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学者孙立平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引起学界内外的关注。“断裂社会”、“权利失衡”、“利益博弈”、“结构先于制度定型”、“底线失守”、“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等等概念与观点不仅为相关研究频频引用，也时常出现在传媒报道和各种类型的公共话语空间中。这些关涉到经济增长、城市化、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房地产、贫困与不平等、信任危机与道德等等问题的诸多社会层面的文章收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2003年）、《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2004年）与《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2006年）等一系列著作（以上三本书有人称之为“断裂三部曲”，本文采用这个称呼）中。这些看似包罗万包象、无所不谈的文章其实并非就事论事的时评杂文，而是包含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中国社会的深入思考并且体现着创构理论的雄心与深厚的社会关怀。
如果对以上论述主题和作者的思考脉络做一个简要的梳理概括，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探讨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的思路。
一、文明转型与社会学发展新的灵感来源
从其研究的初衷与理论抱负来看，孙立平一直相当明确地强调：对文明的关注是社会学理论新的灵感来源和研究的动力源泉。在新世纪初清华社会学系重建之际，沈原曾经代表研究同仁明确提出两方面宗旨性的学术追求：面对中国社会的真实、紧迫和重大的问题；建设性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而孙立平自从事社会学研究以来，从现代化理论，到发展社会学，再到转型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正是在践行这样的学术追求。早在1995年，孙立平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一种文明, 只要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无论其最终的命运如何,都会对人类的智慧构成严峻的挑战: 这种文明是怎样产生的? 这种文明从文化到制度是怎样运作的? 这些问题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孙立平，1995）。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就社会学而言，奠定现代学科基础的几位大师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阐释：马克思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阶级分析；韦伯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的精神条件，尤其是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关系；涂尔干所面对的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整合机制即“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建立在由劳动分工所形成的互相依赖的基础上的。从大师们身上可以看到，正是这样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的探索，构成了古典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母题。而共产主义, 无疑是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文明；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制度、价值体系和运作逻辑。而且在近些年的改革与转型浪潮中，这种文明的内部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准确地说，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具有文明（civilization）转折的含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它又将向何处去？对这一独特的文明形式，不仅就文明层次的反思尚少, 而且对其内部运作机制和逻辑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而，孙立平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独特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过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而这种意义上的学术资源，只有历史上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与演变才能与之相比。（孙立平，2002）
如果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来看待，社会转型就是整个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独特之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同资本主义文明一样，共产主义文明也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体现为运作社会生活的方式和一套互相联系的逻辑。转型社会学正是建立在对于整个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的理解之上，所形成的是有关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系统知识，构成一个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知识积累的领域。正是在这种学术关怀和学术抱负中，或者说正是基于对这个文明及其转型的关注，孙立平提出了断裂社会的论断。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前苏联、中东欧和中国发生的体制改革与社会转型构成各个社会发展的契机与困局，也同时构成社会学研究的新议题与理论创新的宝库，这就是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这些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及其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在起始点还是现实的结构性条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发展逻辑上，都有着显著的特性。具体而言，社会转型的研究并不能直接诉诸作为强大理论工具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这缘于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不是从传统社会开始的。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关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应，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用新的框架组合了诸多的现代性因素（阿伦特，1993；摩尔，1987）。而我们知道，对于人的理性的崇尚，恰恰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在阿伦特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分析中，无论是作为极权主义体制基础的“群众”，还是其组织形式与意识形态，都可以在其中发现现代性的元素。
对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在于新因素与旧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和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转型前旧体制因素与要达到的转型目标的新体制因素在转型过程中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这种关系与模式决定了社会的性质，有人以“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对此种社会进行概括，而孙立平则将其表述为“断裂的社会”。
