对等的响应，其“交流协会”迄今紧守民间性质。(2)日本民间的“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所长可以进入台湾的“总统府”见“总统”，到“行政院”见“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首长，但台湾驻日代表根本不可能正式接触日本内阁首长。(3)为了因应反恐，台湾与日本签订了境管合作协议，日方“实验性”地派遣境管官员进驻台湾的大门──中正机场，查验赴日旅客的护照及签证，而台湾的境管官员却未曾赴日执行相同的业务。(4)在经贸方面，台湾是日本仅次于美国、中国和韩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如前所述，2005年台日双边贸易为604.2亿美元，其中台湾逆差达314.6亿美元，这无异于台湾将从祖国大陆以及美国等市场挣来的大量盈余拱手转付日本。至于在军事合作和情报交流方面，台湾更是只能接受日本的安排和指导。诸如此类。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经贸等领域，台湾单方面让步、日本全方位享用之不平等成为台日关系“宿命”。自从国共内战结束、台海两岸分隔，台湾不放弃赔偿日本就不与台湾签《中日和约》（1972年即废止）时，这种不平等的“宿命”就已经注定了，近年台日关系大幅度的进展也未曾改变其丝毫。

(二)工具化。与台日关系之不平等特性密不可分，日本只是从其国家利益出发而将台湾作为对抗中国的工具，换言之，日本只是为了“拉台打中”才会对台湾“热心”和提升日台关系，台湾摆脱不了随时可能被牺牲的命运。如前所述，近年日本为利用台湾牵制中国，在发展对台关系上不仅有思维(如麻生妄言)而且有动作(如给予台湾旅客免签待遇)，但这些无疑都是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对于日本而言，现阶段的国家利益无疑是以成为“正常国家”、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和修改“非战宪法”为首要目标。因此，尽管“中日在亚太地区的确是在激烈的较量中（intense rivalry）”，但“日本无论在政治、外交、军事或经济上，都不愿意和中国正面冲突，而是以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为首要考虑。”[41]惟其如此，即使麻生太郎作为日本外交部门最高负责人大玩“两国论”而称台湾为“国家”并说日台“应该维持两国关系”，日本也不可能与台湾发展名副其实的“国家关系”即“建交”。实际上，1972年日本最终“不得不对现实低头”，放弃台湾而与中国建交并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已经足以说明台湾始终是在日本的牺牲名单之中的；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也不会两样。

二、台日关系的发展趋势

在近年大幅度进展的基础上，未来台日双边关系可能进一步获得实质性的发展，日本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将进一步加深，尽管诸如通过日本版“台湾关系法”而将台日关系“台美关系化”等形式性的突破不会出现，但在本质上可能实现双边关系一定程度的“制度化”甚至“公开化”，冲破“七二体制”，并强化军事合作和情报交流。这既是台日关系的特性使然，也是目前亚太区域及台海形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日本通过美日同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言权。中国无疑是亚太区域以至全球范围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之一，然而中国的和平发展却被某些国家视为“中国威胁”，所谓“中国经济、军事近来增强，已对东亚安全造成相当大的威胁，尤其对台海安全的威胁更是重大”的言论甚嚣尘上。惟其如此，近年美日同盟日趋密切并将台海问题列为其议题之一，尽管我们无从明晰地获知美国与日本的战略分工，也不能断言美日同盟深化等于日台关系升级，但正如在“美日共同声明”中日本首次公开对台海问题表态宣称希望台海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似的，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确和美国连在一起”(华盛顿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米德伟/Derek Mitchell语），作为美国的盟友无疑将会更积极和公开地介入台海问题，遑论在私底下给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

