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在做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动因分析。我采访了100多人次，他们都是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甚至起主导作用的一些人。这项工作目前还没有完成，估计还要花两、三年时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既定说法，我觉得有问题。有些说法是否完全成立，还需要下功夫研究。
现在，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和文章已经相当多了，之前，一些人也陆陆续续地发言。今年，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媒体都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有一些在“两会”以后设立的专栏会一直持续到年底，围绕改革开放30年的大型纪录片摄制方，就在3家以上，从西方、境外华人媒体到中国大陆。在研究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我也读了一些文献——目前为止，有薛清（音同）在《南方周末》所发表的岭南大学演说稿，他提出“改革死了”、“列宁社会主义”这样的两个概念和评价；有徐友渔写的《改革开放30年》的简单回顾；以及前不久，秦晖写的《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的长篇解读，这篇文章本来是我约的，后来《南方周末》发表了。
这些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自由知识分子关于中国30年改革的总结和描述。但是关于改革的动因分析，在改革派的主流里基本上还是持“文革说”，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十年“文革”。不仅在国内知识界，包括国外研究中国改革的学者、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也基本都是持此观点。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另外的一些讨论。比如前不久，甘阳在描述中国未来可能的文化体系的时候，他提出了“三统说”，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继承了三个传统，分别是毛泽东的传统、孔子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等于说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有可能是“三统合一”的文化和政治整合的状况。这种说法也是对当前状况的一种描述，我看目前的新左翼，还没能构成一种“说”，用系统的文章，评估改革开放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可能性。
我发现有一些新左翼的学者，他们依据历史材料所作的大的判断，那些支持历史演进过程及结论的判断，顶多只是高中或大学历史教科书的水平。有篇文章就讲，鞍钢宪法和后福特主义是相关的；实际上，根据鞍钢宪法的整个产生的过程和他实际运行的情况，是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还有一些大的判断，比如说毛在1949年以后主持的中国宪政，其思想来源是对于高岗的警惕，是《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以此表达他的分权思想，表达他在经济建设过程如何处理政治和经济关系。但是，在党史界逐渐清晰的一个事实是，“高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高岗只不过是一只叫得太早的公鸡”，叫得太早的公鸡，其后果肯定是适得其反的。现在已有的材料显示，高岗的某些意志是有更高含义的，体现的不是高岗本人独立的“篡党夺权”的含义。高岗和饶漱石是否是“反党集团”？党史界在学术研究层面，基本持否定态度。至于在政治上怎样对待，听说他们还在甄别。那么这些史实能不能构成毛对于宪政的判断？显然是不能。显然依据的是既定的教科书里政治标准的判断。再比如《论十大关系》，这是毛什么时候发表的呢？什么时候成为主导立国之策的主要方向和原则呢？实际上，根据现在的史实，也都不支持这些历史判断。因为在这之后所产生的变革社会的政治运动及其严重后果，都不支持宪政主导的治国之策。
我不想就做直接的价值判断，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依据的事实是否准确？我是职业记者，面对人的时候，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首先要确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事实。第二步，如果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我们承认不承认？第三步，我们要怎么承认？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事实本身存疑，那就根本谈不上承认不承认、怎么承认的问题。