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讨论一下水利大灾与中国社会问题的关系，有一个切入的认识和研究。一部德国著名的研究东方社会的书的作者根据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马克思在研究印度的时候文章里面提出的概念提出：东方社会围绕的秩序，而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动员控制系统、独特的有东方色彩的国家结构或政治文化系统，以及其他方面的意识形态。起初我不太明白其中的意思，后来91年发生了水灾，我就发现书里面记述的古代从水利到水患的国家行为与今天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通过一场灾难和国家系统应对灾难方式来看国家的控制状况和社会状况。从历史来看，河渠书专列是我们的正史里一定要记载的，而且我们的专志里辟专章来讲水利，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文化现象或说是政治现象。根据我长时间的跟踪、积累的资料，我写了一部书叫《辛未水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华东水灾。我采用的材料与当时通用的材料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当你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了解——从理论的到社会状况的了解后，那么在前期采访里所选取的材料和跟踪的方向与别人是有天壤之别的。当水灾出现时，它成为了一个公共信息，媒体也根据各自的需求对此进行采访报道，由于记者的背景知识不同，选取材料角度不同，那么最后的作品也不同，我根据大量的收集资料，还写了一篇准学术文章——《治水．治国》，治水其实就是治国。基于我对中国的地理情况、水资源分布、气候，和我们应对水灾的意识、观念与方法，当时我在书里（《辛未水患》）做了一个预测：如果有些问题不得到关注的话，当发生重大水灾的时候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如果说水灾是一种常态，中国社会是一种常态，东方社会是一种常态，那么对水灾的应对及所谓的减灾，效果会大为不同。
我判断91年的水灾是人祸大于天灾，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极大地使天灾的损失加大。而且据当时的判断，我也觉得以后还由于世人的局限，人类利益关系的冲突，加大灾难。到98年水灾来时，在全国媒体都没有动的情况下，我们《中青报》做了一个判断，提前一个多礼拜全线控制了长江流域。在这一个多礼拜里《中青报》95%以上的新闻是独家，因为其他媒体都还没有去，他们认为那可能只是个小区域的、跟往常一样的、不会超过华东水灾的一次水灾。但他们忘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长江流域的含义与淮河流域的含义有本质区别——当然两边的气候也不同——因为长江基本上是龙脉，跟黄河并列的龙脉，长江流域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大于淮河流域的。所以长江只要一动起来，牵动全局的可能性就极大。整个流域的上游是重庆，下游是九江，一线两点，中间是有两大调蓄功能的自然湖泊洞庭湖和鄱阳湖，而我们控制了上游的最顶端、中游的最末端——最有可能出现险情的地段。这都基于对中国自然状况的了解。后来我们突然发现柳州出现了运兵情况，正规军北上进入长江流域。我们在总参、总政、总后的消息全部封闭的情况下，看到了车次，对运兵人数进行了大概的预测，进行了头条的报道。因为在国家动员里面，当用了正规军来减灾的时候，就意味着灾难的性质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实际上这都涉及了对新闻事实发生前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也与记者的背景知识储备有关。
我们的独家报道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有一句话叫“长江冲破了九江大地，《中青报》冲破了新闻限制大堤。”因为当时规定，重大灾难、重大险情需慎重报道。但是作为从事新闻的职业者，要使我们国家完成一个良性的职业过程，首先要超越限制，作为媒体来讲也是一样。我们的独家报道一下子把整个关于九江报道的限制给冲破了。虽然我们后来受到了批评，写了无数的检讨。但是只一个月的时间，这篇报道就被评为九江报道的特别奖。不久，朱镕基总理到九江去，他说，重大的灾难险情一定要公开报道。在开始时，我们报道是有压力的，尽管它的社会效果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根据我们的判断，我们也不认为这个报道之后我们就会有灭顶之灾。虽然大家弦绷地比较紧。当时《江西日报》和《九江日报》是两天以后才报道灾情的，大水起了两天后成什么样子了？那个时候公众最想知道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是不是处于安全状况，并且迅速做出对社会其他方面构成一体化影响的反应。结果他们的报道很被动。事实也证明了我们那个基本的判断是不错的，证明的时间很短，从朱镕基去九江说话，到一个月后在全国的评奖上这篇报道拿到特别奖，都足以证明。
这个过程我想说明的是：面对类似重大的新闻事实时，主导你的，眼睛不是往上看而是往下看，是往自己的内心看。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在面对风险和你的职业状况时，要有效地完成职业行为进程中的那种权衡度量。因为记者的第一职能是纪录历史。上次我和李大同在北大讲课时，他说：“记者呀，还要改变历史”。我不敢有那样的豪言壮语，我的最底线是记录历史，能够真实客观地记录将来能成为可靠研究资料的历史。当然他也说，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前提。“改变历史”是他的话，他的客观行为可以改变历史，但在记者的主体性行为里，我认为可以改变历史的东西是不客观的或者说它的影响是不客观的。李大同就跟我说，在一个健康的正常秩序的社会里，是可以改变历史的。其实这也不假，比如说报道立法，当立法确定以后就成为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就成为人的行为所遵循的某些准则。对记者而言，基本职业的底线，能完成记录历史本身已经是相当的困难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翻开近半个世纪的新闻史,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相当部分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相当部分是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在这样的历史情境里我们这代记者是有压力的。
