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一些报纸对我国科技界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尖锐也很有意义，作为我国科技界的一员，我感到不能置身事外，有必要也来参加讨论，对这些问题贡献一点自己的看法。在讨论前先复述一下这些报纸对我国科技界所提出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甚麽我国现在生产出的学术垃圾这麽多？

第二个问题：为甚麽我国现在能出数学奥林匹克冠军，却出不来国际公认的数学大师？

第三个问题：为甚麽我国到现在还出不来诺贝尔奖金得主？

在讨论之前，还要把第一个问题中的“学术垃圾”作一番解释。按原作者的意思，它指的是一种“垃圾”式的学术论文，是一种无足轻重，鸡毛蒜皮，滥竽充数的“学术论文”。至于什么是垃圾式的学术论文，原作者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法。原作者讲的是，我国现在发表在SCI系列刊物上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 据统计位居全世界前十名之内，似乎很了不起，但实际却并不如此。原作者接着说，只要用SCI刊物对我国的学术论文引用次数来衡量这些学术论文，它们就现原形了。该作者说，按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学术论文在全世界的位置就要后退到一百二十名以外，也就是说国际学术界没有什么人理睬，没有什么人引用我国的学术论文，说它们是无足轻重的学术垃圾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位作者在报纸上（可能是《中国青年报》）向广大读者们展示的数据很是触目惊心，很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其他两个问题也与此有关。很明显，在盛产这种国际上没有甚麽人理睬的学术垃圾的大气候下，不可能出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更不可能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所以，我的讨论，也就从他提的那一个问题开始。

要破除对SCI的迷信

一般人总以为列入SCI系列的刊物都是高水平的刊物，发表在SCI刊物上的论文，就很了不起。一些单位甚至为此制定了奖励政策，一篇SCI论文奖励多少钱。所以，对这些人而言，SCI论文竟然成为学术垃圾，就成为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只要对SCI系统作一番深入研究，就会明白此事并不奇怪。原来SCI系列的刊物是一个广谱，其水平参差不一，差别可以很大，也就是说它们并不一定都是真正的高水平刊物。对此，SCI系统用一个叫做影响因子的量值来考核属于SCI系列的各个刊物的真实水平。所谓影响因子是指在考核当年，对该刊物前两年发表的论文被SCI系列刊物引用的总次数，再被前两年该刊发表的论文总数去除，也就是说影响因子实际上就是该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平均每篇论文在考核当年被SCI引用的次数。拿这把尺子来衡量，一些所谓高水平的SCI系列的刊物就现原形了。我在拙著《创新话旧》一书中曾举了一个例子，在那个例子中，我们把2003年美国物理类的一些著名刊物的影响因子，和我国最著名的刊物，例如也列入了SCI系列的各类《中国科学（英文版）》等的影响因子做了个比较，结果是惊人的，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一个数量级。美国物理类一些著名刊物的影响因子那年的平均值是4.249，而我国最高水平的各类《中国科学(英文版）》等刊物那年影响因子的平均值却只有0.476，也就是说发表在我国最高水平的《中国科学(英文版）》上的论文，平均每篇论文每年被SCI系列刊物引用的次数连半次都不到，尽管戴上了SCI的桂冠，又有什么用呢？在国际上，仍然是没有什么人理睬的学术垃圾而已。所以，现在已到了非破除对SCI论文的迷信的时候不可了。