其次，日本的“台湾情结”持续发酵。近年台日关系大幅度的进展虽然与中日关系紧张不无关系，但也与日本普遍存在的“台湾情结”分不开，无论是在日本政界还是商界学界甚至于普通社会，都相当关注台湾问题[42]，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认为“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会造成日本战略上的问题。……与台湾相关的许多事至关重要，不论是经济上或其它方面。”因此，日本人不可能“轻易将台湾轻描淡写掉（write it off）”。只要台湾问题不成其为日本“正常化”的绊脚石(如影响中日关系)，日本的“台湾情结”就会继续发生作用，日台关系就将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再次，台湾方面继续推动。从工具论的视角看，或许对于日本只可利用不能依赖也不无认识，但为了达成其“台湾独立”的终极目的，台湾当局还会继续自欺欺人地推进所谓拓展“国际生存空间”和“拼外交”的活动，对日工作自然是其重要的一环。特别是由于2006年10月组成的安倍晋三内阁包括九位“日华(台)议员恳谈会”成员，而且妄言台湾为“国家”的外相麻生太郎留任等，充斥对中国立场强硬的鹰派人物而被戏称为“鹰派内阁”，因此台湾当局对推进台日关系更上一层楼充满信心，相信“台日关系可望仍将在稳定中正面发展”，将“继续务实地与日本推动双边关系进展”[43]。

尽管如此，台日关系的发展是有界限的，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因素的存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日本不可能无视中国的反对，以牺牲日中关系为代价大幅度提升日台关系。惟其如此，虽然随着美日同盟的加强，日本对台海问题的介入程度还会进一步加深，但这绝对是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日本要放弃日中关系并公开冲击中国忍耐的临界点，遑论美国对于日本介入台海的承受也不是毫无限制。事实上，正如不少智库专家评估的，“美日联盟日渐紧密，并不表示日本就一定会在台海发生冲突时站在台湾一边。”(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蔡增家博士)、“日本在许多领域正在成为美国的伙伴，但我不认为日本会希望台湾成为其中一环。日本并不想介入台海争议，他们的想法是，何必因此向中国寻衅呢（pick a fight with China）！”(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米德伟）、“日本政府会坚守一个中国政策。不论美日台三方的互动如何，都会是以‘第二轨道’(Track Two，即非官方)的方式进行。”(华盛顿史汀生中心研究员辰己由纪)。一言以蔽之，台湾当局需要三思：台湾可以利用日本，但是不可能依赖日本!

三、台日关系的观察视角

台日关系无疑可以也需要从各种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如中国的视角、日本的视角、台湾的视角、美国的视角、联合国的视角、亚太区域的视角、地缘政治的视角，等等。现提出权供参照的三个视角，即“民主同盟”的视角、“美日同盟”的视角和“台湾民众”的视角。

(一) “民主同盟”的视角

无论是台湾还是日本，其政界人士在推进和发展台日关系时都强调台湾与日本具有“共同的价值”，应该建立“价值同盟”，而他们的“价值”是“民主、自由、人权”等，“民主”是其核心。我们不可能完全认同这里所谓的“民主”观念，但不得不正视的是这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台日关系发展的意识基础，而这与美国正在推行的“民主同盟”战略或许不无关系。

为因应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形势的变化并建立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美国政界和学界在世纪之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出现了影响巨大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等理论思维。在此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2006年9月美国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研究报告《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的国家安全(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报告由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组织研究，故称“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 Project)。[44]这项研究计划横跨民主、共和两党，由里根总统时代的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和克林顿总统时代的国家安全顾问雷克(Tony Lake)担任共同主席，历时两年多，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由于既跨民主共和两党又有社会基础，因此报告发表后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政策性和战略性影响不容忽视。报告认为，与冷战时期不同，美国如今不再面临像往日苏联共产主义那样的单一外在威胁，而是面临一系列的威胁，包括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病、亚洲的崛起、中东和能源危机等，这些威胁根源不同，主体不同。冷战时期针对单一“敌人”的“围堵战略”已经不再有效。而面对这些威胁，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等已经临近破产，失去应付能力。因此，美国提出必须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使其适应当代的需要；同时建议如果联合国无法改革，就应以新的国际组织“民主同盟”(Concert of Democracies)取而代之。尽管“民主同盟”思维是否会原封不动地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还有待于观察，但从美国高度赞赏台湾的“民主”、台日强调以“民主”建立“价值同盟”、中国周边似乎正在形成以美国为主导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的“民主同盟”包围圈来看，所谓“民主同盟”的视角或许也应该是观察台日关系时所需要的。