在一个论坛上曾有个清华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香港也有报纸做假。他提这个问题是事实，有潜在的逻辑，狗仔队的那帮人到处乱钻，捕风捉影，这很常见。但那个不是主流媒体的标准。他的做假新闻并不意味着我们做出虚假报道的正当性。同时这个问题的提出，他的潜逻辑也值得质疑。他虽然举的是一个真实的事，可它并不能证明，这件事有它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起码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命题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还有一个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他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些新闻是涉及到国计民生和社会敏感的部分，如果把它公开报道，可能会有影响，让人心浮动，也可能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封闭新闻的合理性，有社会更广义更广泛的意义。就是说一个新闻把它真实报道出来后，它会影响社会稳定。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假命题，它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起码是从上而下的眼光来看的。他预测一个事件发生后，会影响到社会稳定而禁止媒体报道。我当时特别想说一句调侃的话，我想给他一个建议，我觉得他毕业后有个职业可以选择，这个职业就是戈培尔。（戈培尔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因为假以任何人的名义，来对社会的状况形成自己特殊利益阶层控制的时候，这起码是值得警惕的。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记者的媒体的基本的价值是什么？记者和媒体的基本的立场是什么？记者和媒体的权利的来源是什么？这些问题说起来都挺大的，但实际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实践着问题的答案。比如新闻，记者凭什么写，凭什么去采访别人，别人又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采访？凭什么你拿个记者证，打个电话或者上门，人家就接待你？是因为你拥有特权吗？显然不是，那是什么？那是公共利益，宪法赋予的公共权利，对媒体的让步，这是我们媒体和记者的权利来源。大众需要通过渠道表达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意见，除了我们目前涉及的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民意，而根据现在情况来看，还远远不够。那么就只有通过媒体实现这一目标。在公众，他们是没有渠道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表达自己的意志，保护自己的利益的。那就只有了解信息并对他所了解的信息做出回应。
我当时比较震惊，因为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里，或者说是在共鸣社会里，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我不知道现在在传播学院就这类问题是否有过讨论，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西方，媒体的从业人员是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虽然很多报系代表着我们所理解的大财阀、大财团和资本家等某些集团利益，但它在公共形象上，是不能代表党派的，它只能站在审视监督的立场上，它有它的市场化特征，同时也有自己的国体和意识形态，使它这个角色总体上对社会处于一个审视监督和批评的状况。所以很多意见是通过媒体来呈现的。我首先把它提出来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如果这些前提不能弄清楚的话，即使能偶尔写出几篇好报道，但一定锤炼不出大编辑、大记者。我们《中青报》在80年代时，形成了一套文化系统。我认为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非常浓厚的业务风气；第二是没有强的等级观念；第三点就是鼓励出名编辑、名记者。但一个名编辑或名记者，我认为那只是一个标准。还有一种记者的认定，我们新闻界一个很著名的总编辑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讲到过：记者要想总理的事情。这是一句名言。后来我认认真真地对这个名言做过一番思考，说得积极一点是说，记者要站得高，看新闻要抓重大价值的新闻，抓总理关注级别的重大新闻，要以总理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现实，归纳起来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抓得大”。但是说得消极一点，上面一点似乎很难成立，原因是：第一，我们不知道总理想什么，或者说我们很难知道总理想什么。因为根据我们的社会经验，真正我们看到的总理想的问题，实际上是他在变成公共化以后过滤的。如果你把他在总理办公会的讲话跟他发表出来的公开演讲对应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他决定某个经济决策，他的内在逻辑不是我们想象的逻辑，他关注的很多问题是基于他特定的角色，甚至非常特定的心境，这么一种偶发性的东西。他可能并不这么考虑问题，他是受着职位的、现实的状况做出考虑的。他这个考虑要打折扣。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非常大的反例（如果这个可以成立的话），我做过一个调查，称为《中国重点工程调查》，当时有84个进入国家计委的涉及到1至2千亿元的工程。我调查后发现有巨大的损失，由于有贪污受贿，就是光进账面的损失就有1800亿。1991年，由于超预算和超概算，刨去看不见的损失约是89年的翻倍。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重点公司投资里面，国家纳税人的钱，10%-20%是毫无意义的，是直接损失。而这些工程在建成以后是否能够发挥应有的效果，还需要打折扣，那么通过国家纳税形势积起来的财富运用是否得当呢？当我这么提出问题时，你会发现我所描述的正反两面提出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是说你总理干的怎么样，我才不管你总理想的是什么问题，总理在那一刻可能想的都是些职务安排的问题。你根本考虑不着，也轮不上你。看得见的是纳税人的钱怎么用的？上到总理下到普通科员的国家公务人员有义务有责任把他所得到的俸禄和他所得到的官职，所应尽的责任向人们、向社会讲清楚。而这个功能渠道来自于媒体，也就是说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像总理那样想问题，但是我们有能力在我刚才描述的情况下想问题。
实际上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包含了有些东西的判断，来自于我认为第一个基本前提：社会经验，或者说是常识性经验。这个常识啊，说起来特容易，吃喝拉撒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喜怒哀乐、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等等。但是你们要是进入了真实的社会生活，要从事记者职业或者其他职业的话，就会发现建立常识何其难！