何为断裂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断裂带又出现在哪里呢？在孙立平的阐述中，断裂社会是一个更为贴近中国社会现实的概念。如果将断裂社会理解为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那么结构性的断裂主要发生在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城市中失业下岗人员大量增加。这一由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转轨所带来的失业并非暂时的、过渡性现象，即一些人乐观估计的所谓改革的“阵痛”。对于失业下岗工人特别是其中的“4050人员”来说是根本性的丧失，因为这些失业者几乎没有可能回到主导产业或新的就业岗位中去，他们也失去了与单位制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因而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被社会转型永久淘汰的人。断裂的另一个层面发生在城乡之间。中国社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和人口与所造成的农业的细小规模使得农业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农村和农民显然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难以加入城市化进程，农民因而成为被抛到社会结构之外的最庞大的一个群体，人们常常说的“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是最大的社会断裂带之一。与城乡之间的断裂相关，由于户籍制度的作用，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工问题映射出城市中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断裂。绝大多数农民工被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而就社会身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待遇而言，他们不能享受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经常遭遇歧视和侮辱，被视为二等国民。这一切无疑会滋生社会仇恨，产生社会冲突。
概括而言，断裂社会在现实意义上首先指明显的两极分化——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社会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几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断裂的含义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可以说，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而互相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与整合机制（孙立平，2006）。
断裂社会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特征，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难题。在“断裂三部曲”的后两部中，孙立平着力探讨了导致社会断裂的一系列社会失衡现象以及一个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弱势群体形成、社会冲突增加、信任结构崩塌、道德底线失守……，种种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失衡与失序，其实都缘于“社会权利的失衡”——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这种权利失衡不断地复制并再生产出巨大的社会不公正与社会的裂痕，日趋呈现出孙立平所表述的结构性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进而出现行动层面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趋势，即社会裂痕不断扩大，鸿沟不断加深。
走出失衡与断裂社会的道路只能从制度的合理设定与安排中寻找。孙立平指出，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成为第三本书的论述主题。当一个社会分化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各利益群体之间的联盟与冲突不断发生时，如何使利益博弈合法化，如何使不同利益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成为可能，国家在利益博弈时代应为何种角色等等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利益博弈的机制和规则，国家作为有着相对独立利益与目标的主体，如何实现其超越性与公正性。
“断裂三部曲”虽然都不乏关注现实、针砭时弊之作，但却不仅仅是时评或政策类的作品。它们既有作者对中国社会现实深切的感受与把握，又有多年来理论创新的抱负；而且于平常中见宏大，于朴素中见深厚的学术功力与社会关怀。孙立平曾将布达佩斯学派对前共产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概括为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无论是对于市场转型的研究，还是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第四，作为上述三点前提和基础的，是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其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如果将孙立平的一系列著作放在有关社会转型的理论脉络中看，其特点和贡献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概括。
二、从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到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
以塞勒尼（Ivan Szelenyi）、伊亚尔（Gil Eyal）和唐斯利（Eleanor Townsley）等为代表的社会研究者，通过对苏东社会剧变的探索，试图讲述中欧如何建造资本主义的故事，并由此提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理论。这一以新古典社会学作为理论标榜的研究强调的是“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即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其主要问题意识清楚地呈现在其代表作《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一书中：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种类？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比较资本主义研究声称有这样一些特点或分析策略：起始于对导向资本主义不同路径的观察，比较不同时空中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情形；主张资本主义永远是一个描述社会行动者和制度多样性组合的全称术语，由此出发比较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相信行动者的社会属性、阶级能力和他们彼此斗争的历史结果，对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资本主义的研究，使“布达佩斯学派”得以命名并为学术界所承认。其理论的视野已经由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精英形成问题转向整个社会的形态（后共产主义或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形成过程。具体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以私人资本和拥有私人资本的资本家为基础的社会，这构成了古典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基础。而“市场转型理论”则是在面对一种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欧地区是一种在市场机制引入之前不存在私人所有者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技术-知识精英采纳了一种新的、独特的转型策略——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塞勒尼等，2006）
以中欧作为基点的比较研究使上述研究者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与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有着非常不同的动力。前者是有恒产的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并与贵族逐渐“融合”；后者则是在共产主义解体时，权力被技术官僚派系或前异议知识分子及二者的不稳定结盟所攫取。第二，尽管中欧缺乏一个有产阶级，然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却是在一个较为发达的“公民社会”脉络中进行的（塞勒尼等，2006，39-48）。金（King）和塞勒尼进一步将转型国家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例如：自下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包括越南。自上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俄罗斯。由外到里建立的资本主义——主要是中欧国家，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跨国公司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King & Szelenyi, 2004）