对于中国改革，事实本身就是个问题，这就是对改革动因进行探究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起，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大的脉络演变来看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是一场附在计划经济体系之上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一整套根本性变革，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技术层面的、政策层面的变革。很难想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在我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皮”在我看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绝不是哪天宣布了一个事情，政治体制改革就可以启动了，至少在我看不是这样的。无论是从内在逻辑，或者已经显示出来的党内争论，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政策演变和社会变迁，根据现在考察得出的结论来看，从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变革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可能从这样一个逻辑来看，我们回首某些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逼近问题的本质，逼近事情的真相，无论是现在的真相，还是过去的真相。
我们原来谈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考察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很多时候更像个策略。一些经济决策和改革政策，从制订的过程来看，或者从当事人那时候的心态来看，都不是纯经济的，在这点上我同意秦晖的判断。因为从50年代开始引进苏联体制，实际上并没有引进包括苏联严格意义上跟大工业有关的官僚计划经济体制，或者不完全这样。因为早期我们国家派代表去苏联学习时，苏联方面就告诉他们，回来以后要跟中国领导人讲，计划经济里面有个核心问题：“综合平衡”。“综合平衡”成为当时陈云的经济观念的核心。《陈云传》里面也讲过，这个核心观念，不是陈云独创的，是从苏联引进的，但根本就没有实行过。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基本上是命令式经济。
这就涉及到“变革”从何而来的问题。“文革”十年，看起来是自上而下、动了一下，但是一细看，更多是上动下不动。我看当时的微观情况，下面的乱是有，就工商业稍微乱一点，而农业相对1962年之前，实际上，并不差。1962年是真的活不下去了。“文革”动得更多的是结构，是政治结构、行政体系结构、官僚体系结构、文化体系结构动荡不安，而社会底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尤其是中后期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把“文革”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我们还可以讨论。但是谈到中国改革的性质，你说它是一场自上而下，或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吗？如果这个结论能成立的话，我们再转移一个视角，我们可以到温州档案馆里，看当地的自合作化到80年代30年间的档案。其间，所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商业合作经营方式，无论从技术层面操作，还是某些新的行政关系，都事无巨细地在里面呈现着。这个事实现在只不过被扼杀罢了。要想吃饱肚子、过好日子、有尊严地过好日子的思想，不是从1978年才开始的，而是合作化以后就开始了。这种思想大量存在于民间，而且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其间虽然有起落反复、有沉有浮，有深有浅，但民间非常强大的对于基本生存的呼吁、探索、甚至是拼命，几十年间都没有间断过。在这样的情境下，难道能说某些人，在某个时刻，考虑到某些经济状况，就发起一场社会革命吗？我想不出此言道理何在，除非此人是圣人。可惜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我没有看见圣人。
实际上看到的，那些存活在民间、存活在底层、存活在普通人心里的，为了生存最基本的政治经济要求，是普遍地长期地汹涌澎湃地存在着的。而之后的变革，不过是对这种民间基本要求的妥协罢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会依赖于某个领袖在某一时刻的某种善心，或是某一超越的眼光和胸怀。因为这，第一没有，第二也靠不住。
所有变革的样式，所有问题的提出，所有最尖端的现象，无论是民间思想方面，还是民间具体经济和政治要求方面，都能看到清晰的脉络。所以上面的反应，只不过是对下面的反映的正视，是大失败以后的正视，是整个体系崩溃之前的正视。从每一个细部看，无论是围绕意识形态的讨论，还是政策的制订，实际上都是一个不断退却、不断妥协的过程。
90年代中期，我在陕西中部呆了4年多，调查一个案件，我发现了一个被我称作“农民思想家”的人，他叫杨伟名，是陕西户县人，大队会计，一个非常有名的农民。1962年，被毛主席全党点名，说他的一封信代表了党内资产阶级完整的政治纲领，我读后，感觉他的思想就像一道闪电划过夜空。你知道，一个人在还没有吃饱肚子的时候，在周围的人普遍饥馑的时候，在根本不知道未来如何的时候，他能根据身边有限的信息，做出一般性的判断。比如他认为如果按照价值法则开发自由市场的话，中国粮食很可能不是缺少的问题，而是过剩的问题。这是1961年底大饥荒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一个普通关东农民的话。这个预言到90年代初期实现了——80年代中期就有一点儿迹象，到90年代初是卖粮难，那是在农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出现的短暂的粮食过剩。
