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做张光直先生的学生以前并不清楚先生的学问声望。这是因为八十年代以前的国内学术界基本和外界隔绝,先生的著作在国内鲜有介绍,我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后来工作的时候也就都没有读到过先生的书。一九七八年以后重返学校攻读硕士,一九七九年与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老同学韩建立联系,在她的鼓励和帮助下申请了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从报名到收到录取通知书,从登机到开始在洋学堂上课,一切有如云里雾里,不可思议。当时既不知道哈佛为什么收我,也不知道我是张先生所收的第一个大陆学生。几年之后,先生告诉我他读过我去哈佛以前所写的一篇关于秦权的文章,对其中所作始皇大型石权与二世小权量值不同的观察很有兴趣。

现在的留学生大概很难理解经过“文革”浩劫的年轻学子在七十年代末那种绝处逢生的心情。以我自己来说,虽然一九六三年入大学后十年之久才分配工作,但其间未曾踏踏实实地读上两年书。先是六四、六五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先被教育又忽而变为教育者,到乡下去“四清”不良干部。回京后文化革命爆发,不久我沦为学生反革命,“划而不戴,帽子拿在群众手中”。从牛棚到农场,其间也偷偷摸摸地看看古书、学学英文。但全靠自己摸索,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一九七二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居然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开始一年是“站殿”,即看管和清洁陈列馆。然后进入办公室,从同室的文物专家那里耳

濡目染地学了些东西。但政治压力仍在,只是到了一九七九年以后才被许可用本名发表文章。可是自己也知道这些文章是根基不深的东西,不然世界上何必还要那些孜孜苦学的硕士和博士?

我之所以要写下这些去哈佛大学以前的经验,是因为非此不能说明哈佛和张先生在我生活和学术中的意义。在哈佛我读了人类学和美术史博士,七年的连续学习和写作终于大致弥补了以往治学中的断裂和漏洞。这七年中张先生是我的主要导师,我修过先生的六七门课,做过先生的助教,所写报告、论文的十之七八也都由先生读过评过。但他对我的影响仍远远超出这些具体指导。二十年后的今天回想当时情况,我很清楚是那几年中与张先生的学习决定了我以后治学的基本方向。我这样说也可能有人会觉得难以理解,因为按照专业来说我并不是一个考古学家,因此没有延续张先生的学科传统。但我自以为我从张先生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学科的认同更为深刻,牵涉到何为学问、何为学者等根本问题。

到了哈佛几天后就开学上课,和张先生第一次见面谈话的主要内容即是关于选课的方向。他的建议是尽量学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不要只拣已经知道一些因此比较有把握的课程学。第一学期我所选的四门课程中,《考古学方法论》是每个新入学研究生的必修课,此外我挑了一门玛雅象形文学,一门印度宗教,还有张先生自己开的《中国考古学概论》。最困难也使我最感兴趣的是《考古学方法论》,不但所学的内容原来全然不知,而且上课的方法也是大开眼界。这门课的教授有两位,学生七八人,围着一张大桌子说话。每周老师布置给每个学生一组不同的阅读材料,常常是厚厚的几本大书,题材则是有关任何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考古著作。学生仔细读后,在下周课上对作者的调查和研究方法做口头总结和评价,报告后由教授和其它学生共同讨论。我当时的英文很差(我在中学和大学修的是俄文,从未受过英文科班训练),读的既慢,发言还得事先写出来到课堂上去一个字一个字念,别人所说的也是似懂非懂。课前课后与张先生谈起所读的书和看法,发现他对此既熟悉又有兴趣,常常一谈起来就是一两个小时。以后逐渐成为习惯,每周都要再和张先生上一遍“考古207”(当时大家如此称那门课)。两个月后,这门课的主教授威廉姆斯告诉张先生:“巫的英文糟透了,但他是个学者。”(Wu s English is terrible.But he is a scholar.)张先生听了很高兴。