这一研究聚焦在分析与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资本的起源或原始积累不同的资本主义形成过程，即资本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其主旨在于反对把资本主义概念化为只有单一的目的地，而探索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或者可以说以往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而“布达佩斯学派”则强调比较资本主义的研究。他们认为，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呈现出不同的轨迹，它们并没有趋向于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它们是互不相同的，甚至不同于被我们称之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体系。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走向新的尚未被认识的资本主义前景，由此可以揭示出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中这些新的成员。
面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纷纷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同政治与社会取向的研究者做出了不同的理论反应。在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之后。塞勒尼、金等社会学家则试图提出“资本主义类型学”的范畴,把转向市场经济的前苏联、中东欧和东亚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分门别类地纳入这个朝向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框架之中（King & Szelenyi, 2004） 。而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则继承波拉尼的观点,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论断。布洛维指出苏东和东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急剧转变的经济形态对社会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学致力于解释朝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使社会学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转变”的挑战呢? (Burawoy, 2000: 693)
从上述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制约转型过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历史遗产。倪志伟等（Victor Nee And Yang Cao,1999）指出，所谓路经依赖就是由前存的制度框架所形塑的社会变迁轨迹。在经验的层面上，路径依赖是嵌入于制度安排的长期趋势中。转型比较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转型前旧体制因素与要达到的转型目标的新体制两种因素在转型过程中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更具体地说，如果以权力代表旧体制，以市场代表新体制，就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及其组合模式。
正是在上述社会转型比较研究脉络下和对不同历史遗产与制度背景的清醒认识中，孙立平从政体的断裂与延续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过程和逻辑。苏东的市场转型是与政体的断裂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在大规模的市场转型发生之前，政体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为名正言顺的、大规模的、以国家立法形式进行的市场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在很短时间内，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根本的改造。与苏东市场转型的这一特点非常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是在基本社会体制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改革。这是一种与苏东不同的市场转型过程，而这一独特过程所推动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可具体概括为如下特点：
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这个概念本身在中国具有多重的甚至是暧昧的含义。在改革策略的层面，“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国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改革形成对照。而在其实质性内容的层面上，则是强调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基础上的自我完善。
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渐进式改革”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精英转换过程的差异。塞勒尼等人的精英形成理论，是建立在“资本类型”和“资本转换”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在苏东，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的形成，是以政体的非连续性为前提的。由于其市场转型是与政权的更替同时进行的，这就大大削弱了过去的权力资本操纵其他类型资本的能力。而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中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同时伴随政权的更替，因而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在此基础上，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就表现为，并不是不同类型之间的精英的转换，而是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握有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3、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政体断裂背景下的市场转型，基本上是以立法、通过正式制度推进的方式进行的。这种转型过程，为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的市场转型则发生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之下，在整个转型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争论。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成为市场转型的一种独特的成本。为了缩小这种成本，改革的推进者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将新的改革措施或市场因素纳入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如“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等。另一种方式，则是“不争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能做不能说。而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即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方式进行的。（孙立平，2002）
这样一种比较视角下的社会转型研究与布达佩斯学派资本主义比较研究的区别之一在于比较焦点的不同：其更为关注的是权力与市场两种因素的组合模式及其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社会转向何种资本主义。
三、从关注精英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命运