呼唤着世界冠军

一个时期以来，大家都在那里比出论文的多少，报纸上常有人做各单位SCI论文数量的排行榜，谁的SCI论文最多，谁就是第一，科研成绩就最大，排在后面的，就很不好受，压力就很大，人们就想尽了办法使本单位的SCI论文数增加。于是，出SCI论文就给奖金的办法出炉了，用SCI的数量来考核教授，来评职称，评博导，评学位的措施出来了，一些人甚至提出了宁要一年磨十剑，也不要十年磨一剑的口号，还有的人谈起自己的科研成绩时，也常常以有几百篇论文而沾沾自喜。结果怎么样呢，如前所述，尽管戴上了SCI的桂冠，却仍然是一堆学术垃圾而已。事实上，科研成绩的大小，从来就不是以论文多少来衡量，用论文多少，包括用SCI论文的多少来衡量科研成绩大小，是对科研工作的蒙昧，是对科学研究的无知。因为，你尽可以有几百篇甚至上千篇SCI论文，那也拿不到诺贝尔奖，如果它们是没有人理睬的学术垃圾。相反，如果你的论文解决了学科上的大问题，克服了大困难，形成了大突破，在国际上有了大影响，那即使你只有一篇论文，也可以夺得你这个领域中的世界冠军。我们的国家需要这个，我们的人民需要这个。可惜这样的论文在我国是太少了。但对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而言，这样的事例却屡见不鲜。作为一位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他必然是在他那个学科领域中克服了大困难，解决了一些大问题，从而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而决不会是因为他有几百篇上千篇论文的结果。当代国际流体力学大师剑桥大学的巴切勒教授，他1972年提出的单分散悬浮粒子沉降的统计理论，解决了著名的沉降积分中的积分发散大难题，自斯托克斯1851年创造出孤粒子沉降的理论公式后，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中，人类第一次从巴切勒那里得到了在多粒子相互作用下严格的粒子平均沉降的统计理论公式，因而被国际同行公认是二十世纪流体力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三十多年来它已经为实验科学家的实验所多次证实，到现在它已成为这个领域国际同行经常要引用的经典理论，但它却仅仅只一篇论文。当代更早一点另一位国际流体力学大师德国的普朗特教授，他1904年的边界层理论，解决了粘性流体力学发展史中长期未能解决的达朗贝尔之谜，因而被国际流体力学界公认是二十世纪流体力学划时代的成就，但它也只有一篇论文。有趣的是，那还不是一篇正式论文，更谈不上是SCI论文，事实上它只是一篇会议论文，发表在海德堡第三届国际数学会议论文集上。这两件事要是发生在我们这里，巴切勒凭他那一篇论文，普朗特凭他那半篇论文，肯定他们连个教授职称都拿不到，又怎么可能被大家尊为当代的国际流体力学大师呢？可见以论文篇数来定科研成绩大小，来决定一个人学术水平的高低是多么不可取的事，这种错误倾向如果再不下决心把它彻底纠正，就必然会延误我国科学事业的进一步迅速发展。我国体育界健儿早已把东亚病夫的帽子远远地抛在后边，在相当多的领域中相当大量地夺得世界冠军，他们无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难道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对于夺取科学事业各个领域中的世界冠军问题，还可以无动于衷裹足不前吗？

要付出代价

要想出世界冠军式的论文，就要付出代价，就要敢于抓大问题。众所周知，越是大问题，难度就越大，就越要付出更多的心血，花更长的时间，搞这样的问题风险就更大，甚至有可能失败。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论文不可能一年出好几篇，相反，常常是几年才能出一篇，显然，在一年磨十剑的大气候下，不可能期望在我们这里有很多世界冠军式的论文出现。巴切勒1972年那篇世界冠军式的论文是他花了多大代价才做出来的，我们不知道。那时我国还处在闭关锁国时代，而且还正处在“文革”的混乱时期，所以不可能对国际学术界的内情有所了解。但是他十年后，也就是在1982年发表的又一篇世界冠军式的论文，即多分散悬浮粒子沉降的统计理论，很巧，这一次刚好被我赶上了。那时候我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刚刚开始，我获有机会到达剑桥师从巴切勒在他那里进修。因而能亲身参加了巴切勒在悬浮粒子沉降领域中的这第二个大工程，才能使我体会到一篇世界冠军式的论文，它的产生是如何的艰辛。这篇论文是我们两个人花了两年时间才得到的结果。实际上，还不止两人，这个工作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即双球低雷诺数流体力学数据，是由当时还在剑桥工作的杰弗瑞和大西善元两人提供的，所以它实际上是由四个人整整花了两年紧张的工作量，才得到的成果。在这两年中，我们三人在巴切勒的领导下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工作量非常庞大，加以巴切勒要求非常严格，致使工作改了多遍，精益求精，务使其结果正确可靠，能经得住国际同行的实践检验。此外还应指出，这个多分散悬浮粒子沉降的统计理论，实际开始得更早，那是在1976年，巴切勒第一次发表论文，公开讨论多分散悬浮粒子沉降，如果从这年算起，就花了六年时间。用了这么多的人，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得到这么一篇多分散悬浮粒子沉降论文，看起来是太慢了，似乎不值得这么干，特别是在一年磨十剑的压力之下，干这种事是会被人讥笑为傻瓜。然而它却是悬浮粒子沉降领域中又一次重要的突破性进展，它解决了悬浮粒子沉降的统计理论中第二个人类还没有解决的大难题，即沉降积分中的粒子对统计结构求解的难题，由于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完整的悬浮粒子沉降的统计理论才得以最后完成，二十多年来它至少已经两次通过了实验科学家的实验检验，并且和巴切勒1972年单分散沉降论文一起，两次载入国际胶体科学发展史册，成为这一领域中国际同行要经常引用的又一个经典理论。由此可见，花这样大的代价是完全值得的。再举一个例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他花了多年的时间（有材料说，共用了十年）才得到的成果，然而这一成果却是物理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物理学从此就从经典物理发展到现代物理的新阶段，并使爱因斯坦本人成为科学史中可以和牛顿相并列的科学巨人。此外，在文学著作上也莫不如此，曹雪芹的《红楼梦》共花了他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他精益求精，对书稿删改多遍，直到他泪尽而逝，憾而未能完成这部巨著，然而这部未完成的巨著却使他成为不朽。以上这些例子，无不说明在一年磨十剑的大气候下，不肯花费大量心血，不想花费足够长的时间，不肯付出足够多的代价，是不可能解决前人所未能解决的大问题，从而就不可能做出世界冠军式的论文，也不可能写出世界冠军式的著作。