(二)“美日同盟”的视角

毋需赘言，近年台日关系比较迅速的发展是与美日同盟的强化密不可分的。尽管美日同盟关系并非尽善尽美，如佐利克任美国副国务卿时曾将美日“战略对话(strategic dialogue)”降格为“工作协商(working level consultation)”，但无论如何美日同盟关系的总趋势是日趋密切，特别是在2005年2月的“2+2会议”之后，美日军事部门通过“防卫政策检讨构想”展开对美日军事整合的协商，包括同盟内部协商机制的改革、驻日美军的部署处理、军事更密切的计划协调、导弹防御部署的展开等；外交部门展开“战略开发同盟计划(Strategic Development Alliance Program)”，寻求协调双方的政经资源，协助亚太及其它地区迈向民主等。正如美国国务院所公布的《21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所表示，美国将日本视为“该地区一支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以及美国的一个值得信任的盟友”(美国总统小布什语)，“我们将继续同日本的密切合作，把我们的关系发展成为更成熟的伙伴关系，从而使日本能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为促进我们的共同利益发挥起来越有效的作用。”[45]惟其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在亚太区域上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已经演变为“中国vs.美日同盟”双边关系，在台湾问题上的“中美台”和“中日台”关系也演变成为“中国(大陆)vs.美日同盟vs.(中国)台湾”的关系，这种局势似乎有利于台海现状的维持，但显然无助于两岸统一问题的解决。在台湾问题国际化现象未能消解之前，中国如何建立中美互信并强化中美合作，从而还原台湾问题为中国国内问题的本质，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 “台湾民众”的视角

毋需赘言，通过中国政府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中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台湾当局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的企图始终难以得逞。尽管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台湾当局的片面宣传和故意歪曲，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在国际社会的斗争和性质并不是完全和充分理解，不少人将其它国家承认“一中原则”并与大陆建交、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持续萎缩”归结于大陆“全面打压”、“收买和打压”，依然支持台湾当局继续“拼外交”和“拓展国际生存空间”。[46]特别是以对外国的亲近感而言，台湾超过三分之一(35%)的民众对日本最有好感，希望发展良好的台日关系。毫无疑问，台湾民众对一定程度的国际活动的渴望是应该给予理解并通过适当的方式给予满足的，因为这毕竟不能与台湾当局以“台独”为指向的“拼外交”一概而论。实际上，台湾民众超过半数(51%)认为台湾应该优先处理与大陆的交流问题，约四分之一(24.7%)不赞成因当局“拼外交”而造成两岸关系紧张。因此，如何进一步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对台工作“四点意见”，从涉外领域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从而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也是对台工作一项不容回避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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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统参加“台日政党研讨会”开幕典礼>，《总统府新闻稿》2003年4月29日。

[2] 黄昭堂：<台湾、日本桌下常握手>，《财讯月刊》2002年12月号。

[3] <总统接见日本国会众议院超党派组织“廿一世纪委员会”中川昭一众议员>，《总统府新闻稿》2002年9月24日；<小泉任内台日关系 扁：30年来最好阶段>，《自由时报》2006年9月20日。

[4] <外交部长于立法院第六届第四会期施政报告>，“立法院”，2006年10月2日

[5] <总统与“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越洋视讯会议>，《总统府新闻稿》2005年7月26日。

[6] 参照<总统接见亚太议联（APPU）日本国会议员访问团>、<总统接见日本鸟取县知事片山善博>、<总统接见日本众议员村上诚一郎>、<总统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总统接见日本民主党前代表冈田克也众议员>、<总统接见“日华议员恳谈会”副会长龟井久兴众议员>、<总统接见日本公民党众议员>，《总统府新闻稿》2006年1月13日、1月19日、2月10日、3月4日、3月21日、3月31日、5月2日。

[7] <陈总统在总统府参加由日本早稻田大学台湾研究所主办之与台湾陈水扁总统对谈视讯会议>，《总统府新闻稿》2006年10月31日。

[8] 参照《东京新闻》、《产经新闻》、《共同社》2005年12月25日报导，其中《共同社》只有短短几行，《东京新闻》等内容较多且略有介绍。由于条件所限，笔者尚未见到其全文。

[9] 参照<民主进步党主席游锡堃今（24）日启程访日>、<游锡堃主席今应邀于早稻田大学演讲，主题：台湾的生存之道>，《民进党新闻稿》2006年10月24日、10月25日。