如上所述，塞勒尼等人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特点之一是以关注精英的自上而下视角为主，这取决于他们对中欧“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特性的基本判断——“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由一个宽泛界定的知识阶层来倡导的，该阶层致力于资产阶级社会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事业”。他们声称自己重要的分析策略之一是相信行动者的社会属性、他们的阶级能力，以及在他们之间彼此斗争的历史或然性结果，其旨在对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即精英进行比较研究。塞勒尼借用了布迪厄三种类型资本的理论，将后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分层体系，其中文化资本处于支配地位。具体而言，随着国家社会主义衰退及后共产主义的兴起，政治资本的重要性正在下降，文化资本的作用逐渐上升；经济资本只能使拥有它的人位居社会等级制的中层；“把资本从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是一项复杂微妙的事业”，而只有那些拥有丰厚文化资本而且有能力“转轨”的人（在前共产主义中有头衔的技术官僚派系或前异议知识分子），才能在转型中居于社会等级制的顶端位置，而正是这些人打造了“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塞勒尼等，2006，42-45）
在麦克·布洛维眼中塞勒尼等人显然是“精英论”者，在他们看来，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握有文化资本的技术官僚和前异议知识分子。布洛维对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不满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批判视角的丧失，二是阶级观点的缺失。作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更为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作用(Burawoy, 2000)。
布洛维的具体指责之一是，在研究视角上，塞勒尼对剥削和支配的忽视：“新古典社会学”是一个既没有资本积累也没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指责之二在于，塞勒尼等人对从属阶级的忽视：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的妥协奠定了支配阶级之间联盟的先决条件。“新古典社会学”没有把阶级当作以“剥削”为核心机制的一种关系来看待，所以它虽然也分析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但基本上未把底层纳入分析对象之中而仅把眼光局限于少数精英分子身上——而事实是，“资本主义的形成可以没有资本家，但是不能没有工人。”布洛维的贡献至少向我们提示：面对“第二次大转变”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角色和作用，而且更要目光下移，关注社会底层，即那些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沈原，2006）。
不难看出，塞勒尼和布洛维都关注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及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但其视角却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区别。从这一角度来看，孙立平及其清华社会学同仁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有着明确的“底层视角”。从多年来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可以看到，农民、失业下岗工人、新失业群体、流动农民工、城市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一直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孙立平清楚地意识到，苏东市场转型的基本特点是经济转型伴随着政体和意识形态的断裂，这样就为政治因素、正式制度、上层精英等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在研究这种市场转型的时候，研究者关注上层精英的作用，关注精英替代与精英再生产以及这种替代与其拥有的资本类型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之非常不同。由于市场转型的许多具体过程是以“变通”的方式进行的，这就给下层官员甚至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使得他们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新的创造。因而研究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就不能不关注他们的作用。
之所以注重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因为市场转型的实践逻辑往往是在那里产生的，也往往是从那里体现出来。这里涉及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意义何在？从日常生活的视角面对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也意味着对正在形成的底层社会的关注。如果将目前正在发生的这样一种社会变革看作是与波拉尼所说的“大转变”具有同样意义的社会变迁的话，不涉及普通人在这个过程中的状态和作用，对这个过程的理解就不会是全面的。换言之，市场转型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全体社会成员的过程？还是只涉及社会精英的过程？对于底层社会的研究，无疑将会丰富对市场转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变迁的复杂性的理解。
准确地说，孙立平的研究视角并不仅仅是强调“自下而上”，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互相对立的视角。在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中，如何看待改革的利益与代价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是改革的动力？谁获取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谁承担着改革最沉重的代价？巨大的社会不公正是如何出现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定型化过程是社会分层还是阶级形成？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仅仅有向上看或向下看的眼光所能看清的。在社会结构分析上，应该说孙立平关注的既不是精英以及谁支配社会，也不仅仅是工人或底层的状况，而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而社会断裂即由此而发生。
通过对人们共同关注的一系列社会热点、重点问题的分析解释，孙立平尖锐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基本走向是两种表面相互矛盾的趋势的交织，一个趋势是社会分化的不断细化；一个趋势则是细化的碎片不断聚合。在此背景下社会结构一系列重要变化的表现就是，贫富分化日益加剧且失控，两极社会基本形成，社会结构出现多方面断裂，一套原来未曾有过的社会生活运作逻辑开始出现。
断裂社会所体现出的巨大的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如果以社会转型比较研究的眼光来看，其形成的无疑是坏的市场经济或坏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中则形成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以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或社会底层。前者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不仅聚集起大部分资源和财富，而且其间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能够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诸如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对公共舆论和话语形成的影响、造成弱势群体对其的依附关系等等；而与之对应的是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其主要构成部分为少数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个群体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弱势而且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能发出的声音却十分微弱甚或全然无声。这个弱势群体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贫困人口，他们主要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他们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群体性和集中性，可以说他们集中体现了“社会断裂”的结构性特征。