从此出发,我对理论方法论的课程产生了特殊兴趣,在随后几年中又修了语言学、美术史、神话学的这类课程,发现各学科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但基本解释框架则往往互通。对一种知识框架(如进化论或结构主义)的理解和反思因此可以既是学科性的又是超学科的。当时我也开始系统地阅读张先生的著作,感到他是我所知道惟一一位中国古史专家而能在这个宏观层次上着书立说的学者。他的著作既包括对具体考古遗址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也富于对一般考古理论和基本文化模式的讨论。后者的意义往往不限于考古这一特殊学科,而牵涉到文明发展形态以及在研究人类文化时不同学科的关系这些一般性问题。

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三年间我常常去找张先生谈话。在哈佛教授中,先生的办公室兼书房是少有的大,两大间屋,既用于办公会客,偶尔也作为讨论课的教室,同时又是一个小型考古学图书馆。先生藏书丰富,沿墙而立直达天花板的书架上放满书籍,上讨论课的时候可以很方便的从架上抽出书来查看。当时我初到美国,尚不除国内养成的串门习惯,往往敲敲门就走进张先生的办公室。但先生从未告诉我在美国找教授谈话需要先预约,看我进门总是和颜悦色,如果正忙就示意让我等一等。而这种时候我就随便浏览架上书籍或咖啡桌上放着的新到考古书刊。等他办完事或放下电话我们就开始谈话,常常是天南海北,不一定是关于我的学业。先生兴趣很广,对书法艺术很有兴趣和眼力。在古代书家中最喜欢文征明。我和先生都是金庸迷,但先生谈起其它武侠小说作者也如数家珍。我们谈的最多的当然还是考古,有时是关于国内的新发现,有时是关于考古学史上的争论,有时则设想将来考古学的发展。从这些谈话中我在张先生身上发现了一个以往不知道的现代学者的形象:既对自己专业有极坚实的把握,又不囿于专业的局限,而是对知识本身的构造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兴趣。

当时我所读的张先生的著作中包括他早期的《考古学再思》和一至四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后者各版的异同不但说明考古资料的累积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决定意义,也反映了张先生自己学术思想的变化(如从重视“时间”到强调“地域”的转变)。但当时对我最有启发的是一九八○年出版的《商代文明》,其绪论部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张先生综合性历史考古研究的精神。在他看来“商”是一个已消失了的历史存在,讨论“商”也就是对这种存在进行系统发掘和重构。发掘和重构的方法有多种,这篇绪论题为《通向“商”的五个途径》,就是讲这些方法的。其中四种途径关系到研究材料及处理这些材料的学科和方法,包括历史文献,青铜器研究,卜辞研究和田野考古。第五个途径是理论模式,其作用在于把零散的资料转化为系统的历史或文化叙事。张先生没有把这本书称为《商代考古》,是因为他认为这五种途径对重构商代文明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无法互相取代,而田野考古只是其中一种。我当时极力建议他把这本书在国内翻译出版,他听了很高兴,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做这样的事还相当不容易,这部书最终在一九九八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介绍给了国内读者。

由于先生的影响,我在哈佛学到的重要一点是对方法论的自觉,甚至认为这是现代和传统学术的基本分野。我对我自己的学生总是强调我们必须同时研究两个历史,一个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史,另一个是我们自身所从属的学术史。我们写的东西总是落脚在这两个历史的焦点上,我们的任何发现发明也都应该对两种史学研究产生意义。这些思想无疑是源于张先生的著作和言教。

张先生在我心目中代表了一个现代学者,还在于他对学科机制建设的重视,包括学术机构的合作、学者的互访以及校内的学术交流渠道等等。可以说他在这些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心力绝不比个人着书立说为少。由于七十年代末以后世界政局的变化,东西方交流成为可能,先生在八十年代更加积极地发展国际学术合作计划,我在哈佛的学习也因此从一开始就是极为国际性的。和我同年成为张先生博士生的臧振华兄是在台湾受的教育,其它同学包括美国人、美籍华人、德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等等。台湾、香港和内地的资深学者亦不断来访。我记得邹衡和林寿晋二先生作为来访专家参加了张先生教授的一个讨论课,课上邹先生对我所提交的商周青铜钟、铙研究曾给予评语。童恩正先生参加了另一个以地域考古为题的讨论课,我为该课写的论文是后来发表的对于山东史前遗址分布与地形变化关系的讨论。杜正胜先生参加了张先生发起的古代中国系列讨论,宣读了他对西周社会构成的论文。俞伟超先生也是八十年代初期访问的哈佛,我与他半年密切相处,甚有获忘年交之感。

