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意想不到的打击是最沉重的，没有预感，没有征兆，灾难说来就来了，短短几天之内，一个鲜活的生命就离我们而去了，朋友们无不感到震惊、愕然，继而是深深的悲痛，慎之已经走了七天，我思绪完全陷于麻木，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一）
我和慎之的交往是近四五年的事，初次见面都有“相见恨晚”之意，我俩同年出生（他比我年长几个月），都是在抗日烽火中投入救亡运动的，又同在丁酉年中了“阳谋”。我们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发表一些文字。慎之在破门而出之前就是名人了，文章一出手便有大家气象，他比我幸运的是受过完好的正规教育，厚积薄发，而我却是共产党扫盲把我扫进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是“脱盲分子”。慎之看到我的一些文字才通过余世存约我见面，谈话时他就给我出了好多作文题目，我赶快声明：我不是做学问的人，几十年来都是给别人编文章，改文字。一次次的整人“运动”使我养成一种生活习惯，不记日记，不留信件，不记笔记，甚至也不留报刊资料，免得害人害己。写的文章也不过清通而已。他说清通就不简单啊，有些自命大学者的文章就是叫人看不懂。我又说：最近写的那些东西不过是要表明一种立场，或是替被压迫得发不出吼声的朋友说说心里话。他们看到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秩序主义等等，日益成为一种显学，媒体充满赞美之词，一些“大师”也上了圈套，给人家做义务广告，心里不安，要我表明态度，和那些人划清界限。我不得不勉为其难。但是要读懂“后学家”弯弯绕似的文字，在我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只能边做边学，请喻希来、秦晖、孙立平、张剑荆、余世存等中青年朋友给我上课。有些文章实际上就是“集体创作”。大概慎之也理解这不是过谦之词，因此，第一次见面之后，就给我寄来了一些材料，还要我回答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是不是中国世纪？慎之最后一次命题是詹明信上海讲话得罪了他的中国门人，招来一场围攻，要我就此事写个评论，并且请段跃送来相关资料。《网络文学》编辑林瑟也从上海给我寄来一包下载的有关詹明信的材料。稿子发表后，意犹未尽，又另写了一篇短评，但慎之已经看不到了。
（二）
慎之认为比四个现代化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的现代化”，一直为此大声疾呼，“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还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的想法得到广泛的赞同，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还拿着《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的《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和发表在《改革》杂志上另一篇文章的复印件去访问他。我对慎之说：“既然是刻不容缓，何必等下一辈子呢？都说中国人素质太低，这不光是指老百姓，我看当官的素质也不高，恐怕上智和下愚都是一样缺乏公民意识。咱们不妨现在就干起来。”他问我有什么办法，这倒把我问住了，我不过是受他的启发和激励，感到应该有所作为，哪有什么办法。回来我就找李郁、王小平、王之虹、段跃、吴琰几个中青年朋友商量：是不是办个公民教育研究所，请李先生来主持，完成《公民课本》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大工程。大家听说李先生可以“出山”，都表示愿意效力。吴琰是一家大报“星期刊”的主编，还提出开辟一个“公民社会”版，为公民教育鼓与呼。我就请喻希来匆匆地起草了一个“研究大纲”，又请杨学军制订了一个“课题计划书”，以三年为期，第一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公民教育》、《世界各国公民教育的比较教育》；第二年制定写作大纲，写出公民课本初稿，共12册，初中、高中各六册；第三年，定稿，推广。我请李郁去促请慎之上马，得到首肯，他提名刘军宁、徐友渔，我提名喻希来、张明澍、杨东平，由他们组成编委会，而由慎之总其成。因为慎之正准备去美国访问，筹备工作又颇费时日，一些积极分子就为搜集、复印资料忙开了。
我对公民教育的认识也随着工作的展开而加深。中国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的弊病，我是有体会的，一切指向分数、指向工具塑造。所谓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立意高渺，舍近求远，要求每个人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做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圣贤；完全忘记了教育的宗旨不是培养什么四有新人，而是培养具有时代精神、为社会延续发展文明的常人，也就是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合格的现代公民。四十年学雷锋，二十年“讲文明”，收效甚微，只有极少数人能领一时风骚，而大多数人却连不随地吐痰，上车排队都做不到。以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倒行逆施、却又大吹大擂的现象：对儿童进行成人教育—— “胸怀全球，放眼世界”；对成人进行儿童教育——“要学会说谢谢、对不起；”叫平民百姓“见义勇为”，抓贼斗歹徒；要公务人员立什么军令状，搞什么“承诺制”，好像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以为“启蒙运动”不能老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议论中，而应在民间扎根。如果以公民教育为切入点，面向全社会，我们就会取得全民共识，形成一种合力，推动文明进步。
