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话旧》第10章
第十章 更上一层楼
10．1 超越
本书以回忆录形式，以作者的几个创新点为实例，讲述了科学研究中的思想方法问题。思想方法属方法论，是哲学领域的范畴。我不是哲学家，所以不可能从理论上来论述这个问题。本书只是我个人经历的一些经验总结。是个人经验，所以免不了有局限性。虽然我在本书开头讲过，就方法论而言，甚至文科和理科之间都有共同性。王国维的三境界，胡适的大胆假设就是例子。然而究竟我是从个人的体会来讲，行文中个人色彩在所难免。所以很有必要在讲完了8个创新点的经验体会后，在这最后一章中超越一下这几个创新点。力求站在更高，更全面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经验，争取能对更广大的科技战线上的朋友们做些有用的服务。
然而，人的认识总离不开经验，所以我们的超越不能搞空中楼阁，而仍然以本书第一章中所谈的三个问题为基础。在思想境界，研究方法和方向选择的三个问题中，我以为方向的选择有普遍意义。所以在本章中将从这一问题开始，力求对这问题做些更全面的分析。
其次，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原来讲的第一个问题──境界问题。由于这一问题我是从王国维的三境界说讲起，而三境界说又完全是用文学语言写成。文学语言，是一种形象化的语言，与科学论著中使用的严密的逻辑语言不同。它的优点是形象鲜明，容易给人以深刻印象。缺点是没有科学的逻辑语言那么严密、周到、系统，所以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有必要在本章中做为重新审视的重点。这里面又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西风凋碧树”问题；第二是“蓦然回首”问题。在本章中将分成两小节来讲。于是从下一节开始，我们就将把方向选择，“凋碧树”和“蓦然回首”三个问题依次分别进行一些再分析。
10．2 叶笃正先生的一席话
10．2．1 重温叶先生的话
本节讲方向选择问题。在讲述之前，有必要再 重温一下本书第一章中曾经引用的叶笃正先生的一段话。不过在那里未完整地引用，只引用了讲话的核心部分。这里需要把叶先生这段话的来龙去脉完整地引出。
在2000年，我们获悉国家科技部经过了重重审查，终于批准授予我们199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于是，我和朱珍华赶赴北京拜访了叶老先生，我们向他简要地汇报了这项成果的主要内容。考虑到叶先生当时已年届八十多的高龄，我们不能耽误他太多时间。但没想到，当我们讲到1998年国家教育部评审组的“闪光的8个创新点”评价时，叶先生十分感兴趣，他要我们逐个介绍这8点，究竟是怎么个“闪光”。在讲的过程中，他听得很仔细，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们进一步讲清楚。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已过去两个多小时。最后，叶先生很高兴地向我们讲了以下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这次获奖是对你们一生工作很好的总结”。第二句话就是在第一章中曾引过的那段：“一个人一辈子要做成几件事，把它做好，做透是很不容易的事”。第三句话是：“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叶先生这三句很朴实的话，使我们十分感动，深受教育，很受鼓舞。我感到这必定也是他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反映出一个大科学家 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和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应有的胸怀。
首先一个真正的科技工作者一生应该追求的是：要为国为民做成一些实事，而不是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追求几百篇论文的事不可取。正像爱因斯坦讲的那样，追求论文数量，就不免会沦于浅薄，不可能做成几件真正有意义的实事。因此，方向的选择，研究课题的慎重选择就确实成为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首要的第一位的大事。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是搞理科或工科，还是搞文科的都能适用。曹雪芹不是个高产作家，他一生只写了一部小说《红楼梦》，还是部未完成的著作。但他下了大功夫，为这部小说花了长达十年时间，不断地改了又改，精益求精，直至泪尽而逝。终于使他这唯一的一部未完成之作，成为不朽。牛顿是一个伟大的天才科学家，一生成果累累。但他临终时却说，他只是在大海边检到几个贝壳而已。可见连牛顿这样的天才人物，一生也只不过做成几件事，何况我们普通人。
10．2．2 张光直先生的例子
张光直先生是国际著名的考古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历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赫德荪考古讲座教授，哈佛东亚咨询委员会主席，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和山东大学等校的荣誉客座教授。2001年病逝于美国波士顿，享年70岁。他一生成果累累，著述颇丰，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曾荣获华人考古学者最高荣誉 ¾ 亚洲学会终身杰出成就奖，在国际考古界居崇高地位。但他在一次和加拿大学者菲里访谈之中，当菲里问他如何评价他这一生工作时，他却说，他一生只做好了三件事。这次访谈记录发表在《华夏考古》1997年的一期，由冷健译出。2004年为纪念他逝世三周年，由北京的台海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考古专家张光直文学作品集粹》。菲里对他访谈的记录也收入该书之中。我们且从中把这段话引来，原文如下：
