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篇严肃的学术书评起这么个奇怪的标题，并不是想刻意搞怪，而是力图向读者呈现我读过《变局》一书后的第一印象。这里所谓「戴著思想的枷锁翩翩起舞」的人，实际上分为两组：一组是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主张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历史人物，另一组则是《变局》作者张素华以及参加该书「斟酌」、并提出许多「中肯意见」的「领导和专家」们。　　

首先必须承认，《变局》一书是作者积数年之功完成的一部研究性著作。该书以大量档案文献、亲历者的日记和回忆录，以及一些知情人的访谈资料为依据，观点和结论的确有许多不同凡响之处。该书封底的推介性文字称其「第一次全面、深入、细致地披露了七千人大会的缘由、经过和曲折的全过程，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以及对各省委、县委负责人的情况，都有详细的分析。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并非毫无来由的空洞赞誉。而该书在出版后的3个月里4次印刷（笔者手上的书是第4次印刷本，印数标明46000册），也足以反映该书受到各界欢迎的程度。　　

这是一本以浅近的口语体风格写作的学术著作。这种著述风格的形成，一方面可能与该书所引用的原始素材的类型有关──该书中引用的「档案文献」也多为与会者的发言记录，另一方面可能也与作者力求通俗的写作指导思想有关。平心而论，这种著述风格的突出优点是生动、亲切；突出缺点是拖沓、散漫。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该书的内容。作者在〈前言〉中说：本书「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大跃进』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来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变局》页5，以下出自该书引文均只注明页码）。这个指导思想的确大大提升了该书的品位。 　　

我们以前只是大概地知道，这次大会是「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的大会」。读过该书以后我们才发现，「批评与自我批评」氛围的形成，乃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央与地方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中央召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初始动机，是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邓、周、陈等人试图通过行政高压手段解决粮食征购问题，确保工业生产和城市供应的需要。然而另一个客观情况是，经过前几年的「高估产」和「高征购」，广大农村已经处在严重的饥馑之中，全国饿死的农民数以千万计，所以各级地方政府根本无法完成中央下达的粮食征购任务。于是出现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干部各执一词、相互指责的局面：中央领导人提出要反对各级地方干部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而地方干部则对中央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提出批评。而且由于粮食紧张与「大跃进」失误存在著紧密的内在关联，所以双方的争论焦点很快便由粮食征购指标的高低问题转向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和以往工作失误的责任问题。毛泽东比刘、邓、周、陈等人的高明之处在于，当他了解到地方干部的抵触情绪之后，果断指示将大会报告的指导思想由最初的「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改为「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统一，鼓足干劲，做好工作，战胜困难」，而且提出以往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要由中央负责，第二要由省委负责，然后才是地委和县委负责的看法。这就大大淡化了中央向地方「问责」的意味。此后大会的基调很快由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顶牛」变成了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由此可见，当时中央领导人所面临的，其实是由粮食危机所引发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过是当时条件下化解危机的一种手段。　　

其次，我们以前只是一般地知道，这次大会是「努力面对现实，认真总结应验、纠正错误的大会」，「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页4）。而且在以往的相关论著中，毛泽东在会前和大会期间的几次自我批评表态被大书特书，成为党内民主的一个典范。读过该书以后我们才知道，所谓「面对现实，纠正错误」的实质性举措，仅限于经济工作方面的局部的、技术性的政策调整，而在至关重要的「大跃进」失误的责任问题上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所谓「党内团结」最终是通过「和稀泥」的方式实现的。当「错误不可能不犯」、「错误人人有份」成为一个虚假的共识之后，各级地方干部一方面得到了向上级领导发牢骚、提意见、「出气」的机会，另一方面摆脱了一贯的「替罪羊」的角色，自然是如释重负。然而这种虚假共识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毛泽东本人。也正因为他内心深处显然十分清楚自己应负的责任，因而当他十分巧妙地使大会的斗争矛头集中指向负责具体工作的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委之后，又通过各种方式暗示了「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结果在这次大会上，只有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一个人受到组织处分。这恐怕是最终促成皆大欢喜结局的一个关键因素。　　基于上述内容，作者一方面肯定这次大会使全党恢复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统一了认识，团结了全党，振奋了精神，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这次大会的一些历史局限：第一，这次大会虽然对「大跃进」期间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却没有从「三面红旗」这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其次，虽然这次大会已经认识到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党内缺乏民主，但对于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行，则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更没有任何制度方面的创获；再次，林彪在会上作的鼓吹个人崇拜、掩饰毛泽东个人错误的讲话，产生了相当的消极影响。在「捍卫旗帜」的主基调下，即使是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　　

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气氛，是『大跃进』失败更深层次的原因」（页66），而「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问题，恰恰首先来自毛泽东本身」（页169）。她还指出：「那些害怕『观潮派』、『秋后算账』的人，考虑更多的恐怕是个人的面子；而那些只许讲『大跃进』的成绩，不能讲『大跃进』错误的，要么是脱离实际，要么是出于利益的考虑」（页85）。以毛泽东本人为例，他虽然率先做了自我检讨，表示他「要负责任，但是具体地说他要负哪些责任，到底犯了哪些错误，则没有详述」，因此「总的来看，给人的印象是，毛泽东未能彻底放下包袱，在个人得失方面想的多一些」（页170）。作者的这些看法，无论是在对问题症结的判断上，还是在对毛泽东的个性及其晚年思想状况的把握上，都是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 　　

循著这个思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为么毛泽东会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刘少奇产生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刘少奇『大讲』缺点错误，讲『人祸』，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页284）。作者还指出：如果说「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还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那么「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此后毛、刘之间的一系列意见分歧，「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纠葛，随著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错觉」（页287-288）。由此可见，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以来毛、刘之间的政治分歧有著紧密的内在关联，而「七千人大会」以后毛、刘之间政治分歧的发展和加剧，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个人「叶公好龙」、「疑心生暗鬼」的结果。　　

由于本书汇集了大量的原始素材，而且这些原始素材具有不同的观察角度，所以笔者相信有心的读者在通读全书以后，不但可以对「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会议经过和后续影响获得系统全面的理性认知，而且还会在脑海里生成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动影像，比如毛泽东自以为是、文过饰非，刘少奇职责所在、慷慨陈词，邓小平、周恩来等人对「三面红旗」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朱德、陈云等人畏毛如虎、委曲求全，林彪、陈伯达等人工于心计、居心叵测，无一不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因此，就笔者的个人观感而言，作者的有些解说确实可以帮助缺乏背景知识的年轻读者理解当时的历史语境，有些则显得过于琐屑累赘，甚至构成影响读者自主视听的眩光和噪音。套用书中所引的三位陕西党员农民给中央联名信中的一句话：「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著连篇累牍地再行分析了」（页76）！　　那么为甚么作者会在书中加上那么多喋喋不休、前后矛盾的解说呢？如果我们仔细玩味一下该书的〈后记〉和〈编辑说明〉，大概不难推测出其中的奥秘。另外，作者在〈后记〉中还说：该书有「不少地方写得还不到位」。如果我们回到书中那些结束得十分突兀、并在句末打了省略号和惊叹号的地方去仔细揣摩，就会发现这句话恐怕并非完全是作者的自谦之词。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用「戴著思想的枷锁翩翩起舞」来形容我对书中众多历史人物和该书作者的直观感受，并非全是贬抑之意。从某种意义上讲，带著枷锁跳舞的人更加值得我们钦佩。因为他们本来可以但却没有选择「放弃」。

董国强　南京大学历史系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六十七期　2007年10月31日

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