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无论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还是对中国抗日战争来说都具有转折意义，两次安排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在这一年召开。《南方周末》做过“三个癸未年”的专题，六十年前，也即上一个癸未年里，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也是那一年，他代表中国出席了著名的“开罗会议”，中国跌跌撞撞成了“四强”之一，蒋介石也勉强成了“四巨头”之一。临危受命从美国来到中国指挥中缅印战区对日作战的史迪威将军，曾与蒋有过频繁接触，他们曾产生许多矛盾、摩擦，他笔下的蒋介石是由许多细节构成的，是活生生的，不是历史教科书式的。《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和1943年的中国，也促使我们更清醒地反思这个有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古老大国。
史迪威经常在日记中把蒋介石叫做“花生米”，在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贝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而我们则处于这样一种位置：只能支持这个腐败的政权并赞美其挂名首脑，那个英明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天啊。”（170—171页）
此外，共产党始终是蒋的心头大患，史迪威6月2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蒋的话：“不能降低对陕西军队的供应；我们必须监督那些魔鬼共产党人。”（186页）
在一个美国职业军人的眼中，一方面，几乎人人都在蒋的面前唯唯诺诺，大气也不敢出。1月26日，史迪威和蒋一起进餐，就领教了“那种气氛”，“很简单的饭菜，没有什么仪式，但是天啊！那种气氛。在这个至高无上的人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寂默一直延续到一颗智慧之珠落下，或是某个鲁莽的外国人询问西瓜是否出自哈密。你从僵直的姿势和紧张的表情中可以想见，汗水正从这些家伙们的后背淌下。一旦最终开了腔，这一荣誉的接受者就会低声恭敬地做出明了的回答。没有争论，没有提问：只有毫无表情的脸和冰冷的端庄举止。”（173—174页）
7月7日，美国政府命令史迪威授予蒋“荣誉军团总司令勋章”，他在日记中说：“‘花生米’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在仪式上他有些坐立不安。……‘花生米’身边的每个人又都成了石头。何像雕像般坐在那里，根本没有张嘴。”（189页）
那些部下在蒋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都成了石头”，这只是表面的一套，他们背后并不执行蒋的主张，也没有人对他讲真话，阳奉阴违成了他们奉行的不二哲学。实际上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到处都在扯皮、瞎忙。……我面对的只是拖延、虚伪、懒散迟钝和麻木不仁。此外还有阴谋、对抗、欺骗和阻碍。”（10月24日，208—209页）
3月4日，史迪威和一个有名望的中国人交谈后，在日记中写道：“他证实了我全部的最悲观的观点。‘花生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盗窃和腐败的全部情况，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挽救中国的不是军队进行的战争，而是国家的辽阔面积和交通的不便。”（176页）
7月的某日，史迪威日记中记录了一位中国内阁官员的谈话，其中这样评论蒋介石——“他想成为一名合乎道德的君主，一名宗教领袖，一位哲人。但他没受过教育！如果他受过4年大学教育，他也许就能理解现代世界的情况，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根本不懂。假如他懂的话，情况是会好一些的，因为他想干好。没人对他讲真话……没人。他不爱听不快的事，于是所有人只讲他爱听的。不可能和他讲理……跟孙中山可以……但这个人！如果谁顶撞了他，他会勃然大怒。所有人都绕着圈子避开危险和难题。他不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他大量发布命令……如同雪片一般……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这很愚蠢。这就像是不打死响尾蛇却又不想让它出响动。他没有理由怕什么。让他们说好了。他也不必怕共产党。他本可以利用他们。”
“如果倒退50年，‘花生米’也许是个可以接受的领袖。但他缺乏教育这一条妨碍了他在现代情况下的作为。甚至找不到一个更强些的。”
史迪威接着写道：“战争之后中国将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花生米’只明白他身边发生的事，而这个国家很大，他不可能完全控制。顽固、愚蠢、无知、不容他人、专横、不讲道理、无法说通、忘恩负义而又贪婪无比。”（191页）