[10] <本部单位主管例行新闻说明会纪要>，“外交部”，2005年12月1日。

[11] <外交部长于立法院第六届第三会期施政报告>，“立法院”，2006年3月9日。

[12] <外交部长于立法院第六届第四会期施政报告>，“立法院”，2006年10月2日；<本部单位主管例行新闻说明会纪要>，“外交部”，2006年7月4日。

[13] 参照<陈唐山密访日 晤党政高层>，《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2006年4月26日台北报导；<陈唐山在东京强调民主台湾是亚太安保的盘石>，“中央社”记者张芳明2006年京4月26日日东京专电。

[14] 参照<吴钊燮访日 将谈两岸及台日中关系>，“中央社”记者李佳霏2006年6月5日台北电；<吴钊燮结束访日 和日政学界广泛交换意见>，“中央社”记者张芳明2006年6月7日东京专电。

[15] 参照<王金平访日 将会安倍晋三>，《自由时报》记者黄维助2006年7月4日台北报导；<王金平透露：曾与安倍长时间交谈>，《自由时报》记者黄维助2006年9月4日台北报导。

[16] 参照<扁：目前是台日关系三十年来最好阶段>，“中央社”记者蔡素蓉2006年6月28日台北电；<总统接见“东亚经济会议日本委员会”及“日台商务协议会”干部会议日方代表团>，《总统府新闻稿》2006年7月18日。

[17] 参照<台湾海军东部海域举行大规模操演>，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2006年3月28日台北报导。

[18] <中国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允许台湾\"陆军司令\"访日>，新华社北京2006年8月25日电；参照《人民日报》2006年8月26日第4版。

[19] <台湾陆军总司令“观光”陆上自卫队演习>，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2006年8月25日。

[20] 李之粤：<日本伸手摸进台湾军事系统>，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2006年8月。

[21] 据报导日本曾开放领空给台湾“空军一号”经过，因此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江慧真质询台湾“外交部”：“这对两个无邦交关系的国家来说，是纯属提供人道友善的便利或者意味着两国外交已有实质的突破？”的提问，台湾“日本事务会”副执行长廖经邦答称：“截至目前为止尚未收到此一讯息。事实上，事前申请飞越他国飞航区并非困难。”参照<本部单位主管例行新闻说明会纪要>，“外交部”，2006年9月12日。

[22] 此外，台湾推进的对日本活动还包括具有官方政治色彩的学术研讨会(如“台日论坛”、“台日学术交流国际会议”等)、青年和学生交流(如台湾日本大学生会议等)，不赘。

[23] <外交部长于立法院第六届第四会期施政报告>，“立法院”，2006年10月2日。

[24] 参照<本部单位主管例行新闻说明会纪要>，“外交部”，2005年12月1日；<外交部长于立法院第六届第三会期施政报告>，“立法院”，2006年3月9日。

[25]参照<本部单位主管例行新闻说明会纪要>，“外交部”，2005年12月1日；<外交部长于立法院第六届第四会期施政报告>，“立法院”，2006年10月2日。

[26] <本部单位主管例行新闻说明会纪要>，“外交部”，2006年5月30日。关于日本国会议员和地方政府首长访台的情况，参照“外交部施政报告”及“日本事务会新闻说明会纪要”。

[27] <日农林水产副大臣上月访台　外交部：不评论>，“中央社”记者顾恒湛2006年9月12日台北电。

[28] 关于宫腰访台事件，参照：<日农林副大臣八月密访扁>，《自由时报》驻日特派员张茂森2006年9月12日东京报导；<日农林水产副大臣上月访台　外交部：不评论>，“中央社”记者顾恒湛2006年9月12日台北电；<驻日代表处呼吁台日官员互访正常化>，“中央社”记者杨明珠2006年9月12日东京专电。后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表态耐人寻味，据报道，安倍在记者会证实事先就已获知宫腰之“私人访问行程”，对于可能引发中国反弹的疑虑，他强调：“关于对台关系，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完全依照中日共同声明，这一点并未有任何改变。”