在我看来，这是一篇达到思想家水平的文章。当然了，我后来发现，他的思想不是一天形成的。在我看来，他具有某种超越的先知感，他能对当时身边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进行系统的描述归纳和预测，水平之高，难以想象。我曾经问过历史学家雷毅，你是研究思想史的，读读这篇文章，你认为当代的人写得出来吗？他说当然写不出来，建议大家都读一读。我于是多次写过关于他的文章，这本书还在2001年于山东出版，名字叫《一叶知秋》。但后来不让出，2万册化为纸浆；我又拿到北京编辑出版了，我是觉得此书值得一存，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知道，那时的中国人就有如此思想水平，也知道这种思想水平和后来的某种关系。
这个农民在1968年自杀了，死得很有尊严。他的文章在中共西北局作为党内通讯发表后，震动很大，后来中宣部《宣传动态》也发了。毛当时批示，叫一叶知秋，也可知春，也可知冬，让党内关注。其实西北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这些问题，我估计除毛以外，每个共产党员都看到了，当然，杨伟名的思想更高。所以从西北局、陕西省到咸阳市，早期对他是有嘉奖的。“文革”开始后，先是对西北局刘兰涛斗争，造反派发现了他对杨伟名的批示，就从西安顺藤摸瓜，摸到杨伟名生活的地方。从我掌握的情况看，对杨只举办了一次批斗会，杨晚上回来，洗干净自己，穿上新衣服就自杀了——因为他不能容忍被侮辱。
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总体上“上”是被动的。就像杨伟名早期所说的，要想搞好中国的问题，先要撤退；撤得不够，就不可能搞好中国的经济。这种撤退意味着，在观念上要回到价值规律，在政策上要回到合作化以前。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对“上”而言，实际上是撤退的过程。杨伟名说这话是有道理的。
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认识中国当代史，有两个基本的线索：一个是土地制度的变迁；还一个是党的领袖和精英的演变。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土地革命。它的目标是把被地主垄断、剥削的土地夺回给农民，从而实现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意并为之奋斗的“耕者有其田”。国内教科书都是这么写的，到今天没有改一个字。中国土地革命，一种形式的私有化变成另一种形式的私有化的过程，就是地主的私有化，变成个体农民私有化的过程。所以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这个过程都是作为革命的目标来声张的，作为对农民的一个承诺来声张的，因为这场战争是靠农民打的战争。
但是要注意到，真正的大陆土地改革一直到1953年才结束，比较晚的像广东，比较早的像解放区的晋、鲁、豫，更早的像山西等革命根据地。1951年执政党宣布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1953年公开宣布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标志就是要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拿回来。也就是说，那些分到土地的农民，如果土地桩子、界碑还沾着他的手温的话，那些还没有分到土地的农民，甚至马上就被土地合作化了，这个过程是很快的。
土地合作化的本质，说得中性一点，是拿回曾经承诺给农民的土地，按法律上的说法，就是抢回农民的土地。当时中国已制定的法律，只有很少几部，但其中就有《土地法》，包括其实施方案，都作为革命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凝结下来。我们今天必须用法律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才能看得准确，而不是简单地以革命代替法律，以革命理想代替常识伦理。你当政者原来说打下江山后“耕者有其田”是有道理的，现在又说建设社会主义把土地拿回来也是有道理的，这在逻辑上讲不大通。对于中国土地问题研究，台湾也好，大陆也好，都有一些根据不同事实做出的不同判断。但有个在事实层面很难回避的情境，即大陆土地以私有化的形式分给了农民，不久又通过政策，以集体化形式剥夺了。
前不久，在都江堰碰到一个乡党委书记，他讲现在面临的土地问题，就是土地被掠夺，出现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在我看来，这就是第二次资本原始积累，地方政府跟开发商勾结，大规模圈占农民的土地，这很难在法理上站得住脚。这个党委书记讲，没见过比这更“怪物”的所有制形式了。
集体所有制，谁是集体？后来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集体的土地发言，或者可能只有一个人，就是乡党委书记、县委书记或市委书记。他们是谁？他们是所谓集体成员吗？他们有资格对我们在法律意义上，退一万步讲的法律或政策意义上的土地具有发言权吗？不是的。但为什么他们把土地拿来拿去，又那么方便呢？因为在剥夺和再剥夺的过程中，大陆土地所有权一直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实际上是土地的少数人所有的状态。如不指出这一点，我觉得有些问题根本无法说明。