我没有什么正规学历，因为我们这批人包括新闻界的很多人都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正规大学教育。我77年考大学，当时我在地质队工作，在金沙江畔，横断山脉的海拔3000多米。当时下着满天的大雪，我和我的师兄两人出来考大学，当时我们知道考大学的消息的时候距离考大学只有半个月了，我们每天要高强度在野外工作，每天有八小时的爬山，然后回到家吃完饭就九点了，我们当时住在原始森林里的一个放羊棚里，没有灯,只好围绕着炭火，然后再复习到十一点，从那个山里走出来，要走7个时，那时又大雪封山，所以我们走了2-3天，才走到县城里考试。一路上我们也是胸怀大志，气势如虹，可结果我们考得非常糟糕，后来我被师范学院录取了，但我没有去，还把录取通知书给撕了。当时不觉得，后来发现这是个壮举，因为那时候个人奋斗只有读书一条路才能从深山里走出来。我们的经历很复杂，我想讲我插队的那段经历。我说常识性经验是构成一个职业记者的直接逼近良知的东西，这是说起来特别容易，但特难坚持的一句话。当时是文革后期，我们在城里接受着教育，然后突然有一天，让我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我们也是一腔热血，认为高中以后能到农村去锻炼，特别是离开家，是很刺激的一件事。因为那时在家受管制是很难受的，虽然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是自己心里很苦闷。去了以后，我们突然发现到了另外一个天地，跟我们的教育、宣传以及我们在城里掌握的信息不同，像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我在农村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不饱。当时城里宣传的是莺歌燕舞，粮食过长江过黄河，让人有一种粮食吃不完的感觉。宣传中的农民大嫂个个白白胖胖，工人大哥个个魁梧有力。农民扎个白帕子，拿把镰刀，眼睛很大，浓眉毛，但是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去到农村的时候，就当时的大背景来看，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全面崩溃。第一是吃不饱，第二是不仅吃不饱还有饿死人的现象，第三，我们所描述的社会温馨的上下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去的那个时候刚好赶上收水稻，把水稻打了以后，再把它摔下来，然后就把它背到仓库里面。这时候是二季稻，第一季稻的时候，我们听见敲锣打鼓的，汽车进山了，然后一个老乡指着上边那一长溜挂着彩旗的汽车（当时是县里的三秋工作队），突然跟我说：“老三（我在我们家排行老三，所以他们也叫我老三），你看他们那批人像不像国民党的催粮队。”这然我心里特别的震惊，那是个副队长，特严肃。当时他可能万万没想到那句话在我心里的那种震荡。因为他所说国民党那个符号的含义就是横征暴敛，这是我们在传统教育里一直这样说的。然后鱼肉相抵，他绝不可能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下与它挂上号，不可能的。我突然发现，那个时候我们所描述的，无论是社会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告诉我们的在文革期间政府与群众，或者说是底层社会，他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这种变化是我们在媒体和教育里看不见的，但它是真实的放映。这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突然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发现你原来的常识面临着挑战，那个社会常识要加引号，那么，这个时候你听信于什么？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经验，是让我今天忏悔不已的。当时我们要修一个科学饲养场，县里给我们3000块钱（3000块钱在当时是个巨款），让我来领导修建。由于他们给的钱太少，他们就鼓励我们破四旧，立四新。然后我们就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挖了不下100座祖坟。把他们的砖（那个是墩子）、石壁取下来，把尸体扬掉，再把石头取下，来砌猪圈的墙。这当然是以科学和革命的名义了，在那个时候这也是常识，是任何人都不敢违背的常识。我们挖了100多座坟，后来有个报应：我们的猪圈压死了个人。工程因此就停了。直到今天还能看见那个残垣断壁。当时根本没修成，由于施工质量不好，跨了，压死了一个女知青，是我们旁边的那个队的，还是我给她叫的急救车。一个如花似玉的女死了，让人感觉挺罪孽的。他们说，该把我压死，因为她不是我们生产队的，结果她替了我的命。我几年以后回去，那个地方还是残垣断壁——我走时的那样子。我们那个地方是个雨城，“365日366日雨霏霏”。晚上，外面下着小雨，有狗吠和流水的声音。农村15瓦的灯黄黄的，照着眼睛。晚上吃夜宵时，我的嫂子告诉我，我们原来挖坟的地方到鬼节的时候有鬼哭，说得我毛骨悚然。后来我写了一篇东西，10万字，是我94年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时自己策划并采访的。我在鄱阳湖畔的一个农民家里住了8天，后来我用这八天的经历和我在农村的其他经历写了一篇东西叫《乡村八记》，来表达我的忏悔。人是有灵魂的，灵魂也是需要有庇护所的，刮风下雨他也得找地方躲，但是我们却把他们的庇护所给挖了。直到今天，我的内心仍很受折磨，因为挖祖坟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里是大不道，大不敬的。中国的传统秩序是以宗法家族、血缘家族来延续的，敬祖宗是放在第一位的。那时候我十几岁，很年轻，以革命和科学的名义干事理直气壮。我们那时遵循着当时的革命常识（如果是一种常识的话）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后来的常识告诉我们，伤天害理的事不能理直气壮——虽然干的理直气壮。但这个是无法解释的，因为事实是孤魂野鬼没地方呆，灵魂在哭号——这个我现在讲起来也还是忐忑不安的。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常识，当这种常识出现时再反省过去，就对过去的常识形成了挑战。
但是，我还惊异的发现，我们过去的很多事情在今天完全在延续。事实上，在现在的媒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是假话、空话、套话横行。我不太爱用“宣传”这个词，我认为“宣传”是干事和宣传部做的事儿，不是记者做的事儿。然而我们很多的新闻从业人员认为自己有宣传功能，认为他就是一个喇叭或喉舌。我承认我是喉舌，但是我是自己的喉舌，我不仅有生理的喉舌需求；还有心理的，还有思想的，而这个东西跟我们所说的那个喉舌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因为那种人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信史了，他完成不了真实地、客观地记录历史的这个功能，甚至本末倒置，这是在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现象。我给你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陕西的一个案件，另一个就是去年丹江口的案件，这两个是比较经典的。
陕西的那个案件，我写过一篇报道叫《特大的硫酸毁容案》，后来又写了本书叫《大国寡民》。实际上，《大国寡民》这本40万字的书仅就历史小说而言，只想做一件事——捍卫常识。这还引发了一场缠了我5、6年的官司。当时有一个很“独特”的刑事案件，很惨烈！一个女人，被硫酸毁容毁身，烧伤面积达23%，头皮全部被揭掉，眼睛几乎瞎了，手臂残废，耳朵烧掉，面部全部毁掉，多人参与集体作案，集体围观，惨绝人寰。这是1988年4月26日发生的案件，我是8年以后，1996年进去调查的。这个女人叫伍芳，她一直告状，我觉得重大刑事案一直告状，里面有一定有冤情；8年以后再重新调查，结果呢？开始时我不信，因为在农村发生刑事案件，特别是硫酸毁容案，通常是要从重处罚，而且从国内同样案件看，我不太相信要处理那么长时间。但后来根据我的调查我看到了现实情况，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她家很穷，姊妹多，包办婚姻她嫁到了另外一个比较富的村庄叫烽火村——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村庄。这个女的在他们那个地方长得很漂亮，个子168cm，很活跃，58年出生，我在黄河岸边找到她（她逃了出来），那时她已经隐居了。她不满包办婚姻，不堪丈夫的欺凌，逃跑，然后被抓回来了，多次逃跑都被抓回来了，公安局参与，村干部带着，到她跑的地点把她抓回来了，强迫同房；她不从，然后在抓回来的第三天，他的丈夫、小叔子和三个嫂子，把她衣服扒了，用硫酸从头到脚毁容，外面很多人围观。