公民教育研究所刚起步就碰了钉子，社团须到政府办理登记，政府却以“整顿社团”为名，不接受申请。虽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政府要员也慷慨陈词：“违反宪法是最大的犯罪” ，但还是要在犯罪的路上继续走下去。结果就成了马克思说的那种状况： “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1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种倒行逆施体现在一切领域的现实生活中，做好事寸步难行，做坏事畅通无阻。因此人们的精神得不到升华，只能往非理性方面沉降。政府要求稳定压倒一切，却又处心积虑堵塞释放巨大能量的渠道。既然此路不通，我们只好把研究所改成课题组，挂靠在一个杂志社里。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从美国归来，立即找李郁询问公民教育进展情况，并且给我写了封信：“问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着手开始公民教材的准备工作，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够成立‘公民教育研究会’，那就是可以千秋万代的工作，我们这一生就可算有一个目标，也有一个归宿了。（对我们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虽然很低调，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把许多支持者的信转给我，要我同他们联系，有的信还批上：“又是一个公民教育的积极分子！”不亚于看到报春的燕子。特别提到谢泳：“有一位谢泳同志（《黄河》杂志的副主编）也给我寄来了一个材料，现特复印寄上，看来他倒是一个热心分子，以后也许可以靠他搜罗一些材料。（此人笔头甚健，议论宏酣，我虽不认识他，但迄今印象甚好。）以后你也可以倚重他，我已去信介绍你。”
但是，工作却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因为人要吃饭，多数志愿者都要应付生存危机。特别是从美国、日本收集的资料要译成中文，我们连劳务费都开不出。李柏光、周鸿陵编的《公民常识问答》准备出版，也要交几千元押金，如有亏损，要从押金中扣除。这又是中国出版业有史以来的奇闻，既然自负盈亏，又为什么不许作者自行出版呢？吴琰的版面被不断撤换稿件，弄得焦头烂额，不得不改版。种种倒行逆施迫使我们的工作陷于停顿了。
这一切似乎都在慎之的意料之中，他写信劝勉我说："自从我在今年年初为《改革》杂志写了《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一文以后，余世存就告诉我，你有意集合同志写一套公民课本，我当时的感觉是你对我的话太认真了。我们这样的体制哪里有什么条件能编实实在在公民教科书呢，只要一提笔就要碰壁，因此并不十分措意。等到出国回来，李郁又跟我讲，你确实是在干这件事。我又想了一想，教科书固然编不出来，但是写一本《现代公民试行教程》似乎还有可能。上周六聚会，我还说到法国革命以前有‘百科全书派’对启群觉悟起了重大作用，中国当然主客观都无此条件，但是几万字的一本《公民教程》也许能起到‘统一思想，唤起民众’的作用。（照民主国家的原理，任何人都无权‘统一思想’，《公民》正要告诉人们这一点。但是我偏偏想不出别的词儿，姑且借用，也许可以证明我中毒极深，已脱不出过去的框框了。）因此我极愿先生带头主持促成其事。现在社会上思想混乱，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公民教程来，对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行政与司法，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都有顺应世界潮合乎文明原则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敢来挑战。当然目前似无出版的可能，但是要有一部稿子在那，我看是随时都可以有用的。说到统一思想，我想也好乘此机会把主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人彼此弄清楚，也许能得到更多的朋友。”我也立即回应说：百科全书不敢想，一科全书尚可行。“公民教育会”若成形，未必有人敢说“不 ”。开始时并不是没有想到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持我们的研究，但我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总认为行动起来，条件会发生变化，碰见有经济实力的热心人，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只见人锦上添花，却不见人雪中送炭，我们虽一退再退，但仍未放弃。今天看了任不寐《与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对话》，我才知道，直到去年年终，慎之还在约任不寐参加编写《公民课本》，可见慎之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这不过一次小小的挫折，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失败。我相信慎之设计的《公民课本》或《公民试行教程》是一定能编成的。
（三）