以前共产党人在会上对农民说，你们去打仗吧，你们给我们供应粮食，夺取了政权以后，我们给你土地。两三年后又是共产党人说，这个土地我们必须拿回来，因为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因为一家一户种地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不利于耕作，不利于灌溉，不利于所讲的所有“不利于”，而不在乎土地的所有者真实的“不利于”是什么。
我去广东采访一个老干部，很早进入华南分局的一个很高级的干部。他就告诉我，自己去动员农民合作化的时候，让农民把土地和果树归还集体，农民不干，说土地是我的，果树是我种的。当时的县委书记一开始去动员，到最后农民还不干，农业合作化是农民自愿嘛！书记只好说了一句话：“这土地是我给你的，现在我就是要拿回来。”这就是底牌。这个大规模的决定，这场伟大的土地革命，在这一刻，你会发现它的核心内容特别脆弱。
整个土改的过程是相当、相当惨烈，几乎所有农民参与得都很惨烈。我在写《30年改革动因分析》采访中，访问了100多人次，最大的93岁，最小的也有60多岁，都参与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变革的全过程。他们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个是土改，一个是大饥荒。我问他们，解放后你们怎么就那么快把土地整回来了？地委书记昨天还在讲那话，今天就讲这话，就在二、三年之内，你怎么转变？这是特别常识的问题，不知道历史学家问没问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是当事人或现场观察者，无论是作为土改的领导者，还是作为土改的参与者，我想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
合作化开始的时候，有些地区实施的政策在政治语言上叫“左”——这个词我觉得很靠不住，很难用二元对立的方法分析历史状况——或激烈、激进，初期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发生，比如广西事件，当时还撤了省委书记的职。有的局部地区过猛，导致大规模影响生产，出现粮食危机。因为那时封锁消息，很多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了。有的地区出现大规模退社又反复拉锯的情况。
所以后来在概括总路线的时候，概括主要矛盾的时候，第一条，政府和农民的关系和矛盾。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农民是谁？农民是扛过枪、打过仗，送子弟兵给你上战场的父老兄弟啊。现在，农民好像变成了两个利益主体，一个是少部分人，一个是大部分人。因为少部分人有个想法和预期，与大部分人的相反，所以有了矛盾，还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政府和农民刚开始亲如一家、鱼水情深，为什么最后会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风暴的中心呢？才几年啊？就把一场残酷剥夺变成另一场残酷剥夺呢？
紧接着，中国开始了难以想象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学术界对“三大改造”有争论。但我认为无论什么改造，都有一个前提：第一，人民是否愿意？第二，效果是否好？第三，动机是否纯良？
1951年党内围绕是否合作化的问题展开争论，就是所谓华北局的刘少奇跟山西省委、东北局的争论，最后毛支持东北局和山西省委推进合作化。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件——东欧的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以及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党内的冲击非常大。这一年召开中共八大。在我看来，中共八大有两个标志：第一就是反对个人崇拜，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第二在社会矛盾的描述上，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退却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被提及，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但这两点很快就被推翻了，一个刚刚打下江山、基本上打赢一场对抗大国战争的政党，相对成功的、威望极高的一个党，前后不到半年，就天翻地覆地把八大的主张推翻了，整个社会矛盾被重新描述。毛泽东以一人之力推翻全党之心，就出现了最后以“一大二公”为结局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过程中有很多戏剧性事件，但是都压不过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运动的困境和灾难。
我跑了趟四川，采访大饥荒的当事人。有个政协主席叫廖伯康，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廖伯康曾经卷入“萧李廖反党集团”（萧泽宽、李止舟和廖伯康）。该事件发生在1962年西南局重庆市，当时的市委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和一个干部，联名给中央写信，反映“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非正常死亡人口1000多万的情况。