案发后人都被抓了，可第二天就放了，只留了一个——她丈夫，然后这个案件就放了三年没人管。最后在市人大的干预下才有人去管，把她丈夫枪毙了，把他小叔子判了13年，其他的人就不了了之了。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还有很多参与人漏网。就这样，她一直告，告了8年。一个如此的恶性的故意伤害案件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弄得最后没人管，谁都不敢问，连司法人员都不敢谈，形成了一种恐惧。跟这个村庄有关！跟这个村庄带头人有关！这个带头人叫王宝京，一个很著名的人物，这个党支部书记、副市长，很不得了，50年代的全国农业劳模。从1954年开始，他的产量一直是全国第一，从玉米到小麦。我不知道现在亩产玉米能达到多少斤？是干玉米子儿，而且现在还有化肥催，实际上耕作方式已经变革了。他1952年1200斤，1954年1500斤，1955年1700斤，到1958年他的小麦能生产240万斤亩产。我是有证据的，他亲自写的文章，报纸上登的。我还是一个有点能力的调查性记者，还知道证据的重要性。在文革期间他的棉花平均亩产240斤。当时媒体有人提出过疑问，因为他这种粮食产量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70年代80年代的产量全部违背常识。当时被我逐一考证过，根据我的常识我认为他不可能，但是这都是报纸报道的，《中青报》也是50年代最强有力声音，我为什么说要捍卫常识？我们起码要做一点——证伪这个工作，调查性报道除了要做正向的搜集证据之外，还要有大量的证伪工作。别小看那些数字，恰恰是那些数字构筑成了一部历史，构筑成了这个村庄、这个人显赫的政治地位，并且仍旧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主导着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庄的或这个县的政治生活——我的官司败诉就是明证。他们说“败兵之将何敢言勇？”，我敢！因为我想到，我的裁判不在法院——在历史——我对此坚信不疑。这个案件仅仅是我们违反常识的一个历史所暴露出来的人物形成的一种现象的反映，否则一个这么简单的重大案件怎么搞得这么复杂？没人敢管、敢说，开什么玩笑？！但是它是事实。
我为什么说历史还在延续，历史的很多东西还在主导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去年年初1、2月份，我在“冰点”刊发了一片长篇报道，叫“世纪末的弥天大谎”。讲的就是丹江口有个民加沟村，党支部书记99年死了以后，后来被评为全省的先进党员书记，同时他被作为了全省的一个重大的典型报告。但根据我们记者的调查，所有支持他当先进的数据全部造假。有一个数据，是说：“他在任的97、98、99三年里，鱼的产量60万斤。”——但是那三年是大旱，所有鱼塘干涸，鱼是从天上飞奔而至？那鱼都长翅膀了！他的猪的养殖，鱼的养殖，粮食产量全部造假。他说他的村子是个小康村，但经过我们的调查，他这个村庄是个典型的贫困村，这个村庄的贫困程度比70年代中期的村庄还穷，他居然敢说他那个村庄人均收入2000多？！全部都住土房子，丹江口库区是很穷很穷的，但就是敢说他那个村子是小康村，昧着良心，就敢开牙？！真是恬不知耻！！南方周末揭露我们也揭露，它的全部的基础数据造假可是件不得了的事儿，为什么呢？这玩意儿是官升的数字，种得多官升得大，上面是鼓励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而这个所好人之好，半个世纪绵绵不决。当揭露出来以后，我去复核，我们的报道基本没有问题，他们的省委书记的反应是作调查。那个时候都怪了，人都没有常识没有理智了——大家知道坚守常识的前提应该是理智——他说“我们学习的是精神”。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些数据和精神无关！“有一点小毛病”——什么小毛病？你这精神从哪儿来的？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人，这个党支部书记是村霸，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完全是黑白颠倒的，而且是下面无人不知的事儿。我们下船跪了一地的人，抢天喊地、喊怨。帮助我收集情况的一个普通农民，我走了以后，以扰乱社会治安被判刑两年。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常识多不易！所以我就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现实生活里面很多情景不是这样的，在思想方法上，某些官场规则上，实际运行中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以往历史的回升或余风。所以我认为在中国当一个好记者，还是要一点历史感的，要不我们现实发生的新闻事实你无法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通常正常人的这种心理判断：有什么啊，能怎么样？其实不能怎么样，但为什么不能这样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很内在的东西，而且比较可怕的是，它正在主导我们，对我们生活发生影响，正在我们的媒体里发生作用，并构成我们媒体很残缺的一个部分，这残缺的部分比例很大。后来“丹江口”这件事儿弄得我们还得写检查。怪了！
我还想介绍一下国外的名记者的情况，他们是怎么干，怎么想。去年我访问德国，德国有个很出名的记者，也是一个作家，叫瓦尔拉夫。他今年60岁，是个职业记者，职业作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品在87年出版发行。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在80年代完全隔绝他以前的记者和作家的社会生活，化妆成土耳其劳工，成为土耳其劳工的一分子进去生活了三年，写作了《最底层》。为了把西欧人眼睛的颜色改变，他做了带颜色的镜片，把黄头发（他是个秃顶）化妆成南欧人的黑头发。实际上在德国、欧洲国家包括美国，民族、种族问题，特别在德国是社会的一个超级敏感的问题。日尔曼人在20世纪初到中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最基础的支撑基础就是种族。日尔曼人这个“优等民族”消灭除了日尔曼人以外的其他劣等民族。实际上德国人是相当排外的，种族歧视成了德国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人特别多，一直到今天，他们的社会生活处于最低层的状况，在社会里面受到歧视——在选择工作、劳动保护、社会生活甚至宗教生活中受到歧视。瓦尔拉夫在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就化妆成土耳其劳工——据我了解，在职业采访里面，这种融入式采访，不是作为课题融入而成为主体融入，不是说我作为记者这段时间去进行采访而是他完全变成了普通工人里面的一个部分去采访，采访当时德国社会震动的、令欧洲社会震动的最底层。这本书在89年出版过两个版本，翻译成几万册，在当时德国40天卖了350万册，20多种语言翻译。他的这本书第一次让蓝领走进书店。他用赚的钱建了一个书店，又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基金会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为劳工盖房子，后来用部分基金到出版社出版这方面的刊物书籍，然后就是救助劳工。这是一个当时在德国社会有影响的也是震动欧洲的很著名的记者和报告作家。他通过别人读到我写的报道的——《大国寡民》，于是邀请我去德国。他和《民心周刊》联合邀请我去，我应邀了。因为我八几年就读过他的报道。他那个方法，据我所知是独创的——在此之前没有这么做的，集中精力克己调查都有，在里面生活一段很长时间也有，这叫参与式采访。