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绪真是奇妙。每忆及往事，总是情不自禁。时而如潺潺溪水，平缓地流过原野山谷，时而又如暴风雨中的海洋，奔腾咆哮的浪涛在心头翻滚，使你激动，亢奋，甚至泪流脸颊，彻夜难眠。
现在已是深夜，窗外的秋风吹动着澳洲特有的紫花树叶，发出轻微的声响，花园深处不知名的夜鸟在啼叫，柔细，悠长，仿佛一个女子的低声叹息，使这宁静的夜充溢着迷离的氛围，也给我们对平雁的思念带来了一丝凄楚的回味。
平雁是我和内子的好友，住在台湾高雄市。在一所残障儿童学校任教，和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有一个身材高大漂亮的外孙，应该说晚年还是舒适而宁静的。但如果你知道她经历的苦难和命运的坎坷，也许你会为她洒一掬清泪。
四年前，我在上海曾以《大雁飞往何方》*为题写过一篇书信体散文，记述祝平雁和我的老友刘军生死不渝的情意。现在，抄录如下：
平雁：
没有想到刚从澳洲回到上海，就收到你的CARD，真是喜出望外，一年多了，你毫无音讯。在悉尼写给你的信，也未见回音。沪上的老朋友们都在为你担心，为你祈祷。
你在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在CARD上只说一切见面详谈。一张从高雄寄出的CARD，十天之后我才收到，依依一水之隔的海峡，竟是如此遥远的路程，就如同你和刘军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八年才走到一起。
唉，天然的海峡，人为的灾难，离别二十八年的夫妻，团聚了却又悲惨地分开，这是为了什么？命运如此地不公平！假如上帝真的将众人看作他的儿女，为什么不为你赐福？为什么不留住刘军，让他慢点归去……
此刻，正是上海的冬夜，窗外呼啸着凛冽的北风，街道上落满了黄叶，很少有行人走过，气温骤然下降了，西伯利亚寒流正袭击着江南大地，刺骨的冷气透过窗玻璃钻过来，气象台报告说，明天将有雨雪。不知怎地，我总是想起那个雪夜。那是我从山东济南回到上海后，第一次去看刘军，也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看到你和刘军在苦难年代摄于宁夏银川的留影。
说心里话，那时我虽然对刘军和你在大西北的艰苦环境中的结合深表同情，但从内心深处对你这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并不存有特殊的好感。请原谅，平雁，不是我天生的狭隘，这是历史造成的隔阂与偏见……
记得那是上海少有的大雪天，我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走过外白渡桥，在那高耸的上海大厦后面，一排可怜兮兮的低矮小平房里，找到了刘军。他正在等我，桌上已经摆好了一壶烫好的绍兴香雪和一瓶高粱，三个瓷盘里分别盛着油氽花生米，猪头肉和卤汁豆腐干。
当我推开虚掩的木板门时，刘军跳起来，一把抱住了我，紧紧地，仿佛怕一松手，我就会逃走似的。“伙计，你还活着呵，不容易呵！”他咧开大嘴嘿嘿笑着，两个大眼睛紧紧盯着我。
这本来是我想说的话，他却先说出了口。在那场全国人民遭难的浩劫中，我虽然也坐过牢，也在军队农场监督劳动，最后离开部队，回到上海工厂劳动改造。但毕竟落实政策早，比他吃的苦头少。他在江西的一个监狱里熬过了八年的时光，能活着回到上海才真是不容易呢。临来看他之前，复旦大学的曹宠兄特地在电话中叮嘱我说，刘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反对王洪文，由厂里造反派告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十五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拖延了四年才平反出狱，如今还在厂里烧锅炉，落实政策不彻底，心里还憋着一股气，你注点意。
这些伤心事已经过去，本来不应该重提。可是刘军几杯酒下肚之后，仍然检起了这个话题。他豁达地说：“这些混蛋在监狱里整得我好苦，我的腰在阴雨天就痛。不过老子还是活着出来了。来，咱哥俩干一杯！”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又替我斟满了一杯，挥了挥手说：“不谈这些倒霉的事了。我找你来，是跟你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脸上严肃的神情是很少有的，我不禁放下筷子, 挺直了身子望着他略显消瘦的脸。
“我有一个老婆在台湾，你是不知道的。我想找到她，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推敲一下”刘军的话使我惊愣住了。