慎之的第二个心愿是“重新启蒙”。他认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夭折了，先是救亡压倒启蒙，继而革命压倒民主，最后是稳定压倒一切自由。所以慎之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它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才应该是被中国定为国家目标的
‘现代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中国人民必须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为能自尊自律的现代公民”。八十年代，王元化、王若水就提出“新启蒙”的主张，他们编辑的《新启蒙丛刊》，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它还没有形成运动，就被左大爷扼杀了。他们说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新启蒙就是要建立反对党。可见神经衰弱到何种程度。但是封禁并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制造一个新的问题。存在的问题是不可能被一纸命令取消的。“回到五四，重新启蒙”再次提了出来，应和者寥寥。我觉得必须说明新启蒙和老启蒙不同的地方，老启蒙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新启蒙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一点不讲清楚，就会招致误解。建议办个刊物，从公民教育入手，推举余世存任刊物主编，慎之也同意，计划做好了，又是因刊号、经费成问题而作罢。不过，这次“重新启蒙”确有不同之处，慎之的贡献，不只限于文化层面，而是全方位地投入社会变革，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华贻芳的产业研究一直依靠他的支持和帮助，周鸿陵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实验，徐维国的中美文化飞驼工程，几乎每个活动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相比，雷声虽不那么大，雨点却也不算小。而且都取得了成绩。
回到五四，还要超越五四。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声音由盛而衰，最后几乎被淹没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潮流中。现在重新启蒙，就是要高高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慎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还是要感谢历史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中国舞台上各种可能有的思想总算已经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进行战斗，‘敌我友’的关系（还是要借用毛泽东的话）可以比较明确，再不致被拖入一场混战了。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经济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新左派与后主们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而中国今日迫切需要的。”慎之建议采取“战斗的策略”是，“少同无理进攻者纠缠，而是‘ 一步进一步地’正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民主反专制，以法治反人治（=党治），并高高举起作为其根据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大旗。人权在今天已成为无人敢反抗的全球价值，但是人权必须落实到一个个个人身上，集体人权是我们中国人的狡辩。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义必然成为全球主义。这点是可以有信心的。”
（四）
慎之的第三个愿望是“把顾准的民主启蒙的思想推向更广更深”。因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潮本来就不旺，它是在灭绝三十年之后经由顾准这点火种才又开始重燃起来的”。我曾同慎之谈过，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最初是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结盟，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使敌人陷于彻底孤立的结果；取得政权后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决裂了，就孤立了自己，敌人越打越多，国事日非，就濒临绝境。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归结的是另一句话，代替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们应该相信谁呢？即使马克思说的话全错了，只要有“自由发展”这个字，也足以使他们不朽。从陈独秀开始中国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曾经有过的那一段因缘，是几代中国知识青年与其结下不解之缘的重要原因。