弱势群体的存在和特征表明社会的结构性断裂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开始凝固，这即孙立平所提出的分层结构的定型化。所谓定型化有这样几重社会学含义：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例如体现在居住区域、消费、教育及审美品味等方面的区隔；第二，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我们感”与“他们感”成为群体或阶层认同的基本因素；第三，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减少，底层群体几乎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第四，社会排斥和阶层的再生产，如教育等阶级再生产机制的不平等。弱势群体的全面弱化和弱势的不断再生产，成为中国社会最突显的社会危机。断裂社会所特有的社会运作逻辑是权力决定资源配置，因而必然造成赢者通吃、强者通吃的结果。强势群体之所以显得过强、超强，是因为弱势群体的过弱。这种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石头与散沙”结构对于不同阶层的行为会有重要影响，即存在着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危险。
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命运关注社会转型有可能对西方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提出挑战或有所推进。许多社会学研究者试图将公民社会理念用于中国社会，或努力发现中国改革过程中公民社会的形成，这无疑是良好的愿望或理想的期许。但是，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应该是谁的公民社会？什么样的公民社会？孙立平所分析的精英联盟和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过程可以说是对这一重要理论问题的中国式讨论。
和谐社会并非没有利益冲突和复杂矛盾的社会，而是能够进行不同的利益表达、建立起利益均衡机制、不同的利益集团能够进行利益博弈的社会；这里的上限是利益的表达，底线是社会的稳定。而使真正意义的利益博弈成为可能，必须有关于利益博弈的制度安排，建立博弈的机制和规则。这当中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国家在利益博弈过程中的角色，即政府的超越性与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也就是政府与广大人民站在一边、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基本职能。
四、从新古典主义社会学到实践社会学
如果从社会学理论脉络和意义的角度来看待孙立平的转型社会学研究，应该专门谈及实践社会学的提出，即倡导一种“迈向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
塞勒尼等人关于比较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抱负就是建立一个向资本主义过渡（transition to capitalism）的新理论。这一称为“新古典社会学”（neoclassical sociology）的理论对古典社会与经济理论和后资本主义理论传统都有所借鉴，但又都与之不同，其核心目标是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并不存在握有恒产的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塞勒尼等人敏锐地意识到，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随着福利国家的陨落而兴起一样，共产主义的衰落为启动新的研究纲领提供了机会”（塞勒尼等，2006，39）。
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仅仅具有地区性的意义，它实际上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多样性。更进一步的意义是，既然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实：在没有私人资本家的情况下，由不拥有私人资本的技术-知识精英打造了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必然会导致对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个古典社会学核心问题的重新理解。他们力图将对这种社会形态的研究与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新古典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的经典著作颇为相像，它将主要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与特点”。“对马克思及韦伯来说，问题在于：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他们假设目标已是给定的”。古典社会理论将注意力聚焦于这些“前提”之上，即私人资本和拥有私人资本的资本家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前提。然而“今日的资本主义却是在社会主义的废墟上打造出来的，是看起来最不可能的行动者、起步于最不可思议的出发点，却恰好是正建造资本主义的人们”（塞勒尼等，2006）。新古典社会学正是由此起步，探寻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新古典社会学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挑战也正在于此。应该说，中、东欧的市场转型过程为“新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和土壤。
如果说塞勒尼等学者是韦伯传统的继承者，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和推进者。应该说“新古典社会学”与“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Sociological Marxism）构成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两条不同的学术路线。前者对正在来临的市场社会抱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似乎就是走了一条弯路，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尽管是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后者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抱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其基本立场仍为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基于前述布洛维对塞勒尼等人的批评以及他对“自下而上”视角的强调，可以认为他对社会转型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ging working class back in）。在其著名的《生产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一书中，他执著坚持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坚持生产中心性的立场和观点。正如沈原在概括布洛维的研究时明确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正在变成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复兴基地。其中，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正是至为重要的基地之一。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做出的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判断是：当国际社会和经济学家们异口同声地断言中国正在变成一座‘世界工厂’时，这个断言的社会学意义已被一语道破：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形成”（沈原，2006，）。
“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看到转型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因此，面对“新古典社会学”提出的“转型问题”,“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必须关注工人阶级在转型期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推动历史变迁的能力。准确地说，这一点，同样具有社会学理论上“新古典”的意义。也正是基于此，布洛维指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不是搜集更多数据的常规的社会学，而是重新认知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的革命的社会学（Michael Burawoy, 2000）。
无论是“新古典社会学”的精英视角，还是“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视角，在研究社会转型中无疑都有其理论上的独特贡献。但在孙立平看来二者都更多地是一种行动者/社会结构视角。那么有没有可能采取一种超越性的研究路径和策略呢？以什么来超越结构视角呢？这就是实践社会学的提出和“过程-事件分析”的倡导。概括地说，这一取向是以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一种“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所强调的是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这种路径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或者说更为强调从关注结构到关注过程的转变。