将来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学一下采访的方式，一般来讲是参与式采访比如战争、比如某个群落、某个采访内容，然后作为客体进入他的生活、他的进程里。但瓦尔拉夫呢，是融入式的，进入变成他的一个角色。他走得比较极端。实际上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德国防止新纳粹主义，防止种族歧视。而能够反映德国社会里面受到忽视的屈辱的生活者的就是土耳其劳工的生活。后来我了解到，他还藏过拉斯迪，拉斯迪当时被追杀的时候，瓦带他躲藏。拉斯迪是英国一个作家，是个独行侠，一直被伊斯兰原教主义追杀，好像前两年才解禁。我去的时候瓦尔拉夫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他每天跑马拉松，60岁了，很棒的身体，高高的个儿，典型的日尔曼人的劲，一面冷面孔，不苟言笑，说话的时候注视着你，面部没有表情，那个时候感觉像党卫军军官。瓦尔拉夫请我去他家，他住在汉堡，很有意思。他领我出去吃饭，我们从他家走出来到一家葡萄牙餐厅吃饭。我们在红灯蓝林道等车时，他就拿那个拄拐棍，登登登点一点，说：“卢，那是什么？”他脚底下有个铜牌——这个街道的名字。铜牌记载着这个街道曾经有8000犹太人死于集中营。这个牌子在汉堡有好几百，而他特别强调这些牌子是由民间组织设立的。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利用他的社会名声到中学和社区演讲反纳粹。他的演讲跟摇滚乐队一块——年轻人不是喜欢听摇滚吗——当然就跟摇滚乐队一块，去讲纳粹主义对德国的危害和动员德国社会来抵抗纳粹主义。你们注意到他关心的问题，他选择的对象，他的方式是什么了吗？从底层到种族问题到历史反省，这就是他终生的事业。瓦尔拉夫今年60岁了，我想今年继续翻译他的作品，有机会把他请到国内来。他的作品读起来是很令人吃惊的。我到德国去以后他让我住他的房子——那房子很奇怪，二楼有一个大镜子，大镜子旁边有两间房子。他把大镜子打开，里面有个暗门，两层暗门，里面是个小阁楼，小阁楼上面还有小阁楼，而且阁楼里面有秘密电话，这个电话是不对外的，他让我体验一下他的生活，是很有风险的。这是他的职业行为，但受到了整个德国社会的尊敬。还有件事就是瓦尔拉夫化妆成《图片报》社的编辑——《图片报》是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揭露《图片报》愚弄公众，报假新闻——这在当时也很爆炸的。后来他出了本书，那也是他关心的问题。
我在汉堡时，那里的《明星周刊》的一个名记者卡迪尔和她丈夫请我吃饭。《明星周刊》是欧洲最大的社会性周刊，政治类的，以社会性为主。卡迪尔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90年代中期驻俄罗斯的首席记者，也是《明星周刊》的首牌记者。他的丈夫是《明镜周刊》的调查性记者，按照美国的说法叫扒粪记者，调查内幕新闻的。那个女的是极其精干的人，见了我面以后她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卢，中国的农村问题怎么办？”因为此前我知道她的背景她也知道我的背景，于是见了面以后也没有什么寒暄，一坐在那儿以后她就用那种西方记者机关枪式提问方式的“啪啪啪”地就跟了上来，提了第一个问题。我一下就吃惊了，我问“你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她说“中国的农村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那是在去年的四月份，我们今天闹农村问题，什么三农问题的，查了一年多呢。）后来我说“你这个问题是衡量中国好记者的问题之一，或者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问题基本是都市化，或者叫城市化，消费群体也基本是都市化的，对决定中国命运的、可能给中国带来重大问题的社会现象是麻木不仁的。”这个群体是个什么概念？最近李昌平写过一本书叫《我向总理说实话》，他提到这个群体在现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农村从承包责任制起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目前为止严格来讲，我们所说的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经济增长跟这个群体无关。这个群体的人数占多少呢？现在占了64%，大概8亿多人。你们能不能想象在一个社会里面，7、8亿人口的生活跟我们这个社会增长速度无关，不仅无关而且呈恶化趋势。这8、9亿人中，劳动力是4亿人，而现在我们的耕地只能承受不到两亿人——也就说两亿多人，两个超级大国的人口处于失业——我们叫剩余劳动力，实际上就是失业。而这里我指的还是绝对失业，就是可以不要干农村这回事了；还有半失业状态的：只有一部分时间是劳动比如生产耕作，而更多时间是闲置，这是个很恐怖的数据。而且我们现在的粮食农产品作物不仅不挣钱，而且是农民倒赔钱：就是他们一年耕种下来，交了皇粮交了税费，还要倒贴，还要被横征暴敛——你说他活得下去吗？我们不能够想象这件事情，但是这种情况是事实，而且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1994年底我主持做过一个很大的一个策划就是所谓的春运危机。1989年春天之前，我写了“1989中国第一条震荡”——那是最早报道民工的。到了94年我们就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调度了将近十个记者做了一个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查。我的《乡村八记》就是那时我到鄱阳湖畔一个农民家里住了八天写作、编辑出的。我去的那个村庄叫湖下村——这都很有象征意味的——这个地方就是个传统农业区。我们的调查方法是“候鸟路线”——我设计的：就是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是有一个固定线路的，流出地就是他生活的农村社区，流入地一般都是朋友亲戚等，比如说到南方打工。然后就着这个机会，村里的人再往那边搬运，到那个春节的时候他又“飞”回村庄来，过了春节又飞回去。或者有离的比较近的地方就是秋收的时候回来，秋种的时候回来，然后又回去——他基本上也沿着一个比较固定的路线。我们当时应用的是社区调查方法，后来用了一个社会学方法，做了很大规模。我们要求我们每个记者必须选择一个村庄，住一个星期以上，然后沿着农民流入状况到流入地，比如广东、北京或者东北的某地，进行一个追踪式的候鸟调查。当时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而且恶化的（状况）在那时已经充分显现。那时候我们报道发的量极大，一个整版的篇幅发了十五万字。那个报道在研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上是比较有用的，有一些基本数据、方法、个案在社会学研究里面是广泛应用的，包括国外研究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我要强调的一点时，我们在报道的过程中，没用“打工仔”这个词，实际上这就反映了价值取向。当时我们很盛行的这种词，包括到现在还再用“盲流”等，我们在所用报道、评论里面是坚决不用那样的词的。后来的“流民”问题的含义还好办：它是状态，但这个“盲”是什么意思？盲目的，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感的，甚至没头苍蝇似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农民的血泪和白骨上建立的，我说这个一点不是想给大家制造恐怖气氛。因为这已经被证明是事实：从50年代开始，中国在早期的工业化工程中，它的原始积累的资金来自于剪刀差的方式，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取得原料，用很高的价格进入市场，中间是多博式。这里顺便讲一句前苏联也是这样的，韩三年被邀请访问苏联，到苏联以后她被邀请去了很多地方。