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已成危城却一片祥和的时候，于奇告诉我，李慎之先生因肺炎病危。她还特别说明，不是非典型肺炎。“能不能去医院看他？”我问。
“不方便。协和医院是非典型肺炎疫区。等他病好一些后再去。”于奇说。我们说话的时候，王力雄打电话给于奇，问李慎之先生的病况，相约将来有机会去看望李先生。
4月22日下午，我突然接到朱学勤的电话，他告诉我，李慎之先生去世了，今天上午，在协和医院。我赶紧打电话给于奇，果然。学勤说，前两天李先生病危，他来过一趟北京，和一些人讨论了李先生的后事安排，大家的意见是“低调”，“不要搞成一个事件”，希望在非典稍微缓和的时候，“开一个追思会，然后出一个纪念文集”。
其实，就慎之先生“中国第一右派”以及“不在刺刀下做官”的“中国最后的士大夫（与盛洪等语）”的风骨而言，他的去世无论如何是个事件。只不过不是政治事件，而是知识界的事件罢了。我理解朱学勤们的苦心，非典飞来横祸，正是国难当头，加上变异的冠状病毒肆虐，不便聚会。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或逻辑被自然而然化解了，聚会就是有事，有事就可能生事，生事就可能酿成事件。所以要有个追思会，来表达对慎之先生低调而温情的敬意。惟有此，似乎才能符合慎之先生“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才能安慰那颗备受磨难却不失激情地追求民主、自由的灵魂？
中评网来约稿，纪念慎之先生。写什么呢？太多想说的话一时梗在了咽喉。已是凌晨，北京城寂静无声。我想，慎之先生已释重负。我分明看见慎之先生的灵魂在天空自由飞翔。我写了首短诗《哀李慎之先生》：
你把哀愁留给了我们
你把困惑留给了我们
你把痛苦留给了我们
你此时已经飞翔
你正沐浴着自由的风
生而困窘，死便自由。生死之间只有一道极其脆弱的门槛。中评网里播放着慎之先生生前最后一次演讲的录音。他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民主"。他的开场白令人伤感：“天则所可能是全中国最能够自由发言的地方，所以我要抓住这机会，来‘大放厥词’一番，因为北京已经没有我多少发言余地。”
大约九年前，慎之先生到天则所演讲。这可能是他“六四”后第一次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演讲。天则所当时在民族宫背后一所幼儿园里。他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化问题。闲聊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一句话，说，“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创立制度”。他说，他经常沉浸在一种形而上的情景里，“
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他感到了“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他说他一生大部分时间“述而不作”，现在要拿起笔来写些东西了。他旁若无人地望着天花板，深度近视的眼镜似乎在追寻着一个似有似无的目标。可以想象，一个七十岁的老人陷入本体存在的玄思里，其精神世界是多么的复杂和难以言说。
后来，我们在一些刊物上陆续见到了慎之先生的文章。慎之先生不写则已，一写就不可收，而且篇篇精彩，李郁把这些文章搜集起来，准备与何家栋先生的文章一起出一本书，到处找出版社出版不了，见到我发牢骚。刚好，刚刚成立的南方日报出版社负责人来北京约稿，我把这本文集推荐给给他，约李郁来谈，一拍即合。不久，《中国的道路》出版，并且成了畅销书，成了一个事件。一本文集成为畅销书，在出版界不多见，可见慎之先生和何家栋先生在读者心中的地位。我想，这本文集可能是慎之先生生前出版的第一本文集。书名起得好，《中国的道路》，正合了慎之先生毕生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因此而罹难而再生的精神历程。
慎之先生这一辈知识分子背景的革命者都经历了追求自我，丧失自我，找回自我炼狱一般的过程。他们投奔革命，浴血奋战，夺取政权后，大大小小都得到了一个官，多多少少都获得了好处，其代价是成为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甚至成为没有大脑、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的参与制造假象和悲剧的喉舌与工具，彻底丧失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二十世纪社会变革最大的讽刺是，革命党人首当其冲的政治目标——向执政党要民主要自由，为此聚拢了天下精英，出生入死，取得政权后，却视民主、自由为洪水猛兽，钳制思想，迫害异端，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视人民生命如草芥，实行了更加严厉的一党乃至一人的专制，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慎之先生劫后余生，他的理想是促进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1995年我研究南海（南沙群岛）问题时发现，南海问题表层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深层是大陆、台湾两岸关系，核心是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和争夺21世纪石油天然气资源、太平洋至印度洋战略水道。邓小平的战略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谓南沙问题“十二字方针”。但是在外交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八字方针”，前面四个字有意无意省略了。南沙的现实是，早在七十年代我们还在文革内乱的时候，人家已经跑马圈地，大干快上，占领了所有有开采价值的油气田，根本不理你“共同开发”这个茬。我去慎之先生家请教。慎之先生曾经担任过社科院美国所所长，是美国问题专家，在天则所见他第一面时，他就深入分析过美国国内问题。我介绍完南沙情况后，他说，
“跃刚，你是国内有影响的记者，你要注意大国沙文主义。”南沙问题的讨论不得要领，我们转换了话题。慎之先生讲到他年轻的时候当过教员，将来中国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编一本《公民读本》，要让公民知道自己的宪法权利，而不是简单的责任和义务。后来我知道，他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讲过相同的话。他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便驾鹤西去，想必有大遗憾。
在知识界，慎之先生是一个话题。慎之先生是九十年代勃兴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生前最后一次演讲，更是把“民主”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去年的一天，一些人在南小街一家杭州菜馆聚会，席间有慎之先生、沈昌文先生、雷颐先生、马立诚先生等，还有香港的马家辉先生，饭吃到一半，来了一位据说在大学深受欢迎的青年作家，带着他的女朋友，坐在了上首慎之先生旁边。他给我们一人一本发了他刚刚出版的小说，然后旁若无人，侃侃而谈，几十分钟都是他的，东一榔头，西一杠子，谈了许多主题，其中有两个主题激怒了大家。他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样，是一些人说的那么糟吗，很难说。他说，农民愚昧，没有资格享受民主。雷颐、马立诚忍不住跟他辩论。我也为这位青年作家的言论所震惊，问旁坐的于奇：“这不是新纳粹吗？他怎么这样？”
于奇告诉我：“有一批人这样。”我说：“都跟他一样的看法？”于奇说：“差不多。”我看见慎之先生面色严肃，进而铁青，也不吃饭了，仰靠着椅子，背对青年作家手一挥，大声说，“我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绝望！”
北京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人，慎之先生是其中之一。他们经常聚会，我不时被邀请参加他们的聚会。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至今个个精彩，杜润生、戴煌、李锐、朱厚泽、张思之、李普、邵燕祥、秦川、胡绩伟、吴祖光、黄宗江……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置身其间，无论是学识、智能，还是激情、胆略，都只能望其项背，真不敢有那种年龄“优势”而自持“新知”的狂妄。但是，岁月不饶人，每次聚会都有一些变化，有些老人步履开始蹒跚，人数也在减少。慎之先生去世时，吴思跟我说，“跃刚，我们还是今年春节聚会最后见到李慎之先生了。”吴思提醒了我。慎之先生从生病到去世，正是北京因非典而风声鹤唳的时候，我们不能去看望他，不能去向他告别，对慎之先生的记忆大多数都留在了聚会的画面里，今天只能在这些画面里与先生告别了。然而，面对这些栩栩如生的聚会画面，我们怎能向先生告别呢？
我打开了计算机，重新阅读《风雨苍黄五十年》。 2003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