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进曾经向我提起，想要研究美国的汉学——特别是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情况，问我的意见，我颇为犹豫，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然而他提醒我，对于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海外汉学是绝对值得借镜的，至少它提出了不少新的话题、方法和理论，值得国内同行参照。我一向主张学术无国界，只有语言的隔阂，应该多鼓励互相交流，最好超越国界。我被他说服了。如今读季进、余夏云写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真是获益良多。
经夏志清、刘绍铭等先生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海外起步，可谓筚路蓝缕。本书“绪论”的总标题是“海外汉学与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言下之意似乎已经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海外汉学的一部分，其实不然，因为这个学科的成熟，或曰“理论转向”，是和“文化研究”的兴起同步的。这一新的学科，几乎把文学、视觉媒体、性别、种族等议题合在一起，并以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理论”为其理论基础，但很快地就扩展到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新一波的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的范畴。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不能像传统汉学一样，闭关自守，其背后原因是，美国学院的现当代中国研究，本属于“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一部分，而它却是冷战时期设立的研究项目，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所谓“中国专家”（China Expert / China Watcher）者，大多如此。如今时过境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就有学界人士提倡废除“地区研究”，因为它没有专业学术训练的基础，如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所以在严格的专业学科上站不住脚。因此，“地区研究”的学者需要在另一个专业中找到栖身之处。这个现象在社会科学方面最为明显，譬如不少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专家，也必须得到经济系的认可才行。那么中国文学呢？古典文学的教授有的也在比较文学系授课，如哈佛的宇文所安；有的则置之不理。但现代文学不可能自闭，所以很快地就和“文化研究”挂上钩，开始了“理论转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也做了一点“理论转向”，然而转得不够全面，因为我至今对西方文化理论的“适用性”有所保留，因此我对理论的态度也十分暧昧。当时没有想到，“文化研究”这个新的学科（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学科”）如今几乎凌驾文学研究本身了，经过各种理论的洗礼以后，它已经从一种“方法”变成一个学科，甚至是一个专业。而文化研究的趋势一向紧跟当代，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如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学术界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文化研究”学科本身也要跟着转型，变得越来越“当代化”，几乎不理会任何历史传统。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理论本身已经过时，要被各种全球化理论取代。生活变化日新月异的当下，不少人文学科的学者已经再度转向。他们认为由于电脑、网络科技的发展，传统的人文学科都要作废了，“人文”的理论论述被“去人化”之后，只能变成“后人文”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所谓“后人类”（post-human）的世界。据闻美国理论界的著名学者米勒（J. Hillis Miller）在中国演讲时已经提出“Digital Humanities”（数码人文）这个新学科的概念。
这些新的世界潮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有何影响？我至今很难肯定。本书的“结语”提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的问题，很有前瞻性。然而到底“世界文学”的发展将会如何，目前言之尚早。我认为它显然是传统西方比较文学的扩展和再生，特别看重翻译和传播的重要性。而文学文本和写作语言的地位又将如何？这也是在华文语境生长和受教育、从没有出洋留学的学者的焦虑：如果一切都经过翻译的话，中文著作的终极价值又何在？是否比得上翻译过来的海外汉学？对于有双语基础的学者，如果学术诠释的主流语言完全变成英文的话，又何必用中文写作呢？我在台湾和香港屡次听到中文系研究生的困惑：“老师，我们学习中国文学，必须套用西方理论吗？”这个困惑的背后隐含了两个大问题：一是中国文学和语言的“主体性”何在？二是为什么理论都是西方来的，难道中国文学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吗？