她那《友谊奔访速记行》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注释。苏联问什么进步这么快，那样的一个资源情况和经济背景下，忽然这么快，他不理解钱从哪来的。他后来看到一个小报纸的报道才知道，就是在高加索的大麦产量，一朴实尔的价格和那个地区的工业品价格悬殊，他发现了前苏联强制性的工业化剥夺农民的盈利权。这是一个秘密。但现在可不一定，它通过剥夺实现，而且这个剥夺代价特别严重。因为58年合作化以后，三面红旗里面包括人民公社、大跃进还有个什么忘了。我当年曾很详细地考证过它，全线失败，疫情复发。他当时大炼钢铁，同时把劳动力在秋收时候运到山上，去砸锅卖铁，结果地里的粮食没收，很多粮食烂掉了，烂到地里了，再加上横征暴敛，实际上59年出现了粮食紧张。59年春天一直延续到61年将近三年的时间，就是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那时候不是自然灾害，当时风调雨顺的，我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将近100年人口自然增长与消亡的分析，那个时候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至少非自然死亡2700万人，至少。现在有四个以上的数据，数据表明最多有4000万人，4000万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8年抗战都没死那么多人，比我们历朝历代加起来的非自然死亡的人数还多。这时你会发现实际上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归纳是不会错的。当时，安徽、甘肃、山东、四川、河南这些重灾区，人都死光了，只要冒烟，一定是吃人肉，因为根本就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就是人吃人啊。但是这段历史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各位读历史可否会读到它。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一个常识？要用历史感进行采访和写作，实际上这过程中是有很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在的。他不是我们空穴来风，凭着我们主观想象的。
我们描述的这个东西，都是在中国社会真正发生的事实。而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我们国有资产的全部固定资产总和是合作化以后我们从农民那通过剪刀差拿来的这笔收入的总和。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是闭关锁国的，没有经济来源。国有资产的全部固定资产总值是合作化以后通过剪刀差拿上来的农民贡献给现代化的贡献的总值。我们的国体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在宪法里说的这个国体性质。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在工业化的大车往前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工人和农民两兄弟坐在一个车上，一块赶车往前走，发动机也发动着走。上坡了，工人大哥就向农民说，“你下去推推车”，然后农民老大哥挺老实就下车推了。到了平地，工人老大哥开车“咣叽”就走了，就把他拉下了，他被抛弃了，不仅是被抛弃了，它的基本过程到今天为止还是在一个被弃舍剥夺的状况。你们知不知道农村里现在收费如果交不出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对了，扒房子，赶猪，抓人。有点惊讶是吧？那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了。所以说各位同学能坐在这挺侥幸的了。能够坐在这么安全的地方。你们也有麻烦是吧，但是这种麻烦比起农民那种麻烦要小得多，他是生存问题！我们的福利，即使现在的下岗职工、失业职工，他们的福利跟农民的相比的话，农民的福利还是有土地保障。土地现在只能维持一个基本生存，如果交了费的话，它还要倒贴，从银行贷款交税费。相比而言，农民实际上有很多情况更惨。所以说这么一个群体，长期是被忽视、被歧视的，而且已经酿成的今天出现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都听没听今年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今年他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呀？农民收入问题。我做过一个调查，去访问审计署署长李京华，1995-1999年5个年度国家实行粮食改革，鼓励农民种粮食。一方面我讲了刚才那个情况：5个粮食年度5千亿叫“统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12字粮食改革方针，都是挺专业的。这是中国的粮食供销制度，它就为了保障农民有比较好的粮食收购价格。但它实际上实现不了，5千亿下来以后，国家专款财政2300多亿亏损。整个系统开始，从农发行开始，一直到粮债，贪污腐化——雪上加霜啊。5000亿人民币就是为了这个玩意儿。农民收入不仅没有提高，种粮食不仅没赚钱，现在反而情况更严峻。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汉堡和卡迪雅对话的真实的含义了。我知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分量有多大，我才会惊讶，因为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很多大报里面，大多数记者是不关心的。很简单，是不关心不了解的，不愿意花力气去做的。但是这是决定中国的、可能给中国带来很大麻烦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或者从职业的角度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第一，中国现在发生的很多问题都是世界性问题。随着进一步的全球化，在WTO背景下的进一步的身为地球村的紧密合作的一个分子，很多问题都是世界性问题。中国的风吹草动，粮食欠收将会带动全世界的粮价。中国的石油一出现需求，一出现波动会带动全世界的石油价格。粮食价格石油价格都是世界最决定性的基本的生存条件，如此重大的问题哪有不关心的理由？也正是在这点的含义上，卡迪亚的问题有她的合理性在。第二，你会发现，随着世界这种融合的进程，认识社会的标准在普式化。别以为你这里发生的事情是跟别人无关的事情，不是。这就决定我们很多的新闻标准，将会往这个形势走。我们关心的问题，也就可能是世界关心的问题，世界关心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那么在职业的这种行为里面的标准，也将会污染这个群体，这是不可阻挡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的建设，完成现代化，建设一个法制国家，建立一个公民社会，由孙中山所说的军政训政到宪政目标，跟我刚才所说的几个是匹配的。将是潮流所至，不可阻挡的。因为你不能想象在一个家庭里生活可以各行其是，毫无顾忌。你不能想象在这个家庭里生活的每一个成员遵循不同的行为标准而自以为是，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社会演进的一个必然的趋势，是我们在完成自己的这种职业行为时候的一个趋势性的认识，也是影响到我们判断每一个具体的新闻事件，完成采访写作的最低标准：记录历史。我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掌声）。
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解答？