菲里：你如何评价你这么多年来的主要工作？
张光直： 中国人说，一个人一生只有盖棺论定。我不认为自己是那种有惊天动地贡献的人，但是我一生中有几件工作我自己很高兴。一件是商代王室的继承的发现，传统上认为王室的继承应是按通常的父传子序列。当我在耶鲁大学的时候，我遇到了朗斯伯礼（Floyed Loumsburg）， 他使我对亲属关系感到兴趣。我开始仔细地研究商代的继嗣，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模式。过去的顺序是司马迁重建的，也许有错误，但一个模式可以清楚地辨认出来。这就是隔代相传的模式。腊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定名这是隔代同一性的原则。这一发现引起了一系列的质疑，很多研究商代的学者循此而做了不少工作。我的意见是商代王室继嗣分为两部分，轮流执政。精确的机构现在还不清楚。这个问题存在了几千年，而我偶有所得。提出了新的问题，解决难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难题，是很大的乐趣。让我高兴的第二项工作是台湾绳文陶器年代顺序的建立。这个发现为我们解释太平洋诸岛人类起源问题提出了可能性。最后，我对商代青铜器上的动物纹饰的解释 ¾ 对我来讲这一介绍把所有已知线索归纳在一起，告诉我们真实的文化变迁过程，向我们提供了一条与传统模式不同的道路。我没有意思建议“东方是东方，而西方是西方”。我相信，在最终的目标上，在一个最高的水平上，普遍性是存在的。但是就中国的实际情况，像任何其他区域一样，应该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去研究。也许将来我们有能力做一些有效的比较。
以上引文再次证明叶笃正先生讲话的正确性。一个人一生应该致力于做成几件事。那样才能使国家，使人民得到真实的好处，也才会使一个人到他老年时会感到不虚此生。为此，就应该慎重地选择好你一生要做的几项课题。生命于人只有一次，如何抓住这一次机会，不让它白白地在你手中溜过，确是一个人应该好好考虑的首要大事。
10．2．3 关于“选择”
“选择”是近年来实行了市场经济后，才逐渐变成大家所关注，所熟悉的事。在过去实行计划经济时代，要求人们的不是“选择”，而是“服从分配”。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中培养出来的，所以对于如何选择，知之甚少，没有什么经验。但此处，我还是应该尽我所能，谈一些我个人的不成熟的粗浅认识，也是一种抛砖引玉吧。
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的标准。 我以为首先要看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工作能力等条件。在这问题上不能追风，看什么项目吃得开，就赶什么浪头，不顾自己的主观条件。终归要碰壁，以致浪费了自己的青春，犯了战略方向上的错误。其次要看这个项目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搞基础研究的主要从学科发展上看有无价值。搞应用研究，搞工程技术研究的，主要应从对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上来判断其意义的大小，这或许是没有疑义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处理好选择与竞争的关系。有选择就有竞争，你认为这是一个好项目，但别人很可能也看中了这个项目，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互竞争。优胜劣败，不可能都成为胜利者，那就要看你的实力了。当然在竞争的世界中，现在更多提倡的是双赢政策，甚至是多嬴政策，而不是你死我活，这就更要看自己的实力。因此为了使自己在竞争的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做到两条。第一条是要做好两手准备，既要争取最好的可能，又要有万一不成功，失败以后如何办的思想上的充分准备。不能一门心思地只想着成功的可能，也不能做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失败主义者。第二条是要扎扎实实做好眼前的工作，积累好自己的实力，创造并保持住自己的特色。这里又用得上我在第一章中方向选择一节所说的一句话：“在日常工作中，要做到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不是你手头上的每一件工作都能看出它的深远意义和重大价值，不能为此你就有理由轻视这些工作，而采取马虎、松懈的态度草率处理。当我60年代进行“对流暖云大云滴随机增长理论”工作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它在几十后在国际云物理界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更没有想到十五年后，当代流体力学大师巴切勒会因为我这件云物理上的工作，而接受了我这非流体力学出身的人向他提出的申请。所以认真做好你眼前的每一件事，以积累自己的实力并创造和保持住自己的特色，是在竞争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必要事情。
第三个问题是选择的机遇问题。随着“选择”的时代到来，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机遇问题。 许多好事你尽可以选择，但能否成功却并不一定。在这里往往就有机遇问题，有好多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超出客观条件许可，硬要强求下去，总会得到落空的结局。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面，有些好事有时也会在你事前没有思想准备之下，突然降在你头上，这正是机遇的特点。此时，能否充分地把握住这个好机会，仍是个问题。这就要看你平时所积累出来的实力，能否胜任了。所谓机遇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而来，就很有道理。这里的“准备”二字，我以为即你拥有的实力。这就又用得着前面那句话：“在日常工作中，要做到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而决不能搞“踏雪无痕”。否则，机遇即使降临到你身上，你也无法去把握住它，创造出更美好的前程。