种瓜得瓜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他在专利局工作时做出来的。他大学毕业时并没能留在高校工作，而是去了专利局。对于这种处境，他却感到是件好事。他说，若是留在高校工作，就会有出论文的压力，就不免会沦于浅薄。而在专利局工作，没有出论文的压力，专利局的本职工作又不需要花费他很大力气，于是他才可以几年如一日地集中精力去钻研他的大问题——相对论，才有可能最后得到震动世界的大成果。爱因斯坦所说的，在出论文的压力下做出的论文，必然会沦于浅薄，这个论断，现在在我们中国得到了证实。我国现在大量生产垃圾式的学术论文，正是出论文的压力压倒一切情况下得到的恶果。原来，出科学论文不同于一般人写文章，更不是中学生上作文课，它只是科学研究工作者研究科学问题，解决科学问题的最后结果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科学问题有大有小。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虽已进入了知识爆炸的时代，虽然人类现有的知识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获得极大的成功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但是人类现有知识所未能触及的未知世界，却仍然是茫茫大海，无边无际。所以可供研究的科学问题就非常之多，大大小小，数不胜数。于是在科学工作者面前，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选题。你究竟要选甚么问题来研究： 是选一些大问题，还是要选一些小问题来做? 这是摆在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面前的头等大事。众所周知，越是大问题，难度就越大，解决起来就要花更多的心血，费更长的时间，甚至有可能失败，于是，在出论文的压力压倒一切的环境下，就不会有多少人选这种问题。另一方面，问题越小，难度就越小，花费的心血和时间就越少，出文章就越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出论文的压力压倒一切的大气候下，实际上就是鼓励人们去选小一点的问题，去选鸡毛蒜皮式的问题去做。盛产浅薄的文章，盛产学术垃圾，出不来国际学术大师，出不来诺贝尔奖得主，就是必然的结果。

