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终于投降了，蒋介石派何应钦前去受降，陈立夫特地去看何，建议何要求日本军队帮助防守两条铁路，一条是南京、浦口到天津的津浦路，一条是汉口到北平的平汉路，这两条路可以说是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其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要日本军队帮他们守住这两大铁路沿线地区，偏处大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开往北方。但何应钦没有在意陈的建议，最后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是从上海经海路运往天津、北平等地，一部分还是用飞机空运的，代价之高昂可想而知。不过，陈立夫可能不知道，如此大的战略安排，根本不是何应钦作得了主的。
其实更早一些，李宗仁就向蒋介石提出了类似的对日受降设想，一是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的交通和治安，二是主张用“后浪推前浪”的方式，快速推进，具体地说就是原在河南、安徽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立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在山西、宁夏、绥远的军队即向察哈尔前进，留下的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这样不出一个月，就会占领所有华北重镇、津浦和平汉两大交通线。然而，蒋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当时蒋嫡系的中央军四、五十个师远在滇西、缅北一带，如果采纳“后浪推前浪”的方式向华北推进，那么原来在安徽、河南一带的非嫡系部队就会先进入华北、乃至东北。蒋的盘算是要等到滇、缅边境上的嫡系部队去接收华北和东北，所以他只是命令原在湖北、河南一带的刘峙和原在大别山的李品仙分别到郑州、徐州受降。
陈立夫和李宗仁不约而同地认为，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根植于接受日本投降时的安排。当然，陈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还提到了其他不可忽略的失败原因，比如财政金融上的失策。当日本侵华时，每占领一地，就用日本军用券一元钱换取国民党统治时通行的一元法币，以这种方法使整个沦陷区通行日本军用券。那时，如果拥有一万元法币一定是很富有的，吃一桌有鱼翅、燕窝的酒席也不过三、四元钱。日本以一万元军用券兑换一万元法币，人民感到并没有吃亏。等到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发行伪币，一万元军用券就只能换到五千元的伪币，等于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后，又要恢复使用法币，财政部长宋子文规定两百元伪币才能换一元法币，五千元伪币只能换取二十五元法币。宋氏觉得如此一来，只要用少数法币就可以将伪币收回来，以为这样，国民党政府占了大大的便宜。他没有想到因此坑苦了望政府如望甘霖的沦陷区百姓，即使战前拥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战后也只能得到二十五元法币，而且此时的法币已大大贬值了。什么叫“民穷财尽”？这样的财政金融政策不仅把有钱人变成没钱的，没有钱的，更是一无所有了，国民党政府人心的丧失，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