最后一个问题是选择与风险，或更严重一些，选择与代价问题。任何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有利就有弊，这符合辩证法。伴随着你要选择的每一件好事，往往总会有一定风险存在，甚至为此要付出代价。对此要有充分思想准备。不能一门心思地想着天下的好事都是十全十美，而且都会落在你身上，这一般不可能。要有两手准备，这才能使自己遇到风险，受到挫折付出代价时不致张皇失措，以致一败涂地。
10．3 科学地“凋”
10．3．1 用科学的语言讲
“西风凋碧树”一语是文学的语言，本章第一节已经指出，虽然文学语言，有它的特色和优点，但它还是不如科学的逻辑语言那么确切、严密。弄不好会引起误会。甚至会和“文革”时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错误混淆起来。关于这一点尽管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后面的解释里已阐明，我们的“凋碧树”和极左错误是如何之不同，并进一步强调了“西风再凋碧树”第四境界，要求科技工作者对自己的工作也要有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但我承认那里用“西风凋碧树”来概括还是有缺点，所以有必要在本章中辟出一节，正式地、明确地用科学的语言重新对“凋碧树”加以定义。那么用科学的语言讲“西风凋碧树”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它是要求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者，应该善于发现本领域一切学说中的问题，从而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简单地说“善于发现理论中的问题”是自然科学理论工作者的第一要务。 从我们第一章中所列举过的情况看，原有理论存在的问题可分四大类，应该区别对待。
第一，有空白。你就在其空白处进行真正的原始创新工作，像斯莫鲁霍斯基在20世纪初建立的悬浮粒子碰并理论。
第二，有局限性。那就要一方面承认原有理论，在其适用范围内，有权继续使用。另一方面就要在其不适用的范围进行原始创新。像爱因斯坦发现的经典牛顿力学在高速的领域里有问题，而有相对论的创新。但在低速宏观范围内，人们应继续使用牛顿力学，而且同样会有很大的发展。又如巴切勒和我1982年在多分散悬浮体中建立了新的沉降理论，而并不妨碍他1972年原有的沉降理论可继续在单分散系统中使用。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中讲的我突破斯莫鲁霍斯基碰并理论限制，从而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均属此类。
第三，理论中有正确部分，又有错误存在。那就要继承其正确的部分，批判其错误，以创造新的理论。如60年代我们对早期的云滴随机增长理论的处理，既接受了它的合理内核，又纠正了它的错误，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理论。又如开普勒对于哥白尼天体理论的处理也是这样，既继承了他的正确的日心说核心部分，又抛弃了他的行星绕日轨道圆形说，从而建立起开普勒自己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完成了天体运动中的运动学理论。
第四，完全错了。只有这种情况，才可把原有理论完全否定，抛弃掉。如哥白尼对托勒密地心说的批判，又如我们在对流和布朗耦合碰并问题对弗瑞德兰德可加性假设的批判。
由上可见，我们所讲的科学的“凋”，科学的批判，与“文革”时期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有根本的不同。不可把二者混淆起来。
10．3．2 批判和继承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个历史的长河。如果从哥白尼的日心说算起，近代科学发展史已有500多年历史。若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算起，则有快到2400年的历史了。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人类的认识总是错误与正确并存。于是在这历史长河中，一代一代的学者，一代一代的科学家们总是要在不断地纠正人类自己的错误中前进。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积累下的正确的认识，一方面又批判和纠正了前人所形成的错误认识。继承与批判，批判与继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就这样不断地引向深入，不断地升华到更高级的阶段。从这个历史长河来考察，批判和继承是科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光有继承，没有批判，科学就要停滞。反之，光有批判，没有继承，科学也无法前进。否定了历史，一切都从头来，这只会是大倒退，开倒车，如何能谈得上发展。然而具体到一个个人，却必须有所侧重，有所不同。不同的行业也同样应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重点。本书第一章中讲的“西风凋碧树”境界时，突出了一个“凋”字，即突出了“批判”二字。这是对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研究理论工作者讲的。因为发展理论，进行理论创新是他们的基本任务。为此就必须突出一个“凋”字，用科学的语言讲，“善于发现各自领域中现有学说、理论里的问题”，就是他们首要的工作。做不到这一点，看不出问题，就无法做到理论创新，使理论与时俱进。但是由于在“文革”中“批判”二字确实让“造反派”的“大批判”给沾污了，以致人们看见“批判”二字就感到害怕。还心有余悸，想拒之门外。为此我们还必须再多费一些笔墨，加以“拨乱反正”还“科学的批判”以本来面目。