90年代我研究过大饥荒问题，比如对死亡人数的考证，国内外大概有7种以上的说法。廖伯康说光是四川就死了1000多万人，我觉得有点悬。我的家乡四川荥经县，是四川地区死人最厉害的县，被称为“荥经事件”。我插队的时候，当地文化馆长就告诉我，当时请人埋尸体，都要给他们饭吃，他们才抬得动。据我所知，基本上各省都有一两个饿死人的大事件。现在正式承认、大学教科书写的就是1800多万人。长期以来，大饥荒被叫做“三年自然灾害”，现在改叫“三年经济困难”。根据档案四川1958年开始有人饿死，1961年，毛决定取消公社食堂。李井泉是当时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是真正看透毛心思的人。他说：公社食堂是农民公社的心脏，不能取消。在当时全国都取消的情况下，四川晚了将近一年。公社食堂基本上成为农民饥饿的杀手。
廖伯康曾当过重庆市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地位很高。我问他，你说有1000多万人饿死了，依据何在？廖伯康就给我讲，他当时是重庆团市委书记，兼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是“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大饥荒过去后不久开会总结，他根据内部资料，就有确切的算法。
廖伯康透露了一个细节：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他在团中央一组向胡耀邦汇报，四川饿死人的情况非常严重，而中央不知道这个情况。胡耀邦是个爱发表意见、情绪比较激动的人，那天听后没说话。当时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里，只有他和胡耀邦等三个人。胡耀邦削了一大把铅笔，最后说了一句：你跟我说的话，敢不敢到书记处去讲。廖伯康说，我敢去讲。
此后廖伯康被秘密安排到了中南海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杨尚昆接待了他。杨尚昆问他，四川到底什么问题？廖伯康说“一个指头”的问题。这有个典故，毛曾说过，问题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廖说到死了1000多万人，杨尚昆“正色”。杨尚昆问数字是怎么来的，廖伯康就给他算，算完后，杨尚昆就让秘书到身后的大铁皮柜里取出一个本，翻了翻后说，这就是你说的数。而在杨尚昆日记里，只记载了那天接见廖伯康等人，但没有下文。
这个细节我觉得是挺重要的，也就是说，有些情况不是中央不知道，但是如果中央知道，为什么大饥荒还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有那么大规模？这就成问题了。后来，我又去找当年的四川粮食处处长，现在级别很高的一位领导。我问他，当年四川到底死了多少人？他说800多万人。我说廖伯康讲1000多万，你认为准不准？他说，800多万是对外的说法。
当时的情景，是不是仅仅停留在数字上？斯大林说过，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就是一个数字。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一个南方重大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和领导者，他当时是广东一个重大事件的调查者，他曾任中共华南分局办公厅副主任。他说进城以后，想起1943年河南闹饥荒的情景，整个县城的人都像影子一样飘，然后一下子就没气了。
我采访的都是离退休的高级干部，都是80好几的人了，但讲往事的时候都栩栩如生。我问另外一个人，你当时看到什么了？1959年他被贬去广东，当一个县委书记，刚上任就看到人吃人。他说，他最难过的是父母把孩子吃了，父母还被枪毙了。根据我们现在的了解，人吃人的现象，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着的，无论是吃死的还是活的。这些不是猜测推论，当事人对此都有非常细致的描述。
那些事情看起来很久远，但又是那么清晰地浮现出来。那些老人说，他们回家土改，把地主抓起来当场大卸八块。当事者作为一个垂垂老人，行将就木，但这些描述会给人的内心造成强烈冲击。你要看到，他叙述时的眼神，跟他后来参与社会变革的关系，这不是文件里的简单的描述，不是的。这是内在的、非常强有力的、与人性相关的、经验和心理的发酵的过程。
当我们让社会变革进入到每一个体，对他的心理和社会实践活动进行追踪的时候，就会发现特有意思的情节。很多在80年代变革中非常重要的人物，那个时候都有态度表达，包括最高决策者，比如赵紫阳。这点我认为被严重忽略了。无论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都是人构成的社会；无论发生怎样的社会变化，都是人参与的变化，无论是多么重要的人，还是多么次要的人。
研究30年变革，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要变。根据原来的经验，我对改革动因“文革说”不太满意，我认为太简单化了，跟实际情况有距离。改革有“文革”的动因，但是不是决定性、主导性？还值得研究。接受我访问的这些老人，作为改革的参与者，讲起改革却特别乏味，很奇怪。改革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他们讲起来却非常轻描淡写，但讲到自己故事的时候，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还是能读到非常深刻的触动。
