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决定同意香港在2017年开始实行双普选，这个相对迟来的对民主的确认，虽然让一些香港人感觉又是过于长久的等待，需要经受耐心的考验，但是，这无疑是对民主的确认。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共这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确认了西方民主在香港的实施，虽然许多人会对时间感觉不满意，但无疑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是北京对现代政治理念和原则的接受和确认，将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建设产生微妙但非常积极的影响。

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早在邓爷爷时代就作出的决策，也是对港人和国际社会的承诺，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其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但就当时而言，比较侧重的是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狭义理解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以才有所谓“马照跑，舞照跳”，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中的政治层面没有作出具体的承诺和安排，只有比较抽象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与末代港督彭定康的争吵与斗争就显示北京不希望在政治层面有比较快速的变迁。但是，这终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香港本身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包含着狭义生活方式以外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与制度，特别是自由与民主。英国殖民者没有给予香港民主，但保持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政治自由以及司法独立。虽然没有推行民主政治，但是，即使英国没有移交主权，它也将不得不面临民主政治的呼声和压力。在另一个方面，香港的回归又刺激着港人对香港自由民主的关切心理，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一向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下生活的香港人有着内在的不安和焦虑，因而更为关切，需要有切实的保障；另一方面，摆脱了殖民统治的香港人在这样的主人心态下，也自然地出现政治觉醒，而不再局限于所谓的“经济动物”，需要考虑如何来实施“港人治港”的问题。23条事件又进一步刺激了香港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从50万人大游行以后，香港人不再只是“经济动物”，他们虽然也关注诸如CEPA或者港股“直通车”等经济与民生问题，但民主与自由问题已经挥之不去。民主派的逐步成长又使这样的意识和需要得到一个组织的推动。在这样的现实下，谁也无法回避，只有积极面对。

北京与民主派的博弈从23条问题以来一直持续着，从总体上而言，北京有着绝对的优势，并且也有香港内部力量的支持与呼应。但是，在这个现象的背后，也明显地有着不可忽视并且需要妥协的因素。这里主要的不是国际因素和台湾问题的考虑，而是中共还是非常看重香港的民意。从“七一”大游行中体会到了香港民意的力量，而且从最近陈方安生的当选中也能够感觉到香港人的内在政治愿望。北京对形势与人心非常清楚，因而北京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努力掌握主导权。对北京而言，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不会像民主派那样简单。北京不至于担心香港出现政治分离势力，但是，北京对香港政治力量的平衡和政治的稳定有合理的关切，而且北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去应对普选可能带来的困饶与问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战略布局。此外，北京更需要考虑香港推行普选将对内地可能产生的微妙影响，这也需要有审慎的评估和应对。可以说，循序渐进原则也是基于内地与香港政治良性互动的考虑与预期而采取的原则。当然，作出现在这样的决定和时间安排，也同样显示北京不希望被民主派牵着鼻子走，中共在与各种内外政治力量的博弈和斗争中，有着丰富的经验。香港问题的主导权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既是现实政治格局本身使然，也是北京的政治意图与谋略。

2017年虽然还需要等待10年，对于一些迫切希望实行普选的人而言显得过于漫长，但是，这是在现实情况下一个比较合理的明智的安排。我们不能够只从时间上去评判，更何况这个时间也是很快临近的，并不是无限期的推迟或者非常漫长。要用超越这个时间问题的眼光去审视这个问题，这样才能够突显出北京这个决定的积极意义，不仅对香港，也是对台湾对全中国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其核心是对民主的确认，并且真正践行民主。在这里，不仅可以预见香港政治的进步，看到北京今日政治的进步，更可以预见未来北京政治的大进步。

普选问题实际上已经尘埃落定，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推进香港的政治建设以迎接普选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如何推行香港的公民社会建设，香港的政治文化建设，为民主在香港的全面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不让香港出现世界上一些新生民主社会包括台湾出现过的那些混乱的局面，不出现恶质的政治文化。以香港的公民素质看，实行普选以后的香港政治是可以乐观期待的。

对香港的政治家和政党而言，现在已经不是争论时间早晚的时候了，而是要考虑如何提早布局的问题了。10年对一般人是漫长的时间，但对于政治家和政党而言，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时间。对照曼德拉和金大中的政治路程，对真正的政治家而言，这10年真算不了什么，何况香港政治家现在面对的也不是他们两位所面对的社会。

20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