首先，我们的批判应该有根据，不能像“造反派”那样，毫无根据地乱批，或者是带着主观的成见，先给你扣上一顶“帽子”，然后再在这个“帽子”下面，捕风捉影地找“根据”。这都不是科学的批判，而是主观唯心式的胡来。是我们科学工作者所应坚决反对的。
其次，面对一个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时，我们首先应取的态度是学习。要认真地虚心地学习和了解这个新理论，而不是一上来，就抱着找错的心理来挑剔、找碴。新理论究竟有没有错误的地方，应该产生于学习的结束或过程之中，而不应该产生于学习之前。一上来就认定这理论有错误，并带着这种偏见来找“证据”，这是一种狂妄自大，而非科学的老老实实的态度，也是我们所应坚决反对的。
最后，在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学说，一个新的理论的时候，既要虚心，力戒狂妄，但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对该理论中的论点，尤其是重要的论点、假定，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是否真有道理。绝不能盲从，绝不能人云亦云。只有经过独立思考反复研究，既无概念错误，也符合事实的时候，才接受它。反之，若有概念错误，或不符合事实，或两者兼而有之，那就要大胆地起来纠正它、推翻它，并进而建立起你自己的新理论来。这里既不可狂妄自大，又要保持住独立思考的清醒头脑，是一个很微妙的不容易把握好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一切都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掌握好分寸尺度。回顾我在60年代，对早期的“云滴随机增长理论”学习的经历，一开始我确是老老实实地虚心认真地学习它。事后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却是我始料不及。 在这里，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个关键。
10．3．3 另一种提法
前面讲的“西风凋碧树”是要“凋”现有理论中的问题，这个提法只适用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工作者，而不能推广到其他领域，尤其是不能推广到应用领域，不能推广到工程技术领域。在批判与继承中应侧重在批判上侧重在发现问题上，这个提法同样也只适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理论工作者，而不能推广到应用领域和工程技术领域。在那些领域中，应该有不同的提法。这就是本节要讲的问题。由于我们科技战线上的工作者的主体都是搞应用的，搞工程技术的。而搞基础理论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在本节中很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凋碧树”的问题。
本书第一章和第八章中讲的创新点（7）是一个为远程激光大气工程服务的应用研究，从那项应用研究中已经可以看出， 在应用领域中对于理论的态度和在理论研究领域中有根本不同。 前者对理论持肯定态度承认态度，只有肯定它承认它才能把它应用在我国激光大气工程的实践。所以对于应用工作者而言，对于理论应该侧重在继承，而不是批判。 当然这不意味着应用工作者对理论要取盲从态度。相反，他们也要学习理论。在学习中，他们应该分清那些理论是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为大家所公认，而那些理论又是不成熟的还有待实践检验。 在已经成熟的理论中，也要认清它的适用范围，适用的条件。但是这些都不是为了要在理论上创新，而是为了使理论能够得到正确的应用。所以，本书前面对“西风凋碧树”的解释不能适用于应用工作者，更不适用于工程技术领域。我不是工程技术人员，但我想工程技术人员对于理论的态度，对于批判和继承的侧重，应该和应用研究工作者基本相同。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人员当然也应有创新任务，尤其是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的研发（研究与发展）部门工作的朋友们，更应以创新为主，这就是要在技术上创新。对于这部分人员来讲，我想也要有“西风凋碧树”的精神。不过对于他们而言，“碧树”应该做另一种解释。这里的“碧树”应指各自领域中现有的技术。这里的“西风凋碧树”应指善于发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只有发现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以后，才能有技术上的创新。当代技术知识发展特别快，所谓目前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主要还是指技术知识。只要留意一下这些年来在微机方面从286到奔腾不断迅速更新；软件版本一代一代的不断迅速更新，就可以理解到当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是多么迅猛无比。这些高新技术的发展，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主要还是通过引进和购买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来解决问题。但我国是一个大国，目前全世界都在谈论我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再过二、三十年，至多到本世纪中叶就有可能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美国。为此就需要在高新技术领域做到自主创新，光靠引进和购买 不可能实现完全现代化。因为无论民用技术还是军用技术，就是最友好的国家最友好的企业也不可能把真正最新的高新技术转让给我们。能够转让给我们的高新技术一般都是已经过时或即将过时的老技术。因此，我们也必须在工程技术领域，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在这种情况下“西风凋碧树”的境界，我以为仍然可以适用于工程技术领域，特别是对于其中的研发部门。只不过此时应换成另一种提法，亦即对于工程技术领域中的研发部门的人员来讲，“善于发现现有工程技术中的问题，并善于加以改进和发展”，应该也是他们的第一要务。否则就不可能有工程技术上的自主创新。