进入市场转型过程的实践层面，意味着不能仅仅停留在制度、组织、要素、行动者等结构性特征上。在近年的研究中，以孙立平为代表的研究同仁一直在倡导一种实践的社会学。这里所说的面对实践的社会学，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践性，也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性。实践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那么，什么是实践？什么是社会现象的实践形态？孙立平认为，实践状态就是社会因素的实际运作过程。实践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处于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社会现象。对于过去人们主要从静态角度关注的现象，如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实践社会学意味着要从实际运作过程的角度重新加以关注。实际上，这涉及到对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看法，或者说，涉及到对社会事实性质的根本设定。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在传统上，人们往往将社会事实看作一种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东西（在涂尔干那里是一种集体表象）。而面向实践的社会学，则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也就是说，社会事实的常态，是处于实践的状态中。
应该说，实践这一概念，是布迪厄领回来的。他对于实践特征的分析，可以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他讲得最好的是实践的紧迫性，因为这是实践本身所独有的。重要的不是紧迫性本身，而是通过紧迫性我们可以理解实践的独特性，即其静态结构层面上不具有的品格。因为这种特性和品格，在实践活动发生之前，是并不存在的。只有在实践中，才出现了时空的问题，紧迫性才出现了。在借鉴了布迪厄实践概念的同时，孙立平指出，布迪厄在把实践社会学付诸实践的时候却失败了，他对实践的分析仍然是衷情于定量和结构分析，对于总体性本身在实践中的生成机制，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可以说，他是用一种非实践的精神与方式对待实践的。原因是他将实践抽象化了，于是实践就死掉了。惯习、场域这样的概念，无疑是非常有解释力的，但却没有激活实践。真正令孙立平思维活跃、感觉灵动的恰恰是得自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丰富而又微妙的种种作为实践状态的社会事实。因而，只有再现实践的鲜活、热闹的本性，我们才能真正地面对实践，我们才可以看到实践的独特性之所在。在认识论意义和本体论意义上，孙立平提出了“实践的增量”概念：即真正的社会事实，或真正的逻辑，时常只有在实践状态或过程中才能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些事实或逻辑具有一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或者说结构具有某种遮蔽性。只有通过对实践状态和过程的分析才能把握上述事实或逻辑，就此而言，实践超越了结构，实践要比静态的结构多出一块东西。
以分析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为例，正是由于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等独特性，使得中国有着与苏东颇为不同的转型道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控制和操纵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类型资本的相对独立性很难形成。可以说是高度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导致一个掌握着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的生成，也使得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即正式制度非正式运作的方式进行的。例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话语的形成，“打左灯，向右转”的变通策略，中国独特的非正式的私有化过程等等。所有这些都呈现出制度的正式制定与制度的实际运作或者说作为文本的制度与作为实践的制度之间的背离。如果没有关注实践的过程性视角就无法认识与分析这样一些根本的事实。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许多古典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即极权式的权力与市场经济是水火难容、此消彼长的，因为这涉及到两种不同原则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显然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二元结构。而现在的问题是权力与市场亲密联姻，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权贵结合的问题，其中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而权力则是在市场当中行使（实践）的权力。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利益的失衡、许多关系的扭曲，都往往与这两个因素结合的过程和共同的作用有关。
在一系列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孙立平将对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重要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正如前面已经表明的，过程实际上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切入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途径。而在对过程的强调中，更应加以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因为实践的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机制则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而技术则是指实践中的行动者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这些技术和策略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凸现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因素。实践是实践的参与者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过程，这种能动的作用，是塑造实践逻辑的重要因素。而逻辑，则是我们研究的目标。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的时候，要努力发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
实践社会学或者说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或策略，而且是根本性的理论观点和视角，涉及到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根本问题。从新古典社会学，到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实践社会学的提出在学术理论和方法论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就比较视角而言，转型社会学研究与布达佩斯学派的区别主要在于：在比较的基本点上，转型社会学更为关注的是权力与市场两种因素的组合模式及其对于社会结构转型的意义；在社会结构分析上，转型社会学关注的既不仅仅是精英以及谁在支配社会，也不仅仅是弱势群体或社会底层，而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断裂社会；在方法论和研究路径方面，转型社会学更为强调对社会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
作为一个社会研究者，特别是身处一个独特的文明而这个文明又正在经历独特的转型过程之中的研究者，最迫切需要的心智品质就是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当我们处于社会大转变时期并试图解释这一转型过程、回答当前各种社会问题时，这种想象力至少包括在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贯通能力，穿透历史与现实的洞察能力，以及对一种文明的独特逻辑和微妙运作的解析能力。一个好的社会研究者应该是最具社会学想象力的人——以浑厚的智慧和深沉的悲悯承担起解释、说明人类处境，启示人的觉醒的责任。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常存于心，这正是社会研究的学术使命和政治使命之所在，也是社会学者孙立平奋力前行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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