史迪威日记中不断地指责蒋的忘恩负义和贪婪。早在1月30日，他在和蒋见面后就这样写，“他酸得像醋。对美国没有一句感激之言。只是想从我们手里得到东西。”（174—175页）类似的话他曾几次在日记中提及。7月12日，在蒋终于书面同意了他提出的对缅作战计划（“索茜计划”）后，史迪威日记中说：“这样一个污水池……如此顽固、无知和极度忘恩负义。”（189页）
蒋以为通过让史迪威担任他的联合参谋长就会让史接受他的命令，对此，史在9月4日的日记中嘲笑蒋——“他也太愚蠢了。他不理解我还有别的身份，如顾问团美国代表、美军司令、租借物资分配人。”史既不根据蒋的旨意分配租借物资，也不容许蒋随意动用美国部队，蒋“气得发疯”，“发脾气”，却无可奈何。而围绕着蒋身边的多是“只会言是的人、寄生虫、盲目崇拜者和马屁精”，他们在蒋的面前诚惶诚恐，“咬着指甲、浑身发抖”。在1943年的重庆，史迪威几乎成为“唯一一个让他得知全部真相的人”，那些真相常常使蒋“发疯”，蒋也怀疑其真实性，“而且肯定有许多人对他说我在撒谎。这对他们来说是必需的，因为我攻击了那些假报告、怯懦行为、玩忽职守、走私、偷盗以及诸如此类的不正当行为。我有足够的证据使他相信，至少在这些案子上情况是真实的。”（196页）
6月18日，他记下了写给史迪威夫人的一封信：“在回国愉快了一阵之后又一次踏上了粪堆。……回来后发现蒋仍同以前一样——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此处在宜昌事件中一片惊慌。他极为紧张，甚至将茶壶和花瓶摔到来访者身上。”
宜昌事件指的是史迪威离开中国期间，日本人向宜昌发起过一次强攻，夺走了上万中国人的生命。这一行动曾吓坏了蒋介石，他以为日本人试图从长江三峡溯江而上，打开通向重庆的门户。
另有一件小事也暴露了蒋性格中易怒、琐碎的一面。开罗会议归来不久，12月的某一天，蒋出席陆军大学毕业典礼：
“在‘花生米’登上讲坛时乐队指挥数着1—2—3，不幸的是乐队在数到2时就奏起了音乐。‘花生米’怒气冲冲地让乐队停止演奏，对乐队指挥一阵大骂：‘要么开始就奏乐，要么从3开始。别从2开始！’后来，一个发言人从裤兜里掏出了讲稿。这又惹火了‘花生米’。他对他一阵大骂，对他说，在外国你可以往裤兜里放手帕但不能放讲稿。讲稿应放在外衣的下兜，如果是秘密的就放在外衣的上兜里。再后来，有个人在仪式的过程中绊了一下，‘花生米’大怒，大叫道他应该枪毙……枪毙，用他最高的调门重复地喊着。”（229—230页）
6月25日，史迪威在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开会时，惊讶地发现蒋竟然没有与何讨论过重要的“索茜计划”，“显然，如果何不知道，军政部里是没人知道了，那么，‘花生米’同谁协商呢？同厨师，也许，或是他的伙伴，上帝。这高于一切。这个自大的小东西将决定几个国家的命运。”（186页）作为一个美国人，史迪威想不明白的是，蒋处理军政大事居然可以绕开正常体制，策划于密室之中。他嘲弄、感叹——“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187页）9月13日，史记下了一位中国官员的话：“他[蒋]以为他是主的化身。实际上他是个顽固的小蠢驴。”（199页）蒋的特务无所不在，戴笠甚至在史迪威的房子里安插间谍，蒋只相信身边的人、秘密警察、嫡系军队，以为凭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永葆权力。还有一些事可以证实这个体制的荒唐，当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陷于僵局之时，出面周旋的是两位受美国教育的女人，一位是被史迪威叫做“白雪公主”或“梅”的宋美龄，一位是被他叫做“埃拉”或“姐姐”的宋蔼龄，她们的权势炙手可热，战争和政治仿佛只是她们的“家庭事务”。从宋蔼龄当面指责“花生米”，就可以看出这一点（10月17日）。 “‘花生米’越来越不像是个独裁者，倒更像是个政治上的骑墙派。他除了树立了他的声誉之外没有什么权力，他的家人了解这一点。……再者，‘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梅[蒋介石夫人]总是说，他很难把握，……他得出结论时不太考虑证据”。（ 9月25日，201—202页）12月16日，两个女人当面告诉史迪威，“她们已近乎精神崩溃。不能入睡。梅说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蒋]。对我说她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埃拉说，他在烦的时候就装出一副高贵的姿态。”（230—231页）她们的努力是有效的，1943年将要告终之际，蒋介石终于授予史迪威指挥使用中国驻印部队的全权，他在12月19日的日记中说：“一个多月以前我差点被赶走，现在他却给了我一张空白支票。”（233页）
好景不长，1944年10月，史与蒋的冲突已不可调和，史最终被解职离开中国。9月26日的史迪威日记不无凄凉：“两年零八个月的奋斗，得到的是一个嘴巴。日本人广播说我阴谋废黜蒋介石，自己在中国当王。聪明极了。仅此就可使蒋介石产生疑团。（或是重庆制造的，以使他的行为显得有理？）”（292页）当然，这已是后话。
2003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