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在太原的山西大学见到常风先生。当时他已生病，但还能下地行走，我去见他，想请教的是关于周作人、钱锺书和《新月》杂志的一些事情，当时我在《黄河》杂志编辑一个专栏，顺便也约他给我们杂志写些文章。

常风先生不久就卧床不起，时间很久。以后我再去看他就是坐在床边交谈了。《新月》晚期，常风先生写过一点散文和书评，当时钱锺书也给《新月》写书评，都是因为他们的老师叶公超的关系。

我认识常先生的时候，对周作人的评价已不像先前那样简单，多少能把他在抗战时期的行为和他的文章分开来谈。常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有非常强烈的国家意识，家国情怀很重。一提到抗战八年自己在沦陷区的生活，那种自责、愧疚就流露出来，虽然他自己是一普通人，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没有到重庆和昆明去，但在内心可感觉到作为一个念书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做了亡国奴的那种耻辱感。

一提到八年在北平沦陷区的生活，常先生的表情总是很阴沉，这可能是他那一辈知识分子的一个情结。其实个人在大时代中的选择，有非常真实的处境，但中国文化中的家国情感，在他们那一辈知识分子身上非常具体，是发自内心的情感，国和家是一回事。国家沦陷了，他们向往的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境界，可事实是自己只能在沦陷区苟活，那种内心的无奈和耻辱，成为一种精神负担。

常先生那篇著名的《回忆周作人》的文章，就包含了这种历史感受，回忆的是和周作人的交往，但内心却有自己对时代的愧疚。他曾不止一次对我流露过，八年北平生活的无奈，确实有见人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那几年里，我隔一两个月就要到常先生家里去聊一次，听他讲早年中国文坛上的许多趣事，他有时也问我几个早年印象较深的朋友下落，比如他问过李影心、石璞。前些天我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余虹一篇专门谈论石璞的文章，还想到当年常先生谈起他清华同学的一些旧事。因为知道石璞现在已是百岁老人，我脑子里还闪过一个念头，当年常先生的同班同学中，长寿者很多。想来除了他们父辈的遗传比较好外，可能与他们青年时代的生活条件也有关系，底子打得比较好吧。

记得常先生还和我说过曹禺，大意是１９５０年代和曹禺见过几次，曹禺总是告诉他说话要注意，不要轻易发言。那些年我见过常先生后，回到家里总要把谈话内容记下来，只是一时不知放在何处了。

１９４８年朱自清先生去世后，常先生很快在天津的《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上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常先生告诉过我，这可能是最早一篇纪念朱先生的文章，后来《中建》周刊才发表纪念文章。《弃馀集》中收有常先生评论朱自清《欧游杂记》的文章，他对朱自清散文的评价很高。这篇评论，朱自清也很认可，他曾在１９３５年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进城，在沈的写字台上见一评论我的《欧游杂记》之手稿。作者署名常风，他非常喜欢我这本书，认为该书惟一缺点是与个人无关。此文已准备刊出，但不在即将出版的一期。”（《朱自清全集》第９卷第３５４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那时沈从文正编辑《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常先生是一个主要作者，他和沈从文的友谊就从那时开始，直到沈从文去世，他们两家都有往来。常先生也曾和我说过，朱光潜、朱自清和沈从文是他一生中最谈得来的朋友，《逝水集》中收有常先生怀念他们的文字。

朱自清日记中提到常先生的还有几处：“下午进城参加沈君茶会。到会者凌叔华、梁宗岱、闻一多、朱孟实、常风及贝尔（ＢＥＬＬ）先生”（３９８页）。“常风张恒寿来访”等（４７３页）。

在一部中国现代作家的日记中，看到自己见过的前辈，想象他们当年的交往，好像自己和前辈的距离更接近了。

常先生去世后，我本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但一直没有动手，前些天整理阅读朱自清日记的笔记，看到其中关于常风先生的记载，如见故人，才想到常风先生去世已近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