自从1956年我和他在山东烟台分手之后，他去了宁夏银川，我则调到了济南军区文化部。过了十年，文化革命前夕，我们在上海又匆匆见了一面。那时他正独自住在东长治路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依稀记得在那里曾见过一个名叫雅琴的女人。难道她去了台湾？
“是雅琴吗？”我问。“什么？你见过雅琴？”他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我，仿佛我说错了话。“我当然见过她，就是你在长治路的那个房间里，文化革命前的三个月，我从广州回济南，路过上海特地来看你，难道你忘了？”他沉默了半天，拍拍自己的脑袋，苦笑地说：“真的忘了。唉，雅琴也命苦。我们刚住到一起，准备春节时候结婚，可文化革命开始了。没有多久，我就当了‘反革命’被抓走了。她也天天在街道里挨斗，最后在那个房间里上吊了……唉，是我害了她……”“不，不是你。”我高声地说。但那个年代，我还没有勇气说出更多。好半天，谁也没说话。为使严肃难堪的气氛缓和一些，我讪讪地问道：“我不明白，你刚才怎么说，你有个老婆在台湾？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我迟疑的眼神使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他说：“我老婆去台湾是迫不得已。”他的话使我如坠入五里雾中，这回是我愣愣地看着他。停了一会儿，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将他和平雁在银川相识相知相爱结婚生孩子直到平雁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上海的事都简略地讲给我听了。这是一段多么令人心痛心酸的往事。
刘军是1956年审干以后转业去宁夏的。名为转业，实际上无疑是一种流放。他到了银川之后，先在省中医院当秘书，以后又调到省体委当干事。因为他在部队时曾经是著名的战旗足球队主力队员。他还是一条硬汉子，再苦再累的活也能干，再恶劣的环境也能应付。
1958年秋季，他被借调到省知识青年接待站，专门负责安排由上海迁徙宁夏的知青。他说，第一次见到平雁，她那一脸凄苦的愁容就打动了我。试想一想，平雁那时才十七岁，高中刚毕业，就带着弟弟和妹妹到这荒漠的边疆来安家。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一下火车就泪流满面了。我一边劝她安慰她，一边帮她提着行李，将她们送到预先安排好的地方。刚走进那简陋的小屋，他们姐弟三人就拥在一起嚎啕大哭。我看了也难受，眼睛都潮湿了。费了很多口舌，才劝住了哭声。当时心里嘀咕：上海是怎么搞的？推行什么政策？我那时还不知这些被动员来宁夏的知青，大都受家庭问题牵累不宜留在上海，因为当时的领导人柯庆施要把上海建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模范城市。何况平雁的父母都在台湾，而且她父亲还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
大概一种神秘的命运的力量，将他们牵系到了一起。由于大家都讲上海话，亲切的乡音使在遥远大西北的他们自然亲近起来。加之平雁姐弟三人太年轻，又不熟悉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以刘军经常去看望他们，有时带去一些单位发放的食品。
平雁和妹妹在塑料厂当工人，弟弟仍然在读中学，特别爱踢足球。因为刘军在省体委工作，又兼业余足球队的教练，所以常常带她弟弟去踢足球，并成了好朋友。
那时，刘军对平雁仅仅是有好感，认为她性情温柔善良，长得确实很漂亮。但毕竟太年轻，比自己小十多岁，作为恋爱对象并不合适。所以只把自己当作他们的老大哥，同乡，常常给予一点生活上的照顾。
刘军说，彼此产生感情，是在她弟弟病重住院的时候。她弟弟长得聪敏英俊，只是比较瘦弱，特别喜爱踢足球。有一天突然摔倒在学校的球场上，以后腿就不能动了。医院诊断是恶性肿瘤，住了四十天医院就去世了。我几乎天天去看他，有时还留在那里陪夜。因为我看到平雁白天上班，夜晚还要和妹妹一起来陪弟弟，人累得又黄又瘦，疲惫不堪，实在太苦了……
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刘军动情地说，她弟弟在弥留之际，只有我在他身边。他满脸泪水拉着我的手说，大哥，你如果喜欢我姐姐，就娶她吧。我们再没有亲人了(爸爸妈妈在台湾，你已经知道了)，我姐姐和妹妹全靠你了。请好好照顾她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带她门回上海。这个十六岁孩子临死前的嘱托，犹如尖刀刺痛着我的心。我这个从来不流泪的人当时也禁不住热泪盈眶。除了点头应允，我还能说什么呢？