顾准是在看到权力发生异化，革命理想主义转变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之后，才毅然走上经验主义之路的；李慎之在“割肉还母，剔骨还父”之后，才走向自由主义。他对我说：“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想起来有无数的话要说，一时也说不尽……”我不同意他的用词，我说：“咱们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要不就跟着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去搞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本位文化了。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他们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咱们的对立面。是他们背叛了民主自由理想。”我又说：当初一直搞新民主主义就好了。慎之立即纠正说：“ 民主就是民主，分什么新旧中外。”一句话使我明确了，所谓新民主、人民民主其实是“专政”的一副面具。我们都被迷惑了。我们对“告别革命论”都不能理解，这是对过去的悔恨还是对未来的输诚？如果是过去，我们需要忏悔的不是革命而是其他，我们既不能在民族危亡之秋袖手旁观，也不能在“法东斯”的专制独裁统治下安心做顺民；否则我们就太没有人的尊严，太没有良心。如果是未来，那由不得我们。我们想告别革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别我们？民主是消解革命唯一的手段。如果社会矛盾没有缓解机制，那就会像恩格斯说的那样：“最小的冲突也要引起严重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17页）老百姓总是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在有力量的时候，你寸步不让；在没力量的时候，你想妥协又来不及了。革命是专制的国家强迫被统治者做出的选择，民主国家就从来没有发生过革命。
慎之说过，他是战战兢兢提出自由主义的。它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不在于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有什么新发展，而在于历史条件把他推到时代的潮头上。他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学问家看重著作等身，精雕细刻；思想家要求振聋发聩，星火燎原。一个以书斋为发祥地，一个以社会为实验场。中共执政后，自由主义就被宣布为敌对思想，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已被斩草除根。李慎之突破禁区登高一呼，为自由主义争得合法地位，在中国当代史特别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史上，这件事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我才提出要重新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同龄人中的一些朋友要我将鲁迅列入新道统，我思之再三，没有采纳。因为在鲁迅的思想中，自由的倾向与专断的倾向杂糅在一起；而且他对于挣脱专制枷锁后国人何去何从，很少有明确的指示；他在晚年预言“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现在看来不对了，惟有消灭无产阶级才有共同富裕。所谓道统问题，不过是显示思想渊源、传承关系罢了，并不是效法《水浒传》忠义堂排座次。
顾准、李慎之对于我们有什么价值？他们讲的也许不过是常识，它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学术贡献，它的思想价值远远大于学术价值。有人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一个共产党员做精神领袖，未免滑稽可笑。这实际上是一种门户之见。正是因为有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都能够挺身而出，现身说法，来弘扬自由主义，才更有启迪作用和消解作用。在我看来，慎之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他的行为，他的身教，他的榜样作用。喻希来曾在一种特殊情境下写道：在群情激奋时，要强调知识阶层的冷静和清醒；在“万马齐喑”、“百念俱灰”的时候，要呼吁知识阶层的热忱和忠谏。知识阶层应当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把进取精神和慎重态度有机地结合起来。知识阶层能否坚持稳健、公允、平实、持久的思想路线和政治态度，而不为任何风吹浪打所动摇，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一个关键。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对于已经“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慎之来说，这种忠谏的对象当然不是“领袖”和“组织”，而是自己的祖国与人民，尤其是作为“思想精英 ”的知识阶层。两年前我曾说过：“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历史将会证明，顾准和李慎之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慎之对一些“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新左派”，似乎怀有一点戒心，因为他们回国后，不是提倡民主自由，而是提倡集权政治、威权主义。