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吴宓先生，是把他当作新文学的反面人物。只知道这人好抬杠喜欢吵架，保守得接近可笑，凡是胡适先生赞成的，他都要反对。反对胡适也算不了什么大错，因为1949年以后，胡适跟国民党走了，仅仅是反对胡适，也算是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吴宓还反对鲁迅，反对一大堆本世纪初大家认为是新的事物。
如果吴宓是一位遗老遗少，这也罢了。偏偏这位迂夫子是留洋学洋文的，是当年不多的几位部聘外国文学教授。在野鸡大学里混一块教授头衔或许不太难，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这可有些像今日的学部委员了。吴宓先生的学问用不着再介绍。他的学问足以吓死人，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我们今天外国文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有许多都是吴宓先生的受业弟子。他的弟子如今没混到一个博士导师资格，就应该算不长进的。吴宓赞美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吴宓的外貌，说他的脑袋像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这是吴宓得意时的写照。关于他的梗直，确实流传下来许多笑话。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是）[最]纯粹。很典型的一个笑话，是抗战期间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突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番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一个社会名流大教授，这种做法颇有些像不讲理的国民党伤兵。
我一向怀疑，今日许多名人轶事，全是当年小报记者的添油加醋。吴宓愤怒时，确实说过“欲尽杀一切谋改汉文之人”的狂话，是书呆子的牢骚，当不得真。他显然是性情中人，自称古典主义，却更加浪漫主义。事实上，他不仅喜欢林妹妹，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热爱。他本质上是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他的至理名言骇人听闻：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才放车子过去。他的做派很有些像西方的绅士，当然更像堂吉诃德。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口袋里的钱自然要比学生多，但是活在物价飞涨的年代里，仍然一样清苦。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瘦也得请客，吴宓常常口袋里揣着钞票，带着心爱的女学生去打牙祭。小馆子里坐下来，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其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这才交给跑堂。
吴宓一生中爱过的女人无数，最荒唐的，就是为女学生作弊，自己翻译了文章，署上女学生名字，推荐出去发表。为人师表这么做，显然太过分，他一生中，曾被太多的女人利用，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鱼没吃着，沾了一身腥。在吴宓所爱的女人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是毛彦文，他曾向别人描述过数不清的版本，结果后人根本就弄不清哪个故事才是真的。吴宓死后，留下大量的日记，这些日记随处可见毛彦文的名字，然而即使是他自己留下的文字，也需要读者仔细辨别才行。吴宓的日记中，还有很多别的女人，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是同时期文人绝对无法比较[的]。
吴宓的情感生活是丰富的，这种丰富，永远无法代替现实生活中的寂寞。在日记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他是个斤斤计较、锱铢必较的认真人，虽然“复为性欲压迫，几不能一日平静”，但是他并没有寻花问柳、道德败坏地去玩弄女学生。毕竟，爱女学生和玩弄女学生有着天壤之别。
吴宓曾说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加）[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常常会奇怪，过去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学问。就说留学，这些年往国外跑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今天学人的学术根底都戳穿不得。说穿了或许很简单，这就是今天的学人，没有前辈们活得那么纯粹。知识是一种积累，而在今天，知识常常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稍稍学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去换钱。钱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吴宓的认真：
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吴宓字雨僧，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胆小，放弃当初的许诺，写了悔过书，顺利念完清华，如期出国深造。一进一退，结果自然不一样，吴宓学成（照）[归]国，前途辉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了教师，潦倒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在清贫中英年早（世）[逝]，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在中国的名牌大学里当教授，曾经可以过非常奢侈的生活。吴宓读清华的时候，清华还只是相当于今天的中专，因为有留美这样的特殊背景，清华越来越阔，越来越牛气。吴宓是清华大学的元老，按资历，要在闻一多之上，闻是吴晚几届的校友，他出国留学的时候，吴差不多是回国，1927年，闻一多出任东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月薪大约三百元，这相当于今天的一万二千元。以吴宓的名气和资格，收入也不会少于这个数目。当时的名教授不仅有经济地位，还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官僚们纷纷南下，北京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城，有着非常良好的学术环境，这段黄金岁月让后来的许多文化人向往。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陈吴两位的信任。在吴宓的故事中，陈吴长达五十年深厚的友谊常被人津津乐道。做学问的人眼里，教授是个了不得的头衔。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吴宓的幸运，在于很轻易地就得到了教授的头衔，因为这头衔，他享受过世俗眼里的好日子。然而，吴宓毕竟不是趋时的人物，比较文学变得时髦是后来的事情，他的学问虽然不像陈寅恪那样曲高和寡，却同样难逃无人喝彩的厄运。吴宓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在并非如意的一生里，他没有像王国维那样轻易了断，而是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不知所措，尤其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吃尽苦头。
陈寅恪死于1969年，临死前，在病榻上还被迫做口头交待，直到不能说话为止。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吴宓虽然熬到1978年，但是左的思潮尚未肃清，依然被遣送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
“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录自《陈旧人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4月版，116～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