张先生是一个具有深厚民族感情的人,但他的民族感不与实用政治混淆。有时和我谈起学者和政治的关系,他总强调学术应该超越政治,即使知道二者无法全然分离,但学者的义务仍在于信守并发扬学术的独立性。在这一点上张先生确实是身体力行了的。他和台湾学术界关系自然很深,但八十年代以后特别致力于发展和国内考古界的联系。当时有些在美国的台湾系华人学者对此颇有微言,谓其“亲共”。对此先生对我说:亲台未必就比亲共好,最好是人格独立。他告诉过我他年轻时在台湾被当作“共党嫌疑犯”抓起来坐监牢的经历,我也告诉过他我在文化革命中的“牛棚生涯”,都是冤狱过来者。在哈佛大学围绕张先生形成的一个学术圈子主要由研究中国考古和古史的人组成,每人背景各异,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受张先生人格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政治性的。我记得我在美国过第一个春节时,张先生请我和臧振华兄去他家过节,先生亲自下厨,整备酒菜。对“文革”中人们相互猜忌陷害的情况尚记忆犹新的我,所感到是一种返璞归真似的自然和温暖。

张先生在美、中、台的学术地位都非常高,但他办事从不走上层渠道。在建立国际考古界关系的努力中总是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行对话和合作。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为此他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八十年代初与童恩正先生一起拟定的中美考古学合作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他非常兴奋,告诉我说他已经找到充足的基金在大陆建立最现代的考古实验室,也争取到美国一些最有权威的考古学家的同意去主持这些实验室和计划中的其它项目。他所兴奋的是通过这个计划,西方数十年发展出来的考古技术和方法可以准确而有效地介绍到中国去。

众所周知,这个计划最后因未获批准而流产了。张先生自然是非常失望,后来在回忆童恩正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记录了此事的始末。但我从未听到他抱怨自己所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在美国申请资金、联系不同单位学者参加共同研究计划是非常复杂而耗时的工作)。就像是发掘到一个空墓不会使一个成熟的考古学家放弃考古,张先生对与国内考古界合作的计划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下去,直到最后的相互理解。