我个人永远徘徊在中西两种语境，乃至两种学院文化之中。我同情第一个立场，因为我认为在如今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反而加重了西方学术的地位和其专业语言，而用中文写出来的学术论著却被视为“二等货”。目前香港各大学竞相提倡用英语教学和写作，甚至连中国文学也要用英文教。既然要“国际化”，为什么不可以中西并用，一视同仁？这个“国际化”的压力，使得亚洲各地的华人学者（不只是中国大陆）不知所从，于是竞相“媚外”，忘记了自己文化本身的资源。中国现代文学也有它自己的学术传统，我认为这种学术传统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开始建立的，只是没有完成。近年来王德威关于中国美学的抒情传统和它与现代的相关性，就是从这个方向有感而发的。
最近我开始对民国时代的学术史产生浓厚兴趣，这才发现我们这一代留过洋的学者对于外语的掌握，比他们那一代差远了！随便举几个例子：众所周知，鲁迅懂日文和德文，然而他讲中国小说史的时候，并没有用日本或德国的理论系统。胡适大谈科学的方法，但研究中国小说依然用传统考证——这种方法是“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显学，而非欧洲的汉学（其实欧洲汉学的传统也奠基在语言——特别是古代语言——的掌握）。以介绍西方理论出名的朱光潜、梁宗岱、宗白华等人，更不用提钱锺书，他们不但精通外语，而且在自己的理论文章中处处不忘和中国传统比较。在比较文学这个学科于中国建立之前，他们已经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进行学术探讨了。如今比较文学在英美式微，似乎要被世界文学取代，我们是否应该反省一下：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学术系谱何在？“五四”时期的作家和学者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对象？又如何与当代英语世界的理论“接枝”？在民国时代没有现代文学这个学科，也没有专门研究“现代性”的理论，只有“现代”这个名词。施蛰存编的《现代》杂志的外文名称是“Les Contemporains”，现代就是当代，几乎是同义词。因为那个时候还处于“现代”，尚没有“后现代”这个名词。当时也有各种西方理论（包括伯格森和克罗齐的理论），那一代人对于同时代和以前的西方理论都是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的，用以建立新的学术典范，但没有随意套用到中国文学上面。即使是王国维受叔本华的启发而研究《红楼梦》，也没有把叔本华的理论强压在他深厚的国学根基上面。我读他们的视野广博又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不禁慨叹：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不了什么大师了。
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古今中外兼容并包的学科，因此我一向也主张，这个领域的学者个个都背了十字架：纵向的一轴指向传统，横向的一轴指向西方，我们是在这双重“影响的焦虑”下做学问。我自觉学问不足，该学的东西太多。只从横向看去，我们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本身的传统，到底掌握得够了吗？记得在哈佛我和季进闲聊，偶尔提到我在六十年代初到美国的时候对于西方理论的兴趣，当时我把理论和文学文本混在一起读，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大师萨特和加缪的小说、散文，也读其他学者研究存在主义的书，不分青红皂白。当年的主流文学理论是“新批评”，我反而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它不讲作品的文化背景和作者生平。后来我读了几位讨论欧洲文化和文学（包括理论）的著作，包括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大为倾倒。这是一本散文集，文笔典雅之至，字里行间洋溢着人文精神。原来我喜欢的批评家，个个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写的散文式的批评，把批评和理论合二为一，文体（Style）都特别出色。在学界领军的理论人物是耶鲁的韦勒克和哈佛的哈里·列文，还有纽约的那批公共知识分子，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和雅克·巴赞，当然还有稍后的苏珊·桑塔格。我读他们的著作，对内容一知半解，却对他们的文笔，深感佩服。常年住在普林斯顿的埃德蒙·威尔逊，虽然早已退休，但影响力仍然很大。这些人物身跨学院内外，时常在知识性的文学杂志发表文章，并非只写学术论文在学术期刊登载。他们的文学批评，也可算是文学理论，为后一代学界的“反叛”铺路，我们不能不知道这个背景。