“卢老师，您那么深入社会底层，深入农村进行调查。让我们记录历史，我想问的是您深入社会调查这些，并且写《大国寡民》这样的书敢于把那些社会不平的事揭发出来，您的动力是什么？”
动力啊？有的人写文章说我追求公正公平，我认为这个对于我来讲不真实，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深切的感受到，伍芳她生活的空间跟我一样，她喝的水跟我一样，她呼吸的空气和我一样，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很可能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者是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基本生活状况都是同构的，这是我的动力。
“卢老师您好，您刚才讲了很多中国的农村问题，我想知道，您怎么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另外您怎么看待下岗职工问题？
这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我回答第二个问题。我曾在95年的时候负责过组织编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在底层》，写沈阳下岗职工的。我们做了半年，用冬天和春天去调查沈阳下岗职工或者叫失业职工的情况，我发了20篇报道。后来重庆成都我也去了，了解那里下岗职工的情况。
当时下岗职工或者叫城市贫民问题、城市失业问题。我觉得整体情况比农民工还好一点。农民工问题，89年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劳动部都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有多少农民工、是什么情况、流动情况怎么样？这方面研究当时简直是粗得很。现在下岗职工的统计倒是有，但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统计的是3%不到，这个数据指的是注册登记的。3%还是5%啊？现在这个数据是国际安全线指标。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下岗职工有很大一部分没算，就是说大部分没有登记。没有登记而没有活干的享受最低保障的——过年过节是妇联团干部、省委书记带点钱，平时就是最低生活费的——那种占大部分。所以我认为真正数据要超过它。
我把中国底层社会（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农村。农村里面有一批人，大概现在应该有5000万到6000万的贫困人口是极端贫困——赤贫。还有，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城市贫民、城市失业人口。这就是基本的中国底层状况。我当时在《中国作家》发表我的《在底层》的时候，我主要写了沈阳重庆底层人的生存处境、大的生存处境。
“您好，我首先想知道您是不是共产党员？”
抱歉我不是。
“我觉得共产党员首先就应该有您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可是您讲的方式又完全不是您提到的那种从上而下的方式，所以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哦，我明白你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说共产党员应该是自下而上的眼光才好，是这个意思吗？（提问学生点头）很遗憾，因为这是想象。
“卢老师，作为一个记者应该是自下而上的眼光。不是有很多西方记者参与了政府军队的武装，我想到了被枪杀的美国记者珀尔。记者应该是比较清楚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立场的。但是我们国家，有一种特殊的情况：记者往往必须要作为政府的喉舌代表政府。所以这种时候会很矛盾，您是怎么解决这种矛盾的呢？”
这其实我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我说的状况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我们心里应该坚持或者认定的是个什么状况，或者说我本人在某些主要的职业行为应该认知的状况。它决定着我的职业行为，决定我去写什么，不写什么，那么这个对我来讲是重要的。但这个过程中，是会有妥协的，在现实的职业生活里有妥协。只不过它的唯一区别在哪呢？就是这个妥协是在一个什么原则下的妥协？什么前提下的妥协？它的底线是什么？这是一门学问了，有大量的案例可以说明有些东西是要妥协的。
“我想问，都说媒体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但是您刚才谈到一个同构问题，您认为您跟那个伍芳的生活空间乃至生活状态是有同构性的。但我观察现在的社会媒体，他们大部分是在自以为是，引导我们受众群体履行他们所谓的什么后现代生活方式乃至生活内容。他们报道的那些软新闻就是那些经济文化娱乐的东西，给人感觉中国社会已经分层了。媒体不能够全面而真实的反映社会状况，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媒体应该对现在这种状况做出哪些改变？”
你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需要把它理清一个前提。现在生活已经多元化，我们不能说我们应该这样去关注它，去这么生活，或者是这类人应该这样生活，那类人就不该那样生活等等，我在表达的时候不含有排他性。你刚才说了后现代的，新新人类的，它其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的价值里头，就媒体而言，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他是不是有这个生活方式，而在于媒体回避了什么，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相当重要的方面是不是被忽视了。真正的问题就是回避和忽视。
但是其他人群的生活方式，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危害别人自由的前提下来生活，我认为它就是合理的。但如果媒体一天到晚只去关注那些东西而不对整个社会承担一部分它应该承担的责任的话，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如果把8亿人给忘了那就挺荒唐的了。
“卢老师，我曾经在报纸上看过很多专家学者的评论，对刚才您讲的农村问题总体上还是持支持的态度的，他们认为现在农村人口流动问题是历史的必然。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是对其他一些问题必要的解决。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您是否深入过？”
这个问题如果从纯现代化理论来讲是个大问题。比如说都市化，或者叫城市化、城镇化，都有很大争论。有的说城市规模化吸纳农民，有的说城镇化是把小城镇规划投资，它这里面有一个政策选择情况下莫衷一是的问题，流动是必然的。
农村人口的降低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指标。在一个农业人口比例过大的社会里面，是不太可能完成现代化进程的。而且，靠剥夺大多数人利益的现代化也是建立不了的。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第三只眼看中国》。书中就有一个谬论，说中国的现代化剥夺他人。如果说承包再晚几年，再多剥削农民几年，中国的现代化可能要加快一点。这不可能！如果把他、他家、他的父母、他的姊妹放到那种情况里去，我想他讲不出这种话的。他这种言词在我看来是典型的新纳粹。因为他置数千万已经死亡的冤魂而不顾，置数亿人水深火热的生活而不见，因为他是城里人。在我的《大国寡民》写完以后，当时北京青年报登了一篇文章。文迪写的，这个人很有意思。后来我了解到她好像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女编导。她说我有什么资格说城里人乡村人。其实这里面严格来讲，根本就不是什么资格问题。为什么呢？我是说我们身边生活着这么一批人，他们被忽视了，被抛弃了。我们要关注他们，仅此而已。怎么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带人家玩，不带几亿人玩？