用学术的办法去推动学术的发展

我们的学术工作中，行政干预是太多了，这不利学术工作的发展。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科研成绩大小，正是行政干预的一种表现。前面已经说过，科研成绩大小根本不能用论文多少来衡量，衡量科研成绩大小的标准，只能是论文的质量，是论文的水平。那末，究竟应如何来看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我们认为只有两条标准：一要看所解决的科学问题有无意义，以及意义的大小；二要看解决的方法和得到的结果是否正确，是否可靠。而这两条标准都无法用行政的办法来决定，即使用量化的方法也不行，包括影响因子。现在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影响因子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比单纯看SCI论文数量好得多，因为它实际上是还要看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但是我感到，对这件事仍然要小心，特别是不要把这一指标绝对化。事实上，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刊物上的论文，不一定每一篇论文水平都高。反之，发表在影响因子底的刊物上论文，不一定每一篇的水平都低。六十年代初，我在云的微物理上做出了一个理论成果，由于它解决了当时云的微物理中一大难题，因而引起国际同行们的浓厚兴趣。几十年来，国际同行用了各种方法来检验这个理论，最后终于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并两次为国际云物理中很有影响的两本专著所引用。很明显，这应该算作是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然而它却只发表在影响因子很低的《中国科学（英文版）》上，可见，仅由刊物的影响因子来定文章水平高低，同样会犯错误。具体文章还要具体分析。那么不是由刊物的引用次数，而是由文章本身的引用次数，特别是SCI刊物的引用次数来决定论文高低，是否可行？这个问题也要慎重考虑，这当然比单纯看刊物的被引用次数又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以为具体问题仍然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从根本上说，引用情况同样不能单纯地量化了事。首要的问题仍然是引用的性质，而性质问题则是不可以量化的。引用性质的问题包括很多方面。例如，是SCI刊物的引用，还是非SCI刊物的引用；是影响因子大的SCI刊物引用，还是影响因子小的SCI刊物引用；更进一步，还应追问是刊物引用，还是专著的引用；是一般专著的引用，还是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专著的引用，后者特别重要，其意义远大于SCI刊物的引用，而这又是影响因子所无法反映的，因为影响因子本来就不包括专著引用。一本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某一学科领域的专著，实际就是这一学科发展历程的精彩总结。能够列入这种专著之中的论文，自然不会是一般性质的论文，它必然是经过多次筛选，优中选优的结果。只有那些已被国际同行的实践证明对该学科的发展确实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文章才能入选。所以这种专著的引用，其意义自然要远大于一般刊物引用，包括SCI刊物的引用。最后，在各类引用中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要追究某一个引用究竟是有决定意义的引用，还是非决定意义的引用？至于什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引用，什么是非决定意义上的引用？我们且举一个诺贝尔奖的例子来说明。有人曾在报上宣称，引用次数只要达到上千次，就可以夺得诺贝尔奖。可事实并非如此。曾在报纸上看到我国的某位院士论文被引用次数达到了一千次，但是并没有听说他拿到了诺贝尔奖。相反，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之所以能拿到诺贝尔奖，是因为有了吴健雄实验的证明。吴健雄的实验证明就是对李杨理论具有决定意义的引用。就这一次的引用，比那上千次的不具决定意义的引用更能说明问题。从李杨理论的发表，到他们夺得诺贝尔奖时间并不长（好像是几年），估算起来也不可能有上千次的引用（注：我所见到的物理类刊物最大的影响因子是八点几，最大的化学类刊物影响因子是九点几，所以每篇论文每年在SCI上的引用能达到十次就很不简单了，凭这个速度要有一百年才会有上千次的引用。反之，比如一定要在两年内达到有上千次的SCI引用，那势必每年的SCI引用达到五百次才行，而从现有的影响因子的数据看，这是不大可能的。温注----2006.12.19）。所以，一方面应该肯定，要追究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这自然比单纯的去比论文多少进了一大步，但是仍然要小心，这里更重要的依然是引用性质，而非引用次数。在这个问题上，行政的干预，即使用量化了的引用标准来干预，也仍是不可取的，它还是会引导我们的科学事业走上歧途，无法产生国际学术大师，更无法产生诺贝尔奖得主。

以上列举的种种例子，再再可以看出用行政干预办法去推动科学发展的不成功之处。 用行政办法去比论文多少不行，去比引用次数多少也不行，那末出路何在?究竟要怎样才能考察出一个工作的意义大小和真伪对错？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把问题交回给有关的学术界自己去解决。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依靠在有关学术界内，有计划地去推动去组织制度化的国内外高水平的，高质量的，高频率的学术交流，学术讨论和学术争论：在平等的热烈而尖锐的不同的学术思想交锋之中，去激发新的更优秀的学术思想的诞生，去辨别一个科学工作的意义大小和真伪对错，去考核一个科研工作者的真实水平，去发现去锻炼出新的更为优秀的人才。这就是用组织学术活动的办法去推动学术的发展，它可以取代行政干预的办法，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功。这方面国际上已经有了许多很成功的事例，我在拙著《创新话旧》一书中，曾举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数学家维纳，他正是通过在一个跨学科的集体中，长时期地组织这种类型的学术活动，才最后创造出一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新学科___控制论，他本人也就成为这门重大的新兴学科的创始人；第二个例子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巴切勒在剑桥大学所建立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巴切勒从澳大利亚来到了剑桥的开文迪什实验室（剑桥的物理系），师从当时的国际流体力学大师G.I.泰勒，并从他那里得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又留在了剑桥工作。在五十年代末（1959年），在学校的支持下，他成功地把开文迪什实验室的理论组分离出来，再加上其他系里有共同兴趣的人，组建成了剑桥的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他本人就成为这个系的创始人兼系主任连任五届一直到八十年代他退休为止。近半个世纪来这个系以巴切勒主任为首的各级负责人，正是把组织这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当作各级领导的基本职责，而非其它的行政工作，（有一次，巴切勒对我们谈起行政管理的事，他说，行政管理的班子要精干，不要很多人，就他们这个系而言，行政管理工作主要由他的秘书一个人管，负责全系的经费监督和结算等，而他们这些负责人则管系里的学术活动，他接着指着系里饮茶室大厅墙上挂的大布告牌让我们看，那上面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上午到下午，写满了系里主要的学术活动，除此以外，各个组自己还有自己的小安排，然后巴切勒对我们说，在上课期间，如果有哪一周这个布告牌是空白，那就是他作为系主任的的失职。）这才使这个系的老师们长年累月地处在高水平的各种国际会议之中，处在不同的学术思想激烈而尖锐的交锋之中，才能够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成功地产生出当代国际物理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大师霍金（霍金是在1966年在这个系里拿到了博士学位，并留在这个系工作一直到现在），巴切勒本人也成为当代国际公认的流体力学大师。这种成功的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至于行政方面的工作，则应该是为这样的学术活动创造出良好的物质条件和宽松的精神环境。在这方面目前最重要的是两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鼓励百家争鸣。另一条是，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解放思想，鼓励学术上的大胆的自由思想，以利新的更为杰出的创新思想涌现。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一文中讲到了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问题，他的这篇文章，把双百方针讲得很好，很全面，很透彻。在这一篇文章中，他把双百方针提到了很高的高度，认为这是党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两方面工作的根本方针（见2006年11月29日的《今晚报》）。这很重要，实际上从本文前面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有计划地组织好高水平，高质量，高频率的国内国外学术交流活动，学术争鸣活动，就是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一个很好的形式，是培养和锻炼世界冠军式的学术大师的必由之路，而这种学术活动的基础一是要有学术民主，二是要有学术自由，否则，就不会有真正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活动，就会使学术活动流于形式，收不到它应该达到的效果，但恰恰是在这两方面，我们和国际科技界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下大力来解决，我们将在另两篇文章中还会谈到这些问题。