也许是她弟弟的话戳穿了我心头的壁障，也许是我早就爱上了平雁。在埋葬了弟弟之后不久，我就向平雁求婚了。那是在银川郊外弟弟的坟前。她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含羞地看了我一眼，默默地倚在我的怀里。我紧紧抱住了她。那天是个星期日，天还很冷，黄昏的夕阳照在墓前的矮树丛上，近处有乌鸦絮聒的叫声。不是我迷信，那乌鸦不吉祥的鸣叫好像早已预示了我们一生的不幸……
他们结婚以后，虽然生活艰苦，但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倒也舒心，并且很快有了女儿晓霞。可是好景不长，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天灾人祸，省体委精简下放，塑料厂关门，他们走投无门之时，刘军想起了弟弟临终时的话，便毅然带领平雁姐妹和襁褓中的晓霞从银川回到了上海。
刘军在一家小铁工厂当临时工，抡大铁锤砸钢丝，平雁和妹妹在街道工厂糊纸盒拆线头，微薄的工资勉强可以糊口。第二个孩子晓明出生了。日子也更难过了。平雁和妹妹得了肺结核，没有劳保，无钱看病。“诚然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刘军曾经悄悄去卖过几次血，那少得可怜的钱，不够给她们买一袋米两帖药。恰巧在这时候，平雁父亲的下属在香港佯称表叔寄来信件和巧克力等食品，并询问她们是否愿意到香港去治病。
平雁拒绝了表叔的好意，坚持不肯去香港。她对刘军说：“我不能离开你。死也要死在一起。”
从感情上讲，刘军确实不愿妻子离开自己，但是理智告诉他，这是目前解除困境的唯一办法。他说：“我们死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后悔。可是两个孩子呢，他们刚来到这世界上，有什么罪呢？不能让他们也拼在一起，冻死，饿死，还有你的妹妹，也应该到香港去治病……”这个硬汉子抽泣着，好一会儿才说出最后这句话。“别担心，我一个人，也许能活下来的。”
平雁默默地抱紧丈夫，哭了一夜。他们姐妹赴香港的申请，不多久就被市政府批准了。临走的那天，刘军心如刀绞，他说，我站在月台上，就象被宣判死刑的囚犯一样，昏昏沉沉，灵魂飞出了窍，感到无比的孤独。妻子带着儿女走了，哪一天才能回来？这茫茫世界，哪里是自己的归宿？望着缓缓开动的火车，两腿发软，身子瘫倒在站台上。
过了不久，平雁从香港寄来一封信，说是身体好多了，明天将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从那以后，就音信杳然了。刘军在绝望中等了一年又一年，直到蹲在江西的监狱里，仍然不时地在牢房的泥地上，涂写着平雁和儿子晓明女儿晓霞的名字。
那天晚上，我帮他将寻找妻子的信推敲了好久，他就寄给中国红十字会转去台湾。但是，平雁并没有收到这封信，然而她却随台湾第一批旅游者经香港飞到上海来找刘军了。
那是1989年枫叶泛红的秋天，平雁下了飞机，在酒店放下行装，就匆匆忙忙来寻旧居，来找日思夜想的刘军。可是过了外白渡桥，她就下了出租车，独自往那狭仄低矮的小弄堂走去。那曾经是她梦魂牵绕的地方。
当时她头晕得利害，心跳得利害，想走得快些，可脚步却迈不动。短短的一段路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脑子里横七竖八地挤满了各种问号：二十八年了，刘军是不是还活在人世？他还住在这里吗，会不会搬走了?他是不是早已结婚了? 如果房子里有一个女人，我怎么办? 说什么好呢?
她一边想着，一边情不自禁地摸了摸口袋里的那枚金戒指。这是她在台湾苦思苦想后作出的决定：如果刘军又娶了妻子，我就将戒指送给她，作为我的贺礼。如果他已不在人世，我将去他的坟上烧些纸钱，痛哭一场，把我这些年来汇聚心中的苦水吐出来，然后抓一把坟上的泥土带回台湾，交给女儿和儿子，告诉他们有关爸爸的一切( 在这之前，儿女们总以为爸爸是台湾人，已去世多年)。
时光早已过了二十八年，当她这次走进弄堂口时，谁也没有认出她来。可她的一身装饰却引起人们的注意。她佯装来看望老同学，向一位陌生老人打听刘军一家的下落。真出乎意外，他们还住在老地方，刘军不仅还活着，而且也没结婚，还是独身一人和弟弟一家生活在一起。
平雁在兴奋激动之中，向那间熟悉的小屋子走去时，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不知是喜是悲是爱是恨，仿佛二十八年的时光都浓缩一起在眼起闪耀。人，恍若在梦游，跋涉在暴风雪的夜里，猛然看到了家中温暖明亮的灯光……