慎之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我说，或许是平民子弟急于出人头地，要么，想谋个好位置，安身立命，过上好日子，就慌不择路了。还是值得同情的。他说民族主义可怕，新左派可厌。二者可成大祸。他提出自由主义以后，老左派没说什么，新左派虽然没提他的名字，却对自由主义大加攻击，说它是向权力者谄媚。慎之感到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但他说：“事情总是要变的，而且肯定是朝我们看到的方向变。老左派现在提出程序问题，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应当也会起启蒙作用的。”慎之对于不同意见表现出的宽容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为一次全国性学术评奖提名，选了一本他并不喜欢的著作，他说：“不能以个人好恶为标准”。这部著作虽然落选，但他仍坚持自己没有看错，说：“它在学术上确有可取之处，虽然我不喜欢它。”连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赞赏慎之的公正。慎之的这种宽容与公正，很好地体现了自由主义的风范。
（五）
慎之是思想者，又是组织者，如丁东所说，他也是在离开社科院领导岗位以后，做了他在体制内无法做到的事。他是在立功之后才立言的，那些有影响的文章是他在去职后写出来的。说他的文风属于“新华体”，不如说他更接近“启超体”，议论恢宏，酣畅淋漓。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不敢自称学界中人，是他硬把我拉进他们那个学术沙龙的，学界的中坚分子占多数，也有如我一类的老弱。但是慎之更关心和青年交往，不止一次要大家带一些青年人来，对我多次称赞余杰的文字“很有杀伤力” ，推荐文章给我看，对黄钟、萧瀚、秋风的情况也很关切。慎之说：“我们现在能做的还是首先自己学习，自己启蒙，争取能影响一个人是一个人。”有一次还打电话问我，余世存跑到哪里去了，怎么经年不露面？担心他因为签名惹祸，出了什么事。
每次聚会，他都到得最早，第一件事，就是分发复印材料。慎之似乎一直保持着“新华作风”，看到他认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问题，或有独到见解，都一一复印出来，以飨同好。慎之学问功底深厚，博闻强记，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浑然天成。在聚会时，常见他议论风生，滔滔不绝。使我感到他内心也许有一种“时间不多了”的紧迫感，他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倾囊倒箧而出，形成文字。“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满腔热血，一片赤诚”，如果不见他行走略有不便，谁也不会想到他得过轻度中风，但上楼下楼都是拄着手杖，缓缓移步，不愿别人扶持。
李郁计划编辑一个书系，第一本是慎之文集，第二本是我和喻希来的文集，但是，出版时，我那一本有几篇未通过审查关，被抽了下来，又找不到书号，李郁就自作主张，把两本合为一集，起了个书名《中国的道路》，李慎之何家栋著，把喻希来名字删掉，把他写的东西也归到我的名下了，这一下，把两个老家伙都惹恼了。慎之叫他吃了闭门羹；他又来找我。我说：“你叫我里外不是人了。不说我狗尾续貂，有自高身价之嫌；喻希来虽是我的朋友，你把他明火执仗地洗劫一空，都栽倒我身上，我怎么交代呀？怎么不事先商量一下呢？”李郁说：“事先商量，你们不同意怎么办？不如先斩后奏。”还求我劝解李先生。我只得忍气吞声，给慎之打电话，骂李郁办事荒唐，给他出气；又说：“人年轻，可以原谅。”慎之说：“还年轻呀？半截入土了。”我说：“你别着急，我好好教训他。”
慎之说：“有人问你，你就说不知道。得跟他打官司。”随后我又向喻希来赔不是，喻希来看到样书，反而高兴地说：“能出来就好，管它用谁的名字。假如有历史价值，自有人去考证出处；没有，文与人都湮灭了，谁又管它作者是谁！”书一上市，就禁止发行，出版社社长因把关不严也罢了官。还要追查作者，我们自然“无可奉告”。李郁自作自受，承担一切责任。慎之气也消了。风平浪静之后，李郁才敢上门请罪，也真为难他了。
《风雨苍茫五十年》批了逆鳞，我们这个社区几位老革命拍手称快。有的说：“我们是有资格教训他们的，因为我们多数人为共和国的建立流过血。”当局几次上门追查，慎之都是泰然处之。我打电话、写信把这些话转告慎之，对他表示敬意：“你说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说的话，代表我们对这个时代做了一个交代。不说出这一点，我们就成了同谋犯，人民不会原谅我们。”这件事虽然不了了之，但李慎之的名字却上了黑名单，各报刊不得出现李慎之的名字，编辑若掉以轻心，偶尔发了李慎之的文章，不管什么内容，总编辑就要受到警告，还不许通知作者，不许透露给媒体，说什么“他们是有言论自由的，你们是有纪律约束的”。李慎之生时就被封死了。
诚然，顾准、李慎之在中国思想史上都是过渡人物。任何一个思想开拓者，对于后人来说都是过渡人物。只有自认为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才会看不起过渡人物。能够让匆匆离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后继者已经形成队伍，秦晖、朱学勤、喻希来、徐友渔、刘军宁、王毅、雷颐、丁东……继续攀登思想高峰，还有更年轻的一代，浩浩荡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正是他们将开创自由主义群星灿烂的时代。他们中间会产生新的领袖群伦的人物。慎之，事情正在向你看到的方向发展，你可以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