10．3．4 中美教育之比较
前面说过，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人员，以及工程技术领域研发部门的人员讲“西风凋碧树”的精神是他们的第一要务。而从本章10.2.1节中引用的加拿大学者菲里与考古专家张光直的访谈记录看, 这种“凋碧树”的精神，在美国不仅在自然科学部门有，在工程技术研发部门有，即令在考古这样的文科中的“冷门”中也有。而且，不但在研究人员中有，实际上他们还在大学的学生时代，就已培养这种“凋碧树”的精神了。请看以下一段菲里与张光直先生的对话：
菲里：1986 和1987年，你担任了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客座教授，你发现中国学生有什么不同吗？
张光直：非常不同。西方学生喜欢形成独自的观点，哈佛和耶鲁的大学生们特别能很快地接触到问题的核心，而不是盲目地接受老师的观点。他们批评任何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而要超过他们的教授。对于一个好的学者而言，这是必要的。不好的一面，他们常常缺乏耐心，他们急于要答案。而中国学生恰恰相反：他们非常耐心，他们接受老师讲的一切知识，很少批评。他们要求自己赶上老师，但不求胜过老师。在研究院里，一个学生的研究项目，全部由一个教授掌握，这就是他们的主人。我已经多次给中国大学提意见，改变这种传统的教育方法。
从以上对话中可以看出。第一，要尽快地接触到问题的核心，而不要在枝节问题上打转；第二，要批评任何已建立的理论，而不是人云亦云，难怪美国人的创新精神如此之强。当然，我相信耶鲁和哈佛的学生“批评任何已建立起来的理论”，是和我国“文革”时代的“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左错误有本质上的不同，而和本节中讲的科学地“凋碧树”一致。否则，美国就不可能在方方面面都有如此旺盛的创新能力。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10．4 灵感与其他
王国维第三境界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讲的是发现的境界。一般而言是个突然的顿悟，即灵感。但这在科研领域里能否适用，在科研里有无灵感，能起多大作用。从我们的创新点（1）和创新点（5）中，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的经验有没有普遍意义？对此我没有把握，于是就去查《辞海》，原来《辞海》对此也是肯定的。该辞书“灵感”条目，不仅肯定了无论是文艺领域还是科研领域灵感都存在，而且讲得更细致、更完整。因此有必要把《辞海》中在“灵感”条目的注释完整引用如下：
“（灵感是）文艺、科学活动中因思想高度集中，情绪高涨而突然表现出来的创造能力。创作者在丰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酝酿思考的紧张阶段，由于有关事物的启发，促使创造活动中所探索的重要环节得到明确的解决，一般称为获得灵感。严肃勤奋的劳动态度和负责精神，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的掌握，是获得灵感的前提。有些唯心主义者，将它解释为一种神秘的精神状态，认为是极少数“天才”所独有。（这是不对的）”。
需要着重指出一点，《辞海》已经指明，灵感并不是要解决艺术创作，或科研创新中所有的问题，它只是在解决某些重要环节的问题中起作用。这很对。按我们的经验，它也仅仅是在解决某些关键难点上有作用。它的前提是思想高度集中，情绪高涨，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探索过程 而突然并发出的思想火花，它的基础是丰富的实践经验，知识的积累，艺术技巧或科研技巧的掌握。即令如此，灵感也不可能解决整个 理论体系的建立问题。而整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还要靠踏踏实实的，严密的、系统的、有计划的研究工作才能解决。以上还主要对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对于实验研究工作，尤其是大型实验工作的展开；对于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是大型工程项目的展开，那更是要靠集体的、有计划的、科学而又踏实的，有组织的工作，而非靠少数人的思维活动，少数人的灵感所能解决的了。当然，另一方面当要把所取得的新的实验事实上升为新的理论时，在突破建立新理论所遇到的关键难点过程中，本书所谈的王国维的第二境“衣带渐宽”和第三境“蓦然回首”就仍然是很重要的事。可见，光讲灵感不行，不讲灵感也不行。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灵感和有计划的研究工作也是两个轮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就这样，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就不断地引向深入，并升华到更高级的阶段。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