夫妻阔别二十八年，平雁终于跨越海峡，重又和刘军在上海团圆时，老朋友们都深深地震惊了。我们为他俩祝贺，为他俩激动，为他俩庆幸。在一次庆祝宴会上，平雁说：“我和刘军相识相爱在大西北，命运把我们结合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甘苦与共，患难同心，比起一般夫妻，更多加了恩情，多加了泪水浸泡的初恋。”我想，也许正是那泪水浸泡的初恋，那苦难时代结下的恩情，平雁才在台湾苦苦守了二十八年的孤独时光，默默地把儿女哺育成人。
历史上，那被世人称道的薛平贵投军，王宝钏在寒窑苦等了十八年。然而平雁却等了二十八年。何况当年那地荒人稀的寒窑环境，对相国千金构不成多少诱惑的因素。而平雁这位当今将军的小姐，面对的却是台湾繁荣富裕的现代文明生活。而将军府上来往的又何尝缺少才华出众相貌堂堂的男士? 可平雁居然毫不动心，牢牢地在心灵深处构筑起只有刘军存在的王国，任何人都不能侵犯。难怪台湾的亲友门都说她太傻太痴情。她母亲不止一次气愤地说：“那个大陆男人不知用什么魔法把平雁的魂勾走了？”就在1990年她母亲来上海在我家做客时，还直率地对我说:“在我们平雁的眼睛里，世界上似乎没有别的男人存在。”老人口中似真似谑的话语，恰恰是平雁忠贞苦守的最好佐证。
这次夫妻团聚，平雁住了两个月。第二年来上海，平雁住了三个月。她离不开刘军，也离不开台湾的儿女和父母双亲。她向当地政府申请大陆配偶赴台团聚，虽未遭拒绝，但被列为个案处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恩准。一道台湾海峡犹如一座难渡的鹊桥，平雁和刘军不仅天天在引颈企盼，而且也已揉杂了青春耗尽的漫长岁月。
就在等待配额时，意想不到的噩耗从天而降：刘军身患晚期胃癌，已住进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平雁接获电报，立即飞到上海，在医院日夜守护陪伴，整整七个月，从未离开刘军。我到医院探望时，她对我说：“我要将失去的二十八年的时光补回来。”我苦笑了一下，说不出安慰她的话。人无回天之力，时间的隧道是无法往回走的。躺在病床上的刘军拉着我的手说：“我这样走了，多对不起平雁……我真……真想……活……”那凄楚的神情实在令人心酸。上帝为什么如此不公平?
刘军终于离开平雁走了，时为1991年3月17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我们为好友刘军送行。含着泪水，我写了这首《致大雁》给即将飞回台湾的平雁:
茫茫天宇
大雁飞往何方
盈盈一湾海水
何时再回故乡
相聚何其短
别离无尽长
休说一了百了
青锋难断柔肠
江南烟雨
染就你的温馨柔曼
大西北的风沙
磨练你待飞的翅翼
也织就早熟的青春
一生追寻的梦幻
谁相信
高雄清澈的海湾
如期盼的泪池
映过
九千多个分割的月亮
浸血的心
因苦涩而颤栗
听不得那一声声低唤
在梦乡
失去挚爱
处处皆是异乡
天宇茫茫
一只孤雁飞往何方?
我未离开上海时，每年清明节前，平雁总要从台湾飞回上海住一段时间，为的好在清明时去苏州天平山下给刘军上坟。我们几个老朋友，常常陪同她去。站在刘军的坟前，我不止一次在心底暗暗说道：如果刘军灵魂有知，应该感到满足了：象平雁这样的痴情女子，在海峡两岸，在当今世界恐怕再也很难找到了。
我来澳洲定居之后，平雁多次说要来悉尼看我们。去年九月一日来信说，这次有个机会来澳洲，好兴奋呵，可以见到大哥大嫂。但暑期特殊教育老师要受训，事太多，只好忍痛放弃，难过了好几天，等下次吧。
最令我感动的是她去年回大陆过春节时，特地带着女儿晓霞到宁夏银川去的事。她在信上说：“……大年初一我和晓霞去了西安和银川，住了一星期。银川是我结婚，生孩子，改变我一生的地方，是晓霞的出生地。虽然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多少的回忆, 多少的眼泪……晓霞去了银川，圆了她的心愿，她的梦。也圆了我三十五年的期盼。晓霞爱上了这纯朴豪情的黄土地，她想明年也带她儿子宗汉去一趟……28天的大陆行，一下子要讲要写也不容易。一年不见，确实改变不小。”
她随信附寄来一张摄于银川郊外的照片。那广阔苍茫的黄土地，一道道低矮质朴的树篱，古城墙的垛口，以及不远处巍峨峻峭的贺兰山脉。就是在那土地的边角，有她弟弟早已坍塌荒蕪的坟茔。也正是在她弟弟的坟前，她答应了刘军的求婚。
四十年了，在以凄清泪水浸泡的岁月中，她实践了当年抄录给刘军的《汉乐府上邪》“……山无陵，天地合，冬雷阵阵夏雨雪，乃敢与君绝”的誓言。
看着这张照片，不知怎地，我脑中总是浮现出那在苍茫天际中南飞的大雁。
（此文原载1995年澳大利亚《自立快报》，获该报首届华文散文佳作奖，1996年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笔会》，同年刊于《人民文学》八月号。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