我研究西方理论，非但把（好的）理论当作文学文本来读，而且必要时又要把理论本身和“应用”完全分开。当我读本雅明的文章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文化批评的散文来读，感受他对当时欧洲文化的敏感，根本忘记“挪用”，虽然在拙著《上海摩登》的最后一章提到他的“都市漫游者”的理论，但不敢全盘照搬。后来对他的文章越来越感兴趣，早已忘了把他和中国文学研究拉上关系。有时候，读他的《柏林童年》会想到我自己的童年，文化之间的差异何止千里！后来读他的名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只“幻想”他的德文文体是什么样子。最近在德国终于买到一本德文版，却因自己学习德文的资历太浅，不得其门而入。我从这个经验中所取得的教训是：好的理论本身就值得细读，像一本文学名著一样；坏的理论往往是二手的演绎，不值得花大功夫读，浏览一下就够了。随意套用理论，反而对理论不够尊敬。各种理论本身也有它自己的系谱，有时我说把它当作思想史或文化史来读，是表明我不是为了挪用才来读理论，而是纯粹欣赏其本身思想的奥妙和它的文体语言。
在美国长期用英文写作，我发现自己的中文文笔似乎退步了，回港以后，我故意不停地用中文写半学术性的评论文章，但随时也感觉到英文在背后作祟。如果用中文写学术文章，反而没有写英文时那么执著于最适当的词语。这也使我领悟到：原来学术论文和杂文在文体上是两码事。但区别究竟在哪里？是否一定要用理论性的语言才算学术文章？我回顾民国时代的学术语言，大多有散文色彩，读来并不深奥。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是活跃在学院内外的“两栖动物”，但似乎有一种自觉，希望把自己的学术传给更广泛的大众，而不限于专业学子，这也是一种“五四”的精神。学院专业化与学院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一样，是一个“现代化”的副产品。长此以往，真正的知识传播的前景堪忧。一个更值得忧虑的现象是：学术论文的文体变成一种规格，一种徒具形式的空架子，在一大堆套用的西方理论术语笼罩下，内容反而显得空洞，甚至乏善可陈，更不必提作者的文笔，因为每个人写的句子都差不多，读来枯燥乏味，有时更不知所云。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文精神危机，除非你认为今日已无人文精神可言。
语言的运用，对于学者来说不是一件小事，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就内容而言，有时候文笔和内容也大有关系。本书的绪论中谈到“想象的学术共同体”的观念，学术语言是否也是构成这个“共同体”的因素？什么样的文笔会写出什么内容的论文？倒过来说也可以：什么样的内容需要什么样的文笔？这个问题，记得多年前美国学界的一个杂志曾经出专号讨论过，时当海登·怀特的《元历史》刚刚出版的年代（七十年代中期），说不定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我觉得自己在用英文写作的时候，心目中隐隐存在一个虚构的“读者共同体”，他们可能是同行，也更可能是不懂中文的美国学者和读者，而不是清一色的华人。我用中文写作，就没有这种感觉和想象。那么，把西方理论的语言放进中文语境的时候，是否产生内容和形式上的“质”的改变？是否要顾及一个读者的 “想象共同体”？（甚至可以追问：为什么要用“共同体”这个较抽象的名词来翻译community，而不用“群体”或“社群”？是否有理论上的根据？）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只能提出来，立此存照。我甚至有种感觉：如果写学术文章不用点高深的抽象名词，学院读者就会瞧不起我的学问。可惜事与愿违，我就是写不出这种理论性强的文章，也许是多年来写文化批评的杂文写惯了，改不回来了。怎么办？
这让我不禁想到季进和余夏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所面临的困难：如何把一些海外学者“理论挂帅”的著作介绍得很清楚，使得只懂中文的读者了解其内容，至少可以使圈内的同行专家看得懂，这是一件费神费事、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在此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的文体读来颇为顺畅，一般中文读者也看得懂，更可贵的是，他们把理论名词的原文和译名，以及外国学者的原名和中文名如数交代列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然而，不容否认，本书的文字和文体也受到理论语言的影响。它的章节编排的概念大多也是从理论的话题得来的。全书共九章，只有第一章（“文学史的多元重构”）和第六章（“通俗文学的政治”），不全被理论笼罩。中国国内学者最熟悉的是文学史，然而，海外学者写的“文学史”并不企图全面，也不是教科书。“通俗文学”的研究方法，中外也有差异。季进任教的苏州大学，在范伯群教授率领下，本是研究通俗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他们的学术理想是否和西方理论相应概念一模一样？有待商榷。第二章的标题“现代性的追寻”，仿佛出自我的一本书名，看来我也是这个名词的创用者之一。如今“现代性”这个名词已经在中美学界泛滥成灾了，什么书都挂一个“现代性”的名字，反而把原来的（至少是我心目中的）涵义弄得模糊不清。问题出在中文语境中的这个“性”字，至今我也无可奈何。