户籍制度，你们知道户籍制度到了什么程度吗？我87年去温州调查新址新社大讨论的时候，农民百万富翁，集资建桥，一个人建一个桥墩，条件是让他的儿子获得城市户口。前段时间报道的，在晋江、佛山，进城打工的农民要是干的不错就给予市民绿卡——这本身就是歧视行为，这是绝对不公平的啊！在这样的前提下来看，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现在无论选择什么道路，是要尊重人的生存权力、尊重人的社会角色的，让他成为这个社会进步受益的一部分而不是受害的一部分。
“老师我没听懂，刚才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您能着重就很多人住贫民窟（这个情况挺多的）合法化的问题谈谈吗？”
谁说合法化？
“就是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合法。”
现在社会分区居住，这种情况讨论里面，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城市里头分区域，就像什么纽约、富兰克林、布卢克林的贫民区。我们也有分区，像温州村、河南村，在周边都有，很厉害的，还有形成了什么温州帮。是不是在社会的理性层次上，将来的社会区域居住都会像纽约那样子，分类居住。我觉得这不是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社会自然就会去解答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您说您不是共产党员，又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我想请您说实话，您受过‘歧视’吗？”
（笑）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人是不是活得有意义，一个人内心里面是不是良知犹存，标准不是以他是不是党员而划分的。这是第一点，我的一个标准。第二呢，就是，如果把入党看作是信仰的话，我敢肯定地说，有些人不是以信仰而追逐的。它是利益的度量，我觉得这就没意义了。至于是不是被歧视，我觉得没有被歧视，我不是还在这儿跟大家胡说八道吗？（笑）
“卢老师我想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做新闻有一个很大的忌讳就是不能凭想象是吧？但是我看您的那本《大国寡民》很多地方如果不凭想象的话，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就不能表现出来，这样如果文章篇幅比较长的话就会有一种枯燥乏味的感觉。因为主人公的形象不是很丰满，但是我看您《大国寡民》里面的王保京，形象很丰满，是有血有肉的人。我想问一下您在写这个人的时候，是如何处理可读性与真实性的关系的呢？”
这个问题涉及到心理活动，心理活动的度量是很忌讳的。一般来讲非虚构作品要特别注意心理活动的描述，除非有证据，就是他说了那段时间他是怎么想的、当时是什么情景、给他的心理产生了什么变化带来什么触动，讲的话会构成新闻事实。
今天上午我们开了半天的会，跟我们一些年轻记者讲怎么写调查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有一个可读性问题。写报道有一个功夫就是要会写故事会讲故事会采访故事。当故事出现的时候，现场感、背景出现的时候，当你的叙述里面动词很多的时候，很有情节很有触摸感的时候，有可视性的时候，能见度高的时候，自然会有可读性。如果是很枯燥的归纳性描述就不行了。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调查性报道会讲故事，会采访故事的问题，这些是生动的可读性的前提。当然这个里面还会涉及到大量的技术和非技术问题，今天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笑）
“卢老师您好，听您自己介绍好像是您没上过大学，我想知道您是怎样走上记者这条道路的，而且您是从哪些方面获得这些素质的？尤其是您作调查性报道，这些报道好像对记者要求的素质相对来讲会更高一些。”
是比较费劲。在我看来，一个媒体是不是能够做出一流的报道，一个记者是不是能够写出让人家印象深刻的报道，我想第一位的就是能不能做出高水平的调查性报道，要把炉火纯青的调查性报道作为职业记者追求的一个目标。
我是86年进入报社的，之前我经历了好几个时期。在农村，写一片什么劈山修路热火朝天的报道，县广播站一播，那就成大名人了。当时特别高兴，写篇报道居然就可以进县广播电台，那可是大事。然后我到部队，到地质队也搞新闻报道，也一直写。我早期写小说，写报告文学，也写报道——三种文体都写。其实我最钟爱的是小说，而且我对我的小说的评价实际还超过报道。86年进入报社，一直到今天比较集中精力的作调查性报道。
当时不经意去讨论关广梅问题。我听说范敬宜要当你们的院长，范敬宜在87年关广梅现象大讨论的时候当总编辑。实际上那个报道是假的，经过我的调查关广梅的那封信是经济日报的记者和本溪市政策研究室的处长联合制造的。那封轰动的信，就是他给经济日报编辑部的那封信，标题叫做“驻地承包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那么一篇报道，就是关广梅现象。88年成为了87年那一届的新闻奖特别奖。刚好我出本溪，他们进本溪，在本溪评的。后来我还没到报社，电话就追到报社来了。因为我那个报道要是发表的话会把它彻底颠覆，所以我的报道被枪毙了。我的这篇报道在九十年代后发表了，后来我还写了一篇4万字的东西叫“关广梅现象回顾”，详细讲述了这次大讨论的来龙去脉。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遇到了刚才那个同学提的问题，我是不是党员这类问题。因为参与制造这封信的这位经济日报的记者很著名，我知道他前期去调查的时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则是完全肯定的态度，同时参与制造信件。我就问他为什么会两次态度截然相反，他说我是共产党员。很经典哪。（笑声）
还有什么问题？
“您刚才说，记者是以记录历史为第一位的，但您又说到记者要改变历史，我想知道是不是真有必要将改变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呢？如果产生了一些改变历史的新闻报道，那改变历史的到底是新闻事件还是记者这个人呢？”
我明白这个意思，刚才我讲的时候特别廓清了这个界限，因为我想我能做到的就是记录历史，我不期望改变历史，我也不认为我有这样的能耐。我们大同先生随后廓清他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必要讲一句话，纪录历史是最底层、最低线的要求。改变历史，当然这个情况在新闻史上是有的。但作为职业记者本身而言，我本人没有祈求改变历史。虽然我参与过许多重大的历史进程，成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目击者和记录者，一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我能改变它，事实上也没改变。从86年底，中国当时也算风云变幻的一年，87年春季，胡耀邦下台的那年我进的报社，北大学潮就是86年底了，那么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多少事情，我想写出一本书来纪录这十几年的历史，实际上我改变不了，刚才我也没说过，我说过我收回，但是我没说过。
整理：蔡颖婕、王怡、许海燕、王莹、张磊
发表于 2004年02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