这些故事包括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陈云。我觉得陈云没有那么简单，不能用简单的“左”或保守来概括。在我看来，从延安被中组部贬为贺龙的副手开始，他就是党内罕见的、具有经济领袖才华的精英，在革命党内，他拥有经济理性；他处理问题时，持有一种比较冷静的眼光，采取措施也相对比较冷静。实际上，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得志、被边缘化的，他真正的作用都是在晨光一闪间。
例如，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所有政治局常委都讲了话，唯独陈云一个人不发言，咬住了不发言。连林彪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发言了，把毛泽东捧了又捧。现在从他的年谱传记来看，河南信阳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就在河南。那时候，信阳一个地区就死了上百万人，甚至可以当做全国大饥荒的爆发点。我相信此事对他内心有极大的冲击。
七千人大会召开过后，中央马上要进行整顿，他在西楼会议上，非常完整地作了一整套关于经济体系整顿的讲话，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如果按照他那套来搞的话，中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对这场灾难的修补恢复。但西楼会议后，毛很快就返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重提阶级斗争，说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很快地进入1963年、1964年，“四清运动”的爆发，当然都跟前后事件的逻辑有关。
陈云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就要求经济不能过热，稍慢一点儿，低指标，在我看来，这都具有极强的正当性。这点被人眉毛胡子一把抓了，从此认为他是“左”的、保守的。杨继绳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对保守派进行斗争的过程，这点我跟他讨论过，我不太同意他的某些观点。
“大跃进”以来，甚至更早的疾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以及这些运动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都深深地嵌在中共党内当时经济决策的主要人物的心中。“跃进”是什么？就是追求速度。毛原来说15年超过英国，20年赶上美国，听完当时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两个报告，一天就把速度“加倍”了，最后更改成三、两年要赶上美国呀。
195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被毛视为“反冒进”的社论，后来在广西南宁会议上挨批，但是问题的核心是，陈、周、刘和薄一波都是同意发表的。这件事一直追到成都会议，当事人检讨得屁滚尿流，毛是反对“反冒进”的。所以，象陈云这样有经济理性的人，对高速度的冒进是有警惕性的。
所以后来中共高层提出“洋跃进”后，陈云主张放慢速度是有道理的，他有非常沉痛的历史记忆，而这很难用改革和不改革来简单概括。在我看来，邓、陈的政治选择高度一致，没有明显的分歧。陈云对邓的复出和变革也算是一员主将。陈云拨乱反正时期和改革初期的政治选择，带有非常鲜明的经济理性特征，不能简单否定，起码值得研究。
有人认为，他们对变革有很强的救赎和自我救赎意识，这是改革开放的“救赎说”。这种理论，假设别人可能会忘记，假设别人会理解、不理解或智商有问题，假设在这个过程中，弱势方永远会弱下去，假设这社会将在自身设定的轨迹中，永远确定行走下去，这假设未能得到历史的任何实例证实。无论变革参与者在世时拥有多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力，我没有见过在后来的历史评判面前，因为他生前的巨大权力而影响历史对他评判的走向。
当社会变革跟变革参与者、包括邓本人的经历有关时，我们就能比较清晰地触摸到这些人灵魂的某些脆弱部分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党的领袖和精英在社会变革之时，他的政治选择与他的经历有关，与他所处的历史情境有关。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记者问赵紫阳，你可以像叶利钦那样嘛，他当时回答得挺有意思：我们欠账欠得特别多，如果动起来，老百姓就遭殃了。党内不只他一个人，在改革初期，万里、李瑞环等人都说过类似的话。
我发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另外一种逻辑。无论是对变革的动因，出现的情况，以及未来的可能性，都可能有一种有意思的逻辑。中国有句话，父债子还。刚建国时候，我们说“东方红，太阳升”“大救星”，后来我们说的是“恩赐”，现在我看只剩“救赎”了，但这不是救赎别人，而是救赎自己，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干净。
这一个逻辑有没有可能超越各种利害逻辑，把一种社会问题，反映为一个个的个体问题；把一种外在的问题，反映为一个内在的问题？以此，我们来应对中国未来的可能性，来评价一段历史，这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在我看来这就是宪政转型。是不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下，我们才能比较健康地完成社会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