其他几章，从“性别的政治”（第三章）、“诗与史的辩证”（第四章，来自王德威的理论名词）、“呈现自我”（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美学意识形态”（第七章）、“跨国际文化实践”（第八章），到“视觉文本的呈现”（第九章，“呈现”一字，想系representation的中译），皆是西方理论引导下的概念。这恰恰证明，英语世界和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模式，最基本的差异就是海外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此语言也逐渐变得很抽象，而且时常做譬喻或寓言式的借用。译成中文以后，懂得英文的双语读者，有时还要暗自把理论名字“还原”到英文，才能理解此中的奥妙，但不懂英文或完全对理论外行的读者可能就容易落在五里雾中。
如何解决——或“协商”——这个语言的分野，至今还没有好的方案。我个人的态度仍然是：对于理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千万不能用来障人耳目。不容否认，整个当代中文学术写作的语言已经大量渗透了外来语，特别是从英文的学术语言直接翻译出来的名词，至今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才是纯正的中文语体文了。我认为这个语言问题值得检讨，就是因为它带来了不少误导和误读。在理论上，“误读”是一种创意解读的方法，但在实用的层次上，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只用一个理论名词举例和总结。本书数次引用美国理论家詹明信的名言：“always historicize”，中文译作“历史化”，究竟是何意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他的《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詹明信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各种理论根底深厚，早已熟读弗洛伊德、拉康和德里达。他用这个词的背后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history as an absent cause”——历史（在很多文学文本中）作为“缺席”的因素，这反而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他在这本书中重新诠释几本十九世纪英法写实主义的小说，从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找出文本内涵的历史因素，它对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转折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他呼吁“历史化”，正是因为从表面上看，历史在文本中“缺席”，他要用辩证的方法把这些缺席的因素挖出来。这也是对于卢卡奇理论的一种修正和改写。因此有时也免不了用不少“寓言”式的读法，此书的副标题就是：“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叙事作为社会性的象征行为），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詹氏著作有一个很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系谱：从卢卡奇一直到他自己，而且他视野广阔，是少数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西方理论家之一。他的一篇名文，就是以“民族寓言”为题，讨论第三世界文学（他特别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和西方过度“个人化”的文学不同之处。在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尽人皆知。我之所以“旧文”重提，以此为例，就是因为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见解，必须尊重他所用的理论名词背后的深意。他的“历史化”方法，不是指文学史，也不是字面上的“诗与史的辩证与变奏” （王德威的用语），后者正是源自中国文学的传统。
以上的很多“废话”完全出自个人感受，因为我想对一个关键问题做一个回应：理论对我又有何“用”？我的回答是：绝对有用，但不是“拿来主义”式的直接套用，而是用来增广我的见识，刺激我的思考，理论往往可以带出新的问题，有时也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灵感，或作为背后的参照。理论可以“缺席”，必要时才把它请到文本分析的“前台”，然而理论绝不能“挂帅”。对中国现代文学有兴趣的普通读者大可不管理论；对理论感兴趣的学者，或可把理论和文本用“对位法”（counterpoint）来处理。这是一个音乐名词，意指一首乐曲（如巴赫的作品）中有两个主题，各自有不同的旋律，是对等的，而诠释者就像巴赫一样，最后要将之合在一起。因此中文文本和西方理论之间的“协商”，变成至关重要的分析环节，不是说说就算。所有“跨文化”和“跨语境”的研究，都不能避免语言本身的问题。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于香港中文大学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论》，季进、余夏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