[29] <许世楷呼吁学者正确评价日本治台功过>，“中央社”记者张芳明2006年2月17日东京专电。

[30] <日外相答询 一再称台湾为国家>，《自由时报》驻日特派员张茂森、编译郑晓兰2006年3月9日东京综合报导。3月9日中国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的译文略异：“台湾的民主主义已相当成熟，自由主义经济程度高， 又是一个法治国家。日本与台湾应该保持两个国家的关系。虽然把日本和台湾说成两个国家，会引起问题，但我想日台关系应该得到适当对应，这是理所当然的。”参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今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强烈抗议麻生公然发表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的言论>，中新网2006年3月9日电。

[31] 现任日本首相、时任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日本政府的立场就像日中共同声明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变化，对这一点麻生也是很清楚的，但他同时为麻生辩护，声称麻生是在表现法律统治价值时偶然说到台湾是法治国家的。

[32] <日外相称台湾国家 台联：台日关系旭日东升>，“中央社”记者黄名玺2006年3月9日台北电。

[33] 参照<《日本防卫白皮书》妄称：“中国军费将超过日本”>，人民网军事资料，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7/4670543.html。

[34] <日专家评防卫白皮书 吁台美日安保合作>，“中央社”记者张芳明2006年8月2日东京专电。

[35] <美日专家忧心忡忡 中共扩军 台湾处境危急>，《自由时报》记者彭显钧2004年9月24日台北报导。

[36] <日防卫专家：中日关系紧密无损台日友好>，“中央社”记者杨明珠2006年10月20日东京专电。

[37] <吕秀莲呼吁日本制订台湾关系法>，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2005年8月18日台北报导。

[38] 参照<日学者版台湾关系法草案出炉>，《自由时报》驻日特派员张茂森2005年10月11日东京报导。

[39] 参照<日法学教授浅野和生：台日关系须受法律保障>，《自由时报》驻日特派员张茂森2005年10月11日东京专访。

[40] 参照<台日两国专家在东京讨论两国关系和展望>，“中央社”记者张芳明2006年2月20日东京专电。

[41] 美国华盛顿史汀生中心研究员辰己由纪(Yuki Tatsumi)语，引自《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5年第40期，2005年11月16日。

[42] 如今似乎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亲台”或“亲中”划分日本政坛，例如，小泉2005年10月底进行内阁改组，任命的17 位内阁阁员中有9位是“日华(台)议员恳谈会”成员，而且其内阁官防长官和外务大臣均有“反华”色彩，台湾当局将之解读为“亲台”。但这只是台湾的单相思，事实上，这9名阁员同时也是“日中议员友好联谊会”成员。由于台湾问题对日本而言只是“工具”，日本人基于其国家利益是既“亲台”又“亲中”，——诚如台湾学者蔡增家所言：“现在在日本政坛是无法区分‘亲中’或‘亲台派’的，只有以日本国家利益为首的‘国家利益派’。”

[43]参照<本部单位主管例行新闻说明会纪要>，“外交部”，2006年10月19日。台湾“外交部长”黄志芳表示：“安倍晋三接任日本首相后，台湾如何在既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台日关系，是今后对日外交重要课题；期盼日本能扮演区域安定角色，台湾也愿意竭尽所能，跟日本共谋亚洲地区安定、和平与繁荣。”参照<安倍上任 黄志芳：深化台日关系是重要课题>，“中央社”记者吴素柔2006年10月8日台北电。

[44] 关于“普林斯顿计划”及其最终报告，参照FORGING A WORLD OF LIBERTY UNDER LAW：U.S.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 Paper of the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G. John Ikenberry and Anne-Marie Slaughter, Co-Directors，September 27, 2006.

[45] 赖斯等：《21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参考》，美国国务院，2006年9月。

[46] 根据调查，以2006年5月陈水扁“出访”和8月乍得与台湾“断交”为例，台湾民众54.8%的民众认为台湾“国际地位下降”，75.8%承认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愈来愈艰困”，42%认为“断交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打压与收买”，45%认为“中国全面打压是造成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持续萎缩的最主要原因”，70.5%认为“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应有自己的主张”，50.3%赞成当局“拼外交”。当然，所谓“民意”是可以塑造甚至歪曲的，但这在某种程度依然可以反映问题。参照<“总统出访与对外关系”民调发表暨座谈会新闻稿>、<“国内民众对我国当前外交之看法”民调发表暨座谈会新闻稿>，《台湾智库国际事务论坛系列》(三)、(六)，2006年5月、8月。下引数据同此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