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禁忌之一是谈死，然而我偏要谈。由于这个不成文的文化禁忌，中国文学中缺乏对死亡深入的想象；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缺乏对死亡深入的理解；而中国宗教，对死亡虽然提出种种解脱之道，却不能教人如何真正面对死亡。中国的电影导演目前还拍不出像英玛褒曼早期的作品：处处面对死亡的威胁和诱惑。

什么是死亡？

这二十年来科学界颇有争议。一般人认为的死亡是心跳和呼吸停止之说已经被推翻(因为心和肺是可以换的)，新的说法是必须人脑的功能完全丧失，才算是真正的死亡，所以，某种植物人算是死亡，而另一种脑力未失的植物人不算死亡。对一个学文学的人而言，脑代表的不但是知觉和意识，也是幻想，失去了这些功能，对死亡本身当然无法理解和感受，所以有人说：死亡是一片空白，一无所知；但也有人说：死亡开启了另一扇门户，是超越人的知觉以外的，也就是比人脑的功能更高一层的。持此种说法的人往往相信宗教和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本来就在人所能理解和感受的一切之上。

然而英玛褒曼影片中所表现的恰是这个矛盾：正因为知道上帝存在于理解的世界之上，所以更感到与上帝的沟通不可能，所以这种困境中的焦虑，就变成了上帝已死的悲观。有了这种悲观的心境，才拍出好电影。

英玛褒曼一辈子的艺术，都是以“死着”作为主题，而张艺谋和其他中国导演的作品，都在表现如何“活着”。不但“死着”没有观众，而且不少人的哲学都是好死不如赖活，得过且过，过日子。所以吃的场面特多，甚至在《悲情城市》中的那一家人也是以吃饭来对抗历史的悲剧。

西洋文学和音乐中“死着”的感受更强，汤玛斯·曼的《威尼斯之死》是最佳的代表。舒伯特有一首弦乐四重奏，叫作《死与少女》，而他的艺术歌曲《魔王》更令我感动，描写的也是一个小孩子被死神掠走的故事。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曲》中有三首的主题是死亡，当然还有那首交响诗《死亡和转世》(“DeathandTransfiguration”)。

我故意把“Transfiguration”误译为“转世”，为了是印证整个中国人对死亡的看法--转世。然而，中国文化中的生和死都属于同一个世界，所以转世只不过从阳界转入阴界，结果还是在这个世界；所以，中国人的世界里鬼特别多，人鬼之间只有一界之差，而越界的例子也多得不可胜举。

中国现代作家中，似乎只有鲁迅一个人时常在作品中“越界”，不但在《朝华夕拾》中公开谈鬼，表扬无常和女鬼如何美丽，而且在《野草》中处处梦见死亡，其意象之奇特，较波德莱尔毫不逊色。不过，我猜他死后绝对见不到马克思，而更可能的是在阴暗的深渊中和自己的影子对话，他在那篇《墓志铭》的开端，就明明写着：“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可惜法国的理论家福柯没有读过这篇文章。福柯一生都在思想上作死亡游戏，最后终于染艾滋病而死，据说他在死前和一位身边友人告白：本来以为死亡的经验是如何深奥，却不料心中一片空白。当然这可能是谣言，然而我仍相信：如果福柯在写完《性史》之后写一本《死亡》的话，必定是一部最伟大的理论著作。

傅伟勋教授曾和死亡斗争过，他在动手术之前曾经对医生说：但愿他还能有十年的生命，目前他有很多事要做，很多书想写，结果他如愿以偿，恢复健康后到处讲“生死学”(也就是死亡学)，而且在台湾正式建立生死学这门新学科的研究。我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童真未减，精力过人，往往不自觉地受他感召，不料最后他却在一次例行检查的小手术中体力不支而过世了。他的死，令所有的朋友们惋惜，对我而言，更确立了他独特的地位：他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惟一能够在身、心、理三方面正视死亡的人。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