我从一九八七年起开始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职,由于身处异系,工作也极忙,和张先生的往来反而比做学生的时候少了许多,这是我常常引为遗憾的事情。但回想起来,一些片断交谈仍是记忆犹新,这里略举一二。曾记得有一次我访问北京回美国后见到张先生,谈起一到北京,我的那些北京土话就又自然而然的冒出来了,出租汽车司机都把我当作本地人看待。张先生说起他去中国的时候往往被挡在所住宾馆门口,要求出示证件,只因穿着太“土”了。他开了个玩笑:看来我们都是在国外不管住多少年也变不成“海外华人”的那种人。另一次是在出席一位研究生的博士资格考试后,在张先生办公室里谈到当时哈佛大学东亚系拟招请早期中国历史教授事。张先生问我是不是知道什么人,我问他是否能从中国请学者任此职位,因为这样做在哈佛历史上是有先例的。由此我们谈起如哈佛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学府也可能因为有意无意地采取闭关政策而引起“自身繁殖”、逐渐弱化。虽然聘教授应该考虑英文水准以及能不能教好本科生,但是像哈佛这样的大学应该有更大的雄心和想象力,重要的是需要有意识地引进不同的学术传统,以刺激思想的活跃和对自身研究方法的反思。我们谈到虽然西方的人文、社会研究仍以方法论的严密见长,但近年国内对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也为重新思考古代历史和文化开辟了广阔的新的可能性,如果能聘请在这方面有专攻的年轻学者就更为理想,可以对两方面都有好处。因此我推荐了李零先生。张先生很高兴,说将好好看看李先生的著作。以后听说张先生也确实写信给李先生,鼓励他申请哈佛的这个职位,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继续下去。张先生是在哈佛读的博士,又在哈佛度过了大部分的教学生涯,其对哈佛的感情是可想而知的。他所最自豪的是哈佛的中国考古专业,认为建立和发展这个专业是他毕生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在他的帕金森症逐渐深化,必须退休治疗的时候,这个专业的未来也就成为他所最为牵挂的一件事。在美国从事古代中国研究的人士对这件事也非常关注甚至担忧。不了解美国大学情况的读者可能会对这种担忧不解。以国内大学来说,一是中国考古这门学科绝不会因为一个教授的退休而取消,二是像张先生这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应该可以在确定自己接班人的问题上发挥影响。但是美国大学的情况则相当不同:一是退休教授并无权力影响下一任教授的人选,甚至在退休以前也往往需要有意回避有关选择下任的讨论以免非议;二是院、系常常调整教学和研究的侧重,因此一个中国学的位置往往可以用来聘请研究上古三代的学者,也可以用来请研究唐宋、明清、甚至现当代的学者,所作出的决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院、系领导人学术思想和个人研究领域的影响。这里我不准备评价这种制度的优劣。但作为张先生的学生,我为先生对哈佛东亚系和人类学系所做处理的失望而失望。张先生的主要任职在人类学系,其位置是“旧大陆考古”,因此可以用来聘请任何从事欧、亚、非洲考古的学者充任。张先生又是东亚系(全名为“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兼职教授,主要负责古代中国部分。因此他对自己退休以后哈佛中国学前途的考虑不但涉及了中国考古这个学科,而且关系到对古代中国的整体研究。以下是张先生在一九九六年写给我的一封信,现在发表出来,是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先生当时的心境,对回顾这一段历史应有所帮助。但这里我需要做三点说明,一是先生一直极为谦虚,特别是在我和他成为一校同事后就总是以平辈相称,我则始终称先生为师。二是信中所提到的中国美术史教职事,是指我于一九九四年迁至芝加哥大学任职后,哈佛有一段时间无人填补留下的空位,但此职现在已有人担任。三是信的最后一部分与这段历史关系不大,但为了保持文字的完整性一并录出。信中的英文为原文,括号中的中译为我所加。

巫兄:

好久没有联系了,未知近况如何?我还是老样子,只是帕金森又向前跨了几大步。不知道还有几步可以走。谢谢你的新书,Monumentality;我还只略翻了一下。看见居然是dedicated to me(献给我),很是不敢当,我就拿这个当作一个鼓励,再写一本书好了。这个学期是我的最后一个学期,从七月一号正式退休。我的这个位子不一定是教中国考古的人来补,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接下去,哈佛的中国考古学就断绝了。中国美术史现在也没人接你。宋代以前,只有Michael Puett一个人教历史,这是unacceptable(不能接受)的。但是我已退休,退休以后就没有任何力量影响人事。呜呼哀哉!听说你要去台湾,可以看看故宫和史语所的收藏,还有好几家私人收藏品,至少要十天才能有整个的初步印象。我在夏威夷散会后,会去台湾几天,大约是四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不知与你有无overlap(重叠)?

匆此祝近好!

光直敬上

一九九六.三.二十九

信中说到的夏威夷会议是当年的美国亚洲学年会,张先生获得了年会颁布的终身学术贡献奖。我最后一次见张先生是一九九九年在康桥市医院和他的家中,先生已无法自己行动,但仍然坚持坐轮椅去旁听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召开的一个中国古代宗教研讨会。先生退休后,他在人类学系的教职转由一位年轻助教授担任。但是他一生为学术界所做的贡献,包括他对自己学生身体力行的教导,将不会受到人事变动的影响而永存。

载《读书》2002,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