（初稿写成于2006年11月30日,修改稿完成于2006年12月20日）

后记1。我每天在校园里散步两次，每次40分钟左右。在散步途中总要路过学校在化学楼后设立的报栏。不免就在那里停留一会儿，浏览一下当天的各大报纸。有关科技方面的信息和报道常会吸引了我，就会多看一会儿。本文所谈的三个问题，其来源均出自于此。又因是在散步途中，所以不会对这些新闻做笔记，有些事情也就记得不那末准确，包括这些问题究竟是出自哪家报纸。总起来有科技报道的多半出自《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等。本文第一句话所讲的“一些报纸”即指的以上这些报纸。但是，本文所谈的第一个问题，即学术垃圾问题，我还有比较清楚的印象，记得似乎是《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因为这家报纸谈问题常比其他报纸来得更尖锐一些，所以在文内才大致提了一下它的源头。而另外两个问题，就无法指出其确切源头究竟是哪一家报纸了。由于我自己还订有《参考消息》和《今晚报》，所以以后来自这两家报纸的信息，那就可以给出其确切的来源。（2006.12.21）

后记2。今天散步时，在报栏上看到了一条好消息。又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在它今天的第一版上报道了山东大学青年科学家王小云的事迹。原来她从1996年开始用了八年时间钻研了破译密码的问题。她把她的目标锁定在破译当今世界上最安全的密码，也就是破译难度最大的密码上，而这个密码则是由当代国际密码学权威，一位美国科学家发明的。功夫不负苦心人，王小云经过八年的艰苦探索终于在2004年取得成功。当她在有关的国际会议上报告了她的研究成果后，就引起了一场轰动，并当场使那位权威心服口服，虽然这位权威也承认他所发明的密码被人破译并不好受。不过这些美国科学家很快又发明出一种新的难度更大的密码，并命名为白宫密码，意思是说这才是最高级的即总统级的密码，它才是真正最安全的甚至可能是不可破译的密码，然而它现在又被王小云给破译了。看来，王小云已取代了那位美国科学家，成了一位新的国际密码学权威，很了不起。有趣的是，《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还指出，从1996到2004这八年中，王小云总共只出了这一篇论文。当然，很明显这是一篇世界冠军式的论文。这再一次证明本文的论断，即这种论文不可能一年出几篇，而只能几年才出一篇。九十年代还是出论文的压力压倒一切的时代，王小云在这种大气候下，是怎样才顶住了出论文的压力，不顾她八年之中没有一篇论文，而能不受其干扰地专心致志地钻研她的大问题，以及山东大学又是怎样支持她顶住出论文的压力，才导致王小云可以在山东大学最终拿到国际密码学的世界冠军，这些经验十分宝贵，还有待进一步总结。下大力气总结并推广这些经验，我们的科技界才有可能涌现出更多的国际科技界的世界冠军，才有可能出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才有可能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2006.12.21）

后记3。温家宝总理的那篇文章还提到了他曾和钱学森老先生有过的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钱老向温总理提出了一个问题：为甚麽我国到现在还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温总理现在又把钱老的这一问题通过在报纸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摆到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广大人员的面前，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一起来解决这个大问题。看来，本文提到的一些报纸对我国科技界提出的三个问题，显然是和钱老的这一个问题有关，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努力。我的这篇文字也就可以算是对钱老的问题的一份答卷，这份答卷是否可以及格，是否还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出。（2006.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