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讨论了拙著《探索剑桥——试答钱学森之问》自出版以来各方面的意见，指出剑桥大学培养国际公认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的三条经验。讨论还涉及到我国科研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得出我国现行的院士制度要彻底改革的三点结论。

孝安：你好！

6月6日寄来的挂号信已经收悉，谢谢你对我这本小书的好评。这本书自去年10月出版以来，已得到不少好评。你的来信是最新的一次，也是其中最全面最细致的一次。看来你对我这本小书是仔细读过，下了大功夫的。在此再次向你表示深切的谢意。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发表在亚马逊网站上一位没有署名的网友的短评。他说：“这是基础研究中的一本好书。作者具有科学院和大学两方面的背景。对基础研究有深刻的体会，对如何搞好基础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值得大家仔细地阅读，品味，及试点。” 以上短评中最后的“试点”二字最值得注意。我觉得这不是一般读者能说出的话。只有在某一方面握有实权的“首长”才能讲出这样的见解。显然，对这位“首长”而言，对此书的评价，已不是一般的写个评语的问题，而是要付诸实践，认真贯彻实行。回想去年10月此书出版时，我确实曾给一些首长寄过此书。其中有中央胡温习李四大首长每人一本；还有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国家教育部三大系统的党政首长们每人一本。如果那位写短评的网友确实是以上各位首长中的一位，从而使得此书所介绍的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经验，通过试点最终移植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来，使我国就能够培养出众多的真正为世界公认杰出的大科学家，那当然是件值得庆幸并使我感到莫大欣慰之事。

另一方面也还存在另一种可能。亦即：那位网友并不是一位真正的首长，他只不过是模仿某一位首长的口气，来表达他自己的愿望而已。对此，我仍然感到庆幸和高兴。知道在本书的读者之中，有朋友希望此书能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此书介绍的剑桥经验最终能在中国变为现实，开花结果，这仍然是件令人十分欣慰的事。

当然也有批评的意见。例如一位朋友给我发来e-mail指出：产生钱学森之问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问题，并不是学术上的问题。我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学术上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我接着对他说：“世界上民主国家不少，但剑桥却只有一个。所以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成功经验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还有朋友给我发来e-mail同样指出政治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们过去搞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是在摧残人才，又怎么能谈得上培养人才呢！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因为他们早已被摧残殆尽了。我很同意这位朋友的意见。然而自从打倒四人帮实行拨乱返正，改革开放以后，摧残人才的整人的政治运动，已被彻底终止，此问题就不复存在。但是，这并不等于产生钱学森之问的所有根源就会自行消失。前些时候，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提出：大学要去行政化，要搞教授治校。这个口号很好，很及时。但是教授治校却仍然有个要采用什么方法去治校的问题。否则，如果不是采用我们在此书中提出来的用学术的办法来推动学术发展，那就很可能新瓶装旧酒，还是会走行政治校的老路。

然而，采用学术的办法来推动学术发展，却并非易事。从我这本小书所总结出来的剑桥经验可以看出，一个大学主要应该做到以下三条才有可能从这所大学中培养出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这三条分别是：

1.要有学术自由；

2.要有学术平等；

3.要有制度化，高频率，高水平的Seminar学术活动。

在以上三条经验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其中的第二条：要有学术平等。因为没有学术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学术上的自由。没有学术上的平等和学术上的自由，一切Seminar学术活动就会流于形式，不可能从中产生推动学术发展的真正成果。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国现行的科研体制和科研政策存在严重问题。最近，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来了e-mail。这是他在读过我这本小书后写的读后感。他说：我国现在的科研体制是院士权威制。而不是像剑桥大学那样的平等制。在这种体制中，院士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被赋予种种特权，从而能够在科研领域中决定一切，分配一切，指挥一切。这就压制了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创造性积极性，阻碍了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创新性的发挥。很明显，这种院士权威制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科学的发展之一大障碍。

你怎么能期望在这样的院士们的统治之下，又怎么能会有一般人特别是年轻人真正的学术平等和学术自由？！在这样的权威们的统治之下，一切学术活动又怎么不会流于走形式的下场？！更有甚者，从钱学森之问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颠扑不破的论断：那就是这些被人们捧为无上权威的院士们，实际上他们自己并不都是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那么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又怎么能期望他们会实行像剑桥那样的有益于造就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的制度？！由此可见，为要把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经验顺利地移植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土地上，首要的大事，就是要对现有的院士制度做一次彻底改革。

1. 要废除现行的院士权威制；

2. 要取消院士们的一切特权；

3. 要和国际接轨，把院士称号还原为简单的一个荣誉称号。

实现了这三条改革措施后，才有可能为落实剑桥大学培养大科学家的三条经验扫清道路，才能进一步把剑桥的这些经验移植到我们伟大祖国自己的土地上来。否则，我们就仍然不可能培养出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我国的科学事业就仍然没有希望。

在结束本文之前，还要对以上院士制度改革中的第三条做一点说明。

我们讲要取消院士的特权，要废除院士权威制，并不是要取消院士本身。我们只是要使他们和国际真正接轨。三十多年前，当我和科学院的朋友们按照当时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的协议来到剑桥大学进修时，我们很快便发现，那里的权威比起我们中国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权威却更加平易近人，更加没有架子。虽然比起我们这里的权威而言，剑桥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他们不仅是英国的院士（F.R.S.，直译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意译应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而且大都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成果，因而享誉全球成为该学科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然而剑桥这些真正杰出的大人物，当我们和他们相处时，却并没有使我们感到他们之“大”。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并没有给这些权威们以种种特权，这样在剑桥才可以实行学术上的平等制。于是就保证了在剑桥的年轻人不受压制，才保证了在剑桥的年轻人之才能可以充分发挥，杰出的大科学家才可以一代一代地不断涌现。这正是几百年来，剑桥在基础科学领域能够做到位居领先地位，长盛不衰的秘密所在。我们讲要和国际接轨，就是要和像剑桥这样的大学接轨，使我国的院士们也和剑桥的院士们一样没有特权，从而也就可以使我们的大学也可以实行像剑桥那样的学术上的平等制。于是，我国一代一代年轻人的才能才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才有可能成长为国际公认的真正杰出的大科学家，最终也就会和剑桥一样，使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做到位居国际前列，长盛不衰，在世界上享有一席之地。我们深切地期望着：这个理想的美好远景，能够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土地上早日实现！

以上所谈各点，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不知你以为如何？欢迎你也来参加讨论。对我的浅见中必然存在的种种缺点和不当之处，欢迎你不客气地批评指出，不吝赐教！谢谢，匆此。

祝好！并向美英问好！

景嵩

2012.6.16-20 写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